二
韩愈在文章上对前人是旁推交通，含英咀华，在思想上也有恕于百家，多取众人之所长的一面。他在一定程度上汲取各家学说，丰富了自己的儒学，从而也丰富了自己的文章。这是他的创作内容上的又一个长处。表面上他独尊儒术，拒斥异说十分坚决，实际上在某些时候态度是相当闳通的。
这也与当时一定的思想环境有关。唐代统治阶级采取儒、佛、道三教调和的思想统制政策，在思想界，诸子学说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这样，经学就没有建立起一统独尊的地位；在儒学内部，也没有形成严守家法的师弟子关系。韩愈标举“圣人之道”，主要是鉴于佛、道宗教唯心主义的猖獗。其社会基础则是世俗地主阶层与僧侣地主阶层的斗争。而在实际运用方面，则不能不受到百家杂学的影响，从各家各派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韩愈自诩“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上宰相书》），这些说法很有自我标榜的意味。但他又说过，自己年轻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这三代、两汉之书就不只是儒书；他还说“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上兵部李巽侍郎书》），这就说出了他广取博收的实际。历史上任何一点思想上的突破，除了要有实践做基础之外，还要善于借鉴前人的思想成果。因袭旧说，抄袭教条，把自己局限在一家一派的框子里，是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
墨家在春秋战国之际是与儒家对立的显学。韩愈文章中一再表扬孟子距杨、墨之功。但他在《读〈墨子〉》一文中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严有翼曾指出这一矛盾，说：“《墨子》之书，孟子疾其兼爱无父，力排而禽兽之。其言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退之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剌如是耶？”（转引韩集《读墨子》篇注）实际上韩愈在一些文章中，颇借用了某些墨家理论，来改造儒家的传统观点。例如他的《原人》，主张“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这种普遍的仁爱观，是墨子的兼爱，而不是儒家严于等级名分的仁爱；他的《杂说》第四篇，以千里马喻人才，讲的也不是儒家的世官世禄，而是重能重才的尚贤的人才观；他的《原鬼》，也受墨子《明鬼》的影响。所以陈善在《扪虱新话》里，说他“多入于墨氏”。
对于道教，韩愈和对佛教一样严加批判；但对于老、庄道家哲学，他却很为宽容。他在《师说》中谈到“圣人无常师”，承认孔子曾师老子。他的《赠别元十八协律诗六首》，一般认为是送隐士元克己的，其中称赞元“治惟尚和同，无俟于謇謇。或师绝学贤，不以艺自挽”。“和同”即“和光同尘”，是道家的人生哲学。老子又受到“槌提仁义，绝灭礼学”的批评，“绝学”即“绝灭礼学”的老子学说。按孙汝听注解，这几句诗意是“言师老子之贤，务为隐约，不以才艺自推挽也”。这是对道家的人生哲学表示赞许。《庄子》的文章他很赞赏，这在上文中已指出过。他的《祭柳子厚文》说：“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木之灾。”这不但在形象与词藻上是用了庄子的，观念也是庄子的。他称赞友人郑群：“自少及老，未尝见其言色有若忧叹者，岂列御寇、庄周等所谓近于道者邪？”（《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这里的“道”也是老、庄之道。他曾说老、庄是坐井观天地道其所道，而他自己恰好犯了同样的过失。《鹖冠子》一书，汉、唐以来被列入道家，韩愈也说“其词杂黄、老、刑名”，但却称赞：“使其人遇时，授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读〈鹖冠子〉》）也并不简单否定。柳宗元对诸子之学造诣很深，对诸子百家多所汲取，却认为《鹖冠子》尽浅鄙言，在这一点上反不如韩愈之多能包容。
管仲和商鞅一向被视为法家的先驱。在《进士策问》中，韩愈提出：“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师以尊，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天下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谁与为敌！此岂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后世“羞言管、商氏”，是出于儒家贵王贱霸、重义轻利的观念；韩愈则要求循名责实，肯定法治，这是法家思想。
韩愈又认为荀子是“大醇而小疵”（《读荀》）；《进学解》中更说“荀卿守正，大论是弘……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韩愈在作品中表现出强调纪纲、法制的思想，也是来自荀子的。
对于佛教，韩愈辟之甚严，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反佛健将。但对于佛教哲学，他并非一无所取。他一生中与名僧多有交往，如文畅、澄观、广宣上人等；贬潮州，他还与大颠和尚往还论道。他主张对佛徒要“人其人，火其书”，告以儒家之说；实际上他反而接受了一些佛说。例如他的《原性》离性而言情，显然有取于禅宗“明心见性”之说，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天命之谓性”的观点。从而他发展了“正心诚意”的理论，又给宋儒调和儒释的心性学说开了先河。他在《送高闲上人序》里，称赞高闲师浮屠法，能一生死，解外胶，其为心汩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讲的是禅师的修证方法，与柳宗元称赞佛徒“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柳河东集》卷二十五）的观点相似。后人说“观此言语，乃深得历代祖师向上休歇一路”（马永卿《懒真子》卷二）。后来从李翱到宋儒，也都反佛，又都同样接受禅宗学说，是韩愈的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韩愈在《后汉三贤赞》里颂扬唯物主义者王充等人；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对杨朱之道有所肯定，说“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这都表现出他的“学无不该贯”（张籍《祭退之》，《全唐诗》卷三八三）的治学态度。
韩愈说过：“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送王秀才序》）这是他对“孔子之道”的特点的一个重要见解。他又说：“古圣人言通者，盖百行众艺备于身而行之者也。”（《通解》）他要做精于百行众艺的通人。后代有人把他塑造为一个忠于先圣传统的“贤人之卓”。如石介说，孔子之后，千余年不生圣人，“道屡废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吏部”（《尊韩》，《石守道先生集》卷下）。孙复说他是“天俾夹辅于夫子者”（《上孔给事书》，《孙明复小集》）。实际上，他既没有把“圣人之道”当作严格的封闭的思想教条，又能兼容百家，博取众艺。所以，古代又有不少人指出其儒学的驳杂，如苏轼说他“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韩愈论》，《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八）。但这恰恰表明他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被“道统”所桎梏的长处，是他与那些迷信教条的经学家们不同的地方。当然，我们看到这一点，绝不能否定他尊儒重道的主要倾向和他因此而受到的思想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