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丁未 光绪三十三年）

十五岁。

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先生在当时已能取得最好自学资料。拥有梁任公手编之《新民丛报》壬寅（一九○二）、癸卯（一九○三）、甲辰（一九○四）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进来底。还有其他从日本传进来底，或上海出版底书报甚多。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一面又指出中国社会应如何改造底；恰与人生问题、中国问题为双关，切合先生的需要，得益甚大。梁任公同时在报上又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读者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代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梁任公自加按语跋识。先生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先生讲：“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底；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是在思想上。”“《新民丛报》除任公自作文章外，还有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记载……亦甚重要。这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时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一九○二—一九○四）之事，正在我读它时（一九○七—一九○九）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底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清楚，不像一个普通中学生。”“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底，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底，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不干涉。”^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