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引言

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有清一代(1644~1911)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本书称之为“田园诗”。这里所说的“田园题材”,包括田园的生产、生活、风光以及乡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等等,涵盖田园的方方面面。

《诗经》作品中,田园题材频见,如《豳风·七月》等《风》诗即属此类。汉乐府诗歌中的《陌上桑》等,也是描写田园题材的。东晋时期,陶渊明堪称田园诗创作的集大成者。在其作品中,朴实的民风人情、充满自然之趣的景色、恬淡安谧的生活,构成一个宁静和谐的空间,与喧嚣恶俗的官场,形成鲜明的对比。盛唐以后,许多诗人在陶渊明影响下,竞相创作田园诗,消解“仕与隐”造成的某些情结。中唐以下,白居易等人的田园诗中,较多的反映乡间的民生疾苦,寄予了对乡间百姓的深刻同情,由“田园乐”转向了“田家苦”,体现他们“新乐府”运动之旨,与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不同。宋代诗人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诗坛。他的《四时田园杂兴》等,既描写“田园乐”,也描写“田家乐”及“田家苦”,是对前人此类题材诗歌的继承与融合。其《腊月村田乐府》七古组诗,则是写乡间民俗,虽然也是“田家乐”,但由此开出写乡间民俗一路的田园诗。由于这些诗人的田园诗千百年来得到人们高度的推崇和大力的研究,因此,人们对“田园诗”就有了比较固定的认识,即局限于陶渊明等这些诗人所作的此类题材或内容者,才是典型意义的田园诗。《中国文学大辞典》“田园诗”条云:“诗体名。指以歌咏田园生活为主的诗歌。立意闲适恬淡,格调清新安谧,是其主要特点。诗人歌咏田园生活,各有用意。或寄不与污浊的高洁操守,或寓超凡脱俗的逸雅情致,或借以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切,其间亦有消极避世的成分。并且,有时上述数者交杂一处,如东晋著名诗人陶潜的一些作品。”[1]很明显,这样的概念,是无法覆盖以乡村为题材的所有诗歌的。例如,在宋代,梅尧臣《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和苏轼《秧马歌》。分别是写蚕具、农具的诗,就不是“田园诗”能够覆盖的。

清代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作品里,自然也有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是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所不能包括的。当然,“田园诗”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其内容也是如此。本书将以田园为题材的所有诗歌,称之为“田园诗。”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尚无关于清代田园诗的专著和学位论文,但清诗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有清一代诗学或诗歌的著作主要有: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台北学生书局,1986),王英志《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李世英、陈水云《清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李剑波《清代诗学主潮研究》(岳麓书社,2002)、《清代诗学话语》(岳麓书社,2006),刘诚《中国诗学史·清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周邵《清诗的春夏》(中华书局,2004),傅璇琮、蒋寅总主编,蒋寅分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等。这些论著或反映清代诗歌的全貌,或梳理其流程与演变,均具卓见。其中朱则杰《清诗史》不仅揭示清诗的发展源流,在田园诗研究领域,也有所突破。如第六章第一节,结合清初诗人钱澄之的思想心态、人生经历等主、客观条件,详细研究其田园诗代表作《田园杂诗》《田间杂诗》《夏日园居杂诗》等。作者认为钱澄之的这些诗歌“从具体的劳动本身到抽象的主观态度,相当全面地展现了钱澄之归田以后的躬耕生活”[2],并论定“在清初田园诗中,钱澄之无疑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3]严迪昌所著《清诗史》篇幅宏大,不仅勾勒出清诗发展全貌,还密切结合清代世风与士风,分析大量清代田园诗,探研其成因与艺术特色。如该书上编第三章,评黄宗羲的田园诗《五月二十八日书诗人壁》二首,是“清婉多味且又不无感喟。”[4]在第五章中,作者认为查慎行《麻阳田家二首》是“将黔中民俗民风与特定的时代和时势组合起来,是初白诗极成功处。”[5]该书第六章说赵执信《门外菜花大放》是“守持在野不卑、自成风光的心态。”[6]在下编第一章里,作者认为沈德潜的《江村》是“语诚挚而辞清朴。”[7]书中还涉及顾炎武、吴嘉纪、钱澄之、王士禛、李沂、李瀚、王苹、蒋廷锡、周容、李杲堂、李邺嗣、萧诗、顾与治、吴之振、敦诚、吴锡麟、朱休度、郭祥伯等众多清代诗人的田园诗,堪称广泛。

清代诗派与诗人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1996)、马卫中《光宣诗坛流派史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赵杏根《乾嘉代表诗人研究》(韩国新星出版社,2001)、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陈玉兰《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等。特别是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在论述清代重要诗派时,对各诗派代表诗人的田园诗多所涉及,并能予以深入分析。如该书第六章指出“秀水诗派”的朱彝尊“关心国计民生”,其《捉人行》《马草行》等,“是他学习杜甫创作新乐府的代表作。”[8]在第十一章里,作者结合沈德潜的《山中杂兴》《食豆粥》等乡村诗,探寻其“提倡格调说的主客观条件”[9],认为沈德潜所以关心民瘼,是“出于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出于他身家性命安全的考虑,他是一贯注视民生疾苦的。因此在他僻处草莱之时,就学习杜甫、白居易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而在他发达以后,由于机遇好,碰上了喜欢了解民情的乾隆帝,就更是民瘼频陈了。”[10]此类真知灼见,对研究清代田园诗有重要参考价值。该书还提道:“清初宗宋派诗人可分为两派,其中一派偏于清婉。清婉的诗主要摹绘田园生活或闲适情趣。他们崇尚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只取其田园景色、闲适情趣,同时还上溯到白居易。”[11]这些论述,也有助于梳理清代田园诗的衍变流程。

在古代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有关田园诗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硕士学位论文有张莲《清初诗人施闰章研究》、孔敏《施闰章诗歌研究》、官禹平《清代湖北黄州诗歌研究》、陈凯玲《广东省级清诗总集研究》、赵娜的《好奇狂客风云歌诗——洪亮吉诗歌研究》、李文静《清初遗民诗人阎尔梅研究》、汪朝勇《钱载诗歌研究》、刘延霞《舒位诗歌初探》、肖红《宋琬诗歌研究》、刘崎岷《王豫〈江苏诗征〉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有于慧《清代嘉庆道光之际诗歌研究》、宁夏江《清诗学问化研究》、程美华《孙原湘诗歌研究》、陈国安《清代诗经学研究》、张丽华《清代乾嘉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宫泉久《清初山左诗歌研究》、赵娜《清代顺康雍时期唐宋诗之争流变研究》等。这些论文在有关章节,探研了部分田园诗作品,但都篇幅有限,论述亦大多不够深入。

在期刊论文方面,据笔者考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涉及清诗研究的有百余篇论文。其中有些成果中虽对清代田园诗作了一定程度的探研,但大多还是结合社会情势,对描写民生疾苦的作品进行分析,所采用的诗歌资料亦多来自选本,如《清诗铎》《清诗别裁集》《清诗纪事初编》《清诗纪事》等。这样的研究常局限于某些诗人的作品,呈现分散和片断化状态,没能从一个宏观的视野上对清代田园诗进行整体把握。如刘炳涛、石正伟所作的《〈清诗纪事〉中的乡村社会》,“对《清诗纪事》中有关乡村社会的诗歌进行统计,概括其所载乡村社会的总体状况并对其乡村景观进行分析,从而描绘出在清代诗人眼中乡村社会的面貌。”该文认为,“清代诗人眼中的乡村社会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灾害和对酷吏、苛政杂役两个方面的描写,它们的比重占到总数的60.6%。”可见文章重在探究诗人对百姓苦难的描写,以揭示诗人关注民瘼的创作倾向。这些期刊论文中,还有些是对描写民俗的清诗的研究,如朱则杰《清诗丛考 再续》介绍了舒位从军西南时所写的《黔苗竹枝词》。文章认为这一大型组诗“广泛反映当时贵州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那些特殊的风俗习惯,具有文学史与文化史的双重意义。”[12]张琼的《为百姓写诗——黎简田园诗简论》[13],则探讨了黎简田园诗与广东风物的关系。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14],提及方以智《苗腊迎神歌》《听芦笙作》《牛角饮》等乡村诗,涉及湘西苗地民俗。杨逢春《清诗咏青海 下》[15],提到杨应琚《乐都山村》、张恩《东溪春色》和杨汝楩《湟中牛疫颇甚,早春大雪,其患当止,喜叠〈大风〉、〈独酉〉原韵》等作品,这些诗歌展现了青海田园的奇异风光。陈庆元《不染闽派气习的清初诗人黎士弘》[16]论及黎士弘的《闽酒曲》,该诗是写闽西长汀一带的酒品制作。高万湖《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17]指出,清代归安诗人沈炳震、董蠡舟各有《蚕桑乐府》都是用新乐府的形式描写湖州蚕农生活。这些期刊文章联系具体诗人,对清代贵州、湖南、广东、青海、浙江等地的一些民情风俗类诗歌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田园诗数量之丰、地域分布之广,较为可贵。

总的来说,尽管清诗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可是,对清代田园诗的研究还是零散的、片断的,没有形成规模,更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成果,在选取研究对象方面,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本书的研究旨在弥补这些诗歌研究领域的不足。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主要思路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全面发掘与整理。清代诗歌总集、别集数量巨大,前人未曾进行过全面彻底地整理。要将清代田园诗全部发掘出来,在目前的情况下,凭笔者一己之力,明显是不可能的。笔者只能尽力为之。于是笔者采用最为基本的办法,将苏州大学所藏清代诗歌总集、别集和其他载有清人诗歌的文献,一册册、一种种翻阅,从中发现清代田园诗,就记录下来。用这样的方法,笔者翻阅了馆藏的所有清代诗歌总集、别集等文献,共计1500种左右。这番发掘之功,不仅为本书准备了尽可能丰富、全面的研究对象,使本书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不再是偶然的或零碎的,而是具有了一定的规模性和科学性。此外,还激活了大量的田园诗,使它们可以为学界同好共同关注、共同研究,使它们的价值被最大限度的发掘出来,并为世人所用。

将清代诗歌中的这些田园诗发掘出来后,笔者认真研读,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用“知人论世”等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常用的传统方法,对它们进行研究。具体的主要思路如下。

除了引言、结语外,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从纵的方面,即经的角度或史的角度,对清代田园诗展开研究,主要探究清代田园诗的变迁与社会政治、士风等之间的关系。清初前期的遗民诗人和贰臣诗人,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出处有所不同,但是明清易代,对他们生活和心灵的冲击,都是巨大的。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其内容都或多或少涉及于此。如遗民诗人钱澄之的《田园杂诗》和贰臣诗人吴梅村的《直溪吏》分别是其代表。活跃在清初后期的所谓“国朝”诗人,他们笔下的田园诗,当然有许多也与明清易代有关,但大量的是体现此类感情的消解,有些则是很明显地体现出与清王朝合作的口吻。这是和他们政治上与清王朝合作的选择所一致的。此类作品以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为典型。到清中叶,就群体而言之,士人早已认可清王朝并与其合作,应科举考试出仕朝廷已成为士人们的普遍追求。清统治者则以严酷的政治、思想统治,以及科场的牢笼与官场的钳制等手段,来控制士人,士人失意者多。其时,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统治者开疆拓土,社会经济遂走下坡路,社会弊病不断发生并日趋严重,各种矛盾相继出现并愈演愈烈。与这样的社会状况和士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相应,这时的田园诗,就内容而言,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实行对乡民的教化,如沈德潜的《吴中棹歌》、钱载的《晨起课种桑》等诗;消释仕途或科场的失意,前者如杭世骏《霍家桥道中》,后者如黎简的《临溪小屋成咏》;对边远地方风物的纪录,如国梁《早发扬老驿过黄丝塘》《旋都有日黔中志别五首》等。对社会弊病的揭露,如李化楠《种田户》、李调元《石壕》等;对当局或社会的某些建议,即“补天”的尝试,如刘开《桑叶》、史善长《募乡兵》等。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叶,许多士人由于对社会政治的失望,对在官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缺乏信心或失望,遂转而研究古代典籍,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被后人称为“乾嘉之学”的文化现象就出现了。此风浸染于文学创作,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学问,一时成为风气。就诗歌创作而言,“以学为诗”风靡一时。当时的著名诗人,多少总会写一些“学问”诗。就田园诗而言,最为常见的,就是以农学为诗。例如郭麟的《食梅酱戏作》《合酱三十韵》等,详细叙述农副产品及其加工。晚清时期,战乱频繁,列强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了很大破坏。士人对社会失望者有之,奋起寻找救国救亡之路者有之,彷徨痛苦者有之。与这种状况相应,这时的田园诗有徐嘉《江行杂诗》、汪贡《织女叹》、郑观应《劝农歌》等,呼吁民族振兴,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第二章至第五章,从横的方面,亦即纬的角度,展开对清代田园诗的研究。前面三章是对其内容的研究,最后一章是对其诗歌艺术的研究。

清代田园诗中,不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那样的作品。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思想内容方面,清代田园诗和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有显著的不同。这就是,除了写“田家苦”的那一部分诗歌外,传统意义上的田园诗,其总体倾向是对田园的赞美和享受,以此来消释在田园以外的领域所产生的种种负面的情绪,如怨愤、悲伤、不平之类失意的感情,有明显的“出世”或“逃避现实”的倾向,辞书对“田园诗”的界定中,就明确揭示了这一点;可是,在清代田园诗中,从总体来看,都与此相反,“入世”的“经世意识”纵然无法贯穿或覆盖所有的田园诗,但明显是主流。在清初后期的田园诗中,尤其如此。

诗人们在认可清王朝统治后,传统知识分子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表现为自觉的经世意识,并与对清王朝的忠诚结合起来,指导着他们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这些也明显地在他们的田园诗中表现出来。例如,清代许多田园诗,教化的意味非常明显,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观念,提倡勤劳、节俭、谦让、尚礼、好学等美德,这和当局对百姓的教化是一致的。大量的劝农教农诗、荒政诗,以及数量更多的批评现实、揭露黑暗的田园诗,更是诗人参与乡村政治的诗歌表达。

这样一个突出现象,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清代田园诗所写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写边远地区田园的诗很多,几乎成一大观,如查慎行《麻阳田家二首》、赵翼《土歌》、孙尔准《番社竹枝词》等。诗人们到那些地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当局或民间开发和经营这些边远地区所致,是“经世”实践所致。他们以诗歌的形式,描绘那里的事物,有宣传那些地方的作用,这无疑在客观上,也是有助于那些地方的开发和经营的。

甚至清代田园诗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与诗人们的“经世意识”有关的。此类诗歌的体裁,主要是五古、新乐府和七绝组诗。较多的以五古体裁,与陶渊明的田园诗都是五古有关,但也和五古宜于以朴素质直的语言表达翔实的经世内容有关。“新乐府”当然是直接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体的田园题材诗而为之,其中“为民”“为事”的精神,也一脉相承。最值得注意的是七绝组诗的形式。七绝组诗如竹枝词之类,唐宋元明也是常见的。在清代田园诗中的七绝组诗与此前组诗相比,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规模特别大,动辄好几十首,甚至一百多首;二是许多诗有自注。这两个特点,都使这些七绝组诗大大增加了容量。以注释诗这样自由灵活、容量大的载体,宜于翔实地表现丰富的内容,且不为诗歌本身所限。此外,七绝宜空灵流利,神韵卓绝,而不宜记叙具体翔实的内容,小注则有效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如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姚燮的《西沪棹歌》等作品,就是如此。


[1]《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第1837页。

[2]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0页。

[3]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122页。

[4]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214页。

[5]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585页。

[6]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40页。

[7]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第693页。

[8]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158页。

[9]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2页。

[10]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88页。

[11]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第211页。

[12]朱则杰:《清诗丛考 再续》,《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8月,第14页。

[13]张琼:《为百姓写诗——黎简田园诗简论》,《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136~138页。

[14]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64~69页。

[15]杨逢春:《清诗咏青海 下》,《文海拾贝》2008年春季号,第62~64页。

[16]陈庆元:《不染闽派气习的清初诗人黎士弘》,《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13~15页。

[17]高万湖:《清代初期的湖州诗歌》,《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第2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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