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世风转移与田园诗之流变
田园诗作为农耕生活的写照，也与社会政治状况、农村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清代可大体划分为清初、清中、清晚三个历史时期。清初指顺、康、雍三朝，是清政权逐步巩固的时期，农业生产在战乱后得以恢复，并有所发展。乾、嘉两朝是为清中叶，也是清王朝由鼎盛走向衰弱的转折时期，随着大清王朝的江河日下，中国农村开始由繁荣走向萧条，面临破败。从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开始，历经咸、同、光、宣朝，合称为清晚期。此间，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接连爆发，内忧外患不断，清政权已处于江山摇落的边缘。根据这一历史发展趋势，清代田园诗的演变脉络大体是：由清初遗民和贰臣诗人的沧桑之音，逐步转为“国朝”诗人的“盛世元音”。后经乾嘉朝政治高压，文人埋首故纸堆，以学为诗之风渐趋突出。道光直至宣统年间，随着社会步向危机，经世致用之学再度抬头，田园诗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下面，我们按照清代田园诗发展的时间段落，对其基本创作进行概述，以求呈现清代田园诗的内在特点和发展轨迹。
第一节 清初田园诗：王朝兴替的折射
清朝以异族取代朱明，这一改朝换代的大动荡，给社会各阶层以深广的冲击，也直接引发诗人分化，使清初诗坛出现遗民、贰臣和“国朝”三大诗人群体。一批遗民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面对宗社丘墟，若有溥天沦丧之感。他们严夷夏之防，不认可清廷统治，或奋起抗争，或隐居田园，表现出他们的民族气节与尊严。同时，也有一些诗人，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彭而述、陈殿桂、方拱乾等人，相继出仕清朝，成为贰臣。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年间，社会总体呈现由乱趋治的态势。这时期成长起来的大部分诗人，已属于新一代的“国朝”士大夫。这三大诗人群体的田园诗取材真实，有诗人们的亲身经历和情感流露，蕴藏着丰富的时代内容。
一 遗民诗人田园诗
遗民诗人深切追思前明故国。他们在田园诗里，述说黍离之悲，抨击清廷暴政，直陈文化使命感，乃至展露复国壮志，呈现深沉阔大的情感意境。此外，遗民诗人还以富具现实性的创作，发扬了“新乐府”关注民生的精神，反映易代之际的生灵涂炭，为人民苦难鸣不平，这也使他们的田园诗蕴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遗民诗人在田园诗里抒发亡国后的情慨，多道兴亡乱离，抒写世事沧桑，有“诗史”特色。“诗史”之称，源于杜甫。宋人胡宗愈云：“（杜甫）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1]王得臣《麈史》也说：“予以谓史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2]杜诗“善陈时事”的“实录”性，也在清初遗民田园诗里得以体现。这些诗歌反映朝代更替，记录下那个动荡年代的风貌。黄宗羲说：“夫人生天地之间，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吾与之推荡磨砺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昌黎言：物不得其平则鸣。此诗之原本也。”[3]在这段话里，黄宗羲阐明诗歌创作应该反映世事变迁，强调了诗风与世风的关联。这一观点也在其《三月十九日闻杜鹃》里得以体现。其诗曰：“江村漠漠竹枝雨，杜鹃上下声音苦。昔人云是古帝魂，再拜不敢忘旧主。”“杜鹃”相传为蜀帝魂魄所化，象征“旧主”。诗题中的“三月十九日”，为崇祯帝自尽之期，也是朱明王朝灭亡之时。诗人以此为题，隐寓鼎湖之思。王夫之则有首《
蕨行》：“清晨上南阪，芜草深没腰。……朦胧犹见伶仃影，伶仃相扶过眼前，黄棉袄子雀儿毡。”此诗描写郊外蕨时的凄迷景色，实记崇祯帝于煤山自尽时的情境。只是囿于时势，诗人只得婉曲表达，可谓沉痛之至。陈璧《听农歌》：“东皋三百唱农歌，血汗声声泣碧蓑，我亦遗民耦耕者，听来荷插泪谁多。”明亡之际，诗人心系前朝，无法安定地从事生产。他的《粮折耗增四倍本朝而酷吏敲扑又并征五载血肉遗民罔不涕泣思汉有感而作》道：“年来民膏已枯憔，四倍加征五载敲，却令东南千万亿，一时恸哭望前朝。”抒发悯农之情，也毫不掩饰对前明的思念。侯方域的《又见》《村西草堂歌》、杜依中《夏日村居》、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六首》等也是这样的作品。侯方域为明末诸生，入清不仕，对前明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又见》道：“又见空村月……汉妾乌栖泪，秦封鼠谷丸。普天皆战伐，清照好谁看。”流露出对前明故国的思念和对动荡社会的感喟。《村西草堂歌》：“村西尚存五亩宫，归来何不葺高墉。脱冠自执白木柄，落日平原伐短菘。斩根整齐覆垣墙，蓬门颇有五柳风。隔岁阴鸷土始牢，清霜冻草发烟红。稚子馈我苍精饭，饱暖亦与广厦同。君不见东邻老翁顿胸哭，至今野处思茅屋。少年曾居三重堂，咸阳一炬归平谷。旄头照地二十秋，万家旧址生苜蓿。玉华妖鼠潜古瓦，珠帘画栋胡为者。行人夜过钟山下，但见双门立石马。”这首诗作于明亡之后，诗人退居于田园，以耕种为生。全诗不仅展现了清初战乱后的田园破败，末句更难掩对明王朝的深切眷恋。杜依中《夏日村居》：“今古纷纭未易评，松间石上暂移情。驱愁任我排棋阵，破恨同人共酒兵。新法已经残海内，清谈自是误苍生。近来司马多征战，曾否当年细柳营？”汉代名将周亚夫治军严整，他曾屯兵于细柳营。诗中引用这一典故，针砭那些易代之际甘充清军前驱之辈，对前明的覆亡深感沉痛，对明朝的思念也溢于言表。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其三：“一夜东风春雨赊，起看流水入沟斜。篱头未下丝瓜种，墙脚先开蚕豆花。稚子凿池浮乳鸭，老翁摊箔晒新暇。已知身世无余乐，聊尔徜徉未是差。”身为亡国遗民，诗人了无生趣可言，即便面对着田园景致，也感毫无兴味。其四：“春社才过雨水中，灌园初学问山翁。新成芥辣旋栽苣，既落瓜壶不用葱。衣履已知非晋代，蚕桑聊自说《豳风》。高原小麦青青秀，不见歌声起故宫。”清朝衣冠迥异于前明，这令诗人触目伤怀。末句用“黍离之悲”的典故，表达出对故国的怀念。其五：“野水滩头长荻芽，池塘处处起鸣蛙。一春多雨占三白，二月无茶摘五加。寒食沓来惊汉腊，塞歌时起接边笳。春郊风景还如旧，添得伤心是短髽。”春郊风景依旧，但物是人非，江山易主。诗人面对似曾相识的田园景致，思及沧桑之变，难抑忧闷。其六：“舍北村南雨又晴，倦抛书卷漫游行。山鸠逐妇每双唤，苍鼠窥人时独惊。种秫拟成千日酒，腌菘聊当一春羹。月泉甲子依稀是，读罢遗编泪暗倾。”慑于严酷的政治压力，诗人对前朝的眷恋不敢明显表达，只能暗自垂泪。这些田园诗从各个角度感怀故国，贴近时代主旋律，有较强的纪实性和叙事性。
一些田园诗里记录下遗民图谋复国的经历。为复明大业，有些诗人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各地，结纳抗清志士。其田园诗融合艰苦的田园生活与强烈的爱国精神，具有豪壮凝重的风格。清军进入北京后，南明小朝廷还前后绵延18年，可看作是明政权的延续，也使遗民诗人看到复国的希望。如顾炎武曾遥领弘光朝兵部司务，也曾积极为复明大业奔走，他“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4]，其《出郭》道：“出郭初投饭店，入城复到茶庵。秦客王稽至此，待我三亭之南。”诗中所提到的“王稽”，是战国时秦人，任河东太守，曾与诸侯联络反秦。可见此诗实记诗人抗清的秘密活动。甲申之变后，陈璧“逃归南都，……拜三疏，陈救时八策”，并继续联络抗清志士，奔波于江苏、浙江与桂林之间。这段经历在他的《闻大鸟攫祭作》中得以记录，其诗写道：“疲驴千里走锒铛，百亩污邪一半荒。”反映了诗人从事抗清的秘密活动。《次韵和亮之并示勉》：“我栽栗里千株兰，子埋淮阴百丈纶。名字岂容时辈识，一鸣谷口自惊人。”诗人和同道之士互相劝勉，以比兴寄意，诗中的“千株兰”“百丈纶”，暗指他们仍在为恢复故国积蓄力量。他的《顾宁人自孝陵来作孝陵图兼示诸忠义传赋赠二律》：“柴门雨歇故人开，身带钟山紫气来。”描写顾炎武到访，二人共商复明之事。其《和王古臣言怀诗十首次原韵》之七：“娱老园林聊息足，课儿功业且埋头。东行万里休乘兴，波浪掀天恐覆舟。”由诗中可知，诗人后来在隐居乡野期间，仍与抗清志士有所来往。此诗即是暗示友人要注意自身安全，说明王古臣此次东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赠王总戎》其二道：“戴笠披蓑独自耕，杜门数载绝逢迎。何恬飞羽称干信，忽听扬帆破浪声。”1659年，郑成功率水师攻入长江，诗人闻讯后亦为之欢欣鼓舞。
清军南下期间，钱澄之曾起义兵抗清，兵败后奔福州隆武朝。不想隆武朝旋又被清军灭亡，他幸免于难后潜居于闽西乡村。在这段日子里，诗人机智地与清军周旋，备尝人世艰难，并赋诗感怀，创作了《独坐》《独步》《阻雨乏粮》等田园诗，以抒孤独寂寞之情。这些诗歌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特殊环境中的田园生活，也再现了诗人遭遇和内心思绪。钱澄之颇推崇杜甫，在《叶井叔诗序》中说：“至杜子美出，而复见三百篇之遗，其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他认为杜甫“眷怀宗国之安危”，故其诗慷慨悲壮，可堪接武《诗经》。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钱澄之《独坐》等诗篇融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流露了对明王朝的眷恋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如《独步》：“春原闲纵目，暝色满山村。野雉冲人起，田蛙对客蹲。樵归烟火处，僧掩夕阳门。徒倚苍茫里，幽心谁与论？”诗中抒发了独行村野的百无聊赖之感。其《独坐》：“独坐浑无赖，开书送寂寥。双禽鸣水槛，一鸟抱春条。水懒溪边难，风闲树顶瓢。偷生兵火内，莫叹鬓华飘。”为躲避清兵追捕，诗人在村庄里深居简出，内心也是焦急不已。避难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其《阻雨乏粮》诗证实了这一点：“布谷声中春雨浓，竹林僧去哑晨钟。炊烟不起村常静，野碓忽喧水自舂。鸡犬远移先上寨，丁男潜伏只栖峰。朝来绝粒饥堪忍，莫使耕时误老农。”兵荒马乱的岁月，又加之自然灾害，诗人生活可谓极其不堪。另有《入水口寨病中杂作诗四首》其四：“奄忽卧经旬，寒懊茫无主。气力向衰颓，有杖何由拄。所暖园圃荒，百蔬成焦土。屋上双鸿鸣，飒然暮来雨。至夜有余寒，辗转不眠苦。”诗中刻画了诗人的贫困生活状况，真实抒写出抗清失利后的艰苦遭际。
清初“遗民”诗人也把笔触投向百姓生存处境，写下了不少关注民生的田园诗。他们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出易代之际的田园苦难，反映异族残酷统治给老百姓带来的伤害。这些诗歌反映民间疾苦，是“遗民”乡村诗中最为贴近民众的内容。如钱澄之有《田家苦》《大水叹》，批判清廷对灾民的漠视。潘檉章《吴农叹》、任源祥《熟荒叹》是对重赋的控诉。顾景星《当石壕吏》《当新安吏》是对清朝贪官污吏的讽刺。另外，也有一些田园诗选取典型人物或事件，对当时的农家苦展开描写，如陈瑚《蚕妇怨》、毛师柱《田父词》《催花谣》《西乡叹》等，就是这样的作品。顾文渊《忧麦行》《水田谣》、陶季《饥民谣》、申涵光《插稻谣》，以通俗的民间口语入诗，传达出百姓反抗异族盘剥的心声，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刘城《村居杂感用所南郊行即事韵》其二：“屣重泥沾齿，风高雨欲沱。刑天方舞戚，蜗角尚称戈。群计田分耦，谁言海不波。荣期虽有乐，带索未成歌。”首句即给人一种沉闷、压抑之感。接着诗人点出创作背景，由“刑天”和“蜗角称戈”的典故，道出当时的社会情势，可知当时刀兵遍地。这种兵祸横行无疑给农业生产带来恶劣后果，令诗人忧心忡忡。钱澄之《忆武水》：“……半年潜复壁，尽室徙南村，乱后频婴难，今知尚几存。”乱兵扰民现象非常严重，诗人为避祸，有半年多时间要躲藏在家中的复壁内。此诗即是对兵祸殃民的控诉。
东台诗人吴嘉纪也用诗歌记录下时代巨变中的百姓苦难，特别是反映了受剥削、压榨的灶民生活。明亡后，吴嘉纪“绝口不谈仕进，蓬门蒿径，乐以忘饥”，颇工诗歌。吴嘉纪也很推崇杜诗，曾道：“不有杜诗，谁与说胸臆？”（《望君来》）他哀叹民生苦难的思想，与杜甫关怀百姓疾苦的精神更是一脉相通。吴嘉纪的家乡属清初的重要盐场。他长期生活在煮盐的灶民中间，并以灶民的悲惨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很多诗歌。如《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熬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详写煮盐工作的繁重，而烈火加暑日的炙热，更是令灶民难熬。《东台县志》反映了灶民的处境：“缚草限坎，数尺容膝，寒风砭骨，烈日烁肤；葬霍尘析，不得一饱……晓霜未稀，忍饥登场，刮泥汲海，讴楼如泵……”也可以说是此诗的生动注解。《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赋》其一：“荒荒濒海岸，役役煎盐氓。终岁供国税，卤乡变人形。饥儿草中卧，蟋蟀共悲鸣。”可见官吏们的横征暴敛，令灶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临场歌》其四：“堂上高会，门前卖子，盐丁多言，垂折牙齿。”辛辣揭露了胥役对灶民的凶狠，也展现了清初社会的贫富悬殊。其《赠张蔚生先生》诗云：“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黎黑发蓬蓬。百年绝少生人乐，万族无如灶户穷。”展现了灶民的艰苦劳作场景。这些诗歌都是为灶民的痛苦振笔鼓呼，堪称“盐场新乐府”。
遗民诗人还以田园诗痛斥清军杀戮，反映战乱中的民生疾苦。八旗军入关后，与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势力倾力鏖战，百姓难免池鱼之殃，哀鸿遍野悲惨至极。诗人们也以诗记之，他们的这些作品皆堪称实录。如常熟诗人冯舒《雪夜归村中即事》：“前年扰扰惊北兵，城南万室成榛荆。”此诗直斥清军在常熟的杀戮。太仓诗人顾湄的《己亥六月杂诗》其二：“戎马江乡路，搜牢日再过。”其四：“巢车望远道，窟室避残兵。”当地乌龙会起义反清，事败后遭清兵屠城。顾湄的这两首诗便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湖州诗人魏耕有《湖州行》：“君不见湖州直在太湖东，香枫成林橘青葱。山川迢迢丽村渚，秋城淡淡遮苍穹。亭皋百里少荒土，风俗清朴勤桑农。充肠非独多薯蓣，宴客兼有锦鲤红。白屋朱邸亘原野，黔首击壤歌年丰。今岁野夫四十一，追忆往日真如梦。腐儒营斗粟，闾阎挽长弓。盗贼如麻乱捉人，流血谁辨西与东？又闻大户贪官爵，贿赂渐欲到三公。豪仆强奴塞路隅，猰
豺狼日纵横。皇天无眼见不及，细民愁困何时终？安得圣人调玉烛，再似隆庆万历中。天下蚩蚩安衽席，万国来朝大明宫。”顺治二年六月，魏耕在湖州率众起义抗清，终因兵少粮乏而败走。原本富饶的湖州，在经历兵火后也成了一片废墟。此诗对比战前与战后的湖州田园，抒发亡国之悲，毫不掩饰对前明的思念，显露强烈的抗清意识和爱国精神。
即便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一些遗民诗人仍致力于民族文化建设，这也在他们的田园诗里得以表现。钱穆说：“正值国家颠覆，中原陆沉，遗民逸老，抱故国之感，坚长循之心，心思气力，无所放泄，乃一注于学问，以寄其守先待后之想。”[5]可见遗民们有意传承故国文化，既是出于自觉的使命感，也是一种积极的抗争。其中顾炎武、王夫之、钱澄之和屈大均等人，不仅是清初诗人，也是著名学者。他们将故国之情蕴于深沉的历史反思，坚守民族气节，努力从事文化建设。顾炎武说：“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是诗人联系明亡的现实，对文化建树的理解。屈大均说：“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义在《诗》，《诗》亡而其义乃在《春秋》。故《春秋》者，夫子所以继《诗》者也，其义皆《诗》之义，无《春秋》则《诗》之义不明。《诗》为经，《春秋》乃其传也。……《书》曰：‘《王风》亦所以尊周室’，此《诗》之义也。”[6]屈大均指出诗文创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发扬“《诗》之义”，还应像《春秋》那样，达到“尊王攘夷”的目的。可见故国沦亡后，这些遗民诗人并没有消沉，他们超越了一己坎坷之悲，以保存故国文化，匡济天下为己任，将国亡家破的悲愤郁勃，消释为深厚蕴藉。这些，也写入他们的田园诗中。如顾炎武《刈禾长白山下》：“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他称扬东汉大儒郑玄，隐寓己志，暗示自己要继承发扬故国文化。钱澄之在学术领域的探研，也见于其田园诗，如《田园杂诗》之七云：“驾牛东皋上，有客问我经。我牛依田转，客亦随我行。请问大《易》旨，此理不易听。乾卦冠潜龙，遯世去其名。奇门称遁甲，乃能役九星。只兹无首义，可农亦可兵。八卦周天转，六位以时成。时哉不可背，亦岂容将迎。朝为辇上客，夕为陇上耕。斯义如转圜，指出子应聆。顾客且安坐，吾牛不肯停。”诗人在耕田时，也有人前来与他切磋学问、拜师求教。诗人一边驱牛耕田，一边谈论深奥的《周易》，学问耕作两不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说明钱澄之一意学问，其实也有不合作的政治动因。屈大均《贫居作》之一说：“徒然书甲子，讵足当《春秋》？”诗人始终拒绝仕清，一生著作甚夥，皆不署清朝年号。他的这种做法，既保存了故国文化，也传达出不臣清廷之志。
随着清政权的日趋巩固，“遗民”诗人知晓明王朝已难再兴。但他们仍不肯出仕新朝，转而归隐田园。诗人的隐逸之举，其实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反抗。大势已去，不是遗民诗人所能改变的。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己的浩然之志，不失对前朝的忠诚。在当时有很多遗民诗人甘处草莽却不失皎然之志，所谓一息尚存，其志不失，身处荒村斗室，而不为异族所屈，并在田园诗创作中尽情抒发着对故国的眷恋。如陈璧《读柳宗元诗有休将文字占时名之句有感而赋十绝即用名字》、李盤《姚永言感赋》、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申涵光《长安杂兴》、潘檉章《虎林军营漫成四首》等。陆世仪《春日田园杂兴》其一：“墙角春风吹棣棠，菜花香里豆花香。看鱼独立小池影，数笋闲行竹筱长。白眼望天非是醉，科头混俗若为狂。莫嫌世外人疏放，彭泽情深胜沅湘。”诗中首先铺陈春日的田园景致，接着塑造了一个不同流俗的诗人形象，随后点出，诗人外似疏狂，内心其实是因故国沦亡而痛苦无比。其二：“闻说山中好问津，桃花如梦水如尘。乍看幕燕成新垒，谁忆泥牛换早春。（时新历先旧历二日）打鼓吹箫今岁社，更衣脱帽旧时人。门前柳色依然绿，陶令年来避葛巾。”他赞扬陶渊明所隐遁的“彭泽”，传达出国亡之后的人生趋向。当年的陶渊明正是对刘裕代晋心怀不满而归隐，由此更可想见陆世仪决绝隐退的深层动机。黄居石《督耕》：“不耕受其饥，食力宜耒耜。春有事西畴，入夏共耘耔。所望在秋成，终岁勤如此。上以输征赋，下以宁妇子。埋名畎亩间，河清或能俟。东邻华盖新，已闻书怪字。北里紫骝骄，昨报沙场死。荣枯易朝昏，何如荷锄子。堪笑南阳人，一出终多事。”全诗述说农耕之乐，铺陈自食其力的欣慰，使全诗末句“一出终多事”的结论顺理成章，诗人向往隐逸的情怀昭然若揭。萧中素《述怀寄佘峰董得仲先生》：“南村有遗叟，寂寞居河滨。一褐常见肘，数椽聊寄身。所志在不苟，食力其苦辛。闲来把直钓，终日无纤鳞。晴霞映眉宇，野水光粼粼。坐久发清啸，怡然全我真。古树落高荫，远水怀故人。于此颇有得，毋谓於陵贫。”诗中先描写贫困的生活景况，接着笔锋一转，道出不以贫贱易志的心声，创作了安贫乐道的“南村遗叟”形象，实则是诗人自身的写照。李世熊《和陶归园田》其一：“自古养志者，遁迹于深山。一往将终焉，岂复知岁年。有时罹世网，如鱼脱于渊。归来不争里，治此无竞田。邈然云霞姿，潋滟眉睫间。相逢共谈笑，乃在义农前。试语宠辱事，寒灰久无烟。紫芝出磵底，元木生岩巅。心随麋鹿远，迹与鸥鸟闲。我愿从之游，朝夕同悠然。”诗中极力渲染隐逸生活的美好，“治此无竞田”“潋滟眉睫间”烘托出诗人心情的快慰，“紫芝出磵底，元木生岩巅。”更写出隐逸环境的清雅闲奇，令人向往。所以诗人愿从之而游，远离这个异族统治的社会。徐夜原名徐元善，明亡之后，慕嵇康（字叔夜）之为人，遂更名为徐夜。王士禛曾在《徐诗序》中评价徐夜的诗歌：“五言诗似陶渊明，巉刻处更似孟郊……写林木之趣，道田家之趣，率皆世外语，储、王以下皆不及也。”徐夜一生以前朝遗民自居，晚年生活困顿，“曾无隔日粮，笑见仓间鼠”（徐夜《饥颂》），“老屋三间，雨久穿漏，若将压焉”。但即便是生计艰难，徐夜也不肯与清廷合作，于康熙十七、十八年，两次推辞了山东有司和王渔洋的举荐。他在《答友人劝赴科第》中写道：“一瓢一衲野云间，绕屋清流学种田。欲向此中寻乐趣，梦魂不到铁牛山。”表明甘于田园的志向，展现了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
遗民诗人胡承诺在明朝中过举，入清后，隐居终生，不曾出仕。他也创作了很多田园诗，流露出故国覆亡后的隐逸之志。明亡后，他不再问及世事，终老田园，接触的多是生活圈子内的田园景物，写入诗歌里，颇显精巧细致，别有一番风味。这些田园诗见证了他不臣异族的民族气节，消释着诗人的激烈情怀，彰显出不屈的遗民之志。如《田家》其一：“村巷犹未白，众鸡喧我庐。有生宜相养，夫耕妇亦锄。夫妇勤力作，教儿强学书。一饭常苦饥，唧唧倚门闾。潦深云梦野，直临万顷余。露下荷花香，蝉鸣稻叶疏。吾身聊自适，人世复何如。”此诗结合乡间生活经历，渲染了田园隐居的情趣。诗中所描写的农事活动，也见其创作取材的真实。此诗大量采写田园景致，不仅言明己志，还显示了不俗的人生追求。其二：“渚田蒲稗深，蓊郁若溪洞。荷锄来长风，偶作还成梦。杖藜者谁子，颇怀阮公恸。曾游燕赵间，金组色不动。偃息归茅宇，开径期二仲。方池百余步，清浅可玩弄。游女采荷芰，我心能无恫。”可知诗人曾游燕赵之地，并不为权势折腰。诗中的“二仲”是汉代退隐之士，曾为陶渊明所称道。诗人引用这一典故，道出不以富贵萦怀的心声。其三：“田雀非一种，小大相追随。决起十步中，窃食播谷时。墙头连阡陌，瓜熟豆离离。竭力营宿饱，岁晏常苦饥。东邻多嘉树，西邻多枯枝。柔条鲜且绿，顾我终不移。”此诗采取了比拟的艺术手法。诗人以“西邻枯枝”自比，不羡“东邻嘉树”的郁郁葱葱，甘处平淡，可见诗人隐逸之志的坚定。其四：“田家尽东作，闭门荫桑榆。鸡犬原无猜，群雀来哺雏。柳下闲筐笼，井边虚辘轳。我亦采上药，褰裳渡前湖。仙经秘黄精，玉女洗菖蒲。不见汝南翁，跳身入玉壶。”《后汉书》记载，汝南费长房曾在市上见一卖药老者，散市后，常纵身跳入所悬壶中。诗人采此典故，看似是对神仙的企羡，实际上还是描绘出自己对现实的逃避心理。这四首诗或写实，或想象，内容不同，风格各异。但都传达出明亡之后诗人的避世心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 “贰臣”诗人田园诗
满族入关后，一方面大肆镇压抗清武装，另一方面采取怀柔政策，广泛招徕明朝官吏，使一批在前明为官的诗人相继降清。然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大抵都有长夜反思、扪心自问的时刻，何况名节大事对于深受传统教化的士人来说，当知重于生命，更何况时值视为大防的‘夏夷’之变。”[7]这批诗人因背弃传统道德，成了贰臣，难免有愧悔之感。此外，这些贰臣诗人虽受职清廷，但也自知不被认同，等同客居。这使他们无不心情忐忑，生存的也不轻松。种种复杂拘迫的境遇，使贰臣诗人们心绪凄楚，其田园诗多怨艾之叹，饱含愧疚情绪。
（一）有负国恩的愧吟
贰臣诗人自知有悖于忠节观念，故而无不抱愧含羞。在他们的田园诗里，亦饱含戚楚之音。这一特点在吴梅村作品里表现得很突出。崇祯四年（1631），吴梅村参加会试，遭人攻讦为舞弊，幸得崇祯帝亲阅试卷，并批以“正大博雅，足式诡靡”，方得高中榜眼。同年，吴梅村又奉旨归里娶亲，“特撤金莲宝炬，花币冠带，赐归里第完姻。于明伦堂上，行合卺礼。盖自洪武开科，花状元纶后，此为再见。士论荣之。”[8]可见崇祯对吴梅村的知遇之情。然而明清异代后，以吴梅村在前明的政治地位和诗坛名声，终在顺治十年（1653）被清王朝威逼出山。他虽仅在清廷为官三年，但这已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点，令其懊悔不已，并反映在其田园诗里。
作为“清初诗坛三大家”之一，吴梅村在田园诗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吴梅村生活在明末清初，当时叙事文学已然成熟，他不仅熟悉而且自己就创作过《秣陵春》等传奇作品。这样，一些叙事文学的成功创作经验，如场景设置、情节安排等，也运用在他的诗歌里，提高了其作品的艺术水平。在诗歌里，吴梅村善于抓住社会大事件作背景，敷陈演绎诗篇，描写自己在沧桑变迁之际的遭遇，展露其内心情感。他的《矾清湖》《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等田园诗，以铺叙见长，既传达天崩地解时的隐痛，又隐现有负国恩的心声，烙印着深重的时代色彩。顺治十年，总督马国柱荐吴梅村出山。吴梅村无奈动身，在路过南京时，作有《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其诗曰：“寒潮冲废垒，火云烧赤冈。四月到金陵，十日行大航。平生游宦地，踪迹都遗忘。道遇一园叟，问我来何方。犹然认旧役，即事堪心伤。开门延我坐，破壁低围墙。却指灌莽中，此即为南厢。衙舍成丘墟，佃种理租粮。谋生改衣食，感旧存园庄。艰难守兹土，不敢之他乡。……顾羡此老翁，负耒歌沧浪。牢落悲风尘，天地徒茫茫。”明亡后，吴梅村未能殉节，此时又无奈出仕，其内心是痛苦不堪的。此诗描述金陵的败落景象，可见昔日龙盘虎踞之地，已笼罩着一层末日的昏暗。在这一强烈的对比后，诗人咏叹道：“顾羡此老翁，负耒歌沧浪。”他羡慕老翁的轻松，反衬自己的心理重负，在诗歌里流露出有负国恩的悲愧，可谓感慨深沉。另外，吴梅村还有一首《矾清湖》，这首诗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这首田园诗里，诗人回顾了清初的避兵经历。矾清湖位于苏州。据传春秋时期，范蠡辅越灭吴后全身而退，曾取道于此，故湖也名“范迁”。与范蠡的归隐不同，吴伟业是前朝大臣，为避异族屠戮而出逃至此。诗人以“矾清湖”为题，颇耐人寻味，既有避祸远身的寓意，也隐含无救国亡的愧疚。清顺治二年（1645），为躲避清兵的烧杀焚掠，吴梅村也携家逃难，举家仓皇乘小舟入湖。诗中回顾这段遭遇，并周密地写入诗歌里。其诗曰：“嗟予遇兵火，百口如飞凫。避地何所投，扁舟指菰蒲。”这段描写捉摸不定的路况，更显诗人心绪的茫然悲凉。“沙嘴何人舟，消息传姑苏。”“或云江州下，不比扬州屠。”此处写到朋友家安顿下来，本应戛然而止。但吴梅村另辟蹊径，笔锋一转，写自己出门探听情况。诗人得到的消息是江州已被清军占领，方知晓江南大部已落入清人之手。这一转折，将读者视线带入民族与社会的浩劫中，更显诗人愧对国运之情。
（二）身世沉沦的咏叹
贰臣诗人的田园诗，也反映了他们入清后的坎坷遭遇。身为贰臣，诗人既遭世人指摘，承载着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屡历宦海风波，难免失意惆怅。顺治年间，“江南科场案”发，“师生牵连就逮，或立就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9]此案堪谓士林一场浩劫。方拱乾便是因此案被贬至宁古塔。给事中阴应节奏疏称：“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之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猷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10]顺治下旨：“方猷、钱开宗……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方猷、钱开宗俱着即正法，妻子家产集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钱威（原举人八人）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11]对此案，孟森评论说：“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甚至弟兄叔侄连坐而同科，罪有甚于大逆，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而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士大夫之生命眷属，徒供专制帝王之游戏，以借为徙木立信之具。”[12]此评揭露了清初统治者的权术手腕，可谓一针见血。
在宁古塔期间，方拱乾作有《宁古塔杂诗百首》。在这组诗歌里，诗人记录下边地田园生活的艰苦，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内心的凄凉，也是其身世沦落的写照。如其十四：“边寒场圃晚，白露黍才登。碾钝晨炊晏，餐廉木碗增。提携劳瓮酱，荒蔓抱瓜藤。麻麦山中味，为农半似僧。”宁古塔地区“四时皆如冬。……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冻，至来年三月方释。”这种气候，令远来的诗人很不习惯，也加剧了生活的困难。其八十二：“何处山查子，名同味亦同。故乡霜落后，童稚摘盈笼。入口如逢旧，伤心是转蓬。神农应惮远，诠注有时穷。”在饥寒交迫下，诗人只得以山楂充肌。他联想起家乡也有这种山果，难禁思乡之感。此诗通过故园与戍所物产的对照，更显其心情的落寞。其八十四：“遭兹时与地，况复拙而贫。屋破赊营土，佣饥缓伐薪。”由生活细节入手，突出“拙而贫”的窘困，传递出诗人惶恐失落之情。其八十七：“陶潜曾乞食，疑矫复疑迂。此地竟常事，人家半有无。”诗人连起码的生活资料都难以获取。苦难的生活，使其内心波澜起伏。他在《宁古塔杂诗》六十六中慨叹：“力困稻粱少，命从刀俎分”，有噤若寒蝉的意味。可见诗人深刻体会到政治的险恶，他通过荒凉景色的描写，烘托心情，衬出遭流放后的心态。
如果说，方拱乾的《宁古塔杂诗百首》是诗人政治失意后的创作。那么，吴梅村的《赠学易友人吴燕余》《直溪吏》等田园诗，则以“江南奏销案”为背景，写出遭受经济打击后的郁闷。顺治十八年（1661），“奏销案”起。清廷借此严行催科缴征，打压江南士绅的经济实力，使许多江南巨室迅即破落。顾伊人撰《吴梅村先生行状》云：“复以奏销事，几至破家。”[13]可知吴梅村也身受其殃。这段经历，也见于吴梅村的田园诗。如其《赠学易友人吴燕余》：“注就梁丘早十年，石壕忽呼荜门前。范升免后成何用？宁越鞭来绝可怜。人世催科逢此地，吾生忧患在先天。从今陴上田休种，帘肆无家取百钱。”可见诗人还要受各级官吏的催科盘剥。其《直溪吏》也是以“奏销案”为背景写就。其诗曰：“直溪虽乡村，故是尚书里。……穿漏四五间，中已无窗几。屋梁幻月日，仰视殊自耻。昔也三年成，今也一朝毁。……短棹经其门，斗声忽盈耳。一翁被束缚，苦辞囊如洗。……旁人共唏嘘，感叹良有以。东家瓦渐稀，西舍墙半圯。……吏指所居堂，即贫谁信尔，呼人好作计，缓且受鞭捶。……明岁留空村，极目唯流水。”可知直溪的“乡绅”之家，因无法完税，一样受到酷吏的困辱。此诗通过“乡绅”生活的今昔对照，感慨兴亡，反映家国故地的变迁，流露出诗人对往日生活的怀念。
三 “国朝”诗人田园诗
“国朝”即本朝之意。“国朝诗人”虽活跃于清初诗坛，但从感情上，他们对前明谈不上有多少故国之思，从道德上，他们出仕清朝既不悖于传统伦理，也不会惹人非议。这使得他们异于遗民或“贰臣”，也影响到他们的田园诗创作。
康熙亲政后，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行以农立国之道，封建经济开始全面恢复。同时，清朝统治者采取一些措施，开始了对诗风的整饬。康熙帝稽古右文，崇儒重道，能够意识到诗歌的教化作用。他说：“从容讽咏、感人最深者，莫近于诗。……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其忧思感愤，倩丽纤巧之作，虽工不录，使览者得宜志达情以范于和平，亦用古人以正声感人之义。”[14]这样，康熙就以“温柔敦厚”的创作趋向，为治下的诗风划定了基调。康熙朝辅相冯溥、李光地、张英及文学侍臣王士祯等人，便成了贯彻这一主张的代言人。这些人里，在推行诗教方面最得力的还是文华殿大学士冯溥。李天馥在《〈佳山堂诗集〉序》中，记载了一段与冯溥的对话：“间者不佞侍坐政事之堂，暇与商榷风雅，乃得谓曰：今上好文章，而公久以文章名敷扬休美，正十五国之风，公有事焉，请以诗授简。公曰：吾向以仕者不复诗也。并心于职守，且惧弗逮，而何以诗为？即诗亦以发吾情，达吾之志与事，而过则已焉。今乃闻吾子之言是也。然则诗亦吾职守乎？”[15]冯溥平素忙于政务，本不怎么在意诗歌创作。后来李天馥以“今上好文章”提醒他，冯溥才开始意识到“诗亦吾职守”。在康熙朝，冯溥积极贯彻官方文化政策，注意发挥诗歌的政治功用，以此打消文人的抵触情绪，维护清廷的统治。徐嘉炎在《〈佳山堂集〉跋》中，记载了一些冯溥论诗的观点：“吾师（冯溥）之言曰：‘诗之为教也，温柔敦厚，文已尽而意有余。是道也，四始六义而降，楚骚汉魏靡不由之。岂不以指事造型，穷情写物，味之者无极，闻是者感心，舍是则无以为诗耶？’”[16]冯溥要求以诗歌鼓吹政治清明，并将此作为创作标准。他的这一主张，明显是出于巩固清廷统治的目的。可见清政府上层，开始有意识地推行歌咏升平的诗歌创作，倡导“盛世元音”以整顿诗风。
（一）盛世元音
康熙时期，民族矛盾得以缓和，诗风也相应地不那么激烈慷慨。魏僖就深有感触地说：“方乙酉丙戌以来，初罹鼎革，夫人之情怅怅然若赤子之失慈母，士君子悲歌慷慨，多牢落菀勃之气，田野细民亦相与思慕愁叹，若不能终日。及天下既一，四方无事，而向直慷慨悲叹亦鲜有闻者。”[17]说明清初诗风在现实政治影响下有明显嬗变。“国朝”诗人们也开始以诗歌为政治“喉舌”，唱响“盛世元音”，促使田园诗的格调也渐由苍凉转为平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