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文化水平、文化面貌到地理感知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大陆地区曾兴起一波文化热。与建国前研讨文化的风气有所不同，此时无论从思考深度还是从观察广度都大有拓展。1986年，谭其骧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中以高屋建瓴之势提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的努力方向。他指出：“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可是“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7)。
谭先生此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他正指导卢云写作博士论文《汉晋文化地理》。卢云的工作包括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大块，其中，学术这一块主要是对当时各地所出人物、书籍进行分类统计分析，而宗教、婚姻、音乐的内容则是对汉晋时期这几种文化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变迁予以复原。该论文于1987年通过答辩，后正式出版。到1990年，鉴于卢著是一项全国范围的断代研究，谭先生希望看到一个对称的做法，又指导笔者以湖南、湖北为空间范围，做一个区域性的通代研究。考虑到这一研究的工作量太大，当时学术界又缺乏成例可依，在资料收集完成后，笔者仅将湖南部分的资料撰写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于1993年通过答辩。
继谭先生之后对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周振鹤先生。早在1986年，他和游汝杰先生合著了《方言与中国文化》，该书包含相当分量的历史方言地理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稍后，他又发表《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文(8)，为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在协助谭先生指导笔者完成《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工作后，他继续指导学生开展以省区为单位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已出版陕西、浙江、河陇等多部专著(9)。与此同时，他个人也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10)。1997年，他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组织起来，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此书迄今仍受到关注。
与谭先生同为历史地理学巨匠的史念海先生也很早对历史文化地理有着浓厚兴趣。早在1980年，他就撰写了《两〈唐书〉列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一文(11)。稍后，他又发表了《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12)、《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13)两篇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论文，展现了他独特的学术视野。他很早意识到宗教地理的重要性，指导学生开展了多项佛教地理研究(14)。他的高座弟子郭声波教授也指导学生开展了藏传佛教地理的研究(15)。
除了上述，蓝勇先生出版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胡阿祥先生则独辟蹊径，推出了《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此外，司徒尚纪先生先后出版了《广东文化地理》、《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等书，还指导张力仁、朱竑分别完成了对河西走廊、海南岛的文化地理研究(16)。司徒先生及其学生的这些工作虽然未冠以“历史”之名，但由于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属性，加之司徒先生素来的历史地理背景，这些工作基本上也可视为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只不过其时段下限已延伸至现当代。
笔者从硕士时开始研习历史文化地理，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地理(17)。读博后，承谭其骧先生指示，开始思考文化地域综合体、文化区域等级系统等问题。可惜刚开始收集论文资料，谭先生便一病不起，次年竟驾鹤归西，以致对他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构想领会很有限。尽管他对此并未作出明确系统的阐述，无论文字还是口头论学中，但通过不断反思他平常说过的一些只言片语，笔者自感博士论文可能并未实现他的学术理想。
毕业后，经过两年多时间消化，笔者于1996年集中精力开展湖北部分的研究。刚开始时并没有太多新的想法，只是不想简单推广湖南部分的工作。当方言、民居、聚落、太岳朝香、佛教、女性文化景观等专题探讨逐一完成，渐次要考虑湖北综合性的文化区域时，一个过去不曾碰到的问题浮现在心头。
做历史地理研究有一门功课，着手之前得把研究范围内的政区沿革梳理一遍。1991年夏初，笔者遵谭先生之命将两湖的政区沿革爬梳了一过。当时就感觉，湖北历代的政区变化异常复杂。做过了湖南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之后，笔者对政区与文化区的关系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长期稳定的政区往往就是某种文化区的间接表现。因此，考虑综合性的文化区划，完全可以从政区设置入手，至少可寻出不少有益的线索。至此，笔者发现，湖北历代的政区变迁虽然杂，却不乱。自三国以后，历朝都想将它分属不同高层政区，可是怎么分都不对，变来变去，到明朝只好又回到汉朝的老路，将它与湖南合起来设一个湖广省。这才奠定今湖北省的大致境域。中间左分右分，分了千余年，到最后还是要合起来，这是为什么？
笔者想到了文化的力量。自汉以降，历代文人墨客一到江汉之间便吟咏起楚，江汉间人也一直以楚人而自居，从不以当时的政区设置为转移。由此可见，江汉之间存在着一个基于文化感知而存在的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导源于楚，一直在起作用。于是，笔者撰写了一篇《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18)。
找到这个思路令笔者异常兴奋，回想谭先生生前的耳提面命，自以为他一个很奇妙的直觉得到了证实。大约1991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笔者循例去他家汇报一个月左右的学习进展，谈话中他猛然问了一句：“你看资水是属于湘水的，还是属于沅水的？”笔者从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也不知他究竟想问什么，思索片刻，试探性地回答说：“应该是属于湘水的吧？”他点点头，说：“对，我也觉得资水是属于湘水的；澧水是属于沅水的。”然后他又继续往下说：“襄阳在历史上本来是属北方、属中原的，但是慢慢地发展到南方来了。做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应该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当时笔者还在王静安先生所谓“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为学第一境界，对于谭先生的思路完全跟不上，因而听了谭先生这番话根本没办法往下接。只是隐约意识到，这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极重要提示，因为类似的阐述从未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之后也没有）。博士论文做到最后，笔者就湖南的历史文化提出了一个综合区划方案，其中一级区是将湖南划分为湘资区、沅澧区两个大区(19)，等于将谭先生关于资、澧二水文化归属的感觉给出了一个学术上的论证。但是，关于襄阳文化归属由北而南的问题，却长期找不到下手的头绪。时过九年，不期然找到感觉文化区这个概念，并将它在湖北历史上的表现作了一番梳理后，蓦然发现，谭先生上述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学术直觉似即在是。
那段时间还有另一个工作。同事张晓虹在研究太白山信仰的地域扩展，我们相互讨论多次后，合作发表了一篇《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20)。该文以现代气象学知识为背景，分析古人在太白山祈雨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从而认为，古代关中人选择在太白祈雨，其实是受到其环境感知的驱动。当地人早就注意到太白山降雨所需的基本条件，从而在祈雨仪式中包含有创造降雨条件的内容。唯其如此，太白山神被认为非常灵验，以致太白庙在关中扩散得比西岳华山庙还普遍。此文颇有助于说明，在古代中国这么高度人文化的国家，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采取了人文而非科学的路线，可是就实际效果而言，两者往往殊途同归。中国人在古代没有自发地走上科学的道路，应该不是能力而只是兴趣、思维习惯的问题。
从分析文化发展水平到复原历史文化面貌，再到探讨地理感知、文化认同，这里面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