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专”：热血沸腾（1948—1950年）
1948年（20岁）
进上海法学院读书。
参加学生运动。
1948年1月，高晓声离开武进晨报社，去上海报考高校。
2月，高晓声自费进入位于江湾的私立上海法学院（1950年8月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即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他所在的村子，100多户人家，上大学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是他的堂兄。
读经济学，是秉承父亲的旨意。在高晓声看来，“那真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反正是为了将来混饭吃。所以根本就没有认真读。爱好的倒还是文学，始终在做文学的梦。”（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但潜在影响不可忽视。账目、数字频频出现在以后高晓声的作品中。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说：“在高晓声的小说中，总有一把小算盘在响着。”（王彬彬，《用算盘写作的作家》，《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
父亲再婚。不久，小妹高钺琴出生。乡下流行的说法：“夜晴不是好晴，蛮娘不安好心。”一句话，撂倒所有后娘。后娘对高晓声不错，不过，高晓声很少回家。
到了上海，按他的说法，“过着两重生活：白天，在上海法学院读经济学系；晚上，跑到十里外的小学校里去教夜课，以维持生活。”
2月到4月，高晓声在杨树浦区通北路小学教夜课，每晚两小时。这份工作是他父亲一个姚姓朋友介绍的，姚时任上海教育局国民教育科长，高晓声见过他一面。当时上海的夜校，附设在小学校里。夜校分两种班级，一种叫国教班，教小孩子，月薪56元，按公教人员指数发放，另有配给每月3斗米、煤球2石。另一种叫成人班，教的实际上也是小孩子，月薪只有28元。高晓声教的是国教班。同事有姐弟二人，姓李。3月底，姚离开上海。国教班共两班。姓李的同事跟高晓声说，这里的国教班要裁掉一班，高没理睬。4月中旬，有一晚教完了课，忽有个陌生人找高，说这里的国教班没有了，以后不用再来，再来要吃亏的。所谓“吃亏”，便是挨打。高在上海举目无亲，没办法，只好不去。在那里，他领了两个月薪水。
9月，又由父亲介绍，高晓声到提篮桥区平凉路小学夜校上课，教成人班。平凉路小学的校长，叫单仲范，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第一任书记。同事大多是武进人，绝大多数与高晓声的父亲共过事。高晓声在夜校受到很好的照顾，一直待到第二年5月11日。法学院的同学符锡九，也在平凉路小学的夜校教课。50年代符在上海提篮桥区教育工会工作。
初到上海法学院的几个月里，高晓声穿一件打了补钉的蓝长衫，黑布鞋，平顶头，土里土气。一些进步同学如仇桂荣、王高烈、范予迪等与高晓声亲近。高晓声对现实不满，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出路何在？他和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样，觉得身上被压得太沉重了，渴望自由，渴望翻身，渴望改朝换代。
国民党、共产党的部队正在中国大地决战。上海高校的学生，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一波又一波学生运动。自然而然地，高晓声和同乡潘英达等，踊跃投身学生运动，并以此为荣。
从小学到中学，潘英达与高晓声经常在一起。进入上海的大学，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接触更多。同是热血青年，两人投身“反饥饿、反内战”活动，参与“九龙事件”运动。听闻英国殖民者折磨九龙同胞，他们汇入人流，砸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为了抗议吃美国的“救济”霉米，他们冲进上海市社会局。在救济涌入上海数十万灾民的“寒衣运动”中，也活跃着两人的身影。高晓声表露出一种少有的热情和兴奋。
1948年上半年，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展开。高晓声参加了一些进步集会，如反扶日运动。1948年下学期后，学生运动沉寂。
高晓声加入了上海法学院的武进同乡同学会，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是欢送同乡同学毕业生的酒会。1948年暑假，武进同乡同学会在常州龙城里小学举办中学生补习班，高晓声教初一年级的国语，完全是义务性质。补习班的负责人许普怡，50年代在上海四川北路青年团委工作。
他与堂兄高卓型参加了学院的群艺篮球队。他是篮球场的活跃分子。
校外活动多了，把家里给的学习费用差不多花光了。常州、武进地区在上海各高校读书的同学发起筹办书画义卖展览，以此募集资金聊补无米之炊。
1948年暑假，展览会回常州展出。高晓声、潘英达等筹办人自豪、欢快。白天接待参观者和买主，晚上躺卧展览室的地板，罗曼蒂克地想象未来，不无夸饰地构想将来的自己。他们轻轻地齐唱当时进步青年常唱的“团结，就是力量……”继而提高些声音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人也略懂“斗争策略”，把下面一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改唱为“勇敢的中国青年们”。大家唱得合乎节拍和音调，只有高晓声蹩脚，喉咙赛似吃了糠，唱着唱着老是跑调。但他偏喜欢唱，别人一哼，他赶快插入，那么专注、深情。有时他把大家的节奏打乱，唱不下去，有人劝他别唱了，他根本不听，而且嗓门越来越大。潘英达担心他的大嗓门会招来麻烦，劝他压低声音。他一挺头颈：“怕什么！怕就不要唱，唱了就不怕。”年轻的高晓声，锁定目标就勇往直前，确立信仰就热切追求。在尔后的数十年艰难颠簸中，这种执著越发成熟和凝重。
一年多的大学生活，虽没有给他增长多少专业知识，却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人处世，须有经济头脑。经济意识的种子悄然洒落，多年后苏醒、发芽。
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又曾在宜兴参与抗日，这一年当选为武进县参议员。
1949年（21岁）
报考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苏南新专的学习和生活。
下乡。民主选举。
高晓声以为共产党是穷人党，对它有一种“‘绿林英雄’式的向往。直到淮海战役结束，革命胜利的形势已成定局，这才把个人前途寄托于未来的新社会。”
4月，共产党的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毛泽东写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其后，又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国民党大陆政权分崩离析。高晓声帮助学生会在同乡同学中组织应变保管队。同学仇桂荣给他一些传单，他即上街散发。
4月27日，国民党解散了上海所有的大学。高晓声、高卓型、范予迪住在平凉路小学。5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高晓声等不及了，和高卓型两人穿过火线回到家乡武进，想参加革命。50年代，高卓型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
回家后，高晓声埋头读书。当时新华书店的理论小册子，他差不多读遍了，受益匪浅。
神州大地红旗飘飘。年轻人张开双臂拥抱新生活。他对潘英达说：“我要去新办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潘英达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他觉得自己读了正儿八经的大学，再去读一个短期培训性质的学校，有什么意思！高晓声却觉得很有意思。小意思是违拗父命，走自己喜欢的路；大意思是顺应时代潮流。
高晓声不为挚友的言论所动，非常坚决：“我要去考。”那语气，考虑得很成熟，也很有把握。他认准的事，非做不可，而且一做到底。同时报考了苏南公学，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
他没读完经济学专业。暮春，赶往无锡。出西门，沿着一条二三米宽的田埂步行三里许，便到了惠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不论年龄，不论学历，只论学识与才干，只要具备一定文字功底即可。条件规定：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或从事新闻工作三年以上经历。高晓声掂量，自信够格。
6月14日，笔试。试卷问及巴黎公社，写一点关于进步书籍的心得。接着面试。考生有1300多人。
6月23日发榜。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新生揭晓通告上，高晓声看到——
一、本校原先招收新生一百八十名兹因投考新生纷请增加名额特添收二十名合共二百名。
二、所有正取各生需一律于本（六）月廿八日至卅日自带简单被服蚊帐日用品等前来无锡惠山本校凭准考证报到注册入学。
以下正取新生二百名（以报名先后为序）
他瞪大眼睛寻找自己的名字，第91个，高晓声！他跳起来，激动不已。
6月29日，高晓声去苏南新专报到。
红日，蓝天，白云，青山。高大茂密的松柏、枫杨、樟木把惠山包裹得严严实实。知了竞唱，涧水叮咚，妩媚的小丘隐含几分刚劲。
山顶，忠烈祠的大门挂着崭新的校牌。
报到时，学校发了一套灰色的干部服、八角帽、军用球鞋。高晓声马上穿戴整齐。他身材瘦小，干部服宽宽荡荡。没关系，他革命了，精神焕发。
等到秋天，校部给学员发棉制服，深蓝色制服上佩戴校徽。校徽由学员自行设计。每边长50毫米的等边三角形，大红珐琅底色，衬托小方格稿纸图案，两条曲线组成白边红色钢笔尖样式，构成心目中的神圣事业、美好愿望，上冠“苏南新专”克罗米校名，其主题为：我们是红色政权未来的红色新闻工作者。高晓声喜欢这个校徽。
间或枪声零落。据说是国民党特务在打黑枪。
三个班，高晓声分在一班，住在山顶。一个小组，十来个人，挤在20多平米的宿舍。双层铺，单人床位双人抵足而眠。木床不够，竹床凑合。男女同舍，中间隔一条被单或一层纱布。彼此相安无事，连一句粗言俗语都不曾说出口。
国共决战时期，共产党华中根据地创办培养新闻干部的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几经变迁：
1946年2月—6月，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在江苏淮阴开办，校长范长江，副校长包之静，教育长谢冰岩，学员140人。
1947年2月—1948年1月，华东新闻干校在山东临沂开办，校长恽逸群，副校长包之静，教育长谢冰岩，学员第一期50人，第二期50人。
1948年6月—1949年5月，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在江苏射阳千秋港、淮安板闸镇复办，校长俞铭璜，副校长徐进，教育长罗列，学员第一期70人，第二期120人。
接下来便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创办。
苏南新专校长汪海粟，副校长徐进，教育长兼教育科长罗列。一班辅导员孙葵君，二班辅导员焦彬，三班辅导员胡子衡。授课教师有汪海粟、徐进、罗列、秦加林、凌建华、高斯、杨巩、马达、蔡修本。
高晓声最先认识本小组的同学：蒋学林、凌松寿、谷天、赵余善、丁平、崔寅元、孙馥初、华一中，以及本组两位女生：黄一鸾、边绥。李文沛后来调入该组，谷天调出。
学员中江浙同学居多。他又见到谢忱，还见到好些常州、武进籍的同学：徐惠卿、王润、羊荣华、羊琪等。孙馥初、华一中也是老乡。之后又结识了本班和二、三班的林庆澜、陆拂为、彭令昭、倪竞雄……
一切都是新鲜的，朝气蓬勃的。穿着晃晃荡荡的宽大干部服，高晓声四处晃荡。
惠山有一条短短的小街，街头有个砖石结构的方形两层亭子，亭下开了一家小烟酒店和两个大饼油条店。入亭右行百余米，即是著名的寄畅园。
亭子向前七八十米就到街尾，这里开设几家惠山泥人的店铺兼作坊。小街尽头，一堵门墙破败，大门已不见了，高大的青石门框突兀。门后一片平坦。场地一侧山丘高三四米，上面的六七间旧平房，是新专校部和一班班部，及一班同学学习、住宿的场所。一座陈旧的木门，与另一侧石门相对。校牌高挂大门左侧。
由校部向北，经过两间过道房，下十来级石阶，便到了遐迩闻名的“二泉”。石亭精致，亭下有一口大方井。墙上刻的“天下第二泉”五个大字，相传是乾隆下江南所题。亭东三四米处是一座长方形水池，池底与井相通。靠井这边的石雕龙头，常年口吐清泉，泉水淙淙。不远处，二胡如泣如诉。
出二泉墙门，斜对面可见一大院落。大院以水塘为中心，东边三间平房，是二、三班的班部办公室，北面七八间旧平房，是二班同学的宿舍，塘西一条过道，高处一间房子，住着三班一个组，塘南一座两层的大敞房，楼上是二班同学住处，楼下大厅用作礼堂兼饭厅，台上墙头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画像。礼堂前一块铺着青砖的空地，天晴时，充当露天餐厅。炊事房紧靠这片空地。出大院大门，左边五六十米处，一座小山丘风姿绰约。在山腰凉亭小坐，心旷神怡。三班住地，大部安排在山下。
7月3日上午，全体集合于礼堂。注册科科长汪克之作题为《革命学校的民主生活》的报告。高晓声埋头速记，唯恐漏掉一个字。报告进行中，头顶突然响起飞机俯冲的呼啸声，近处炸弹接二连三爆炸，但作报告的，听报告的，全都镇静如常。
7月4日，首次早操，做的是丹麦操，高晓声依样画葫芦，跟不上节奏。下午，徐进作报告，题为《革命学校青年问题》。7月6日，罗列报告，题为《群众观念与劳动观念》。报告之后，分组讨论。7月8日，一班各小组开生活检讨会，学习孙葵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讲话。
开学典礼之前，各班排练演出节目。黄一鸾教跳新疆舞，谷天模仿陕西农民用白毛巾扎个羊角头饰，腰围红绸带，系腰鼓，欢蹦乱跳敲个不停，样子滑稽。几个小组联合演出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的第三场《逼命》。高晓声一不能唱歌，二不会跳舞，咧着嘴笑，给大家鼓劲。
7月11日，开学典礼，来宾众多。会前，同学们的啦啦队喊声雷动，高晓声也喊哑了嗓子。苏南日报副刊编辑、作曲家费克唱了一曲广州小调《石榴花开》。汪海粟讲话，希望同学们勤奋学习，为人民新闻事业作贡献。徐进报告教育计划、人事机构等。
7月14日，正式上课，学习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为期两周。徐进讲授政治经济学。白天他在宣传部、报社上班，晚上赶来惠山上课。汗流满面的他挥动芭蕉扇驱蚊散热，谈笑风生。汪克之嗓音沙哑，激情洋溢：“谁想阻挡历史前进，那是做大梦！”他16岁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时肺部受重创，上课经常咯血。
既然不能唱，不会跳，那就打篮球吧。
一班住地前，有一片空地，杂草丛生，砖石横陈。高晓声和同学们除草搬石，平整地面。占着地利之便，篮球场的健将以一班同学居多：高晓声、谷天、李文沛……陈祥荪打球不多，基本功好。徐惠卿每赛必到，活泼机灵，时常出人意料，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野猫”。
高晓声呢？起先李文沛与高晓声不同组，原本不熟。他们在礼堂听课、听报告的间歇，都爱在笔记本上涂写玩笑话。李文沛惊讶高晓声的字粗犷老练，全不像他人那样瘦小。后来一起打球，更加亲近。高晓声个子小，打球却很灵活。只是李文沛总担心他身体不够健壮。一场球下来，总见他剪着短发的头冒着密密的汗珠，脸色微带青灰，看上去有几分病容。
高晓声是走到惠山去的。陈椿年是带上一个铺盖卷和一只破皮箱，坐着黄包车去学校报到的。从一班驻地去食堂，中途必经篮球场。清晨、中午和黄昏，陈椿年路过时经常看到几个学员在练球。其中有个小矮子，玩球时特别灵动，腾挪躲闪，指东投西，紧张得努起嘴唇瞪大眼睛，模样很好玩。但陈椿年不爱体育，也懒得做球迷，所以他和这小矮子素无往来，只知道这人也在一班，叫高晓声。
学校生活艰苦。学员只有每月四两旱烟一斤肉。他们经历各异，有的放弃了教师、记者、职员、技术员的优厚待遇，宁愿自讨苦吃，吃供给制。有的挣脱封建家庭的樊笼，从北方投奔南国。有的毅然辞别即将毕业的教会大学，前来慕求真理……有烟有肉，高晓声十分满足，不抽烟的还支援他呢。
纯洁无瑕，热情高涨。国债照买，同学有难大家争先恐后自发捐赠接济。
一早起身，同学们用脸盆舀起清冽的泉水洗漱。清晨，挺立山坡与林中鸟儿对歌。夏天男生趁黄公涧发水冲澡。灯光下，人头攒动，七嘴八舌商议手抄报的划样排版。推车运柴，背粮上山，开垦荒地。
林庆澜、林楚平等住在惠山半坡的云起楼。每到傍晚，夕阳返照，几个好友沿着锡山山麓漫步神聊。年轻气盛，放论时事，纵谈人物，评藻文章，狂妄得仿佛都是大师级的学问家。高晓声偶尔厕身其间。最热心的听众要数彭令昭，那时她只有17岁，听得出神，但很少插嘴。
学生会下设文工团，分戏剧、歌舞、音乐、美术四组。
生活并不乏味。周末晚会，《黑人舞》登场，新奇特异银光炫目的服饰，雄浑豪放的舞蹈，博得满堂彩声。那腰肢大摆、臀部大扭、草裙飞旋的舞姿，直看得高晓声目瞪口呆忘了喝彩。新专和几个学校、团体支援皖北灾区义演，轰动无锡戏院。男女四重唱《国际歌》、轮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舞蹈《劳动创造世界》……高晓声喊哑了嗓子拍红了手。林庆澜主演《魔城末日记》，他还想当演员呢。
7月20日，访问龙山灾区。
7月26日，徐进副校长作报告，动员大家去农村工作。他说：“我们大家下去工作，不是凭一股热血的冲动，而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要对农村、农民问题、土地政策等先作一系列的学习。”“现在苏南地区刚解放，地主、匪霸等残余的封建势力还不小，农村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贫困，加上今年水灾，粮食歉收，情况更为严重。”“这次下乡，一定要把农民发动组织起来，给地主恶霸势力一个迎头痛击，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8月，高晓声递交了入团报告。
8月16日，校学生会成立。三班林庆澜竞选获胜荣任主席，一班边绥以118票击败竞争对手当选副主席。高晓声与边绥握手表示祝贺。
当晚的庆祝会上，同学们表演了《农作舞曲》《Made in U.S.A》活报剧和《五女拜寿》。彭令昭跻身“五女”之列。
8月18日，苏南区党委号召下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参加无锡农村工作团。各班、组赶写挑战书、应战书、决心书，下到农村编为苏南农村工作团。出发前一天，在江南大学听取苏南军区司令管文蔚的动员报告，政委陈丕显主持会议，鼓动大家说：“明天就要开路啦！”大家大笑——过去只有日本鬼子才说“开路、开路的”。
高晓声、谷天、伍阳、何乔樨、吴榕、徐惠卿、崔寅元、徐惠秋等，作为苏南农村工作团的一个小组，到无锡县新渎区新生乡工作。
初到农村，一些大城市来的同学帮助烈军属割稻，镰刀不知握在哪一只手里；穿草鞋，打了一脚血泡。高晓声如龙归大海，自由自在。
一天下午，何乔樨匆忙从队部赶回来说：“上级说有一小股匪特今晚路经我们这儿，叫我们提高警惕。”大家不由得有些紧张。这个组，只有两支老掉牙的三八式步枪、几颗子弹，和几个土造手榴弹。他们住在一个逃亡地主的大院，西北角有一炮楼。晚饭后，何乔樨把人马分成两拨，一拨分一支枪两个土手榴弹，由他率领，守护大院。另一拨去炮楼和衣而卧。上炮楼的一拨，崔寅元嚷着要拿枪，就让他拿了。
时近农历八月，乡下传言“蒋介石八月半要回来吃月饼”。匪特胆大妄为，真要来吃月饼？炮楼上，大家压低声音谈话，然后默默厮守，全然不觉闷热和蚊虫扰人。
午夜，突然，远处枪响，“嘘——”崔寅元性急，端枪就向外“砰”地一枪。静默了几秒钟，徐惠卿用无锡话高喊：“不要乱打枪，等近点再打！机关枪准备！”好一个“机关枪准备”！高晓声朝徐惠卿翘翘大拇指。万籁俱寂。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一组人端着枪，握着手榴弹，猫着腰，巡视大院四周，连一个脚印也没发现。
10月，徐惠卿手持菊花一朵，吟出“有钱人持蟹赏菊，无钱人持菊赏蟹”的绝妙好辞，匆匆上街赏蟹。这事给高晓声印象特深。当时除了伙食以外，每人每月只领一元多零用钱。
11月，工作队大转移，大队人马一齐调到新渎区，先集训，再分配。好久不见，同学们格外亲热。
工作队长孙葵君要谷天一个人到远离新渎的一个保去，并以这个保为重点，带动附近两三个保的工作。这个保的农会主席赵春耕，有文化，他的无锡普通话，谷天能听出几分，猜出几分。商人囤积，加上大量部队、干部密集苏南、上海，这一带粮食十分紧张。秋收后，工作队大力征收爱国粮。可是，少数农会骨干、积极分子带头交粮之后，便没了动静。孙葵君派人带条子给谷天，催办。谷天找赵春耕商量，赵说：“有的人家粮食满仓却一粒不交，大家都比着呢。”那家是富农，私心重，并无劣迹。农会干部碍于乡里乡亲，撕不下面子。
谷天亲自出马，带了两个民兵，跨进富农家门。富农妻子端着半碗南瓜，哭穷：“家里连口粮也没有，全吃南瓜……”谷天不理，径向早已摸清底细的耳房走去。民兵搬开几大捆柴草，露出金灿灿两大囤稻子，而她家应交的公粮还不到这些粮食的十分之一。谷天拉过民兵手里的一支三八式，朝天打了一枪，吼叫：“限你三天内把公粮都交上去！”女人脸色惨白，差点瘫倒。第二天，这家富农把公粮悉数送到区里。接着，农民纷纷挑着粮袋，袋上插着纸做的小红旗，敲锣打鼓送公粮。
高晓声一到农村，浑身来劲，他那么熟悉农民，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整天沉浸在不知疲倦的快乐中，成了工作队一根顶梁柱。秋征时，他竭力为农民争取减免。谷天是贵州人，在城里，无锡官话能听不能说，到了乡下，连听也听不大明白了。每逢紧要工作，他一定要把高晓声拖了去，让他代劳，自己站在一旁。可谁也没有料到，工作告一段落，同学们受命返校的一刻，高晓声却反常了——他赖着不肯走。大家问他、劝他，他竟说：“让我留下来吧。我们来比赛，我在乡下，你们去城里，看将来谁有成就，谁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大。”
没人意识到这番话的可贵。相反，大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有人甚至尖锐批评说这是“主动脱离革命”的开小差行为。谷天对好友的言论也很不理解，说了些不痛不痒不淡不咸的话，诸如“现在先回学校，毕业以后来农村的机会多的是嘛”。不过，高晓声最终并没有“留下来”。相反，12月19日大队人马返校前，他已被调回学校。
在乡下时，经过民主反霸，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乡政权。到了选举阶段，领导上要大家保证选出内定的候选人。高晓声的民主意识很强，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应该放手让群众自己选举。那时候的青年学员心目中，组织就是真理的化身，组织上怎么说就怎么办，决不违拗，高晓声陷入孤立。选举结果，组织上支持圈定的人得51票，他看好的候选人得50票。不少农民也不同意前者，纷纷找他。胆大包天的他居然越过领导，自己发号施令召集会议，接着大家涌到大队部请愿。事已至此，只得重选。结果，他看中的那位候选人当选。
事实证明，一些工作队员的工作不深入，造成失误，但高晓声却因为“不听话”被立即调回学校。所幸那时环境相当宽松，他只受到谆谆告诫。他勇往直前，无畏地追求真理，在别人眼里是有些任性的。
下乡四个月，仍有男女同学共住一间草房，从未引发农民的闲言碎语。
年底，苏南无锡农村工作团进城集中整训。在东门亭子桥一家丝厂，谷天重逢高晓声。他内疚地坦陈征粮“风波”，高晓声不客气地往下伸出小拇指。
工作团团长欧阳惠林作报告，讲了一上午。学员席地而坐。谷天挨着高晓声，坐到后来实在坐不住了，作报告的还拖尾巴。两人只记得这么两句：“你们改造了农村，农村也改造了你们。”休息时，回味这两句话，改造，改造……到底改造了什么？又要改造到哪一天？一时说不清，道不明。
下乡回来，不少人带回两件宝：疥疮、白虱。
晚上，林庆澜、高晓声、陆拂为、徐惠卿四人去一个小酒店小聚，喝得尽兴，吃得尽兴，说得尽兴，不料结账时谁都没带钱。林庆澜只好脱下皮衣，押在那里。哆哆嗦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皮衣。这个段子，高晓声几十年后还常提起，提起便笑。还有一次，也没带钱，林庆澜只好用几张邮票付账。
徐惠卿私下告诉高晓声，12月11日，他父亲从常州过来，同他谈了一夜。父亲要他回去继承他毕生辛苦创办的几个店铺。父亲说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此后的担子要他肩挑。他不为所动，站稳立场，决意背叛家庭。高晓声淡淡一笑，说：“我父亲不会找我。”
在农村，高晓声与同学们积极组织农协召开农民大会，发动群众组织代耕队，帮助农民割稻、翻土，与群众合办黑板报，经常进行文娱宣传，帮助农民建立文娱组织，开办识字班，组织儿童团……离开时，各地群众赠送锦旗，其中一面写道：领导我俚翻身。
回校，学校成立20多人的武装纠察队，配备长枪，以防匪特骚扰。高晓声摸过几回长枪。
12月22日，炊事员老安60周岁生日，学校为他祝寿。食堂挂满锦旗、寿联。晚上吃长寿面，高晓声吃得格外开心。罗列讲话，赞扬老安对革命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是劳动模范。他还说，在今天革命队伍里，不论职务高低，谁工作好，谁就理应受到大家的敬重，应该表扬。
1950年（22岁）
学习和讨论。
初识林昭。
新专毕业。
去苏南文协筹委会报到。养病。
与新专的五十年情缘。
机关生活。
短篇小说处女作《收田财》问世。
父亲被判刑。
1月初，评选模范。汪克之在动员报告中引用了朱德总司令的话：“革命的英雄主义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先革命之忧而忧，后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斤斤计较个人打算。”
1月11日，全校召开最后一次模范评选会。有六位候选人：陈祥荪、高亮、郝鸣、陈希、周永华、吴大声。高亮先进事迹尤为突出，台下许多同学争相补充。高晓声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高亮最大的优点就是他没有缺点！”语惊四座。高亮担任生活组长。曲滋琏也激情四射：“我们的小组工作组长像爸爸，生活组长像母亲。”高亮得票第一，当选为全校特等模范。
1月19日，高晓声听了三个“典型”的示范报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金惠风，过去不满现实，依托宗教和音乐发泄苦闷。谈到入学动机，金惠风说，他给自己裹着很好的外衣：为了革命。但也是赶时髦，骨子里还是替自己找出路。房仲甫的一句话，高晓声听得特别清楚：出身于工农的干部不应当忘本，而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干部则应当忘本，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金易东坦白了他的错误。他出身贫农家庭，为了爬高，为了一时的贪欲，脱离革命队伍，后来滑进反革命泥坑。他虽为反革命卖命，但生活仍无保障，最后被反动派一脚踢开。现在，他带着历史的污泥又进到革命队伍……高晓声衡量自己，做出判断：自己与三个“典型”都不一样，自己在“典型”之外。
1月底，他终于进入新闻业务学习。
1月28日，读了三个文件：《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政治与技术》《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
1月30日，讨论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在国民党区有新闻自由吗？”
1月31日，听报告：《党的文艺政策与报纸大众化问题》。
2月2日，看“大众化报纸展览”。
2月6日，听杨巩讲“全党办报与通讯工作”。
2月8日，听高斯讲“写作与采访”。
2月21日，罗列作《对班报总结提纲》的报告。徐进解答问题。
2月25日，听凌建华作《编辑方法》的报告。
2月27日，参观编辑工作资料展览。
3月4日，听《通讯社业务》报告。
之后，高晓声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前，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谷天和高晓声同班、同组，而且同年。他觉得与高晓声相比，自己幼稚多了。好多在他很久以后才想到、悟到的问题，高晓声那时已经想得很准、很深了。新专的学习模式是先上大课，听领导或专家的报告，然后分组讨论以求深入了解并统一认识。分组座谈时，有人喜欢抢先发言，有人喜欢高谈阔论，高晓声则相反。他总是默默地冷静倾听，听了一会便在小本本上写几个字。待到他发言，总出人意料。
有次讨论新闻学，多数同学的发言集中在关心天下事的课题。高晓声说话了：
干新闻是要关心天下事，但是天下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我总觉得在关心天下事之先，先要关心天下人。我们应该为天下人而写新闻，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说天下人之想说，不能为新闻而新闻，甚至为趣味而新闻。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以前一些无聊小报的记者，只要能卖钱，什么黄色新闻、黑色新闻都搞出来了……
谷天把高晓声的话写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上。但对他这几句话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是到了80年代，那时高晓声已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谷天跟他说起上面那段话，高晓声不怎么记得了。但他哈哈大笑，说：那时候你应该起来批评“天下人”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没有阶级性。天下人，贪官污吏流氓恶霸不都是天下人吗？高晓声关心的是天下的劳苦人，他关心的是陈奂生、李顺大。个子小，心胸大啊！
4月1日，在苏南新专校舍前，高晓声与学习小组同学合影留念。
春到惠山。月朗星稀。山脚下，小河、池塘边，水汽、泥土味混合野花香、野草芳。芳草丛中，沙沙作响，无数蟛蜞夜间出洞觅食。
徐惠卿拎着铁皮桶，高晓声忙不迭抓蟛蜞，扔进桶里。不多一会，装了大半桶。第二天早上，高晓声去食堂，帮忙洗刷蟛蜞。忽然，门口“呀”的一声尖叫，高晓声抬头，见到两个女生，上大课、开大会时点过头、打过招呼，面熟目生。
“你是……”
“我叫彭令昭。她叫程一瑛。”快人快语。哦，彭令昭，同学们都叫她“才女”“小妹”。
“才女”、“小妹”发问：“到处爬的是什么虫呀？”
“是蟛蜞，大闸蟹的表弟。这东西没肉，不过鲜得掉眉毛。”
高晓声伸手去抓一只蟛蜞，蟛蜞昂身，挥钳，示威。
“呀！”彭令昭掩住嘴巴。
“别怕”！高晓声右手拇指、食指从蟛蜞背后突袭，抓住青壳，高高扬起。
彭令昭后退一步，拉得程一瑛踉踉跄跄。
高晓声有意卖弄，让蟛蜞夹住食指：“夹住了，不能拉，越来越紧。要这样……”他把蟛蜞放在地上，蟛蜞松钳，爬开。“这叫听其自然。哈！”“好玩吧？来，你也抓一只试试。”
彭令昭上前，伸手，缩手，再伸。手指尚未触着蟛蜞背壳，触电般闪回，并发出长长的惊叫。然后，咯咯娇笑，笑得花枝乱颤。一惊一乍！高晓声曾听林庆澜、陈叔方说起彭令昭，秀外慧中，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偏爱争论。在《新记者》报上，也曾多次读到她清新的散文、诗歌。闻名不如见面。这小丫头，胆子也太小了。
各组都出版手抄的仿铅印报，当作心肝宝贝，力争盖过别人。校部的《新记者》自1949年7月27日创刊，至1950年4月29日，共出版24期。每天三次播音。《新记者》播音稿里，没有一篇高晓声的文章。
4月30日，学校文工团在人民剧场参与救灾义演，演出印度舞。
漫山遍野，苍翠如滴。万绿丛中，红杜鹃摇曳着星星点点。二泉那边，二胡悠扬，传说是瞎子阿炳操琴。1993年，高晓声写了《瞎子阿炳一百岁》。
4月底，在进军解放台湾和海南岛的前夕，学期结束。
临近毕业，戴剑成同学猝然病故。学校开追悼会，乐队奏哀乐。汪克之从手抄歌本选了苏联歌曲《光荣的牺牲》，让乐队排练。
苏南新专，不只学新闻，且培养干部。起初传言培养接收台湾的干部。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新闻总署将统一新闻干部训练，苏南新专决定本学期结束后将不再续办。
5月3日，晴，校园到处喜气洋洋，上午新专举行毕业典礼。
礼堂布置一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区委宣传部长、汪海粟校长，徐进副校长，以及苏南日报、新华社苏南分社、苏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盛会。
典礼开始，陈丕显书记、汪海粟校长等作指示，他们祝贺同学们圆满地完成学业，并勉励大家要服从分配，把在新专学到的革命知识，运用到新工作岗位的实践中去，积极发挥革命者的作用。
徐进副校长宣布全体毕业生的分配名单。三个去向：第一个去向，人数最多，分配去苏南日报编辑部和经理部，以及在无锡等地的其他新闻单位。第二个，分配到苏南各地方党委、县委宣传部，或到基层区委担任宣传干事。第三个，是到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今冬明春即将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典礼结束，师生聚餐。大家畅叙友情，频频举杯祝酒，互道前途珍重。高晓声一连喝了好几杯酒。他清晰地听见不远处陈丕显跟同学们聊天。“是呀，现在我们还很穷。”他拍拍自己的口袋，“刚才我发一封信，还是向他……”他指指身边的警卫员，“借的钱呢！不过，将来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将来我们什么都会有的。”高晓声重复着这句话，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下午，同学互写临别赠言。
彭令昭拿着小本子让林庆澜写点什么。林庆澜大她9岁，不怎么喜欢她。在他心目中，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彭令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她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于是，他用一个旧词“反讽”，飞快地写在小本子上：“生不逢辰。”他有些喜欢高晓声的沉思、寡言。
入夜，最后的晚会。传统节目一一登场：《小放牛》《王大娘补缸》《呀萨松》新疆舞……晚会结束时，全体高唱新专毕业歌，高晓声的糟糕嗓子也忘情地唱出：“我们是新专炼成的钢……”
多年后，汪海粟和罗列谈及新专的凝聚力，浓缩为一句话：“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共同追求光明，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一起学习，缔造了一种特殊亲密的感情。”一群思想单纯的爱国青年，追求光明，寻求报国之道，怀着对革命的憧憬、向往、热情和幻想，汇聚新专。他们在新专乐于接受革命的洗礼，愿为革命贡献一切。彼此以诚相见，推心置腹，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人人平等，时时平等，事事平等，处处平等。同时，刚刚打下江山，国家急需用人，党尊重知识分子，向他们敞开心门，知识分子知恩图报。新专的领导人满腔热情，爱护知识分子，以同志、兄弟姐妹平等相待，没有官架子，不搞特殊化，领导与学员亲如一家。
高晓声与苏南新专的情谊延续多年。新专学习不到一年，在高晓声的心里，对共产党的信赖、忠诚，对毛主席的崇敬、爱戴深深扎根。同时，也为一生的事业奠定了思想、性格的初步基础。
新专的毕业生纪念册发到手上。翻开，高晓声读到周正良的长诗《我们在战斗中成长》，读到了彭令昭独自创作、与人合写的三篇散文：《在劳动战线上》《友爱》《我们相亲相爱 就像兄弟姊妹》。
《友爱》写高怀家中断粮，三班同学踊跃救济，筹款28万余元，寄往宜兴和桥，并附全班师生60人的签名信。那信，谢忱跟高晓声说起过，里面有一句：“我们还要努力革命，用我们的一分力量促使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早日建成，到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同学们的理想、情怀、求索表露无遗。那正是高晓声神圣的心声。
纪念册上，仍然不见高晓声片言只语。
毕业前夕，班部叫陈椿年去征询个人意见：愿意分配做什么工作？班部的办公室里，每一位班干事前都坐着一名被征询的学员。陈椿年身旁坐的是高晓声。陈椿年说，我愿意去做文艺工作。高晓声也说，我想去做文艺工作。事情就这样定了。5月9日，两人便拿着介绍信去苏南文协筹委会报到。干不了几天，高晓声因肺病住进无锡疗养院。
“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同学们各奔东西。
【后续信息】
1950年6月，中国大陆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谢忱下乡土改，挎上三八式马枪。彭令昭也到土改队。高家被评为中农。
不久，常州市委指派干部进私营常州民报工作——那时党报尚未创办。这批干部包括陈叔方、叶强、钱惕明，和改名林昭的彭令昭。之后供职该报的新专人还有刘振、秦新琤、龚振夏、周伟均、徐惠卿、张熙、华一中、史洪、王润……
之后几年，鸿雁传书，林昭的零星消息时不时传到高晓声处。
彭令昭在常州三年多，其中将近两年在常州民报度过。她用林昭等笔名发表通讯、诗歌、相声40篇以上。《在总路线的阳光照耀下前进》《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她爱党爱革命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工人也爱领袖，满腔热忱。
她进工作组，下厂工作。一次开会，她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受到领导指责。林昭争了几句，那个领导发动对她批判。她一气之下，退出会场。领导竟下令几个男同志强行把她架回，继续批判。她流泪了。
在市图书馆办黑板报时，她结识了吕宜。50年代初，吕宜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小说。他们曾在常州城墙上谈心。林昭哭着流露出离开常州的念头。
1954年，林昭以江苏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先生赏识。
1957年，整风反右，林昭消息中断。
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南新专的毕业生乃至教员、领导，这些由新政权培养的第一代干部、文化人，这些新政权忠心耿耿的卫士，惨遭历次政治运动的毒手，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被残酷迫害致死，以及因为“政治历史问题”被解雇、被调职、被下放，或受冤案株连的，还有因写日记惹祸上身，或因笃信“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的 “三不”政策，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赤诚交心而招来厄运的，在50人以上。及至摧残、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全军覆没。
高晓声的同乡徐惠卿，1993年去世。20多年的种种磨难，他用一句平平淡淡却痛入骨髓的话带过：“除了倒马桶，什么事都做过。”常州习俗，男人不倒马桶。
50年代初，共产主义的绚烂光环笼罩中国大地。美妙无比。新专人太爱新政权，太爱新生活了，太兴奋了。党的话，毛主席的话，上级的话，完全相信，绝对照办。党说帮助整风就帮助整风，领袖号召“大鸣大放”就“大鸣大放”，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天真烂漫的他们只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却不知言者有罪，思想也有罪。这应验了中国古语：“山水险，不如江湖险；江湖险，不如人心险。”常州土话也说：“巴结巴结，生意先歇。”
1979年初，高晓声复出后，与新专部分同学恢复联系。外界的消息源源不断涌来，尤其是有关林昭的悲壮事迹。1979年大年夜，高晓声接到陆拂为的信，告诉他林昭右派改正。
1980年，校友寄来林昭“宣判无罪”的判决书。高晓声不及读完，浑身颤抖。
那年1月27日，高晓声读到了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拂为所写长篇通讯《历史的审判》，通讯提到那个遥远而又亲切的名字：林昭。
在我们熟悉的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位同志。这是一个勇敢纯真的南国女性，名叫林昭。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1968年5月1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4月29日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人无需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林、江的法西斯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费，这不能不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陆拂为提供了林昭的材料。他和林昭，不仅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同学，也是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同窗。
文章发表后，上海市公安局有人写信，责问人民日报社编辑部：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收五分钱子弹费？编辑部回答：我们进行了调查。
看着白纸黑字，高晓声沉默了很久，很久。纵横脸面的皱纹，犹如刀刻。
他又想起惠山脚下的蟛蜞，想起胆小的林昭，想起了古人的诗句：常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
1980年12月11日，林昭第一次平反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不论规格，类似自发。当年苏南新专的学生会主席林斤澜（即林庆澜）主持会议。林昭的舅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许觉民，作为家属代表参加。他分发了林昭诗集。狱中诗有这样的句子：“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原苏南新专教育长、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致悼词。高晓声、陈椿年等送了挽联。
之后，高晓声陆续读到好些追思林昭的文章，如张元勋的《“蓝桥会”——上海提篮桥监狱探林昭》，尤其是林昭妹妹彭令范的长文《姐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林昭妹妹的文章最后提到：“她那高贵的精神，宁愿牺牲鲜血、生命来震撼一下不合理的制度，哪怕只有一瞬间；她那纯洁的理想主义，全然不考虑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这是否是她唯一的选择？也不尽然。”高晓声陷入沉思。高晓声的眼前，又浮现惠山上那个娇弱、胆小的林昭身影。
1979年7月1日，新专校友在母校惠山原址首次聚会。高晓声带路，和林斤澜寻找母校遗迹。
高晓声参加了1988年5月的常州聚会。
1989年10月，新专校友再次相聚惠山。
1991年10月26日、27日，在惠山脚下的工商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同学们又见面了。彭令范也应邀与会。陈祥荪对令范说：“令范，林昭已不在。而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
羊淇见到一位在政治运动中落水的老同学，问了一句：“你怎么总看着自己的脚板头走路呢？”对方顿了顿，低声说：“怕也成了习惯。”一旁的高晓声轻声叹息。
大家寻访惠山。40多年前校园里三个班的宿舍、办公室、礼堂、炊事房，俱已荡然无存。遍觅旧地，仅有二泉尚在，也不复当年模样。
同学们一起祭扫了苏州灵岩山韩蕲王墓侧的林昭衣冠冢。林昭的墓后迁至木渎，墓碑镌刻着林昭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
几则花絮。其一，1979年7月，恢复高考，李文沛去南京阅卷，找到高晓声。彼此有点生疏。高晓声告诉老同学，他正为南京历史博物馆拍摄的电影写解说词，送了一本刊发《李顺大造屋》的《雨花》。忽然，他带着几分歉意，问：“你是叫李永清还是李文沛？”李文沛愕然，也有些惆怅。长时间的离别，残酷的现实！
其二，华一中，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期间，与高晓声是一班五组同学。毕业后回常州工作。1980年7月，遭遇车祸去世。女婿何宜昌在岳父的遗物中发现一篇未完成的小说手稿《噩梦，在讲台上》。他写信求教高晓声。1982年春节后，高晓声约他面谈。在详细询问过华家的状况后，高晓声埋头翻阅华一中的遗稿。读完，他很坦率地告诉何宜昌，你岳父的遗稿，严格说来还只是个“半成品”，需要进一步加工，才有可能发表。何宜昌遵嘱改过几稿，高晓声也几次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稿子最终没能刊出。但高晓声的厚道、真挚，给何宜昌留下深刻印象。
其三，1982年，谷天因公务从南京到常州。一个老同学找他，要他无论如何把高晓声拖出来，为一个含冤屈死的新专同学说几句话。正好，高晓声也在常州，而且同住一个旅馆。谷天住的是普通招待所，高晓声住的是贵宾楼。谷天走进高晓声的套间，真有点像陈奂生走进县委招待所的味道。
客厅里坐满了人。除了电影制片厂一伙人来催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的改编稿，有来约稿的，有来请教的，还有类似以后几年的“追星族”，一如众星捧月。高晓声一脸倦容出现在卧室门口。“呼”地一下，一大帮人围了上去。高晓声目不斜视，径直走向谷天。
得知来意，高晓声把香烟放在嘴里，双手一摊，同时环顾那帮人，意思明明白白：我忙得不得了。谷天说：“我不管，你不完成任务，我是不会离开的。”高晓声只得把他领进内室。认真思考了好一阵，高晓声为不幸逝去的同学写了悼诗。
谷天问他近年创作情况，他说：“写不出来了，一年一个短篇小说集，恐怕出不下去了。”一向心直口快的谷天冲他说：“你别怪我多年不见面，见面就讨厌。你别再让这些人把你包围住，别再住在这贵宾楼接见这个，会见那个。这会把一个作家改造为一个文学活动家，他们使你声名肥胖，作品干瘦！你还是要去找你的李顺大，去找你的陈奂生。找到他们，你一定会写出更好更深的东西来……”因为是老朋友，谷天既不客气，高晓声也不生气。
1999年4月，《五十年情缘》集资出版。全书56万字，由新专校友撰文，介绍新专师生半个世纪中的多彩人生。书中专辟“林昭特辑”。罗列、高斯、孙葵君、陈方任顾问，阿章任编审，吴镕任主编，殷克栋、吉红任执行主编。出书时，苏南新专同学已有10余人去世。
高晓声为《五十年情缘》写了一篇文章——
我的简史
我出生在江苏武进农村一耕读之家。比一般农家孩子优越的地方是从小就有机会接触文学作品，所以很早就萌发作家之志。但是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反对我考中文系，以免受困于陈蔡之间，我只得去读经济，便于找到饭碗。
还未读完两年经济，1949年7月我就到苏南新专来了。因为这毕竟接近我的志愿，但当时也并未想到这就是投机革命，就算我当作家的志愿达到了，蚍蜉也撼不动大树。新专毕业出来就分配到苏南文联筹委会，这时候我对写作还是一窍不通。1951年春节前去松江出差，经过上海，逛新华书店，看到一批新出版的诗集，我站在那儿读了几本，觉得不稀奇，我也能写。回来便写了一本寄去，果然也出版了。书名《王善人》，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就是和叶至诚合作的锡剧《走上新路》了。当年此剧红极一时，1956年国庆，中国评剧院还扮了该剧游行天安门献礼。但一年多以后，我因筹组“探求者”同人刊物被打成右派。
80年代初，“探求”和“探索”是极时兴的话题，但是在50年代后期，使用这些词就可以成为右派，因为这是不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具体表现，要是肯听，你跟着做就是，一切都早解决了，还要你探求什么！
毛主席说右派也是反动派，我这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非常感谢他老人家指点，不过一个如我这样平庸的青年人那么容易变成反动派，总觉很蹊跷。所以我戴上帽子以后，十分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不敢抗争，也就是不敢坚持真理，怕死，便任让脊梁骨打断了在这世界上爬。
当了右派要发配去劳动改造，我身患肺结核，劳动这一关很像鬼门关，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家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算是放我一条生路。另外，对于农业劳动，我也是从小就做惯的，熟门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汉也不能说我活儿干得差。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我的右派思想恐怕不是劳动能改造得好的。如果改造得好的话，岂不是早就改造好了。但这话当然不敢说出来，只好纳闷而已。
虽然想不通，但是劳动我一贯很积极（除了病倒）。除了种田，我几乎把农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种如瓦、木、竹工，各种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鸡、放鸭、养鱼、培养农用微生物……都学会了，我甚至想到老来什么都做不动了，怎么办？我便学做小篮子，觉得这种活即使坐在床上起不来了也能做。我无儿无女没有依靠啊！全靠自己救自己！我本来是有个爱人的，1958年跟着我下乡去，可是她的肺病比我还重，1959年就去世了，我同她都知道她过不了这一关，想不到竟这么快就走了。我买不到营养品供应她，想不出挽留她的办法。我只能痛责自己，如果不当右派，条件好些，她还死不了，现在连好些的衣服都卖了买药。还奈何得了什么呢。
1962年初我被派到三河口中学去试教语文，当年秋天改身份为摘帽右派，我的课上得不差，至少是学生最欢迎的老师之一。有些数、理、化老师也有空就兴致勃勃进来占座位，听我讲古汉语课。1965年病重，在苏州第一人民医院切除右上肺一叶，出院就幸会文化大革命了。学校里有人立场不稳，叫我不要到学校去，把病假续下去，病假过了六个月，就算长假，不用再有医生证明了。如此躲到1968年春天，学校里夺权夺得热火朝天，有一派想从我身上找点整另一派的黑材料，派人把我找到学校，宣布对我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挨斗、挨打、挂牌游街……一行例行公事都坐享其成。1968年冬到1970年元旦，一直押在三河口梧岗五队劳改。我有一手砌经济煤球灶的本领，为各户社员服务，能省煤不少，社员高兴，家家请我吃酒，只是有我的身份，所以那酒都是关了大门吃的，我一面开怀痛饮，一面看着那闩门，细想究竟是谁被关在群众的门外了？自有一种感悟。
1970年回校也不让上课，还没有定性呢！我就在校做杂工，大约一年后，当地修建站忽然奇怪学校一直没请过瓦木工，查问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全由我包了。
做杂工期间，有空就去学校和公社合办的农用微生物厂去帮忙，帮着帮着我就学得挺地道，从1972年起公社就向学校把我借出来专搞菌肥厂，搞得很红火，一直是先进厂。新华日报二版头条登过一篇大文章“学习辩证法，菌肥大增产”，就是表扬敝厂的。那时候许世友要搞多穗高粱，还派人员来取制肥的经验，武进县搞这一行的，包括农技员在内，人人都知道高晓声，比我后来当作家的名气大得多。
后来就轮到我当作家了，其实在过去的二十一年中，我早已丢掉了写作的念头，但愿耕作之余，谈点野史，终老故乡足矣。但等到情况改变之后，又觉得自己如果重新工作，却也一无所长，最有把握的还是重操旧业。于是又开始写小说和散文，起初还积极，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也就少写了。过了二十年，也不过写了三百万字左右吧。同现代文豪们比，简直是小菜一碟，上不了席面的。可也还得罪了人，能听到人家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所以我不敢抛头露面，免得招祸。谁能说没有人想吃掉我？只是嫌我肉老了卡牙齿，况且现在又有好的吃罢了。
他给自己的一生作了一个小结。绚烂之极复归平淡。老之将至，心平气和。举重若轻，《简史》以似乎漫不经心的笔调铺陈沉重的往昔，也直率流露晚年生活、创作心态。尽管如此，末句仍然忍不住杀回马枪，由着不依不饶的秉性，祭起他的冷幽默，随手一击。不过，这一回带点夸张。
林斤澜写了《读“心中永远的痛”》，怀念林昭。陈椿年写了《头发是怎么变白的？》，回顾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在青海劳改的惨痛岁月。《五十年情缘》特地收录了彭令范的《我的姐姐林昭》。
1999年5月，苏南新专同学再次相聚无锡，纪念母校50周年。高晓声身体不佳，没有与会。
到会的谷天，想念高晓声，想起苏州一位读者的话：“像高晓声这样的作家，与其说是他选择了文学，还不如说是文学选择了他。因为他是一个被选择者，所以他的作品才见出一种生命的负荷，不像选择文学、白相文学的人那么轻松，那么幸福，也那么善变。这两种人，前者未必伟大，后者却一定渺小。”
1999年7月，高晓声在无锡第一人民医院去世。50年后，魂归惠山。苏南新专同学的挽联情真意切：
水乡植根费耕耘 李顺大陈奂生 用余生心血 铸就泥土深情
旧雨故知同劫波 惠泉松太湖水 以白发絮语 挥泪送君远行
苏南文协筹委会和苏南行署文教处的文艺科合署办公，后来苏南人民出版社也合并过来，其中有七八个部门。1950年5月9日，高晓声分在高野夫领导的部门，很快深得赏识。但在机关青年团支部里，他通常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于是赢得一个绰号，叫“阴间秀才”。绰号有些尖刻，倒并无恶意。它的发明人是后来成为章品镇夫人的沈婷西，当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她像个大姐，爱管小青年。对陈椿年的批评是“不讲清洁卫生，乱花钱”，对高晓声的批评是“发言不积极，一天到晚闷头想心事，像个阴间秀才！”
那是人民共和国的牧歌时代。机关像个大家庭，首长像和蔼的家长，部门领导像大哥，大家都穿灰布制服拿供给制吃大锅饭，不知争名争利争权为何物。毛头小伙子除了“积极”，不懂别的。“真是一连串心满意足的日子。我参加了革命又被分配去干上了文学这一行。”“天空是那样明朗，土地是那样平整，空气是那样芬芳，我的心底是一片光明。我懂得了革命的理，我爱上了共产党，我认准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下定了决心开步走。”（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但他多少有点跟他们不一样。他年长陈椿年三岁，历经困苦，看人看事常带某种分析眼光，显得较为成熟。事情还没看准，他绝不开口，更不动手，而一旦开口动手，就像在篮球场上那样，灵活而且颇富爆发力。
陈椿年任组织联络干事，分工联系常州、镇江两个专区的文联筹组工作，好多时间都在火车上。火车为防国民党的轰炸扫射，多在夜间行驶，常常在等候军列通过而在不知名的小站上一再耽搁。荒凉小站的灯影里，淮北逃荒饥民席地坐卧，隆隆驶过的军列上，头戴船形帽肩挎自动步枪身穿粗呢套头军服的苏联士兵，押运坦克和大炮，衣冠楚楚的绅士和太太向身穿灰布制服的陈椿年投来敌意和厌恶的目光……陈椿年一五一十地把外界消息通报给高晓声，高晓声只是轻轻地“哦”，淡淡地笑，不置可否。
后来，苏南文协筹委会改称苏南文联。吴天石是机关的最高领导人。这个职务是兼任，难得来巡视。这吴天石没架子，连办公室、办公桌也没有，来了就坐楼下会客室。会客室隔壁是休息室，有门相通，是工作人员打克朗球、下棋、玩扑克的地方。吴天石来了，大家毫无拘束，照玩不误。玩时抽得出空，就到会客室去同他对谈或当旁听，想再玩就离开。
高晓声虽没研究过小说，但从儿时起大量接触小说，大体懂得小说里总有故事，总有人物，总要引人入胜。后来接触了大批解放区的农村小说，也懂得了现代农村里哪些事可以写小说，至于目的性，自然是很明确的。加上他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读了十多年的书，也积累了一些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经验。这一切，可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形容。
1950年冬，高晓声写出处女作短篇小说《收田财》，发表于文汇报副刊，署名凡丁。这篇小说直接取材于民间故事。
“收田财”，是苏南农村的古老风俗。每年到了农历十二月廿四晚上，农民就用稻草扎成火把，点着了在自家的田埂上游转，据说这样做了，第二年就能丰收，所以叫“收田财”。
高晓声从来不曾研究这种风俗的来源，也不曾想它是否确有科学依据。当时，政府为了提高产量，繁荣经济，提倡科学种田。水稻地区最大的祸害就是螟虫引起的白莠。有些年景，水稻秀而不实者十之八九，一片白茫茫，荒灾严重，农民谈莠色变。当时农药很少，连六六六粉也不大见。治虫不能靠农药，又缺治螟的成熟经验，掌握不住治螟的关键时刻。即使掌握住了，也无法使个体农民采取定时的统一行动。事情变得相当复杂。后来采取预防为主的办法，在秋季收稻以后、种麦以前，挖出田里的全部稻根，堆在田埂上晒干后烧掉。那时，螟虫都躲在稻根的杆管里，烧掉也就消灭了螟虫。但这样做花工太多，挖一亩稻根比刈一亩稻花的工夫多几倍。一则农民没这个习惯，二则还迷信这是天灾，是“天要杀人”“人犟犟不过天”，不相信这样做了就会有用，不肯下田。这办法一时很难推开。
高晓声亲身经历过螟虫的危害，因此努力要推广这种办法。把稻根堆在田埂上晒干了烧掉的办法，触发了高晓声把它和“收田财”的风俗联系起来。
他大胆推想：“收田财”用稻草扎成火把在田埂上烧，为什么能使来年丰收？莫非先前烧的并不是稻草，恰巧就是挖出来的稻根？那自然分明也是为了消灭螟虫。如果真是这样，来年得到丰收的说法不就有了科学依据？可见，“收田财”是从烧稻根灭螟演化来的，久而久之，改变了原来模样。只要变回去，恢复原样，就能发挥它的科学作用。推想虽无依据，却和当时推广治螟的方法不谋而合。
慎重起见，他请教老农，但没人说得清风俗的由来和变化，反而赞成高晓声的推想。从教育人的念头出发，他想到可把“收田财”的风俗作为推动挖稻根工作的宣传资料。过了一段时日，又从实践中看到了宣传的理想效果，于是萌发了把它写成小说的念头，着眼于一个农村干部利用当地风俗开展工作。
小说一气呵成。是好是丑，自己毫无把握。为此，他才不愿给周围的人看，生怕他们七嘴八舌，弄得自己疑三惑四，拿不定主意。干脆寄出去了就算！
结果一炮打响。小说溢出灵气。从生活出发，生活气息浓郁，又反哺生活，清新自然。家乡风俗与科学道理巧妙挂钩。但注重事件而忽略人物性格刻画，过分具体地叙写农村工作的方法，给读者的印象不深。高晓声自己觉得不大像文艺作品。熟悉农村工作的人不想看，因为他会干；不做农村工作的人不要看，反正他用不到。没关系，第一步已经踏实地跨出。之前，文学向他招手；现时，他把文学抱了个满怀。
高晓声的作品与民间文学血肉相连。他说过：“民间文学的蕴藏量极其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稍一留心，便见金玉满地，俯拾即是。民间文学的素质极好，多有异彩。但也往往失之粗放，需要加工。”（高晓声，《我的小说同民间文学的关系》，《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他并没有系统收集和研究民间文学作品，但因为经常接触，潜移默化的作用渗透到他小说的内核。他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方法，都可见它的踪迹，比如他习惯使用短句，习惯在叙述中使用第三人称，习惯使用调侃的笔法等等。“在小说中，高晓声把苏南农村古老的略带迷信色彩的风俗加以改造，赋予新的生活内容，既保留了古老的传统美，又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思想。”（春荣，《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高晓声父亲是国民党员。1930年，他曾在福州国民党部队任职，部队打了败仗，他逃回家乡，失业。之后当小学教师、中学教师。1943年初，他带上高晓声的表兄潘鉴明，加入宜兴山区张少华的忠义救国军。国民党军统局组织十余支忠义救国军抗日。抗战结束后，任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秘书，1948年任县参议员。1950年12月，中国大陆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当月，高崖青即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溧阳县社渚农场劳动改造。期满释放，留农场工作，领取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