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心小诗的文体价值
王珂
摘要：近年华语新诗界涌现多位优秀的小诗诗人，曾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现代小诗创作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小诗史中颇具特色，具有独特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在小诗的现代性建设上，特别是小诗的诗体现代性建设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他的小诗可以称为“现代小诗”，具有“现代语言”和“现代诗体”与“现代情感”和“现代精神”。他有文体自觉性，继承了小诗诗体的说理传统，却打破了小诗“理”大于“情”、“理”大于“事”的文体局限，对小诗的文体功能作了较大的改进，将“理”变成了“理趣”。他追求的正是诗意的世俗性和诗歌写作的自主性，他的小诗具有林以亮所言的“现代诗的精神”。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赋予世俗平民生活浓郁的诗意，使自己能够“诗意地栖居”。他克服了小诗的诗体形式的单调乏味，却采用了“双行体”等多种诗体形式，十分重视小诗的排列美，让小诗更有诗质。
关键词：现代小诗；现代性；文体自觉；工匠精神
近年华语新诗界涌现出小诗创作热，出现了林焕彰、白灵、傅天虹、黄淮等多位优秀的小诗诗人，曾心是其中的佼佼者。2006年，林焕彰在《六行、天地宽广——序曾心小诗集〈凉亭〉》中说：“从2003年元旦起，‘刊头诗’在泰国、印度尼西亚《世界日报》副刊版同时出现，迄今已有三年七个多月；每日一首，是从未间断过。作为‘小诗’的一种新形式（限六行内）的尝试，已通过时间的考验，证明泰华、印华诗人对诗创新形式的要求，以及在六行以内的有限篇幅中，要展现个人内在蕴含的能量，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而大多数诗人也乐于挑战，纷纷尝试，主动投入到‘刊头诗’的写作行列。……在泰华、印华‘刊头诗’写作群中，曾心不仅是率先响应者之一，而且也是一位‘健将’。三年多来，他已创作了近二百首，且已积极凝集泰华‘刊头诗’写作群，成立一个具有激励性、研讨性的‘小诗磨坊’（似沙龙式的俱乐部），在固定场所，做不定期的聚会，研讨六行以内‘小诗’写作的种种艺术性的议题，为‘小诗’写作者探讨理论基础，以期再扩大影响，更上一层楼。”
2009年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玩诗，玩小诗——曾心小诗点评》的封二这样介绍曾心：“曾心，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返泰后，从商、从医。著有：《大自然的儿子》《心追那钟声》《蓝眼睛》《一坛老菜脯》《曾心文集》《曾心短诗选》《凉亭》《给泰华文学把脉》等12部。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多篇被选入中泰教材。”该书的封底这样介绍这本书：“小诗是汉语新诗的重要品种。初期的新诗主要是从西方诗歌寻找出路，小诗开辟了向东方诗歌借鉴、向唐诗的绝句小令继承的新路。其行数在十行以内，以至一行都属于小诗范畴。本书收入泰华作家、诗人曾心六行以内小诗159首。这些小诗为读者创造了许多意象，具有理趣和饱含暗示。每首诗都是经过中国现代诗歌评论界大家、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吕进教授精心的筛选和言简意赅的评点。全书分六卷，既有写社会、写大自然、写情爱、写生的渴望、写人的心态，又有写风花雪月、写日常生活、写念经坐禅等。”诗评家吕进在序中也高度评价了曾心小诗创作的成就：“近年在泰华文坛上小诗也开始露头。最先是台湾诗人林焕彰在他主编的《世界日报·湄南河》副刊推出刊头诗，篇幅在六行以内的刊头诗其实就是小诗。经过几年的跋涉，2006年，岭南人、曾心、博夫、今石、杨玲、苦觉、蓝焰，再加上台湾的林焕彰，在曼谷7＋1组成‘小诗磨坊’，泰华小诗诗人就吹响集结号了。诗磨不停，诗香遍地。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了曾心，他的《凉亭》是泰华文坛的第一部小诗集。曾心的小诗写社会，写大自然，写情爱，写同情。在他的笔下，小诗不小，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佛来’。”曾心小诗的成就也得到了华语诗界的公认，2009年11月，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曾心提交了论文《论六行内的小诗》，一共只有四位重要专家在开幕式上做主题演讲，曾心就是其中之一。2014年2月25日，《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2000—2012）》报道说：“热烈祝贺‘小诗磨坊’召集人曾心的《曾心自选集——小诗300首》诗集，荣获‘首届国际潮人文学奖’诗歌奖，这不仅是曾心个人的荣誉，也是泰华‘小诗磨坊’的荣誉。此奖的获得，说明了以六行内新诗体‘创格’的尝试，获得诗学界的认可。这是很可喜的，小诗磨坊同仁加油！”颁奖评语如下：“《曾心自选集》诗集以短诗形式，意象诠释千姿百态的存在镜像，以此表达对生活乃至生命的热爱。其语言精简、质朴，有情趣，可归类为老诗人借物抒情言志的咏怀诗。”
以上这些评价都比较公允准确，曾心的小诗创作在当今小诗热潮中，甚至在百年新诗史上的小诗史中，都颇具特色。尤其在小诗的文体功能和文体特征上，颇有创意。吕进对此也作了较高的评价。“小诗有它的文体可能，也有它的文体局限。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诗体。曾心的诗告诉我们，小诗的基本特征是它的瞬时性：瞬间的体验，刹那的感悟，一时的景观。给读者一朵鲜花，让读者去领悟春天的喧闹；给读者一片落叶，让读者去悲叹秋天的寂寞。瞬时性不是对小诗的生命的描述。瞬时性来自长期的情感储备和审美经验的积淀。‘蚌病成珠’。优秀的小诗正是这样的情绪的珍珠。”
曾心的小诗冲破了小诗的“文体局限”，创造出小诗的“文体可能”。小诗的文体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1．篇幅太短，字数太少，无法展开情节和抒写细节。2．小诗是外国诗体，来自东方印度和日本，在草创期主要受到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的影响，过分追求哲理性和空灵感。新诗史上最早的两位小诗代表性诗人的诗作——冰心的《繁星》和《春水》与宗白华的《流云》也过分追求哲理。3．小诗的诗体单一，通常只有一个诗节，无法利用诗的分节来造成诗意的起伏和诗形的美丽，严重缺乏诗歌应该有的“排列美”。4．小诗重在说理，缺少抒情，导致语言直白、单调，过分朴素，缺乏诗歌语言应该有的“词藻的美”。5．近年小诗写作主要变成了老人写作，小诗体受到老人的极端喜爱，暮气太重，朝气不足，沉思有余，热情不够，缺乏现代汉诗应有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如吕进所言：“说来奇怪，在中国，染指小诗的年轻人不太多见。小诗的诗人群往往年龄偏大，诗龄偏长。在海外好像也如此。林焕彰和我同年。通过信，相互关注，但我访问过台湾三次，可以说几乎认识所有台湾的知名诗人，居然至今与他没有见面之缘。曾心长我一岁，所以我老称他‘诗兄’。为什么更多的老诗人倾心小诗？这是老诗人对漫漫人生路的领悟，这是老诗人对诗的‘个中三昧’的领悟。所谓‘删繁就简三秋树’，所谓‘繁华之极，归于平淡’。‘就简’是诗艺的高端，‘平淡’是人生的高端，所以，小诗实在是高端艺术。”
吕进是中国大陆新诗文体学研究的开拓者，出版过《新诗文体学》《现代诗歌文体论》等十多部新诗文体学研究著作，对新诗的各种诗体颇有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给诗下的一个定义曾影响了一代诗人。“诗是歌唱生活的最高语言艺术，它通常是诗人感情的直写。”30年前，他认为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30年后结论说小诗是“高端艺术”。说明他对小诗诗体的重视甚至敬畏。因为他越来越发现小诗“难”写。所以他说：“小诗是多路数的。有一路小诗长于浅吟低唱，但需避免脂粉气；有一路小诗偏爱哲理意蕴，但需避免头巾气；还有一路小诗喜欢景物描绘，但需避免工匠气。从诗人来说，艾青是天才，以气质胜；臧克家是地才，以苦吟胜；卞之琳是人才，以理趣胜；李金发是鬼才，以奇思胜。无论哪一路数，小诗都不好写。或问，制作座钟难，还是制作手表难？答曰：各有其难。但是制作手表更难，原因就是它比座钟小。因为小，所以小诗的天地全在篇章之外。工于字句，正是为了推掉字句。海欲宽，尽出之则不宽；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无论何种路数，小诗的精要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曾心小诗的成功就在于他克服了以上所列的小诗的五种文体局限，让小诗文体有了新的可能。吕进也指出了曾心小诗的两大优点是文体功能上追求“理趣”，文体特征上重视“意象”。“曾心的小诗我觉得是偏于理的。他的许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都有哲理。不管何种小诗，尤其是以理趣胜的小诗，切记要忌枯。无象则枯。诗之理是有诗趣之理，忌直，忌白，忌空，忌玄。小诗要与格言划出界限，要同谜语分清门庭。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花朵写之。秋之精神写不出，以落叶写之。诗人要善于以‘不说出’代替‘说不出’，以象尽意。曾心为读者创造了多少意象！他的诗好读，又耐读。他的那些意象‘寓万于一’，又‘以一驭万’，很明白，但又饱含暗示，意象之外，有好开阔的天地啊！”吕进慧眼识珠，理趣与意象确实是曾心小诗最成功之处。
梁实秋1930年12月12日给徐志摩的信中说：“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从形体到内容，新诗确实受到了外国诗，尤其是以英语诗歌、法语诗歌为代表的西洋诗歌的巨大影响，如两行分节、四行分节的分节方式，都是西方诗歌的“横的移植”的结果。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更是影响了中国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新诗诗人，胡也频、黄药眠、郭沫若、艾青、何其芳等很多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郭沫若说蒋光慈在“浪漫”受到攻击时，公开宣称：“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情况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在那一代诗人眼中，“革命”与“浪漫”两个词语几乎是可以互换的。1927年，成仿吾在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认为：“有人说创造社的特色为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这只是部分的观察。据我的考察，创造社的特色是代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特有的根性，但是在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这种根性仍不失为革命的。”1930年茅盾在著作《西洋文学通论》结论说：“浪漫主义则尊重自由，要打破那些束缚个人自由的典则。……浪漫主义则注重内容，打破那形式的桎梏。……浪漫主义则为情热的理想的。”新诗草创期过分追求浪漫主义，影响了新诗的现代性建设，导致新诗没有建立起“现代语言”和“现代诗体”，更没有培养出“现代情感”和“现代精神”。
“小诗随新诗一同诞生，在早期白话诗歌中，就有胡适、周作人、俞平伯等写的小诗。不过，那时小诗的声音还很微弱。但到了1921年，诗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写起小诗来了。……其中成绩最好、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宗白华。是他们把小诗创作推向高潮，奠定了中国新诗这种独特形式的艺术基础。”小诗与散文诗一样，诗体资源主要是外国诗歌，来源却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大量译介法国的波德莱尔和俄国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小诗的译介主要来自世界东方，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是印度的泰戈尔。“1921年到1924年前后，在日本小诗和印度泰戈尔小诗影响下，中国新诗坛掀起了一阵小诗热。这种小诗，少至一两行，多至四五行，也称为‘短诗’‘繁星体’‘春水体’。除冰心出版过小诗集《繁星》《春水》，宗白华出版过《流云》外，刘大白、王统照、朱自清、徐玉诺等也都创作过不少小诗，《时事新报·学灯》《文学旬刊》《晨报副刊》《小说月报》《诗》等报刊都为小诗的繁盛创造了条件。”
小诗主要有日本小诗和印度小诗两大诗体资源，两者都重视哲理，尤其印度小诗更强调哲理性。1921年8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4号刊发了周作人译的《杂译日本诗三十首》，其中有多首的诗体形式被后来的中国的小诗诗人借鉴。千家元麿的《小诗》中的第二首全诗如下：“黄莺啼着/静静的远远的听到。/我想这静，/甜的静呵！/静即是美。”野口米次郎的《小曲》的第一首也如同后来的中国小诗，全诗如下：“生命是什么：一个声音，/一个思想，黑暗上的光明，——/看呵！空中的鸟一只。”首先是周作人借鉴了这些诗的写法。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的“诗”栏目发表的《山居杂诗》，都是六行左右，共七首。1922年周作人还写出了小诗史上第一篇理论文章《论小诗》，他强调小诗的“世俗化”和“当代性”，认为小诗是现代人抒写现代情绪的“最好的工具”。“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周作人是想把小诗当成他竭力鼓吹的“平民文学”中的一种诗体。他的“平民文学”的概念是：“所以平民文学应该著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小诗就是这样的“普通文体”，应该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但是周作人又不愿意小诗沦落成打油诗那样的粗俗文体，所以他要求在写法上有“贵族”的提升。他说：“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经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他甚至还强调平民文学的目的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他说：“平民文学决不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第二，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