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词中之北京风俗
——欧阳玄《渔家傲南词》解说
一、前言
八十年代初，我为一新闻社写北京感旧专稿，常常阅读北京风俗旧籍，多为明、清以来者，元以前者较少。读欧阳玄《圭斋文集》，有《渔家傲南词》十二首，写元大都岁时风俗，极为旎丽，十分可喜，每思为之解说，惜时代久远，多有不可能者，一时难以说明。只曾写一短文，刊于《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赞赏其写北京五月风光：“月傍西山青一掐”，用俗语状景俊俏。迥不同于宋人词婉约，豪放之典雅用语，似为元人词语之特有风格。自此而后，十五六年间，仍未忘情于此十二首《渔家傲》，时常翻阅吟诵，而迄未敢写解说长文。今年夏秋之间，先后收到华盛顿大学陈学霖教授寄赠的研究北京建城传说的学术专著《刘伯温与哪吒城》，这是陈教授用二十年时间完成的学术专著。接着又收到堪培拉大学柳存仁教授的长篇巨著《大都》，是直接以元大都作书名，以民国初年北京风俗为背景写的故事。又读留学研究元史的傅乐淑教授的《元宫词百章笺注》。读了以上这些学人专著后，不禁想象元大都的朔漠繁华、燕山旧事，又想起欧阳玄的《渔家傲》，于是找出《圭斋文集》，元史、元人诗、曲等寒舍存有的一些破书，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新刊的《析津志辑佚》、三十年代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等书，并印证瞿兑之先生“旧注”。东翻翻，西查查，七拼八凑，用这十二首《渔家傲》，印证自己幼年北国所见，并一一加以介绍说明，以完成此十五六年之心愿。在正式解说词篇之前，先将作者欧阳玄作一介绍。
欧阳玄，字原功，湖南浏阳人，是北宋欧阳修的后代。欧阳修后人分籍庐陵和宜春。欧阳玄籍宜春，其曾祖父、祖父在湖南做小官，爱浏阳山水，就定居浏阳。欧阳玄生于元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幼小很聪明，八岁就能作文。后从宋进士受业。元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下诏设科取士，并命各省访求遗逸。玄以《天马赋》中第一，赐进士及第，即俗称“状元”。先后官平江（苏州）、太平路芜湖等地。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时召为国子博士，泰定四年（一三二七年）试进士于礼部。不久授翰林待制，奉议大夫。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诏修《皇朝经世大典》，书成后，升艺文大监，旋拜翰林直学士、中宪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元代泰定、至顺间，政局不稳，二三年间，换了四五个皇帝。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欧阳玄在大都做官已七八年，久客思乡，又感于政局及大都之风俗繁华，写了《渔家傲》十二首，其前有《序》云：
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阙，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暇也。至顺壬申二月，玄修大典既毕，经营南归，属春雪连日，无事出门，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数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稍谐叶之。明日笔之于简，虽乏工致，然数岁之中，耳目之所闻见，性情之所感发者，无不檃括概见于斯。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见其大略矣。
对于写这些词的时代背景、写作情况，序中说的十分清楚，不必多赘。欧阳玄是元代后期的重要文臣，官至中书省右丞相。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三十五年间，做了二十年官，于至正十七年十二月死在大都崇教里寓舍，葬京西香山石井村；留有《圭斋文集》十六卷。欧阳原功居官平易近人，当时有孙凤洲《赠欧阳圭斋》诗云：“圭斋还是旧圭斋，不带些儿官样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门前车马动如雷。”颇为传诵一时。
序中所说鼓子词，始于北宋，一个曲调反复歌咏，中间可夹杂散曲言词。形式有似诸宫词，唯诸宫调为连续不同宫调之套数，而鼓子词则只用一个曲牌。著名者如赵令畤之《蝶恋花》十二阕，欧阳修之《渔家傲》十二阕。《渔家傲》词、曲均有此牌名，最著名者为范仲淹“塞上秋来风景异”起句之《渔家傲》；清万红友编《词律》，选周邦彦“灰暖香融消永昼”作为《渔家傲》之例词。
三十年代初，瞿兑之先生写《杶庐所闻录》，曾介绍欧阳玄之《渔家傲》词，并加注意，只是过于简单。今在逐月解说之前，先全抄瞿注，以便印证。《杶庐所闻录》先刊“申报月刊”，后出单行本，唯早已绝牌，难以见到。近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收入此书，唯错字较多，均照《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一一校阅，予以改正。
二、解说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帕欢相抱。 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
瞿氏原注，按，此言都城气候至正月仍寒冽也。褫帕未详，相抱为蒙古相见礼。“金搭脑”二句见汉、蒙妇女妆饰之异。都中妇女元旦后五日不出门，故灯节后数日尚拜年，今厂肆庙会尚至十六日闭会，可见其来旧矣。“骤”、“后”韵与“峭”、“到”不合，盖欧阳氏以其乡音入词。
北京旧历新年在立春前后，在五九、六九之间，即冬至过后五十余日，冰尚未化，寒风仍大。室外温度均在零下六七度，雪后可能更低。历代诗文笔记中写到春寒的很多，明人袁中郎《满井游记》一开始就写道：“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花朝尚有余寒，何况春在正月，就生活情况，季节感受来说，还与严冬差不多。但风向已转，太阳的威力渐增，湿气上浮，如果苑囿临水背阴的地方，就有一种明显的暖洋洋的春的感觉了。过去在北京做学生的时候，于南海迎熏亭、太庙后河沿紫禁城下玩，都有过明显的感觉。因而开头两句写大都的正月，几百年间并没有改变，同后来是一样的。
正月初一，朝廷元正受朝，历代都是一样的。各朝都有详细规定。《元史·礼乐志》之一，就有“元正受朝仪”，记道：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皇帝出阁升辇，鸣鞭三。侍仪使……导至大明殿外。……
然后再到皇后处，皇后也出阁升辇，两宫同升御榻，左右大臣官吏等分班报班，宣赞唱拜兴之礼，群臣依次拜兴、平身、搢笏、三叩头山呼、舞蹈等等礼数，十分复杂。直到“僧、道、耆老、外国蕃客以次而贺。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凡大宴，马不过一，羊虽多，必以兽人所献之鲜及脯、
，折其数之半。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四品以上，赐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这就是“元日班行”的过程。《析津志辑佚》“岁纪篇”也记道：
正月一日，百官待漏于崇天门下，二日后，内外百辟朝贺饮宴。
所记均可印证《元史》记载及欧阳词所咏。
“欢相抱”，蒙古人礼节，西域人亦均此礼，现在外国这种礼节还很普遍。而“褫帕”一词，帕是幞头，褫即夺字，难道是互相夺了幞头相抱吗？好像说不通。因而疑是“褫魄”之误。手头只有四部丛刊本《圭斋文集》，乃据明成化本影印，作“褫帕”。而“褫魄”一词，见张衡《东京赋》：
冈然若酲，朝疲夕倦，夺气褫魄之为者也。
“酲”是酒醉初醒的样子，元日朝贺四品以上赐宴，五品以下赐酒，散班之后，必然都喝的醉醺醺的。阙前相见，欢欣拥抱，犹有醉意，因用“褫魄”一典，十分形象。或笔误，或刻错，也是有的。但不能确定，只能存疑了。
“金搭脑”，汉女装束；“金貂帽”，国人侍姬装束；“国人”，蒙古人。金貂帽，貂皮小帽子，直到今天，仍然时兴。虽然样式不同，其貂皮帽子则是一样的。至于汉女，只是金国人，包括女真和北几省的汉人，江南人叫南人。金搭脑是金头饰，挂在头上的，两边椭圆形或梭形的两片中间连在一起较狭，两边包在两鬓，亦可护耳，中间额前外面镶金饰或珠宝之类，既可护暖，又有美观妆饰，但不同于帽子，上面无顶。冬天既可保暖，又是华丽妆饰，几十年前，北方老年妇女戴这种妆饰，大多是乌绒的，中间脑门处钉珠子、玉一类饰物。“绣毂雕鞍”就是华丽的车和马，这是一般的形容，只是形容其节日里往来频繁，十分热闹而已。“拜年直过烧灯后”，热闹情况见《析津志辑佚》“岁纪篇”：
正月一日……京官虽已聚会公府，仍以岁时庆贺之礼相尚往还迎送，以酒醴为先，若肴馔，俱以排办于案桌矣。……至十三日，人家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岁如常。每于诸市角头，以芦苇编夹成屋铺，挂山水翎毛等画，发卖糖糕、黄米枣糕之类，及辣汤、小米
。又于草屋外悬挂琉璃葡萄灯、奇巧纸灯、谐谑灯与烟火爆仗之属，自朝起，鼓方静，如是者至十五、十六日方止。……十六日名烧灯节。
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仍叫正月十六为落灯节。六七百年中，由大都到世纪前期北京、北平，正月风俗几乎是一贯的了。
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士女城西争买架，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 水暖天鹅纷欲下，鹰房奏猎催车驾。却道海青逢燕怕。才过社，柳林飞放相将罢。
瞿氏原注：银床画灰未详。元代以南苑为飞放泊，育凫雁，为射猎之所。海青，鹰名也。社后罢猎，所以顺天时育万物也。
按“引龙灰向银床画”，为二月二龙抬头风俗，并以草灰从大门外引起，沿院中墙角不断，蜿蜒直到内宅卧床脚绕一圈，再到厨房水缸下绕一圈，再到财神龛前为止。一是熏虫蚁，有消毒作用。又有迷信求财思想，由门外联绵不断，直到财神龛前。由北京直到北省各乡间，均有此俗，或叫“引龙回”，或叫“引钱龙”。《析津志辑佚》“岁纪篇”记云：
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
明人沈榜《宛署杂记》云：“都人呼二月二日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云：“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明人去元代未远，所说“引龙回”、“引龙”均如词中所说，如何引呢？就是用草灰或谷糠由大门外墙根引起，上台阶，沿墙角，弯弯曲曲向里引进去。一定蜿蜒不断，十分好玩。二三十年代间，童年住故乡山镇祖宅，四五进院子，卧室、厨房、财神牌位均在三进院子内，年年二月二引龙回，一条灰线，沿墙角直入财神供桌下，历历如在目前也。
“士女城西”至“迎佛”句，乃元代大都二月之盛典，见《元史·祭祀志》：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缎，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
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寿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
据以上记载，可见元代大都二月迎佛是极为隆重热闹的风俗盛事。光绪时樊彬《燕都杂咏》有诗道：“白伞迎诸佛，皇城几度游。帝师多福利，膜拜遍王侯。”诗后注云：“元每岁白伞迎佛，名游皇城。”就是后人咏唱这一古老风俗。“城西争买架”，什么是“架”呢？旧时北京称为“几架”、“几架”的有鹰。元代蒙古风俗，买鹰春猎，也完全讲的通。而且同后半阕“鹰房奏猎”句吻合。但是为什么要加“城西”呢？难道只有城西有卖鹰的吗？似乎有疑问。又与“看驰马”、“官家迎佛喧兰若”句连读，及前引《元史》，文中“都城士女，闾阎聚观”、“西镇国寺迎太子”、“西门宫外垣”等句理解，先可落实“城西”，即城西最热闹。这样“买架”一词，即非买鹰，必与看迎佛盛会有关，因而“买架”，是买“抬架”，即用木架由二人抬起观看。现在救伤员抬人仍叫“单架”，只抬一人谓之单。而元时之“架”，必有抬两人甚至多人者，在高处看的清。不用搭台，而用架，便于移动。“官家”一词，即天家、皇家。明周祈《名义考》中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称官家，犹言帝王也。”按“官天下”、“家天下”之说，见汉刘向《说苑》。宋、元两代，称皇帝多用“官家”一词。
“水暖天鹅纷欲下”句，二月冰化水暖易于理解。天鹅就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的鹄，动物学中列鸟类游禽类，学名“Cygnus bewicki”。体长三尺余，形似鹅，颈长，上嘴有黄色之瘤，全身纯白，脚黑，尾短。栖息河湖近旁水滨，繁殖于寒冷地带。陶宗仪《辍耕录》称之为“迤北八珍”，即“醍醐、麆沆、野驼蹄、鹿唇、驼乳糜、天鹅炙、紫玉液、玄玉浆”。元代宫廷各种宴席，八珍中最重天鹅。宋末度宗时，钱塘汪元量，字大有，善琴，供奉内廷。宋亡，随三宫北去，入元代宫廷。后还钱塘，为黄冠，即道士，吟诗多记元宫诸事，人称“史诗”。有《十筵诗》、《湖州歌》，吟到天鹅者有：
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十斤。
御厨请给葡萄酒，别赐天鹅与野麕。
雪子飞飞塞面寒，地炉石炭共团
。
天家赐酒十银瓮，熊掌天鹅三玉盘。
夜来酒醒四更过，渐觉衾裯冷气多。
踏雪敲门双敕使，传言太子送天鹅。
《析津志辑佚》“物产”条亦有记载：
天鹅，又名驾鹅，大者三五十斤，小者二十余斤，俗称“金冠玉体乾皂靴”是也。每岁，大兴县管南柳中飞放之所。彼中县官每岁差役乡民，广于湖中多种茨菰，以诱之来游食。其湖面甚宽，所种延蔓，天鹅来千万为群。俟大驾飞放海青、鸦鹘，所获甚厚，乃大张筵会以为庆也，必数宿而返。
从上面所引《析津志》记载中，对这首词的后半阙会有更具体的理解。狩猎事自唐宋以来，即有五坊之设，即“雕坊、鹘坊、鹞房、鹰坊、狗坊”。元代鹰坊（坊亦写作房）十分重要。因元代统治者蒙古人北起朔漠，本为游牧民族，十分重视打猎，鹰房是专管狩猎的官署。《元史·百官志》：“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民匠总管府，秩从三品，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此官各省均有。另见《元史·兵志》“鹰坊、捕猎”条云：“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蒙古语译音），盖鹰人也。”又据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记：“打捕鹰房万户府，岁用喂养肉三十余万斤。”可以想鹰房规模之大。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昔宝赤，鹰房之执役者，每岁以所养之海青获头鹅者，赏黄金一锭。头鹅，天鹅也。以首得之，又重过三十余斤，且以进御膳，故曰‘头’。”词中说“海青逢燕怕”，上引文又说“海青”。海青是什么呢？是专捕天鹅的一种“鹰”。海青出自辽东海外，又名“海东青”。鹰之种类甚多，海青乃鹰之极品。《析津志》“翎之品”记云：
海东青，辽东海外隔数海而至，尝以八月十五日渡海而来者甚众。古人云：“疾如鹞子过新罗”是也。努而干田地，是其渡海之第一程也。至则人收之，已不能飞动也。盖其来饥渴困乏，羽翮不胜其任也。自此而后，始及东国。有制，犯远流者至此地而能获海青者，即动公文传驿而归，其罪赎矣。尝诹昔宝赤云：海青之外一翅，七日至七八日始至努儿干，其气力不资或饥而眼乱者多溺死，凡能逮此地，无不健奋。故其于羽猎之时，独能破驾鹅之长阵，绝雁鹜之孤褰，奔众马之木鱼，流九霄之毛血。云间献奏，臂上功勋，此则海青之功也。论其贵重，常以玉山为之立（按指白海青）。欲其爪冷，庶几无病，冬月则以金绣拟香墩与之立，夜则少令其睡。其替毛观其粪条，揣其肥瘠，进食而加减之。二替者则又有其说。按食之际，加药食次第焉。其首笼帽，多奇巧金绣，以小红缨、马尾为束紧之制。爪脚上有金环束之，系以软红皮系之。弗以红条，皆革也。若欲纵放，则解而纵之。横飞而直上，可薄云霄。“昔宝赤”者，国言养鹰之蒙古名，亦一怯薛请受而出身之捷径也。夫事鹰鹞之谨细养护，过于子之养父母也。于是松云子为之歌曰：“饥饱有则，调摄有时，有添心、补心、泻心之法，有布轴、毛轴、药轴之施。飞则击鼓敲鱼以助其力，收则俯摹解渴以慰其饥。一出二出为止，一替二替三替为奇。海青则立乎饥玉山，鸦鹃则立乎绣皮。（按此二句费解。）撇条验其肥瘠，补翅助其奋飞。海青亦有数种，玉嘴玉爪为稀；黄鹰仍有几般，黄眼黑眼为异。”养喂之效，备见于斯，松云是说可采。乃亦想其庶几援翅者，以其翅别取翅接而补之。
所记十分全、十分细，可作“海青志”读。《草木子》亦有记载，但较简单。所记海青的养法，旧时北京玩鹰的鹰把式都懂得。只是“逢燕怕”未写明。海青乃俊鹰，为什么怕小小的燕子呢？这是十分有趣的问题。元初钱塘白珽（字廷玉）《续演雅十诗》之一道：
海青羽中虎，燕燕能制之。
小隙沉大舟，关尹不吾欺。
陈衍辑《元诗纪事》引《辍耕录》注云：“海青，俊禽也。而群燕缘扑之即坠。物受于所制者，无小大也。”但查对中华版新印《南村辍耕录》却无此条，可能是所据版本不同。
社日，见《礼记·月令》篇，是古代春天祭祀的重要日子，据唐李林甫注，即春分前后，小燕春分前后，飞到北方，秋分前后，飞向南方。社日后即不再狩猎，正如瞿注所说：“所以顺天时育万物也。”
三月都城游赏竞，宫墙官柳青相映。十一门头车马并。清明近，豪家寒具金盘饤。 墦祭流连芳草径，归来风送梨花信。向晚轻寒添酒病。春烟暝，深深院落秋千迥。
瞿氏原注：十一门者，每面三门，北面独二门。与今制相同。惟齐化、平则二门，居人尚用旧称。
元代以北京为大都，都城城垣共有十一门，《元史》及各书均有记载。今引张江裁《燕都风土丛书》所收乾隆时昆山顾森、字云庵所辑《燕京记》云：
元至元元年于中都东北置京城，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门。正南曰丽正，左文明，右顺承；正东曰崇仁，东之南曰齐化，东之北曰光熙；正西曰和义，西之南曰平则，西之北曰肃清；北之西曰建德，北之东曰安贞。四年徙都之，九年改曰大都。
所说“中都”，为金之中都，位置在今北京西南，即广安门、右安门一带。元代都城在金中都东北。为什么东、西、南各三门，只有北面两门，而设十一座城门呢？史书记载，最重要的设计、建造者是元代名臣领中书省事的刘秉忠。而且还有传说，是按照三头六臂的哪吒身躯俯伏形状建造的。前三门即三头，左右各三门即六臂，北面二门即双脚。哪吒本是梵语Nata的译音，原是佛教四大天王之一的毗沙门天王（Vaisravana）的第三太子。因佛教密宗经典被译作中文，传入我国，不少传说神话与中国道教结合，这样哪吒就变成道教神祇，成为唐初名将李靖即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了。写入《封神演义》中，更是变化多端。据传刘秉忠建北京城，就以他的身体形象，作为鸟瞰标准了。元庐陵人张昱《辇下曲》云：
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
谶言若以砖石里，长似天王衣甲兵。
可见元代建城之初，即有“哪吒城”之说法，来解释其十一门之根据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陈学霖教授对北京建城传说，用二十多年时间，深入研究，最近出版了《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一书。明代北京城，还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兴建的，这样传说又把刘秉忠的业绩扯到刘伯温身上了。
“清明近”直到下半阕“深深院落秋千迥”句，都是写元代大都清明、寒食的游赏情况。元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云：
清明寒食，宫廷于是节最为富丽。起立彩索秋千架，自有戏蹴秋千之服。金绣衣襦，香囊结带，双双对蹴。绮筵杂进，珍馔甲于常筵。中贵之家，其乐不减于宫闼。达官贵人，豪华第宅，悉以此为除祓散怀之乐事，然有无各称其家道也。
清明寒食立秋千架玩秋千的风俗，早在辽代就已形成，沿习至元代。但明以后，立秋千之风俗已渐渐消失了。踏青扫墓的风俗一直保存着。《析津志》中亦有词记道：
三月京师寒食早，苑墙柳色摇宫草，太室荐新皇祖考。培街道，元勋衔命歌天保。 紫燕游丝穿翠葆，桃花和飰清明到，追远松楸和泪扫。莺花晓，人心莫逐东风老。
此词亦《渔家傲》，但未注明作者，亦可与欧阳原功词参看。所说“豪家寒具”，与此词之“桃花和飰”均是寒食时节食品。“寒具”自汉代以来即有此名称。因寒食日为纪念火烧绵山被烧死之介子推，民间此日禁火，预先油炸食品，是日冷吃，谓之“寒具”。据李时珍《本草纲目》并引南宋林洪《山家清供》，说“寒具”就是后来的馓子，现在街头还到处有卖的。而“飰”字，即俗体饭字。“桃花和饭”又与扫墓，即“追远松楸和泪扫”连在一起，是一般叙述、描绘春天呢，还是别有所指，就不知道了。
四月都城冰碗冻，含桃初荐瑛盘贡。南寺新开罗汉洞，伊蒲供。杨花满院莺声弄。 岁幸上京车驾动，近臣准备銮舆从。建德门前飞玉鞚。争持送，蒲萄马乳归银瓮。
瞿氏原注：四月始卖冰，以碗相击作声，至今如此。建德门即今德胜门。
按首句即写冰碗卖冰，瞿注过简，人阅之不易理解。明刘同人《帝京景物略》“春场”记曰：
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编氓得买卖，手二铜盏叠之，其声磕磕，曰冰盏。冰着湿乃消，遇阴雨天，以绵衣盖护，燠乃不消。
“冰碗冻”，就是街头卖冰人以二浅铜盏卡在一只手中上下相击，铮铮作响，曰“打冰碗”。幼年夏日街头，到处皆是，声音特别清脆，十分好听，而这一小小风俗，自元代流传，七八百年，且影响各地，据清顾铁卿《清嘉录》记载，苏州也有这一风俗。
“含桃初荐瑛盘贡”，即向皇帝荐新进贡，用玉盘盛樱桃荐新。“含桃”即樱桃，典出《礼记》“羞以含桃”句。郑玄注：“今之樱桃。”另《吕氏春秋》高注：“莺鸟所含食，故言含桃。”《烬宫遗录》云：“四月尝樱桃，以为一岁诸果新味之始。”宫廷以樱桃荐新，自唐代即开始，数见王维、杜甫诗，至元代仍如此。《元史·祭祀志》“荐新”条云：“樱桃、竹笋、蒲笋、羊，仲夏用之。”民间风俗亦如此。直到三十年代，余童年在北京街头所见敲冰盏卖樱桃者，仍一幅风俗画也。
“南寺新开罗汉洞”句，南寺不知何寺。据旧本《顺天府志》引《析津志》寺观条记云：位于城南者，有归义寺、圣恩寺、大圣安寺、弘法寺、大悯忠寺（即现在之法源寺）等，均在辽旧城，即现在宣武区一带，均在元大都之内，但已是大都城外。另有宝集寺、宝塔寺、三觉寺等均注明在南城。其中以宝集寺为唐代旧刹，几经兴造，为大蓝若。所说“南寺罗汉洞”，或即指此寺欤，终不能确指，甚憾。至“伊蒲供”三字，简言之，即素斋供佛也。按“伊蒲”梵语，即未出家之男性佛门弟子。此语入中国甚早，《后汉书》楚王英传中即有“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句，“伊蒲塞”亦即“伊蒲”。“伊蒲供”即以伊蒲馔供佛，词人在此用典也。
元代皇帝每年四月去上都避暑，亦如清代前中期的皇帝去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元史·地理志》：
上都路，唐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宪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为巨镇。明年，世祖命刘秉忠相宅于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中统元年，为开平府。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
其地在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滦河上游，清代称多伦诺尔旗，其地有多伦泊水域。遗址在多伦县西北四十公里。当时元代是蒙哥汗六年（即南宋宝祐四年，公元一二五六年）十月，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此筑宫殿、建都城的。三年而成，赐名开平府。后十五年，才建大元国号。至元至元二十年大都才建成。即开平元代宫殿在前，大都宫殿在后。两处宫殿多同名者，如清宁殿，大都、上都均有。另据《元史》诸本纪及前人元代宫词，上都元宫有大安阁、万安阁、歇山殿、鹿角殿、棕殿、崇福殿、洪禧殿、慈仁殿、穆清阁等建筑。北京在北纬四十度之南，而上都在北纬四十二度之北，尚在清代避暑山庄承德之北，自然夏天更为凉爽，是避暑胜地。元代各皇帝每年四月下旬去，八月回京。《析津志辑佚》“岁纪”云：
四月吾皇天寿……十七日天寿圣节，太史院涓吉日，大驾幸滦京，遵成宪也。吉日预前期定。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先起本位，下官从行。国言火室者，谓如世祖皇帝以次俱承袭皇后职位，奉宫祭管一斡耳朵怯薛女孩儿，关请岁给不阙。此十一宫在东华门内向北，延春阁东偏是也。自驾起后，都中只不过商贾势力，买卖而已……
皇帝去上都，大臣等人自然也要跟了去，谓之“扈从”。至正间参知政事周伯琦《扈从诗前序》道：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者，犹汉言宿顿所也。按“纳钵”，乃元人袭用辽人语、契丹语，即文言“行在”之意。近臣百官，追随銮驾向北行，出城门时，自然车骑纷拥了，此即所谓“飞玉鞚”也。但瞿注说“建德门”即今“德胜门”，不确。因元代大都北面城墙在明、清北城墙北面十里处，现在北京三环路经过北郊时还可看到元代残存之城墙遗迹，离德胜门甚远。因而元建德门不能与后来之德胜门划等号。虽然都在北面左侧同一位置，但向北尚有十里之遥，过了黑寺才是建德门旧址呢。因上都在滦河上游北岸，即滦河之阳，所以又名“滦阳”，又名“滦京”、“上京”。元代大臣随扈，不少诗人都留下咏上都的诗，如萨都剌《上京即事》、杨允孚《滦京杂咏》等。
车驾北幸，大臣随扈，自然有许多送行、送礼者。送酒是最重要的。“争持送，薄桃马乳归银瓮。”句中所说蒲桃即葡萄酒，《草木子》中记云：“蒲萄酒、答剌吉酒自元朝始。”所说“答剌吉酒”即马乳酒，俗名马奶子酒。据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引《黑鞑事略》云：
其军粮，羊与涕泲马（注曰：手捻其乳曰泲）。马之初乳，日则听其驹之食，夜则聚之以泲，贮以革器，
洞数宿，味微酸，始可饮，谓之马奶子（忽迷思也）。
蒙古语“哈剌吉”即黑色马乳酒，列入八珍，谓之玄玉浆。我幼年，二舅父是走草地去蒙古经商的商人，到过乌里雅苏台（即现在伊尔库茨克），常听他说起喝马奶子酒，大概现在蒙古族牧民仍会做这种酒。“银瓮”则是锡镴大酒瓶，现在蒙古族仍在使用。
五月都城犹衣夹，端阳蒲酒开新腊。月傍西山青一掐。荷花夹，西湖近岁过苕霅。 血色金罗轻汗褟，宫中画扇传油法。雪腕彩丝江玉甲。添香鸭，凉糕时候秋生榻。
瞿氏原注：五月衣夹，正是北都气候，凉糕亦肆中应时食品也。
据说现在世界气候北半球变暖了，此说未知确否？唯今年端午节前后去北京，天已较热。唯回忆五十余年前，抗日胜利前一年五月端午，陪侍先父汉英公北海闲逛，于靠近北门蚕坛大墙外树下露椅坐一时许。先父穿咖啡色旧哔叽夹袍，余穿咖啡色条子旧线呢夹袍，闲谈北京旧事及亲友消息。往年物价便宜时，均在茶座吃茶闲话，吃点心等当便饭后再回家，而此时十分穷，已无力于此，只能坐露椅上观赏风景，闲谈以消永日矣。因而印象特别深刻，正是“犹衣夹”之时，亦即瞿注所说之“北都气候”。自元以迄于本世纪中叶六七百年间，世事千变万化，而气候始终差不多。而端午蒲酒，亦自元代以前，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明、清以迄现代。《舆地广记》中记云：“五月五日，家悬五雷符，插门以艾，午具角黍，渍蒲酒，阖家饮食之。以雄黄涂耳鼻，取避虫毒之义也。”端午风俗，全国都差不了多少，蒲酒各地都有。“开新腊”，即头年腊月以前酿的隔年酒，新开封也。
“月傍西山青一掐”句，十五年前，我曾因这句词写短文在报纸上介绍过元人词的特殊处，五月白天最长，西山看新月一勾，天尚未黑，一派蔚蓝沉碧，作者用“青一掐”，以“掐”字用在新月一弯上，以北京方言说的极为形象。而又押入声合、洽韵，极为俏劲。在宋人词中是不多见的。
西湖即今日之昆明湖，元代、明代均称西湖。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记云：
凝香儿，本部下官妓也……京城北有玉泉山，帝于夏月尝避暑于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做采菱小船，命宫娥乘之，以采菱为水戏。时香儿亦在焉，帝命制采菱曲，使蒿人歌之。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瓮山耶律丞相墓”条记云：
瓮山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锄犁咸置垣下。西湖当前，水田棋布，酷似江南风景。
另明沈榜《宛署杂记》“水”条记云：
西湖，在县西二十里玉泉山下，泉水潴而为湖十余里，荷蒲菱芡与夫沙禽水鸟出没隐映于天光云影中，实佳境也。
“苕霅”是苕溪和霅溪，源出天目山，流入太湖，在浙江湖州境内，唐诗人张志和自号“烟波钓徒”，愿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苕霅”是唐宋以来有名的风景优美、江湖隐居之地。“过苕霅”者，说西湖已超过苕霅了。可见元时昆明湖、瓮山一带已成为游览胜地。
下半阕“血色金罗轻汗褟”，十分漂亮，写当时宫廷民间妇女时装。明初朱有燉《元宫词》之六道：
上都四月衣金纱，避暑随銮即是家。
纳钵北来天气冷，只宜栽种牡丹花。
傅乐淑笺注引杨瑀注云：“余屡为滦阳之行，每岁七月半，郡人倾城出南门外祭奠，妇人悉穿金纱，谓之‘塞金纱’，以为节序之称也。”上都妇女时装，自是向大都学的。这是暑天的艳装，而金纱似并非黄色，而是朱红闪金光的，因说“血色”。另有“单红梅花罗”、“紫罗”、“大红织金罗”等。“汗褟”一词，就是汗衫，老北京话中，到现在还有人说。而在元人词中就有了，这可以说是研究北京话历史的好材料。另朱有燉诗中“纳钵”一词，亦蒙古沿用辽契丹语，意即车驾行幸住宿之地。
“宫中画扇传油法”，虽“油法”的具体方法，不得而知，而宫中画扇，却是元代盛事。《析津志辑佚》“岁纪”篇纪云：
五月……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用刻（即缂）丝作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仍有金线戏绣出升降二龙在云中。以玉为柄，长一尺，琢云龙生。上以赤金填于刻文内，又用金线绦缚之如线条。或扇团以银线缠之，如是者凡数样，制俱不同。有串香柄、玛瑙、犀角，或雕龙凤，金涂其刻……太子詹事院并如上仪进。将作院进彩画扇、翠扇、金碧山水扇、金纱、金罗、白索等。……宣徽院为首，领八作司等院，其三宫詹事院属司，并如上年式。是节诸项进呈，所费五千余定。（按，“定”指银锭，每锭十两。元宝五十两。）滦都行在资政院织染总管府，差官一员，乘传赴上都，进上位及三宫后……
历代宫廷均聚集天下能工巧匠，制造各种生活工艺用品，专供皇上及其宫妃等人使用，是谓“内造”。由欧阳原功词直到曹雪芹《红楼梦》都特别描绘这点。而其能工巧匠很少流传，种种绝艺，大多失传，就以上引文，可见其制扇工艺之精美多样，固不止“传油法”一点。此段引文甚长，除皇家宫中外，也记到官吏及市井百姓各种各样过节事物，如云：
是节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俱有画扇、彩索、拂子、凉糕之礼；中贵官同，故其费厚也。都中于节前二三日，小经纪者于是中角头阛阓处芦苇架棚挂画，发卖诸般凉糕等项。市中卖艾虎、泥大师、彩线、符袋牌等，大概江南略同。
以上文字和词中“雪腕彩丝红玉甲。添香鸭，凉糕时候秋生榻”对照看，不更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元代北京端午节时的风俗画吗？
所说“雪腕彩丝”，就是用五色丝线搓或编在一起系小孩、少女腕子上，谓之“长命缕”。樊彬《燕都杂咏》所谓“巧分长命缕”也，现在不知如何。而自元、明、清以来，直到三十年代，北京及乡间还盛行此俗。我幼年时，年年端午节都要额头画雄黄酒虎字，系“长命缕”，街头一起玩的小孩，家中不十分富有，系五色棉线搓成的，色彩不鲜，无光泽。而我则是母亲等人用粗的五色珠子丝线编成的，十分灿烂，洗手时弄湿了也不掉颜色，常和小朋友比，印象十分深刻。“红玉甲”是用凤仙花梗叶加矾捣烂包红指甲，要包一夜，指甲变成朱红。这也是古老的风俗，可能现在山乡中女孩子还用此法染红指甲。色是朱红，较自然，比之红指甲油染的像鲜血一样不那么使人害怕。“添香鸭”是鸭炉里面焚香。香炉大体说有二种，一是给神佛上香，摆在供桌上的香炉；一是家中为驱散气味焚香用的炉，有的叫熏炉，鸭形香炉是后一种，焚散香，即香面子，点燃后慢慢燃烧，一缕烟冉冉自鸭嘴中散出。朱有燉《元宫词》之三十五：“金鸭烧残午夜香，内家初试越罗裳。芳容不肯留春驻，几阵东风落海棠。”即“添香鸭”也。“凉糕”元代特别重视。《析津志辑佚》中亦有《渔家傲》五月词，其中云“五月天都庆端午……进上凉糕并角黍”。而且后面也说到典饮局、光禄寺凉糕和酒，多是先提凉糕，后说粽子，或只说凉糕，不说粽子，足见元代风俗对凉糕的重视。凉糕是用软糯米饭中间加一层豆沙或枣泥，极软，切成小块凉吃，甚至放在冰上镇着，吃时又糯、又软、又甜、又凉，三十年代，街头常有卖的，大概现在还有吧。北京不吃热粽子，和江南是大不相同的。
六月都城偏昼永，辘轳声动浮瓜井。海上红楼欹扇影。河朔饮，碧蓬莲花肺槐芽沈。 绿鬓亲王初守省，乘舆去后严巡警。太液池心波万顷。闲芳景，扫宫人户捞渔艇。
瞿氏旧注：元制，都城有警巡院。至饮食之俗，今已不可得考矣。
农历六月夏至前后，是夏天白昼最长的季节，所谓“日长如小年”，因以“昼永”形容之。《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云：
六月进肴、蔬、果。京都六月内，月日不等，进……青瓜、西瓜、甜瓜……
从远古到元代，从元代到现在，我国每年夏季吃瓜，南北各地都是极重要的。不过北京在吃瓜上，元代和现代有两大不同。一是古代鲜货瓜类长途运输不便，因而北京当年，不要说元代，即解放初期，也只能吃郊区种的瓜，远处是无法运输的。二是没有现代电冰箱等冷藏设备。那么如何吃凉沁沁的瓜呢？把瓜丢在井中，瓜比水轻，浮在水面，井下温度冬暖夏凉。夏日井中犹如现在之冰箱，吃时用辘轳水斗绞上来。北京井都不太深，一般不过一丈五六尺深，取放都较方便。而辘轳绞水，则是每个井口必备之物。现在则不要说北京难以见到辘轳，即小城市也难见到，恐怕要到很偏僻的乡村才能见到了。为此在京、沪等大都市，似乎应该有几处农村实物、手工操作的博物馆。
“海上红楼欹扇影”，这是描绘海子两侧夏日的旖旎风光。北京西郊高梁河的水，从辽、金以来就引向东南，但那时聚水处还在城外东北，元代刘秉忠以聚水处为中心营建大都，又加水利专家郭守敬的经营，连通高梁河和通惠河，经二闸可连接运粮河。漕运最发达时，粮船可直抵积水潭。同时又由积水潭、什刹海，入皇宫构成太液池、金水河等宫苑水网系统。元代统称之曰“海子”，见于文献甚多，如《析津志辑佚》“工局仓廪”篇云：
丰裕仓，至元十九年十月内，于海子岸东胭粉库置仓厫、仓赤，轮流管领收支……
“河闸桥梁”篇云：
高梁河，源出昌平县山涧……逶迤自东坝流出高梁，入海子内，下万宁闸，与惠通河合流……
“古迹”篇云：
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南海子桥……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
此皆禁城以外之水域，均名海子。可以想见“红楼欹扇影”之风光。
“河朔饮，碧莲花肺槐芽沈。”两句在字面上写的特别漂亮，在似懂非懂之间，给人一种直观的美观感受。但如仔细研究，又不能明确地说清楚，只能试释之。“河朔”是指黄河北面，朔方，北方也。《书·泰誓》：“王次于河朔。”注释：“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同这里“河朔饮”根本联系不上，接上句“海上红楼”而来，实际还指的是海子，即海子边河沿也。北京什刹海边上的老住户，一直叫“河沿”。“海朔饮”，实际就是在海子边酒楼上喝酒。“碧莲花肺”，“肺”音霈，《诗经·陈风》“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意为杨柳茂盛，碧莲花肺即碧莲花茂也。而北京旧时又有莲花白酒。元时始有白酒，《草木子》中“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剌基。酒极
烈，其清如水，盖酒露也”。所说“碧莲花肺”，按字面讲，是莲荷茂盛，海上欹楼、河边饮酒之眼前景物，是否与白酒有关，暗指莲花酒，就不得而知了。“槐芽沈”，沈是汁水的意思，这个好理解，是冷面的意思，正是夏日饮食佳品，而且很古老，唐杜甫诗《槐叶冷淘》：“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这一长安夏日美丽的风俗画面，到了元代大都，就成为欧阳原功词中的“槐芽沈”了。可见北京的风俗，是源远流长的。元代前接唐宋，后连明清，以迄晚近，说来有趣，但也不断变化，夏天各式冷面，今天仍受欢迎，而槐叶汁、槐芽汁我却没有吃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人吃？
“绿鬓亲王初守省”，按字面解释：“绿鬓”，即黑发青年，“亲王”即皇太子。皇子封亲王者，“初守省”，即开始留守中央。细释之，先说“留省”。元代政权建制，中央设中书省，各地设行中书省。中书省为中央皇帝下之最高权力机构。《元史·百官志一》记云：
中书令一员，银印。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太宗以相臣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至元十年，立皇太子行中书令。大德十一年，以皇太子领中书令。延祐三年，复以皇太子行中书令。置属，监印二人。
夏季皇帝銮驾北幸开平上都，大都有留守司，《百官志六》记云：
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
另大都留守司、上都留守司，都设有警巡院机构。大都路兵马都指挥使司，又设有左、右警巡二院。其主管官均正六品。所以元朝皇帝年年去上都几个月，大都中书省及具体宫廷、地方均有以皇太子、即“绿鬓亲王”为首的留守机构，宫廷戒备森严，十分安全。欧阳原功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中状元的。（据危素所撰《行状》：“延祐元年，会下诏设科取士，治《尚书》，以《天马赋》中第一，明年赐进士及第。”）是年三十一岁。《元史·兵志》“巡逻军”记云：
仁宗皇庆元年三月，丞相铁木迭儿奏：“每岁既幸上京，于各宿卫中留卫士三百七十人，以备巡逻，今岁多盗贼，宜增百人，以严守御。”制可。仍命枢密与中书分领之。延祐七年五月，诏留守司及虎贲司官，亲率众于夜巡逻。
据此则词中下句“乘舆去后严巡警”一句，亦十分清楚，有着落矣。另张昱《辇下曲》三十四云：“千门万户严扃钥，留守司官莫自闲。仰候秋风驼被等，郊迎大驾向南还。”正好注此词。欧阳原功入翰林院，任翰林院直学士等职，在元顺帝妥懽帖（亦作铁，均蒙古文译音）睦尔即位之初，其间三十余年，都在大都，所写正是元代后期三十余年北京风俗景况。顺帝十三岁即位，元统、至元、至正三个年号，共三十五年。欧阳原功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在大都崇教里寓舍去世，终年七十四岁。至正二十七年，明兵陷大都，顺帝北走，元亡。欧阳原功在元亡之前十年去世，其《渔家傲》写作年代是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是年末，迎妥懽帖睦尔于广西，明年六月，即帝位。因此其写词时，约在至正十年之前，正是元代后期政治、经济稳定时期，按《元史·诸王表》：“顺皇帝三子，长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余二子蚤世（蚤世即早逝）。”所说“绿鬓亲王”，也包括这位皇太子了。
后半阙接写“太液池心波万顷。闲芳景，扫宫人户捞渔艇”。现在北京北海、中南海，六七月间波光依旧，又谁能想象六七百年前“闲芳景”的景象呢？元代宫廷管理，分工极细，均按行业分工设官管理支应差役之民户，打扫宫殿，亦有人户。《元史·百官志六》，“大都留守司”项下记云：
仪鸾局，秩正五品。掌殿庭灯烛张设之事，及……洒扫掖庭，领烛剌赤、水手、乐人、禁蛇人等二百三十余户。……
这些人户在皇上去后，夏天十分闲散，只是摇小船捞捞鱼了。
七月都城争乞巧，荷花旖旎新棚笊。龙袖娇民儿女狡。偏相搅，穿针月下浓妆佼。 碧玉莲房和柄拗，晡时饮酒醒时卯。淋罢麻秸秋雨饱。新凉稍，夜灯叫买鸡头炒。
瞿氏原注：笊为竹器，其用未详。娇民亦未详。淋麻秸为制灰也。炒鸡头今犹有卖者，但不多。
七月乞巧，是古老的风俗，并非自元代大都开始，但元代大都却继承延续了这一民间风俗。《析津志辑佚》“岁纪”篇引另一首《渔家傲》词云：
七月皇朝祠巧夕，化生庭院罗金璧。彩线金针心咫尺，堪怜惜，星前月下遥相忆。 钿盒蛛丝觇顺逆，觚稜萤度凉生腋。天巧不如人巧怿。年光掷，长生殿里空尘迹。
就词论，没有欧阳原功的词好，但也记录了当时大都的风俗。唐陈鸿《长恨歌传》中写道：
玉妃出。见一人冠金莲，披紫绡，珮红玉，曳凤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问“皇帝安否”？次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指碧衣取金钗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为我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方士受辞与信，将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征其意。复前跪致词：“请当时一事，不为他人闻者，验于太上皇，不然，恐钿合金钗，负新垣平之诈也。”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果，焚香于庭，号为乞巧。”
这是有关乞巧风俗最有名的记载。唐人文字写的实在好，原只引一段，后感不足，又把前面一段也引在上面。这样《析津志》中《渔家傲》“钿盒蛛丝”句的出典也有着落了，即所谓“长生殿里空尘迹”也。
瞿注所谓：“笊为竹器，其用未详。娇民亦未详。”按“笊”是笊篱，淘米、捞面条的工具，过去是竹篾编、柳条编的厨房用具。家家户户都用，人人都懂。但作者此处入词，却是借来叶韵，按口语语音作动词用。何以见得？且看下面所引《析津志辑佚》“岁纪”条七月所写：
都中人民，此日迎二郎神赛愿。富人家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买纸钱冥衣烧化为于坟，谓云送寒衣，仍以新土覆墓。市中小经纪者，仍以芦苇夹棚，卖摩诃罗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买者纷然，宫廷宰辅、士庶之家咸做大棚，张换《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合。称曰女孩儿节。觇卜贞咎，饮宴尽欢，次日馈送还家，亦古今之通俗也。
看《析津志》所记，便知“荷花旖旎新棚笊”，乃口语“罩”字，因北京棚匠搭棚，用杉槁，各种竹竿、芦席、麻绳，作者便借用“笊篱”之笊叶韵，作动词用，即“新棚罩”也。“罩”字古字，效用“笊”字俗字，入巧韵，亦读抓，入效韵。词中上、去通押。另《析津志辑佚》“岁纪”九月条下，有句云：“是月九日，都中以面为糕馈遗，作重阳节，亦于阛阓中笊荚芦席棚叫卖，如七夕、午节。”或是竹编、柳条编之意。“娇民”自是指“女孩儿”了。龙袖或是指宫掖中女子。陶宗仪《元氏掖庭记》云：
九引堂台，七夕乞巧之所。至夕，宫女登台，以五彩丝穿九尾针，先完者为得巧，迟完者谓之输巧，各出资以赠得巧者也。
另“穿针月下”，有的《圭斋集》亦印作“穿针日下”。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引《舆地记》云：
七月七日之午，妇女曝水日中，水膜生，投以绣针则浮，视水底针影，巧则喜，拙则叹矣。十五日诸寺建盂兰会，夜乃水陆放灯以度鬼。祭扫如清明时，曰秋祭也。
穿针应是“月下”，而看针影则是“日下”。但连前面“儿女狡”、“偏相搅”字样看。狡者，狡猾，故意戏弄；“偏相搅”，故意用手搅动水面，似作“日下”亦合理。（按，李家瑞《舆地记》，不知所引为何书。有《舆地纪胜》，二百卷，宋王象之撰，久已佚。乾嘉之际，阮元得影抄宋本残书重刊。《舆地广记》，三十八卷，宋欧阳忞撰。李氏或从《舆地广记》择录，书名脱一“广”字，后面书目中亦漏记。手头无书，未能核对，特别注明。）明、清以后各书所记乞巧风俗，亦多记“日下”。如明沈榜《宛署杂记》记云：
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碗水曝日下，各自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锥，因以卜女之巧。
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记云：
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茹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刘同人所记更细致。其后《燕京岁时记》，甚至三十年代《民社北平指南》等书，均记“以碗水曝日下”之俗，无记“月下穿针”之俗矣。而唐、宋以前文献，如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穿针乞巧，是夕（七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
《天宝遗事》、《东京梦华录》诸书，均有“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妇女望月穿针”的记载。而据《北平风俗类征》引同光时让廉《京都风俗志》稿本云：“七月七夕，人家多谈牛女渡河事……而穿针乞巧，今皆不举。”而明末刘若愚《酌中志》（即《明宫史》）记“七月”云：
初七日七夕节，宫眷内臣穿鹊桥补子。宫中设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针。
似乎明代宫中尚有七夕月下穿针之举。
“碧玉莲房和柄拗”，这是摘的带柄的鲜莲蓬，可以剥鲜莲子吃。这风俗一直自明清以来，延续到三十年代。小时随大人逛北海、什刹海，买鲜莲蓬，十个一把，每把当时卖五角。按那时物价说，并不便宜。吃起来，也并非是绝无仅有的美味，只是那情调好，吃过的都会留下美丽的回忆。这可能也就是各种美好风俗的魅力。“晡时饮酒醒时卯”，晡时是申时，见《淮南子·天文》，即现在下午四五点钟。吃晚饭时，酒醉之后，一觉就是大天亮，日上三竿，即早上六七点钟，夏天太阳老高了。写大都人生活之富庶闲散，家给人足也。“淋罢麻秸”，据前引《析津志》“七月祀先，用麻秸奠酒为诚”的风俗，就是家中祭祀祖先已了。“秋雨饱”则连下句意，即“新凉稍”也，即北京迄今仍流传之谚语：“一番秋雨一番寒”也。北京夏秋之间，气候多变，迄今仍如六七百年前之元代。旧历七月初至盂兰节之间，先是三伏余热，所谓“秋后老来热”，即南方所说之“秋老虎”，但忽然一场秋雨，便新凉顿生，一派秋意矣。岁时季节变化，地方物产，与生活情调，风俗形成，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北京水网多，湖泊多，城里城外都有水面，种荷花，种菱芡，秋风一起，菱角、鸡头就上市了。“夜灯叫买鸡头炒”结尾一句，意境又好，押韵又妙，一幅美妙北京七月风俗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六七百年前的元代大都街景跃然纸上，有闻声见影之感。世纪初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云：
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下河！”盖皆御河中物也。
这则正好给六百多年前欧阳原功的词作注。
北京过去搭棚的手艺，乃天下绝技，这首词中留下了珍贵的工艺史料，可惜这项手艺解放后慢慢失传了。
八月都城新过雁，西风偏解惊游宦。十载辞家衣线绽。清宵半，家家捣练砧声乱。 等待中秋明月翫，客中只作家中看。秋草墙头萤火烂。疏钟断，中心台畔流河汉。
瞿氏原注：中心台即鼓楼，在元时当都城之中心也。
“八月”一首，欧阳原功写自己情绪的较多，写当时大都风俗的较少。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部分八月、九月均未选欧阳原功《渔家傲》，或因其所写风俗较少关系。“八月都城新过雁”一句，此时雁已开始南归。大雁与小燕不同，小燕春来秋去，要飞过大洋，到南半球，明春再飞回来。而大雁却不同，春间飞过北几省，到外蒙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度夏，俟秋八月九月之间南飞经过华北数省至湖南、江西一带湖泊过冬。在长江以南，一到春天，大雁飞往北方去了，小燕归来檐间筑巢。因而留下了“鸿如客去，燕似宾来”的成语。而在北方，包括北方及北方各省乡下，春天大雁先来，小燕后来，所谓“七九河开，八九雁来”。秋天大雁、小燕都向南飞走。因而我小时对“鸿如客去，燕似宾来”的成语，一直纳闷，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后来知道大雁、小燕，虽同是候鸟，却大不相同。大雁冬天只飞到洞庭湖、衡阳一带便停止了。而欧阳原功是湖南浏阳人，小时在长江以南生长，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中状元之后，又在平江（现苏州）、芜湖等地做官，均在江南。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授翰林待制，在大都做官，到写《渔家傲》时，在大都已经十年，而其时正是元代后期内乱的时期。元泰定帝也孙铁木耳于泰定五年（一三二八年）七月死于上都之后，上都诸王立泰定子阿速吉八为帝，而怀王图帖睦耳在大都称帝，于是上都兵与大都兵大战，上都败，陕西兵、四川兵助战，其后两三年中，改了好几个年号，换了四五个皇帝。在天顺三年，政局不稳定，已经四五年，有的皇帝只立一两个月便死了。欧阳原功均在大都，遭遇动乱，自有很深感触。因而写到大雁南归，便不免“西风偏解惊游宦”之感了。“十载辞家”，离开湖南，游宦大都已十年了。衣服都破了，开绽了，半夜不寐，听到捣衣声，自然更加凄凉。《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纪云：
海子，东西南北与枢密院一带人家妇女，率来浣濯衣服、布帛之属，就石槌洗。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词中的“砧声乱”，与此记载印证，更能想象当年之情调，词人之感情。又据朱有燉《元宫词》百首之八十五云：“白露横空殿宇凉，房头捣洗旧衣裳。玉栏金井西风起，几叶梧桐弄晚黄。”盖秋风起，天气渐寒，均拆洗衣服准备冬衣也。
“等待中秋明月翫”，“翫”即玩字，玩月也。而元代中秋似不如明清以后热闹，据《析津志辑佚》“岁纪”所纪：
是月也，元宰奏太史师婆，俱以某日去，大会于某处，各以牝马来，以车乘马潼（详见岁仪驾回）都城当诸角头。市中诸瓜果，香水梨、银丝枣、大小枣、栗、御黄子、频婆、柰子、红果子、松子、榛子诸般时果发卖。宣徽院（正三品，掌皇家饮食供应，分属机构庞大）起解西瓜等果、时蔬北上，迎接大驾还宫。宫中怯薛（蒙语译音，即各种差役）官与留守官，此一月，日陈铺设金绣茵褥，请旨赴锦褥纳失失（蒙语译音，不知何意），胖褥、氍毹地衣，便殿银鼠壁衣，大殿上虎皮西番结带璧幔之属，并利用监、貂鼠局、茶迭儿局（均大都留守司机构）人匠铺设，仍各怯薛主之。北城、南城内外多人，咸望圣驾回日近，买卖资羡，例有喜色，实人情感圣泽之至望也。
以上这些记载，也只是平平而过，并无民间玩月之文，只是后面记到上都“山子殿、上位每于中秋于此阁燕赏乐”，然而上都远在开平，在北京以北上千里，因而“然入八月，则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矣。多人南归之心，早已合矣”。呆在开平的那些人，早已想回大都来了。
“客中”、“家中”、“墙头秋草”两句亦只是秋日眼前景物，或“墙头秋草”稍显北京旧式建筑之特征。因墙头、瓦上，下面用黄泥多，年代久远，夏日便长草，秋日草枯，自无萤火。若在江南石灰砌砖墙、屋瓦平铺，下面无泥，所以江南老屋，屋顶墙头均不长草。此句亦可见大都之地方特色，与后来北京房屋之感觉相同。
“中心台”句如瞿注，中心台即现在之鼓楼。《析津志辑佚》“古迹”篇中云：
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牌，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庙之前。
又记“齐政楼”云：
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
按，现在鼓楼在前，钟楼在后。钟鼓下有台、上有楼。元代大都城在明代城北，中心台即现在之钟楼，齐政楼即现在之鼓楼，大约均明永乐时在元人旧址上重建者。元中心阁与中心台分为二处，与齐政楼均在元大都之中心。今则台与阁合二为一，乃明清以来之钟楼，非鼓楼也。
九月都城秋日亢，马头白露迎朝爽。曾上西山观苍莽，川原广，千林红叶同春赏。 一本黄花金十镪，富家菊谱签银榜。龙虎台前鼍鼓响，擎仙掌，千官瓜果迎銮仗。
瞿氏原注：龙虎台在德胜门外，迎銮处也。西山观红叶至今为胜事。
九月已入深秋，云天高爽。“秋日亢”，亢即高也。《广雅·释诂》：“王肃注乾卦曰：穷高曰亢。”早起应官，骑马外出，有晨露朝雾。去游西山，观林木苍莽，东南望川原广阔，这是北京特有的秋景，直到今天仍然如是，只是当年大都官吏都是骑马去西山游山，而今是坐汽车罢了。《析津志辑佚》“岁纪”九月有“九月登高簪紫菊，金莲红叶迷秋月”句。九月登高，菊花是主要项目，红叶要到九月下旬，才能经霜变红。西山概括面较广，明清以来则专指西山八大处，即卢师、翠微二山。翠微原名平陂山。卢师山隋末沙门僧卢师居此，山之半有秘魔崖，山顶狮子窝，俯视昆明湖似盂，浑河如带。翠微山因明代宣德翠微公主墓改名，元时应按原名。其中香界寺，创建于唐代。再远则潭柘山有潭柘寺，马鞍山有戒台寺，均隋唐古寺。俗谚云：“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些在元代当都是春秋游览胜地，秋山看红叶，必到之处也。另据《析津志辑佚》“寺观”条记：
灵应万寿宫，元自开国始创建于西山，赐上名额，实自太保刘文正公之主也。其祖坛在上都南屏山，即太保读书处，有碑文纪事。
刘文正是元初名臣刘秉忠，是元大都的缔造者，其神主即供于西山灵应万寿宫，也可以说这庙就是为他建造的。可见西山在元代大都是多么重要。
九月菊花，是从古就有的。《花月令》：“是月也，菊有英。”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九月重阳，都下贵菊有数种，其黄白色……”元代大都，当亦如此。“金十镪”言名种菊花之贵。“签银榜”是菊花山子，名种比赛，排菊谱。当时尚重上都滦京的紫菊，杨允孚《滦京杂咏》中有“紫菊花开香满衣，地椒生处乳羊肥”句。当时尚有年逾七十老画师潘子华，以画紫菊著名。故前引诗句中有“九月登高簪紫菊”句，即当时紫菊较黄菊名贵。
九月大都，最重要的节目即大驾还都。《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记道：
九月车驾还都，初无定制。或在重九节前，或在节后，或在八月。宫中菊节，自有常制。京都街坊市井买卖顿增。驾至大内下马，大茶饭者浃旬。
另有“岁纪”篇亦记云：
大驾于八月内或九月初，自李陵台——纳钵之后，次第而至居庸关南佛殿，亦上位自心创造，并过街三塔，雄伟据高，穹碑屹立。西则石壁，东则陡峻深壑，蔚为往来之具瞻，界截天堑，古今重名，此其一也。过此有黄堠店人烟凑集，回视山北景物则不侔矣。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上位、三宫、储君至此，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忭之至……
看来龙虎台是元代皇帝年年去上都时所经过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具体在哪里呢？瞿注说“在德胜门外”，不够确切。第一要确指元大都城门位置，当时还无“德胜门”只能说是建德门外。第二门外较近，如稍离，似不宜只说门外。元至正间周伯琦《纪行诗》二十四首，是专门记扈从元皇帝去上都的纪行诗，序中详细了各站驿程。说到龙虎台云：
视事之三日，大驾北巡上京，例当扈从。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纳钵，犹汉言顿宿所也。龙虎台在昌平境，又名新店，距京师仅百里……
周记详记路程日月云：“十九日抵上京，历纳钵凡十有八，为里七百五十有奇，为日二十四，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伯琦往年分署上京，但由驿路而已。黑谷辇路，未之前行，因忝法曹，肃清毂下，遂得见所未见，实为旷遇云。”经过的“纳钵”，即住宿地名，有居庸关、瓮山、车坊、黑谷、色泽岭、龙门、黑石头、黄土岭、程子头、磨儿岭、颉家营、白塔儿、沙岭、黑觜儿、失八儿秃、察罕脑儿（汉言白海，有行宫亨嘉殿，沙井甘洁，酿酒上用。土屋鹰房，秋必校猎）、郑谷口、明安驿、泥河儿、李陵台驿、双庙儿、桓州、六十里店、南坡店、上都。现在在地图上仍能找到居庸关外的龙门、黑山咀等地名。再往东北，即滦河、伊逊河上游，有御道口。御道口地名，大约就是元代白海秋猎地，清代木兰围场了。
去时龙虎台是送行处，回来龙虎台是迎驾处。元代皇帝年年去上都，嫔妃、内侍、扈从大臣、羽林军，春秋两次，上万人走这条路，其规模之庞大，现在人几乎难以想象。不少扈从汉大臣，都留下了扈从的纪事诗，只录几首有关龙虎台的，以印证欧阳原功的词。杨允孚《滦京杂咏》之一、二道：
北顾宫廷暑气清，神尧圣禹继升平。
今朝建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
注：此下多述途中之景，行幸上京，盖云避暑也。
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
大臣奏罢行程远，万岁声传龙虎台。
注：龙虎台，纳宝地也。凡车驾行幸宿顿之所，谓之“纳宝”，又名“纳钵”。
马祖常《石田集》有《龙虎台应制》云：
龙虎台高秋意多，翠华来日似鸾坡。
天将山海为城堑，人倚云霞作绮罗。
周穆故惭黄竹赋，汉高空奏大风歌。
两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苍生乐至和。
又一首《驾发上京》：
苍龙对阙夹天阍，秋驾凌晨出国门。
十里貔貅骑腰褭，一双日月绣旗旛。
讲搜猎较黄羊圈，赐宴恩诂白兽尊。
赫奕汉家人物盛，马卿有赋在文园。
上引两绝、两律，均足印证欧阳词中“龙虎台”至“迎銮仗”三句。
以上引诗作者周伯琦字伯温，号玉雪坡，江西饶州人，由上舍生以荫生入官，官至江浙行省左丞，招谕张士诚，留平江（即现苏州），有《近光》、《扈从》二集。杨允孚字和吉，江西吉水人，布衣，追随马祖常、虞集、柳贯等文人大官，游历的地方很多。《滦京杂咏》五十余首，所记甚细，且有注，是研究元代风俗的极好资料。马祖常则是西夏人，字伯庸，世为永古特部，高祖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号马氏。祖常延祐初乡、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至御史中丞，有《石田集》。《元史》记载其应制诗，被文宗（名图帖睦耳）赞赏，说“中原硕儒惟祖常”云云。其诗中“周穆故惭黄竹赋”句，用《穆天子传》典：“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我阻黄竹。’”用以对汉高祖《大风歌》。把元代皇帝，比作周穆王，且在北地风雪之地。不但用典恰当，奉承也极为到家。蒙古皇上也极为赏识，看来当时蒙古皇帝学习汉文化已十分高深了。
十月都人家百蓄，霜菘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 貂袖豹袄银鼠襮。美人来往毡车续。花户油窗通晓旭。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
瞿氏原注：菘韭、炕炉，均冬日景物。“高昌家赛羊头福”，未详。纸窗加油以取明，今小户犹然。都城梅花甚珍贵，置暖室中可促其开。
“十月”一首，全是大都风土材料，对了解元代北京人民生活状况，十分重要。全词咏唱，首先是冬菜，《诗经》中说：“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所以“都人家百蓄”，是继承了传统风俗的。第一是大白菜，经了霜的大白菜，直到今天，北京不少人家，还买许多棵放在家中过冬，慢慢吃。菘就是大白菜，上海叫黄芽菜，又叫“胶菜”，以山东胶州所产的最好。雪韭，积雪压着的韭黄。北京传统以干马粪和草、土压在韭菜根上，压处不冻，上面又有积雪，十分湿润，因而下面韭芽特好。红萝卜、白萝卜是大量的冬季菜。罗卜、芦菔、萝蔔等等不同叫法，虽然文字不同，也都是一种东西。这些冬菜同本世前后期差不多，只是当时似乎还没有白薯、土豆，这些大约确是明代以后才引进、大量普及的了。《析津志辑佚》“物产”篇“菜志”记有：
白菜、莙荙、甜菜、蔓青、同蒿、葫芦、萝蔔（红、白）、葫芦服（黄、白）、王瓜、茄（白、紫、青）、天青葵（即藿也）、赤根（菠菜）、青瓜（蛇皮瓜）、稍瓜、冬瓜、蒲、笋、葱、韭、蒜、苋、瓠、塔儿葱（层葱）、回回葱。
可以印证词中所写，只是“莙荙”不知是什么菜。“暖炕煤炉香豆熟”一句，首先是热炕，这是北方苦寒地区最重要防寒设备，现在北京不知还有没有了，而在四十年代中还有不少。至于明清以前，那就更为普遍。清初康熙时《群经别解》中说：
燕齐之俗，人家土炕，多近窗牖，疑古亦然。宋琬《安雅堂集》中《狱中诗·土炕》云：
欲破愁牢用火攻，融泥施锸罕人口。
琅珰作枕铺牛荐，瓦缶为炉
马通。
前一首未说明是火炕，后一首说是“
马通”，即烧马粪，自然是火炕，也即是欧阳词中所说的“暖炕”，可见火炕在元代的大都（北京）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热炕是要盘的，即在修建时，由灶口将火道用方砖或土基竖着砌出如曲折水沟一样，弯来弯去，弯到墙壁下烟囱处，直接通风上去。原理同现在锅炉管道一样，十分科学，只是较为简单原始，不用计算，只凭经验，灶上火焰，却顺此通道盘旋，余焰由烟囱散出。在通道竖立的砖或土基、泥坯上盖薄石板，或大泥坯，然后用细泥抹平扎光，再铺上席子、毡子、褥子等，就可起坐睡卧了。
烧炕的灶头，可连柴锅，也可连煤灶。一种是连着锅台的，所谓锅台连着炕。一般有锅台、有风箱，灶中可烧的甚多，柴、谷秸、豆秸、谷糠、煤等均可烧，既烧饭，又烧炕。另一种是只烧炕，即是只住人不烧饭的房间，大户人家，由王公府邸到宫廷，这样的房间太多了。不但炕下有火道，连地下亦有火道，谓之“地炕”，东北尚有“火墙”，即墙中有盘曲火道。这样火炕、地炕，冬天最暖，要烧掉大量的煤，元代大都煤是十分多的。《析津志辑佚》“风俗”条中记云：
城中内外经纪之人，每至九月间买牛装车，往西山窑头载取煤炭，往来于此。新安及城下货卖，咸以驴马负荆筐入市，盖趁其时。冬月，则冰坚水涸，车牛直抵窑前。及春则冰解，浑河水泛，则难行矣。往年官设抽税，日发煤数百，往来如织。二、三月后，以牛载草货卖。北山又有煤，不佳，都中人不取，故价廉。
燃料易得，价格不贵，惠及贫民。直到现在，北京郊区大多睡热炕者；煤炉于城里住老式房屋的仍离不开。因为北京一到旧历十月，家家户户，不管穷富，都要笼火。光绪时人徐兆丰《风月谈余录》记云：
京师地气苦寒，向于每岁十月朔生火，至二月朔，然遇极冷之日，虽火不温。
这类记载很多，自元代至晚近，都是一样的。“香豆熟”三字十分传神，就是过去冬日热炕头，家家妇女孩子们要有些零食，最普通炒蚕豆、炒黄豆、炒豌豆，这是纯粹的北方冬日风俗。小时在北方农村炕头上，一窗大太阳，围坐吃豆谈笑的情景，一一如在目前也。
“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元人蒙古、西夏，游牧民族，入主中华，以北京为大都，狩猎习惯，吃鹿肉、麅子、麞子，十分普遍，都是野味。元与清都是少数民族，明代虽是汉族当政，但自永乐后，宫中习惯，亦多受北方影响，看刘若愚《酌中志》所记饮食即可知。元代大都由宫廷到民间，种族较明、清两代均为复杂。皇帝贵族是蒙古人，官吏和百姓里面蒙古人、西夏人、汉人、南人、辽人、色目人、大食人、高丽人等等，不少风俗也不一样。所说“高昌家”，应稍作解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载：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亦都护者，高昌国主号也。先世居畏兀儿之地……臣于契丹。岁己巳，闻太祖兴朔方，遂杀契丹所置监国等官，欲来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国。亦都护大喜，即遣使入奏……遂以金宝入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有《高昌王世勋之碑》一文，详细介绍高昌国的肇始及发展到元代的情况。其开始是神话传说，起自和林山下秃忽剌、薛灵哥二水树瘿上生五小孩，最小者名卜古可罕，既长，遂有人民土国，成为君长，传三十余君，至唐代，与唐人攻战，久之和议，唐以金莲公主妻其国王之子。后又数世，其国多灾，迁居交州，即元之火州。按此“交州”，乃唐之交河郡，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田石岭，西临西蕃。居此一百七十余年，而至元初，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入朝元太祖，太祖嘉之，妻以公主。就是现在的吐鲁番一带，元名“火城”。高昌人少。其“赛羊头”见张昱《辇下曲》之一首云：
高昌之神戴羖首，仗剑骑羊气猛烈。
十月十三彼国人，萝蔔面饼贺神节。
看来是十分隆重的民族风俗，只不知如何赛法？现在新疆维吾尔族是否还有此俗。
下半阙写元代蒙古美人极为生动，先是皮衣、貂袖、豹袄、银鼠襮。北方游牧民族，冬日苦寒，重视皮衣。貂、豹、银鼠等均为细毛皮货，由宫廷至民间，均极重视。据《元史·舆服志》，虽多述各服饰之花纹，然亦不少地方述及皮货，如云“天子质孙（汉言一色服）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荅忽’……”元代官服只有“貂蝉冠”，似无清代服貂褂之规定，但元朝有专管皮货之“貂皮局”、“软皮局”以及“手号军人捕千户”，专管捕猎野物皮货。《析津志辑佚》“物产”记“鼠狼之品”云：
银鼠，和林朔北者为精，产山石罅中。初生赤毛青，经雪则白……贡赋者，以供御帏幄、帐幔、衣、被之用。每岁程工于南城貂鼠局。诸鼠唯银鼠为上，尾后尖上黑。青鼠，其毛有青惨色，光润莹软，腹下有白毛寸许。制衣青为衣，而白者缝缀为搭护，仍以银鼠缘饰，或水獭、黑貂并不佳。青貂鼠，毛色微青黄，差小，冗厚，轻软，制衣亚于银鼠……黑貂，黑而毛厚者为上，多以之为领缘。达官以为衣，多以前面衿饰以纳失失，间丝之异，表而出之。有以银鼠带尾为衣饰，缘以黑貂，尤为精美。黑貂间白毛者谓之浣毛。
所说“青鼠”，即现在所说之灰鼠。青貂鼠，即一般貂皮，另有紫貂，毛色深咖啡色，有亮光。黑貂最名贵，现人工饲养者甚多。“搭护”似围巾、护领之类。“饰以纳失失，间丝之异”云云，不知如何点断？也不知何意。或即现在皮衣之“出风”。“缘以黑貂”之语，亦可证词句之“貂袖豹袄”，是装饰作用，即貂皮袖头，现在女衣亦多有此种饰。豹皮此中未述及，而前面“兽之品”条中有金钱豹，未述及其它豹种。朱有燉《元宫词》之五十五云：
比胛裁成土豹皮，着来暖胜黑貂衣。
严冬校猎昌平县，上马方才赐贵妃。
豹之品种亦多，云豹、雪豹、金钱豹。云豹、雪豹均灰白毛有不规则黑色云斑者，十分柔软。金钱豹黄毛黑色大小圆斑，十分好看，现在妇女仍用之制皮大衣。傅乐淑氏注《元宫词百章》，谓土豹皮为猞猁狲，甚是。《清一统志·盛京志》：“失利孙，俗作猞猁，亦作失利，一名土豹，乌拉诸山皆有之。”词中“豹袄”即猞猁袄也。另“比胛”即现在之长马甲。《元史·后妃传》：昭睿顺圣皇后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有仿之者。
毡车是车上面用毡作围子。此种车辆，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到本世纪初，各种围子轿车，大鞍小鞍，层出不穷。北方乡间或仍有实物保存到现在。五年前参观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就保存着一辆旧轿车。
“花户油窗”句，康熙时钱芳标《莼渔词话》记云：
京师冬月，即以纸糊窗，格间用琉璃片，画作花草人物，嵌之。由室中视外，无微不瞩，从外而观，则无所见。此欧阳楚公十月《渔家傲》词所云“花户油窗”也。盖元时习俗已尚之。
按幼年在北国山乡所见，所说琉璃片，亦有用云母片者，有透明感。而油窗，东北亦有用油纸糊窗者，以其耐风雪不潮湿。花窗则窗上贴窗花。“回寒燠，梅花一夜开金屋。”这两句词，只能在北京冬天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其洋洋暖意，扑鼻梅花香味。在江南苏、杭、上海等地生活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的。只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清冷苦寒，只知“梅花香自苦寒来”，全不知高堂华屋，冬日暖香醉人之富贵气象，未免过于寒酸。北京冬天只有盆梅，迄今没有能在户外形放的梅花。而旧时不管房间大小，朝南房间，炉火旺，太阳光照足，盆梅都是丰台花农养的洞子货，买来放在室中，及时开放，一树缤纷，冬至以前至春节间都能开放。和江南梅林看梅花，完全是两种感觉。柯九思《宫词十首》中有云：
延华阁后春归早，百种名花腊日开。
为是君王行不到。国官讲殿进盆梅。
此诗正好为这句词作注。
十一月都人居暖阁，吴中雪纸明如垩。锦帐豪家深夜酌。金鸡喔，东家撒雪西家噱。 纤指柔长宫线弱，阳回九九官冰凿。尽道今冬冰不薄。都人乐，官家喜爱新年朔。
瞿氏原注：暖阁者，于室中别以木匡为小屋，居之以避寒也，宫中多有之。
首句“暖阁”一句，瞿氏已注，但似乎不够明确。在此我再作些补充。一般四合院北屋或西屋，北屋三正两耳，西屋三间。北屋中间三正，如一堂二屋，左右各一间卧室。如右室炕临窗，左室炕靠后墙。主人夏居左室，冬居右室。在炕前装一考究的木雕花罩，或装炕沿上，或装炕沿下，离炕约一尺五寸许，如江南老式两重床架大木床。冬天挂上棉帐子、呢帐子，甚至灰鼠皮壁衣围帐。晚间人睡在里面，放下帐子，一点风也进不来，这就叫暖阁。也有一条炕三分之一横着装一小木花架，内铺卧具，挂帐子以挡寒风的，也是小暖阁，现在故宫中、颐和园乐寿堂中还有许多实物，可以参看。
北京人住房，过去习惯用白纸糊墙，所谓“雪洞似的”，同江南老式房间木板墙，冬天也开着大窗户，手捧手炉的感觉完全不同。而这种白纸糊墙从欧阳词句看，自元代已很普遍。“吴中雪纸”是指北京好纸都是江南来的，主要产地是安徽泾县，而非苏州。但是南唐最有名的澄心堂纸，是从金陵出名的，笼统说也算吴地吧，所以叫“吴纸”。“明如垩”，“垩”字见《说文》，又是动词，又是名词，据段玉裁注：以白物涂白谓之垩，因而白土亦谓之垩。北京得天独厚，西郊房山出产白土，而且有粘性，十分细腻，粉刷墙壁，较石灰又细又白，又不脱落，俗名“大白”，价钱很便宜。裱糊铺将预裁好一样大小的土纸，刷上大白，考究的还在套印暗花，如福、寿字，云鹤、折枝图案等，晾干压平。为人裱糊房屋墙壁顶棚时，直接使用。“锦帐豪家”、“金鸡喔”、“东西家”句，写大都人冬夜夜饮之欢乐。夜酌直到金鸡报晓，送客者撒雪、嘻笑之场景。而“撒雪”亦似为宫廷游戏。元张昱《庐陵集》有《宫中词》二十一首，其中有：“内人哄动各盈腮，谈自西宫撒雪回。报与内司当有宴，羊车今晚早将来。”似如现在北方冬日儿童之打雪仗。
下半阙“纤指柔长宫线弱”是宫廷故事。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记云：
刺绣亭，冬至则候日于此，亭边有一线竿，竿下为缉衮堂，至日命宫人把刺，以验一线之功。
按此风俗，民间亦有，所谓“冬至往前验，一日多一线”。这个谚语，在幼年山乡居住时，常常听老奶奶们说起。《析津志辑佚》“岁纪”篇十一月中亦有“南郊驾幸迎长至，绣线早添鸾凤翅”的词句，“绣线”句亦咏刺绣亭之仪式。
“阳回九九宫冰凿”，这是“阳回九九”与凿冰藏冰两件事。冬至画九九消寒图，自元代就形成风俗，由宫廷到民间都有。杨允孚《滦京杂咏》之三十七诗云：
试数窗前九九图，余寒消尽暖初回。
梅花点遍无余白，看到今朝是杏株。
注：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画一圈，八十圈既足，变作杏花，即暖回矣。
这种风俗，自元、明、清以迄本世纪，都以各式各样方式流传着。冬至后，天气最冷，坚冰至，凿冰藏冰，是过去没有人造冰、只用天然冰的时代，冬天最重要的工作。有专业冰窖、冰局子，冬藏夏卖，有官有私。四月词中曾写到“四月都城冰碗冻”。另《析津志辑佚》“风俗”篇记酒槽坊云：“酒槽坊，门口多画四公子……夏月多载大块冰，入于大长石枧中，用此消冰之水醖酒，槽中水泥尺深。”这些冰哪里来的呢？全是冬至后三九天海子边、护城河，各处水面凿冰凿来的。《燕京岁时记》记云：
冬至三九则冰坚，于夜内凿之，声如錾石，曰打冰。三九以后，冰虽坚不能用矣。
北京冬天天气越冷，上游水大，则冰结的越厚，冬至后到三九、四九，这一个月期间，是打冰的最重要的季节。打冰有特殊工具，一支钢矛，长尖甚坚硬，近一尺处，有一倒钩。打冰时，在冰面按宽一尺，长二尺五寸长方垂直用钢矛凿，四周凿空，一方冰浮水面，便可用倒钩钩上来。用草绳一系，冰甚滑，拖着走十分方便，拖到岸上，冰窖边，顺坡道滑下去，以一方方冰如砌墙般堆起，上盖草顶，再覆以土，把窖口封上，往明年四月再开封取冰，此即四月词句之“四月都城冰碗冻”了。凿冰时冰越厚越好，不但藏冰多，明年夏天用冰也丰富，因而词中说“尽道今冬冰不薄”。由元代至清代，宫廷给大臣颁冰都是很隆重的仪式。外省官吏送给京官的钱，谓之“冰敬”、“炭敬”。由元到清末，冰对北京宫廷及民间说来，是太重要了。
“都人乐，官家喜爱新年朔。”简单说，就是写元大都都人的欢乐，“官家”是皇帝的代称，前面已曾说明过。新年朔，就是大年初一，宫廷、民间大家欢欢喜喜等着过大年了。同时此句还与进日历有关。柯九思《丹丘生稿》中有《宫词》十五首，其十三道：
珠宫锡宴庆迎祥，丽日初随彩线长。
太史院官新进历，榻前一一赐诸王。
注：每岁日南至，太史进来岁日历。
“彩线长”即前面所说“宫线弱”，“南至”即冬至，因太阳至南回归线已到头了。“新进历”即“官家喜爱新年朔”了。此诗正好为欧阳词后半阙作注。另据《析津志辑佚》“岁纪”篇记：
十一月……太史院于冬至日进历……历有四等：国子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并上进……内廷之历，非士庶可详，姑识其闻见耳。
亦可见当时大都民族之复杂，历书都要用四种文字印。
十二月都人供暖箑，宫中障面霜风猎。甲第藏钩环侍妾，红袖
，笑歌声送金蕉叶。 倦官玉堂寒正怯。晓洮金井冰生鬣。冻合灶觚饧一碟。吴霜镊，换年懒写宜春贴。
瞿氏原注：暖箑未详，灶糖之风则无处不然也。
“暖箑”何物，确切具体解释，尚未找到根据，但可想象之。即北京冬天腊月十分寒冷，而且风沙大，户外行走，要御寒挡风的东西。《析津志辑佚》“风俗”篇中记：
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显宦有“鬼眼睛”者，以
为之，嵌于眼上，仍以青皂帛系于头。
这种东西叫“眼罩”，后来一直有。同样有“耳帽”，明刘若愚《酌中志》记云：
暖耳，其制用玄色素纻作一圆箍，二寸高，两旁缀貂皮长方如披肩。
明徐树丕《识小录》记云：
冬至乃赐百官戴暖耳，俗谓之帽套，加纱帽上，虽入见亦然。
直到现在，冬天仍卖耳朵套者，但很少。而明人书中所记“暖耳”，即后来之风帽，可套在帽外，现在戏台上亦常见。而“箑”是扇子，扇子是用来摇风的，但明代宫中有用来遮阴之“撒扇”，据刘若愚《酌中志》记：“其制木柄，长尺余，合作作小股二十余根，用蓝绢裱糊，两面皆撒大块金箔，放则遮日，收则入囊。自礼监掌印至管事牌子，皆于宫中夏日用之。只是取阴，不能取风。”不过虽不能取风，却能挡风。但要用手持，手也照样冷，因思“暖箑”，虽以箑名，恐怕与明代之撒扇尚非一种。只能说是挡风、遮脸、取暖的一种面具吧。
“甲第藏钩”是王府贵戚家的游戏。元初杨奂《还山集》有《汴梁宫人语十九首》之四道：
翠翘珠掘背，小殿夜藏钩。
蓦地羊车至，低头笑不休。
按，藏钩之戏，原是汉武帝的典故。武帝钩弋夫人少时手拳，帝披其手，得一玉勾，手得展，因为藏钩之戏，后人效之。周处《风土记》有记载，原是很古老的游戏。历代宫廷宫人多有此戏。唐李白《宫中行乐词》：“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古诗中吟到者甚多，欧阳词此句亦是用常典写大都豪贵侍妾环绕，金杯饮酒，藏勾博彩，笑语声中负者送“金蕉叶”，即金蕉叶杯饮酒之热闹场面。正照应下半阙之倦宦也。
下半阙“倦宦”，乃作者自况。南方人在大都做官，自然怕冷。早起在井头汲水（金井，古人称井栏之井习惯用语，唐王昌龄诗：“金井梧桐秋叶黄。”）胡须都结冰了。鬣，即胡须。腊月二十三日，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直到今天，各地还有此风俗。“饧一碟”，一小碟麦芽糖祭灶，十分寒冷，用“冻合”一语，呼应前文之“寒正怯”也。“吴霜镊”，自言老也。刘讷言《谐喙录》云：
王僧虔晚年恶白发，一日对客，左右进铜镊，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
韦庄诗亦云：“白发太无情，明朝镊又生。”此处“吴霜”喻似吴盐之白发。按，宋、元吴盐乃最洁白之盐，所谓“并刀似剪，吴盐胜雪”，亦是喻其洁白。
宋元时过年，尚不时兴贴春联，而只写“春帖子”，《宋史·欧阳修传》：
在翰林日，仁宗一日见御阁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对曰：欧阳修之词。乃悉取宫中诸帖阅之，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
《李清照集校注》中亦载《皇帝阁春帖子》、《贵妃阁春帖子》，均五言绝句，其《贵妃阁》云：
金环半后礼，钩弋比照阳。
春生百子帐，喜入万年觞。
都是吉祥语。欧阳原功当时是翰林院待制，腊尽春回之际，礼应给皇帝写宜春帖子，而却写“换年懒写宜春帖”，正是有感于当时几年中的朝廷混乱，倦勤思激流勇退也。
三、后记
用了近二十天时间，逐月写完了欧阳原功《渔家傲》十二月，感到十分欣慰。不只是完成了久已想做一做的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沟通今古，感到虽是六七百年前的事，却和我幼年生长北国小镇、近十岁时来到北京生活的情况差不多，有一种极为亲切的感觉。如北国的热炕、暖阁、窗花纸……似乎一闭眼就能见到、感觉到一样。六七百年是个漫长的历史岁月，而从古老的生活风俗习惯来说，似乎只是短暂的一瞬。如二月二的引龙回，小时候提着一个小罐桶，装半桶谷糠，从大门外的下马石边上墙角处，一头白头发茬子的老张掌柜，戴一顶旧古铜色毡帽，用勺子一溜洒在墙根，沿着一直洒到里面去，我看看好玩，也要洒，但老人家说什么也不肯，只让我提着桶跟着……当年的童趣，每读“引龙灰向银床画”句，便一下子想起来了，止不住地想把这故事讲讲清楚。前人诗句“北来风俗犹近古”，应该改成“山乡风俗多近古”，因为当我小时到北京，即当时北平时，这“引龙回”的风俗似乎已没有了。因为大都会客居者多，岁时风俗大多简化，远没有乡间热闹了。但是仍有不少元代就流传下来的。如搭棚，北京过去搭天棚之精湛技艺，其高难度之构思及漂高之高难度熟练动作，都不是三五代人的经验智慧所能积累完成的。读欧阳词《七月》中“荷花旖旎新棚笊”句，并参阅《析津志辑佚》所记，才感到这项技艺，早在元代就十分讲究了。又如“雪纸明如垩”，这更是北京过去四合院家家户户都要用白纸贴墙、糊窗的风俗流传有自，因而感到北京旧时古老风俗，基本上自元代已经形成了。明、清两代，大多还是继承了元代的旧俗。往前还可探到辽、金，往后延续到民国初年、“七·七”战前。辽、金、元、明四代城郭虽各不相同，但其衔接处，重叠处，都有许许多多老百姓连续不断生活着，在空间上、在时间上，也就使得风俗习惯也像水一样，不断流传到今天了。溯本求源，顺流而上，是十分有意思，也是十分有趣味的。
遗憾的是，毕竟六七百年不是一个短时间，民间的风俗习惯，种种名称，细小的事，实在难以准确说明了。如《二月》中“士女城西争买架”，什么是“架”呢？我虽作了解释，仍感吃不准。如《十二月》中“暖箑”一词，意思虽能想象，而具体是什么，就说不清楚了。因此希望得到各方专家们的指教。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丙子冬至前五日，云乡记于浦西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