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概貌
王羲之生于西晋末年，主要活动于东晋年间。两晋与之前的三国及之后的南北朝有着密切的关联和共同的特征。研究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应该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包含了许多王朝，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之后的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当然也必须加上北方前后建立的五胡十六国、北魏及分裂之后建立的东魏、西魏，及再之后的北齐、北周，这还不包括期间建立的一些小国，林林总总三四十个王朝，但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却通常把它们归入一个时代进行整体研究。当然，近年来三国是热门题材，一些研究者把三国单独进行研究和论述，但终不是主流。
把三国两晋南北朝放在一起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共同孕育在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更是因为这些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气脉相连、难以分隔，由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和属性。研究一个王朝，实在难以不与其前后及同时代的王朝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从中国历史全貌来观察，会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一部由乱到治、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文明形式的不断发展。西周、汉、唐、宋以及之后的明、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由萌芽到长大，再到强盛、完全成熟的过程。而此之间出现了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所谓的“乱世”。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它承接两汉、开启隋唐。如果用一个字形容两汉，我想是“强”，用一个字形容隋唐，我想是“盛”。两汉的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一方面均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像春天的种子，它要发芽长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成长中的焦虑、莽撞和粗犷。而隋唐是不同的，它如盛夏的大自然，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尽显华美和灿烂。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出现了哪些变化，让这两个时代如此不同？我们在关注和赞美两个伟大时代的同时，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研究中间的这个“乱世”？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启迪啊！
就本书主题来看，从书法角度讲，汉以隶书为代表，唐则书法全面发展，特别是唐楷基本达到了中国书法的最后圆满和辉煌。隶书代表了书法的“古”，唐楷代表了书法的“今”。从自然到规范、从古朴到惊艳、从天真率性到法度形成，从质拙雄浑到尽善尽美，中间难以绕开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期间的许多天才人物不断涌现，将中国书法带到了最高峰，灵性毕现，直指人心，穷尽奥妙，畅达天地。特别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足足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他们留下的作品，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标识。其实不只书法，这个时代的许多政治事件、社会制度、科学文化、人物传奇，对后世影响之大并不逊于汉、唐，或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想，与其说是“乱世”，不如说是黎明前的萌动，盛世前略显慌乱的忙碌，无数的生命和活力在此刻涌动、融汇、交集，只等待一个时机迎接“大时代”的到来。
那么，让我们首先走近这个特殊的时代。
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起讫时间，时间下限基本有所定论，即结束于公元589年，也就是隋朝灭陈，实现中国统一的年份。但对于开始于何时，历来争论颇多，有人认为应当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算起，也有人认为应当始于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时年，即196年。近现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周一良及田余庆等，均认为应当是196年，即汉献帝建安元年算起，理由是这一年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朝名存实亡。翦伯赞形象地比喻，曹操在这个时候已经“把皇礼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因诸位先生不仅学术上高山仰止，其分析也合情合理，足以明辨视听，所以目前已为学界共识。从公元196年算起，到公元589年结束，共有393年，这个时间比两汉的四百年稍短，但比唐(共289年)、宋(南北宋共319年)、明(共276年)、清(包括“后金”也才295年)均要长许多。
这39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乱世”。其间，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70多年，平均5年多才会有一年的太平。而在人们直观印象最乱的时代——战国，在254年中打了185仗，平均每3年多就会停下来喘息一下。而这又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发生了水、旱、蝗、疫等各种灾害619次。期间王朝更迭频繁，皇帝成为最高危的“职业”，被史料记载并可考的皇帝近90位，其他不被后世正史承认或记载的帝王足有上百人之多，而能善终者寥寥无几。现代人所羡慕的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如颈上悬刀，被杀或灭门者不计其数。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进行着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移民迁徙，甚至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大变动，都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引起的。鸡与蛋谁前谁后的问题之后我们再讨论，但由此可见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影响。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乱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均创造了足令后世惊叹的辉煌。中华民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融合的方式不是通过本体民族发动的战争和民族压迫，而是少数民族在不少杰出领袖的带领下主动地、自发地向汉文化靠近；官僚机制不断探索完善，封建王朝管理方式得到不断尝试和总结，为隋唐国家机器的构建提供了有力保证；制定了一部又一部结构完整、概念明确、文字精练的法典，其精神及体系一直延续到近代；儒、道、释三家不断融合，中国传统哲学继春秋战国后进入第二个大发展期，并初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根梗；科学技术并未因战乱而停滞，相反在农业、天文、医药、数学等方面成果斐然；文学迎来大发展，以“三曹”为首的“建安风骨”和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座高峰；书法绘画、雕塑造像，更是几乎达到巅峰水平；期间产生了如“竹林七贤”“清谈误国”“狡兔三窟”等后世耳熟能详、令人回味的成语和故事，让人突然会觉得这段历史如此真实和生动。
下面，我们慢慢揭开它的历史大幕。
第一节 历史回顾
一、三国局面的形成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地方势力日熏，社会矛盾突出。东汉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刘辩继位为少帝。屠户出身并在当时执政的何太后兄何进在与宦官争夺权力中，联络了当年控制京师的西园八校尉之一的袁绍(曹操时为其中的典军校尉)，杀死八校尉统领蹇硕，并密谋尽杀宦官，为壮大势力，召时任并州牧的董卓入洛阳。后何进被宦官死杀。而袁绍尽死宦官后，董卓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独揽朝政。不仅如此，他废黜灵帝，另立刘协为汉献帝。董卓的专横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强烈反对，酿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的大规模内战局面。
东郡太守桥瑁假东汉三公名义，号召各州郡兴兵讨伐董卓，并推立袁绍为盟主。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不久也分崩离析，初平三年(192年)长安兵变，董卓被杀，关中混乱不已。经过激烈的混战后，到建安元年(196年)时，全国形成了许多割据势力和区域，主要有：袁绍占据青、并、冀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两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瓒占据幽州；公孙度占据辽东；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的淮南部分；刘表占据荆州；刘璋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扬州的江东郡部分；士燮占据交州；张鲁以道教的组织形式占据汉中地区。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当属袁绍和曹操。
董卓入洛阳后，曹操逃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聚兵反抗，并成为关东联军的一支。初平三年(192年)，诱降黄巾军三十万人，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后来又陆续收纳一些豪强地主武装。此时，他表现出与当时群雄不同的战略眼光和野心。建安元年(196年)，他把汉献帝迎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不臣”之势，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同时屯田积谷，以蓄军资；不限门第，开门纳士。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两军进行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官渡之战”，全歼袁军主力；又利用袁绍二子的矛盾，攻占邺城，相继占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地区。建安十二年(207年)，提兵北上，打败了侵袭北方的乌桓。建安十三年(208年)，南下攻占刘表之子刘琮所据的荆州。之前依附于荆州的刘备南逃。江东孙策之弟、此时的东吴之主孙权，已看清曹操攻打荆州而实志在东吴的图谋，派鲁肃与刘备会晤，并与受刘备之命的诸葛亮，于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谈定结盟之约。在之后的赤壁大战中，孙刘联军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也迫使曹军退回中原。自此也暂时形成了南北相持的局面。
北归的曹操，集中精力用兵于关中、陇西，把统一范围扩展到整个北方。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按照与诸葛亮隆中对时定下战略，率军入川，占据了原属刘璋的益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取汉中。正当刘备实力不断壮大之际，孙刘联盟破裂，孙权派军袭杀正由荆州向曹军发起进攻的刘备大将关羽，占领荆州，隔三峡与刘备军相持。
汉延康元年(220年)一月，曹操死；十月，其子曹丕称帝，国号魏，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次年(221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国号汉，世称蜀，建元章武。孙权一度于221年接受魏国封号，但229年，孙权也称帝，定都建业(今南京)，国号吴。同时，蜀、吴恢复结盟，共抗曹魏。之后，南北之间虽然仍常有战事，但总的来说，力量大体平衡，三足鼎立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三国建立后，政治均较为开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国力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科技文化发展也比较迅速。
三国时期，魏蜀吴出于增强军事实力考虑，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加大开疆拓土力度。魏国实行了屯田、租调制，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恢复速度较快，水利、冶铁、交通、商业得到不同程度发展。源于东汉的北方大族得到发展和加强，“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强化了北方士族地位，这些士族在之后的西东晋、五胡十六国、北魏，甚至到隋唐依然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源远流长，不可绝断。特别是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在曹魏时代屡立军功。景初二年(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使辽东归入魏国。正始十年(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得以独揽朝政，之后通过镇压毋丘俭和诸葛诞反抗，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统治。此时，出现了原属曹魏一派的、以阮籍和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等名士，开始由儒入玄，对司马氏进行了消极反抗，之后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陆续归服于司马氏，但他们开创的“魏晋名士”风度和玄学之风却几乎影响了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甚至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时的蜀、吴两国，一个向西南扩展、一个向东南进发，从中国历史上看，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融合、开拓东南农业经济均起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族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均设有屯田区，会稽郡农业生产尤其发达。历代修建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重大作用。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累年征战，孙吴又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从而形成了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顾、陆、朱、张这样世居高位的大族。在之后的东晋及南朝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蜀、吴后期，国势均日趋衰落。
公元263年，司马氏帅魏军灭蜀，蜀国历二帝，共四十三年。两年后(265年)司马炎以接受禅让为名，代魏为晋，史称西晋。魏国历五帝，共四十六年。公元280年，晋军攻占建业，吴帝投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司马氏以晋代魏，虽然为历代史家文人诟病，但客观上讲，西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汉初平元年(190年)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流离的人民得以安定，动荡的社会得以喘息，至于谁家称帝于百姓何干？
二、西晋的短暂统一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平吴，统一南北，全国共有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经过九十多年的战乱，人口已不足东汉末年的一半。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虽加以改革，但总体变化不大，官员也多为旧人，故一脉相承，难以割裂，史家常常统称为魏晋。政治方面，中央最高官职设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中书省的监、令负责起草诏令。侍中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尚书所奏文案如有不妥，侍中有权即加封驳。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负责纠弹不法和掌断刑狱。选官用人机制仍沿用九品中正制。西晋官僚体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中书省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成令，为后代所沿用。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不少律条的规定，起到了缓和社会各阶级矛盾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可以说，晋律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秦汉律法，不仅为之后隋唐至明清的法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蓝本作用，而且其中的一些法律精神和律法结构体系，一起影响到近代。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前期采取了宽和节俭的治国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农，从而增加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以方便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朝。对吴蜀故地，则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对大族加强了防范。但在晋武帝后期，一反之前俭朴低调作风，反而变得骄侈淫逸，豪门贵族奢靡成风，竞相攀比斗富，历史上著名的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就出现在晋武帝末年。晋武帝不仅不加制止，还旁观取乐。一时权贵阶层强取豪夺、横征暴敛、贪腐成性。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社会地位日隆，朝廷通过“征辟”方式选用官员时，世家大族占尽优势。曹操起兵之初，由于其宦官家族的出身，不为当时名士所尊重。世家大族出身的袁绍，在讨曹檄文中称其为“赘阉遗丑”，曹操不得已三发教令，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人才。实际上，他对世族名士也是极力争取。对此本书将另有篇章进行论述。从其子曹丕继位以后，进一步向世家大族妥协。特别是在选人用人上，提出了“九品中正制”，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建立西晋后，更加重视大族利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东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进一步规定，高官显爵按照官品高下占有田地，并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照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东汉、曹魏以来的世代高官而且累世袭土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占据有特殊优势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宫廷势力内斗在选帝继位方面出现重大问题，皇帝势弱，皇后贾南风专权，引起“八王之乱”；二是到惠帝时，天灾人祸并行，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多地发动起义；三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壮大，参与到了西晋内战之中，最终演变化为“五胡乱华”，并最终颠覆西晋政权，西晋于愍帝邺被杀(316年)后正式灭亡。西晋历四帝，共41年。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后称王，次年即帝位，国号仍为晋，史称东晋。而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此处历史背景，本书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进行论述。
三、东晋的偏安政权
西晋覆灭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火连年。不少中原汉族人士纷纷南迁。“永嘉之乱”后，北方诸州人口通过几批共有达九十万人南渡，约占到当地土著的六分之一。琅玡王司马睿在大族王氏的策划下，早在永嘉元年(307年)已出镇建业，在长安沦陷后称帝。
东晋政权在政治、经济等政策制度上，基本沿袭了西晋的做法。与西晋不同的是，东晋王朝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大族紧密相依。从开始王氏大族在东晋建立初期发挥重要作用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门阀制度已向门阀政治过渡，士族大户在东晋的政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氏、庾氏、谢氏、桓氏相继成为实际执政者。而南方本土氏族，也在整个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部东晋史，就是侨姓士族之间、侨姓士族与本土士族之间的斗争及合作史。而北来的流民，在其各自的流民帅的带领下，对东晋王朝特别在士族之间的争斗中发挥着独特的、微妙的作用和影响。司马氏的皇权和正朔，随着士族之间的斗争和合作而飘摇起伏，但却一直生死与共。当士族大户势微，并被下层族姓人士占据上风后，东晋的统治也告结束了。下层士族人士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座谯纵，灭后秦，公元420年，取代东晋建立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东晋历十一帝，共103年。在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已实属奇迹。对东晋历史，本书在后面也将专门论述。
四、混乱的五胡十六国
与东晋偏安江左基本同时期的，是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各民族在北部境内建立的政权。东汉、三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内迁中原，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步伐加快，“八王内乱”中，司马诸王为加强自身实力，勾结少数民族势力加入到他们的内战之中，使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杀戮和仇恨日益加深，所以周一良等历史学者曾说，与其说“五胡乱华”，不如说是“华乱五胡”。“八王之乱”中，司马诸王纷纷被杀，西晋王权日趋凋零，这些参与内战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渐在北方占据优势，最终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西晋灭亡后，以匈奴、羯、鲜卑、羌、氐为主的少数民族，也包括留在北方的一些汉族势力，在不同地域相继成立了十六个国家，包括：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及西秦、夏，主要活动在西北一带；前赵、后赵、前秦、后秦主要活动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为主的中原一带；源于东北鲜卑慕容氏(包括鲜卑化的汉人冯跋)相继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巴賨人雄在蜀地建立的成汉。其中，匈奴建立的政权有：北凉、前赵、夏。羯建立的政权有：后赵。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南凉、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羌建立的政权有：后秦。氐建立的政权有：后凉、前秦。汉族建立的政权有：前凉、西凉。其实，当时内迁并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还有不止以上所述，因存在时间太短或割据区域太小为史家忽略。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北方的混乱和分裂程度。
下面简要介绍十六国的情况。
前凉：由汉人张寔建立。其父张轨原为凉州刺史。314年张轨病死后，张寔袭位成为割据政权。345年，其子张骏称凉王，设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统治范围包括甘肃、宁夏西部及新疆大部，曾极盛一时。376年，前凉为前秦苻坚所灭。
后凉：氐族吕光所建。吕光本为西汉刘邦皇后吕雉的族人，同前秦苻坚是同族、同乡。384年，受苻坚命讨平西域。前秦瓦解后，吕光据有姑臧，386年称大将军，389年改称三河王。统治范围包括今甘肃西部和宁夏、青海、新疆一部分。403年被后秦所灭。
南凉：河西鲜卑秃发乌孤建立的政权。其王室姓拓跋。汉魏时已迁徙至河西。397年在今西宁称王，后迁都青海乐都。414年降西秦。
西凉：汉族李暠所建。李暠是汉朝名将李广的后裔，世为凉州大族。400年，自称凉公，405年迁都酒泉。强盛时控制范围包括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421年北凉所灭。西凉太祖李暠，被后来的唐朝皇室李氏和诗人李白、李商隐尊为先祖。
北凉：由匈奴支系卢水胡族首领沮渠蒙逊建立。也有一说是汉人段业所建。沮渠蒙逊原为后凉太守段业部将，后与沮渠男成劝说段业反凉。397年，段业自称大都督、建康公，建都骆驼城(在今甘肃高台南)，399年改称凉王。401年沮渠男成谋反杀段业，412年迁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强盛时控制今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一部分，是河西一带最强大的势力。439年，降北魏。
西秦：鲜卑乞伏国仁建立。乞伏国仁原为前秦将领。385年，在陇西称大单于，又被前秦封为苑川王，定都士川(今甘肃榆中)，388年，其弟乞伏干归立，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407年，改称秦王，又复迁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地区)，控制甘肃西南部、青海部分地区，对于陇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具有重要作用。431年，被夏国灭。
前赵：匈奴贵族刘曜所建。因其先祖在西汉时被赐姓刘，故以汉族正统自居。在“八王之乱”中较早地参与了西晋王室争夺的混战中，304年，刘渊起兵，自称汉王，所建政权被称为汉赵。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310年，其子刘聪继位，316年灭西晋。318年，刘聪族弟刘曜自立皇帝，319年，徙都长安，改国号为赵。统治区域为陕西、山西、甘肃和河南部分。329年，被后赵石勒所灭。
后赵：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石勒原为刘渊部将，控制着今河北、山东等区域。319年，脱离前赵，自称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329年灭前赵后称帝。十分注意笼络汉族士人，减轻租赋，发展农业，推选儒家教育，社会呈现难得的繁荣丰裕景象。强盛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以及江苏、安徽、甘肃、辽宁部分地区。其石虎当政时社会矛盾开始尖锐，石虎养孙冉闵尽杀石氏子孙及羯胡，351年，后赵亡。
前秦：氐族人苻坚建立。350年，氏族人苻洪占据关中，称三秦王。351年其子苻坚自称大秦天王。352年，改称皇帝，定都长安。苻坚在位期间，任用汉人王猛为相，起用许多汉族士人为官，推选儒家理念，势力逐渐强大，先后消灭前燕、前凉及代国，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强盛时疆域东至大海，西抵葱岭，南控江淮，北极大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惨败，名存实亡。394年被后秦所灭。
后秦：羌族贵族姚苌建立。前秦淝水之战兵败后，原降于前秦的姚苌反叛，于384年自称大将军、万年秦王。386年在长安称帝，国号大秦。姚苌去世后，其子姚兴继位，打败了前秦残余势力，灭前秦后，占领源西燕河东之地，又攻占东晋的洛阳，打败西秦，攻灭后凉。后东晋刘裕进攻后秦，收复洛阳。后秦宗室开始骨肉相残。417年，刘裕攻占长安，后秦亡。
前燕：鲜卑首领慕容皝建立。337年，慕容皝在龙城(今辽宁朝阳)称帝。征服高句丽，消灭东北相关部落，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后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强盛时统治区域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辽宁各地一部分。西接前秦，与东晋淮水为界。370年，前秦军攻破邺城，前燕亡。
后燕：也是鲜卑慕容诸燕之一，前燕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垂建立。前秦在淝水之战大败后，投降前秦的前燕首领慕容垂于384年自称大将军、燕王。386年，称帝并定都中山。394年灭西燕，全盛时统治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辽宁的一部分。397年被北魏所灭。
南燕：鲜卑慕容诸燕之一，由慕容德建立。慕容德原是后燕宗亲，后燕被北魏所灭后，后燕被截为南北两部分。398年，慕容德于滑台(今河南滑县)建立，因相对在南故名南燕。400年，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称帝。强盛时统治山东、河南、江苏一部分。后被东晋刘裕灭。
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407年，冯跋灭后燕，拥立慕容云为天王，定都龙城(今辽宁朝阳)。409年，慕容云被部下所杀后，冯跋平定动乱后称王。在位期间，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税赋，设立太学，重视教育，与柔然、契丹、东晋交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发展。控制辽宁西南部及河北东北部。436年被北魏所灭。
夏：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立。是匈奴人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5世纪初，北方匈奴铁弗部崛起，进入河套地区。407年，赫连勃勃称王，定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417年在长安称帝。强盛时统治今宁夏、陕西、山西西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为政残暴嗜杀，关中人民深受其害。431年，夏国为北魏所灭。
成汉：巴賨族李雄建立。301年，巴賨族领袖李特在蜀地领导西北难民反抗晋朝统治。304年，其子李雄称成都王。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强盛时控制今四川、云南、贵州一部分。347年东晋桓温伐蜀时投降。
五、南北朝的对峙
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60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代(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共33年，历3代5帝。南朝的历史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南朝的皇权比较强大，门阀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贵，却已不能完全左右政局。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深入，土著汉人在政治上逐渐上升，步入官僚行列，为皇帝所倚重。从梁陈之际开始，南方内地的土豪，也成为割据的一方势力。南朝各国皇族主要是士族或次级世族，因为在东晋末期之后，军职大多由士族或次级士族等担任。由于执政者的努力，出现元嘉之治与永明之治等治世，使得国力富盛。皇帝受获声誉隆重的主流士族拥护，然而士族只想保有本身政治地位，并非全然支持皇室，皇帝也扶持寒门担任军职或次要官职以平衡政治势力。皇室内部也因为争夺皇位的斗争，时常发生宗室血腥事件。由于战略运用错误与北朝的兴起，使得南弱北强，疆域渐渐南移。到南朝梁时为梁武帝改善，北魏六镇之乱后，使南朝国力逐渐追上北朝。但在他晚年时，过度崇信佛教，国家承平日久，民众不习战事，侯景发动“侯景之乱”后，梁武帝死在台城，部分萧氏皇族为争夺皇位而各自为战，使南朝实力大减并四分五裂。由南方土著豪族取代。最后到南朝陈的陈文帝方完全统一南朝，但南朝陈国力已衰，只能依长江抵御北朝。
北朝，承继五胡十六国，为胡汉融合的新兴朝代，北朝依次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皇室多为鲜卑族。而鲜卑皇室也逐渐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其中以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最盛。北魏前期以平城为都，后来孝文帝大举实行汉化，政治中心也迁徙到中原腹地洛阳。北魏初期，实行宗主督护制，从5世纪下半期开始，其汉化趋势加快，开创了北魏黄金时代的正是北魏孝文帝元宏。孝文帝实行三长制，颁布均田制，迁都洛阳，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迁都后在三年间展开汉化运动，例如全用汉官官制、禁胡服胡语、推广教育、改姓氏并同汉人世族通婚、禁止归葬及度量衡采汉制，并颁诏宣布吸收汉族文化。孝文帝企图通过限制自身文化，来达到与汉族融合的目的。通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汉族的先进文化及先进的政治制度完全融入了北魏的统治中，中国的北方已经开始进入了各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然而，虽然南迁的鲜卑人提升了文化素质，但使得暮气重重的鲜卑贵族趋向奢侈及文弱。而后孝文帝在多次南征南朝皆无功而返。至于留在北方六镇的鲜卑贵族由于不愿南迁，逐渐不受洛阳朝廷重视而失势，这使得北魏内部分裂成鲜卑化与汉化两大集团，成为日后六镇民变的原因之一。494年太子元恂意图北返平城，孝文帝得知后废太子并赐死。保守派穆泰、陆叡于平城拥王兵变，后被镇压，孝文帝还亲自北巡安抚。孝文帝死后，北魏开始走入下坡。由于北方的柔然牵制北魏，使得北魏难以用全力攻入南朝，直到较亲北朝的突厥取代柔然后才较安定。北魏后期政治逐渐败坏，六镇民变后国力大衰。最后分裂成东魏及西魏，并分别由北齐及北周取代。北齐的核心主要为六镇流民及关东世族，其军力比较强盛。由于其源头六镇流民偏向鲜卑化，使得北齐主要提倡鲜卑文化。北周在立国时鲜卑军不如北齐多，政治地位也不如北齐及南朝梁，所以建立关中本位政策，融合鲜卑及汉文化以消除胡汉隔阂。最后北周形成团结的关陇胡汉集团，得以攻灭因政治混乱而衰退的北齐，而汉族也逐渐成为北周军队的主力之一。周武帝去世后，刘昉、郑译矫诏以杨坚总知中外兵马事，入朝辅政。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即隋文帝，建立隋朝。于开皇九年下诏灭南朝陈，南北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
纵观三国两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乱世”外，其特色和个性十分鲜明。
首先，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这种融合开始于三国，继十六国时期后，北魏时期的融合达到巅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国家分别向北、西南、东南纵深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政策，和平融合是主流。到十六国时期，十六国在根源上与汉民族及汉族政权大多都紧密相连。像前凉、西凉、后凉、北燕、成汉本身就是汉族所建或与汉族关系密切外，一些少数民族，南迁较早，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如匈奴刘渊父子、鲜卑慕容氏家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从小接受了完整的儒家教育，本身的汉文化水平很高，建立政权后，学习汉制进行改革，起用了北方士人加入政权管理。后赵石勒，虽然本身汉文化程度不高，但对汉文化却十分向往和崇拜，为政期间，全面学习汉制，任用汉族士人。留在北方的汉族大户，在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东晋玄学兴盛的情况下，北方政权中留下了许多儒家烙印，为政更加务实。虽然北方群雄纷争、战乱不断，但一些政权也保持相对强盛，如前赵、后赵、前秦、前燕等。从汉民族的正统地位来讲，后世历代对东晋偏安江南、固守自全的保守政策多有诟病，东晋时对是否北伐也分两派，特别是本书主人公王羲之在不同时期也存在不同政见。这些主张和观点，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讨论，而不能一概冠之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帽子。本文对此在后文有专门论述。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并非中华民族与外族他国的矛盾，而是内部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其中的一些斗争，用民族矛盾是难以概括的。其中的不少政权，很早地已与汉民族融合，参与到了汉民族，特别是西晋诸王之间的权力争夺之中，一些政权与之后建立的东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合作者，有对抗者，是西晋末年政治权力斗争的部分延伸。所以说，各政权之间的矛盾，有民族矛盾，有社会矛盾，也有权力之争。当时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百姓流离，但客观上讲，十六国特别是之后的北魏时期，是中华民族融合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到隋唐时期，这些民族基本已消亡，或依附汉族存在，与汉族紧密不可分离。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从军事上说，汉族是战败方，已被少数民族政权驱赶至江淮以南，但其中的一些少数民族领袖，却能看清自身不足，克服了内部许多保守派的压力，主动向汉文化学习，虽然也有歧视汉族士人、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和行为，但其能够放下胜利者的优势姿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其胸怀和气魄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和深思的。从另一方面讲，当时的汉文化是何其兴盛和先进，值得战争的胜利者崇拜和学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是什么，归根到底说还是形而上的文化，以及在此前提和背景下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军事战略等。如果放弃文化这个根本，只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进行努力，最终还是难以持久和兴盛。
在我们注意到胡族汉化的同时，必须应该看到，这也是汉族胡化的一个过程，虽然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五胡的饮食、服饰、建筑、艺术等，特别是尚武精神，对汉民族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两晋士族重文轻武、崇玄务虚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无疑是对汉文化的强烈刺激，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华民族保持了警醒的民族精神，也为之后隋唐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雄浑苍茫、开阔大气的印迹。而民族斗争和交融中碰撞出的火花，也让这个时代的文化显得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整个华夏文明。
其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最频繁的一个时期。造成人口流动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和动荡，大批难民外逃避祸；二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控制人口，凭借武力强行迁徙。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在当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产生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甚至认为，“两晋南北朝三百年来的大变动，可以说就是由人口的大流动、大迁徙问题引起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北方人民避难迁徙的方向主要是：东北、西北、南方。自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人口便开始流动；而北方人民的大规模流动，始于刘渊起兵，特别是永嘉七年洛阳陷落之后。流向东北的一支，奔托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领域；流向南方的一支，寄居于原孙吴的故土。当时流向东北和西北的北方汉族，除庶民百姓外，也有不少士族阶层，但以中下士族阶层为主。这些流民带来了充足的人力和技术，五凉及慕容诸燕，从这些人中选拔了很多人才辅佐政权。可以说，流民对东北和西北的汉化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北人南来避难，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到长江下游。虽然南来阶层也各不相同，但其中却包含了以西晋皇室及公卿士大夫等上层阶级。对北人南来情况本书后文将专门介绍。
少数民族政权强徙各族人民，也始于永嘉之乱。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加强统治、发展经济，往往以武力将其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强行迁入政治中心地带，以便控制和役使，“虚其心腹，以实畿甸”；而当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发生混乱，失去控制力或灭亡后，被迁徙的人民又往往回迁。这里不仅包括汉族人员，也包括了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每次强徙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上百万。其中，在前赵刘聪、后赵石虎、前秦苻坚时期最甚。客观上讲促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和融合，但对于各族人民而言，都是一种巨大灾难，“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汉人能逃的都逃难了，不能远离本土的，大多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坞堡和乡党现象。后来在东晋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祖逖、苏峻、庾氏均曾结坞自守；王羲之的岳父、东晋初期重要的历史人物郗鉴，就是著名峄山坞的坞主。而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也取材于此。
最后，是各阶层社会地位的起伏变化。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封建王朝，经过多次的权力斗争，既得利益群体逐步形成，社会阶级或阶层将渐趋稳定，不同等级之间的壁垒将越来越难以打破，这种情况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发展动力减弱，国家制度、思想趋于保守，从而很大程度造成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而人性的贪婪，注定既得利益群体借助于已有优势进行权力和权利的扩大，从而打破旧有的社会平衡，激起新的社会矛盾，进而出现重组利益格局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反抗和暴动必然发生。
两汉经过300多年强大王权的统治，在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虽然交替把持朝政，但毕竟缺乏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在政权斗争更迭中烟消云散。而士族大户却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一个社会形态成为影响时局变化的重要力量。陈寅恪先生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阶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述。三国时期，本已是草根的刘备披上了皇叔的外衣；孙氏入东吴后马上与当地豪族结成联盟，而江左豪族也在孙吴政权的庇护下快速发展，成为东晋时期的重要力量；曹操出身宦官家庭，为当时以袁绍为首的士族大户所不齿，不得已打出了“唯才是举”的政治口号，实际上也极力拉拢豪门贵族，到其子曹丕时期，已完全向士族大户妥协。两晋本是大士族出身的司马氏建立，到东晋时形成了司马氏与王、谢、庾、桓共有天下的局面，由门阀制度进而发展为门阀政治，士族地位上升到空前高度。在十六国和北魏代表的北朝时期，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北方汉族大户因其社会影响、文化传承、人才储备方面的优势被当权者所倚重，虽然也有被歧视，甚至几近被灭门的情况，但他们在北方政权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难以忽视。南朝均是中下士族或出身寒素的人士建立，士族大户的政治地位已每况愈下，但也均给予了较高优待。士族大户虽然作为上层阶级长期存在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中，其中的微妙变化应引起我们注意。一是士族之间的斗争。如东晋时期王、谢、庾、桓之间的权力之争；如同一时期侨姓氏族与江左原有氏族大户的权利之争。二是新旧士族之间的斗争，如寒素出身的陶侃发展为上层一流士族后与王、谢、庾、桓的合作和斗争。三是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如曹操早年与袁绍的对抗，如郗鉴、苏峻等中下士族作为流民帅与上层士族的合作和斗争，如以刘裕为代表的中下士族对皇权及上层士族的反抗和颠覆。而在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地区，汉族大户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只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搭配，无法成为权势的主流。因此到南北朝末年，士族的影响和地位已大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也为隋唐的建立和强盛扫清了掣肘。
纵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近400年的时间里，充满了杀戮、阴险和动荡。但同时也是一个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社会阶层不断变化、各类势力重新整合的大时代。与汉、唐这样成熟的封建王朝不同的是，这个时代没有特别强大而长久的政权、没有官方思想权威的束缚、没有在封建体制下的刻板和僵化，“非主流”的许多新鲜事物地不断涌现反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一切充满变数，一切充满活力，虽然其中包含了太多的血腥和苦痛，但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封建统治中，生命的勃勃生机反而让这个时代更加引人注目。对隋唐，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本书主题，文化发展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的惊人活力和卓越成果值得我们分外关注。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与生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科学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继承了前代的文化成就，又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和创新，从而为隋唐文化的繁盛昌明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础。在科学技术领域方面，数学、天文学、农学、医药学、冶铸、地理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创造和发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哲学、文学、史学、书法、绘画和雕刻方面，名家辈出，有许多重要作品问世并流传至今，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内容极其丰富，开启了历史性的新风气。因本书主要围绕王羲之展开，故在此部分一并介绍一下当时文化生活中的相关事物。
一、科学技术稳步发展
这一时期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严格讲不算太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动荡不安有很大关系。但因为几个伟大人物的出现，让后世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时代。
数学、天文历史方面，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刘徽，另一个是祖冲之。三国时的刘徽，撰有《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他在《九章算术注》中，运用极限理论，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其后南朝宋、齐人祖冲之，精确算出圆周率为3.1415926～3.1415927，这一成果比欧洲早近1000年，20世纪50年代，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建议把圆周率改为“祖率”，著有《缀术》等书，对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缀术》有六卷。是隋、唐、五代时期研究数学必读的著作。在唐代，国家办的学校设置明算科，《缀术》列为数学教科书，并规定四年学完。中世纪的日本和朝鲜，也采用它作教材。这部书是当时数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可惜后来“学官不能究期深奥”，遭到遗弃，在宋朝失传了。他重编了一本历法，叫《大明历》，运用岁差原理，测出一回归年的时间，与现代科学测定的数字只差50秒；还以十万分之一的误差计算出了“交点月”的数字；即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是365.24281481日。他发明的“千里船”，据说能日行百里，据史载，具有“百屈不回，未尝移变”“圆不穷而司方如一”的功能，但后来失传。
农业科学方面，出现了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农学家——北朝贾思勰，他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优秀著作之一。他在自序中谈到，在编写《齐民要术》时，曾“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时”，广泛参考前人的有关著作，大量搜集民间流传的歌谣和谚语，访问有经验的老农，自己还亲身体会生产实践。全书近2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起自耕农，终于酰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它涉及农、林、牧、副、渔的生产经验，给后世留下极其宝贵的资料。《齐民要术》在世界生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如对人工选种、人工杂交、定向培育等原理，作了初步的揭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就受过《齐民要术》的启迪。
地理方面。西晋的裴秀，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地图学家，他绘制出了《禹贡地域图》，并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则。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文笔雄拔俊秀，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
医学方面。三国时出了被后世景仰的名医华佗。西晋初医学家王叔，对当时已失散的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进行辑集，整理成《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使《伤寒杂病论》这部医学文献大部内容都得以保存下来。他的《脉经》十卷，使古代脉学系统化，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脉学专著，奠定了中医脉学诊断的基础。东晋的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他写的《抱朴子》，对医药学、化学的发展和火药的发明，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即使不是唯一最重要的根源)，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出去的。”葛洪写了不少医书，其中《肘后备急方》最有实用价值，它内容丰富，如对肺结核、恙虫病均有记载，还作了我国关于天花病及其防治等情况的最早记载。南朝梁时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收集药物730多种，这些药物的标准分类法，在一千多年内，一直沿用和不断充实。他又对葛洪写的《肘后备急方》加以增补，写了《肘后百一方》，使它更加完备。
二、哲学宗教异彩纷呈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哲学宗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如果说春秋战国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完成我国本土哲学思想领域巅峰构建的话，三国两晋南北朝则开了本土与外来哲学思想交融并存的先河，并最终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合一的特质。
儒家之学仍是社会学术主流。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家学说成为两汉为政的圭臬，以至于形成了西汉烦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到三国时已开始衰落。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却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均出于晋人之手。荀勖继承了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晋代史学成就显著，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士族大户，虽然将注意力转向玄学，但其大多祖辈即是儒家资深门徒，虽口头上、行为上“玄化”，但骨子里无一不是紧依儒学的封建士大夫。
黄老道家学说开始分化，一支变为“玄学”，一支变成中国本土宗教——道教。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标榜虚无玄远，名为“清谈”，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易经，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庄子》为经典，称为“三玄”。出现了以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清谈名家，一时士大夫争相加入，蔚然成风，甚至许多以儒为本的士族大户开始“改儒入玄”。道教作为宗教源于东汉，张陵创立，实际上与道家学说关系并不大，而是和求仙求长生不老及民间巫术紧密相关。初时，凡入道者要缴纳五斗米，俗称“五斗米道”，因他的徒弟们尊称他为天师，故又名“天师道”。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影响很大，许多士大夫也深受其影响，琅玡王氏也与其很有渊源。东晋葛洪结合儒家思想改造道教，宣扬采药炼丹，长生不老，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前文所谈的葛洪，不仅是一位医学家，更是一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萧梁时，道教经典增多，陶弘景吸收佛教教义和封建等级观念，丰富了道教教义，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
佛教开始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教义为穷苦百姓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的道路，也适合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因而迅速传播，当时出现许多名僧，如法显、佛图澄、道安、慧远、僧肇等。在皇室和士族大户的大力倡导下，佛道在此时广泛传播，一时兴盛异常。与佛教盛行同步的是反佛潮流和灭佛事件。著名学者范缜在《神灭论》一文中，针对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而神不灭的观点，提出人的精神和形体是统一的，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死亡，精神也就消失。《神灭论》的反佛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从加强统治出发，曾先后两次灭佛。北周武帝利用灭佛增加劳动人手和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但焚烧佛经，捣毁佛像，也使佛教文化遭受损失。
因哲学宗教涉及士族群体极大，影响深远，本书对此将单独论述。
三、文学艺术大放光彩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诗歌完成了古诗从四言、五言，骚体到七言诗的过渡，涌现了一批杰出诗人。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七子”，以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写出的诗赋，史称“建安文学”，出现了以曹操的《篙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和蔡文姬的《悲愤诗》为代表的伟大作品。东晋末年，出现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以《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为代表的诗作清新自然，风格朴实恬淡，成为我国“田园诗”流派的开山之祖。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开始兴盛，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是山水文学的代表作；与谢灵运同时代的鲍照的代表作有《拟行路难》等，对后世影响较大。南北朝时期，一种新的乐府诗即民歌大为盛行，南方民歌的代表作有《采桑度》等，北方民歌最有名的是《敕勒歌》《木兰辞》等。
艺术方面。绘画艺术成就显著。魏晋南北朝的绘画，往往带有宗教色彩，三国时的曹不兴是我国佛像画的始祖，东晋顾恺之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魏晋以后，因佛教广泛传播而修造的石窟寺遍布南北各地，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等，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音乐与舞蹈艺术方面，直接从西域引进了《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异域传来的《天竺乐》《扶南乐》《高丽乐》等，也很流行，舞蹈在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民族融合色彩，有名的舞是《大面》和《城舞》，《大面》又称《兰陵王入阵曲》，对后世戏剧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特别需要介绍的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东汉末年，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著名学者蔡邕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书法显现三大特点，一是书体渐趋完备，楷、行书正式出现并发展势头迅猛；二是出现了以士族组成的庞大的书法家群体，书法成为名流们竞技的重要手段；三是书法真正由实用向艺术转变，成为士大夫表情达意的文化形式，以“韵”为胜的审美标准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的书法发展走向。特别应该关注的是钟繇一脉，钟繇开始把字体由隶书转化为楷书，这是汉字书法的一种进步。东晋女书法家卫铄，世称卫夫人，她师从钟繇，得其真传。王羲之曾随卫夫人学习书法，王羲之之妻郗璇，也是一位书法家。当然，这一时期书法史上最大事件就是，出现了本书主人公、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世称“书圣”，代表作有《兰亭序》《黄庭经》等。其子王献之书法造诣也极高，与王羲之合称“二王”。北魏时期，北魏碑志艺术最有代表性，人们习称这种书体“魏碑”，《龙门二十品》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关于书法本书在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
四、与文化生活相关诸象——“衣食住行”与“文房四宝”
酒及茶。中国历史上因酒作诗的人无数，而为酒作赋的人却不多，但作者文学史上地位却极高，一是西汉扬雄，二是三国曹植，同作《酒赋》，可见酒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常称酒为“浮蚁”，《齐民要术》对该酒的酿造方法作了详细的描述。西晋诗人张协描绘了一个可以提供该酒的宴会：“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罍(léi)一朝，可以流湎千日。”陶潜在他的一首《拟挽歌辞》中有以下两句：“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他想象一个死者在死后是否仍能喝上一杯酒。张协赋中的“玄石”，指有名的酒徒刘玄石。有一次刘到酒肆中喝了一杯“千日醉”，一回家就酒醉不醒，家人误以为他已死，就把他埋葬了。三年后，酒肆的主人去拜会刘玄石，希望看到他已从千日醉中醒来。刘的家人刚把坟墓挖开，刘就醒了，口鼻间仍有酒气。当时在中国汉地，大多数酒精饮料是由谷物酿制的。西汉时期的探险家张骞从西域引入葡萄。最早赞美葡萄及葡萄酒的是魏文帝曹丕，他曾作文：“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曹孟德更是咏出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篇；本文主人公王羲之，若无“流觞曲水”之风流雅集，估计也难出《兰亭序》这“天下第一行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农业不发达，粮食供应不足，天灾不断，战火连天，酒是奢侈品，基本只供士大夫饮乐，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酒基本是文化士大夫的专供和标签，故许多著名的历史典故、诗歌品作、名士韵民事均与酒相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茶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于南方，名其为“茗”或“荈”(chuǎn)。在朝廷人们把它作为酒的替代物来饮用。茶完全是南方人的饮品，北方人并不饮用。例如东晋时一刚刚南来的北方人，对丞相王导端来的茶感到不知所措。他假装很精通地问道：“此为茶为茗？”当注意到人们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时，他马上申明说：“问问饮为热为冷耳。”
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文化与秦汉时期虽然一脉相承，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在烹饪饮食上，各民族把自己的饮食习惯、特点都带到中原地区，是引入新食物、新烹饪方法的重要时期。上层士族对饮食非常讲究，都很善识美味，饮宴取乐已成为士族大户的日常生活方式。许多文人更是对美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陶潜曾言“好味止园葵”，谢灵运更是将食物的充足与理致的和谐等同起来，“理取足于满腹”。大画家顾恺之以食甘蔗时由尾到本的习惯闻名，“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顾恺之回答时所用的四字短语精确地把握住了中国传统饮食观念的核心。此时，也出现了氐族苻朗这样的美食家。《齐民要术》中还专门记载了“鱼鲊”等美食的制作方法。可以说，正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厨艺成为一门精彩的艺术。
家居。这个时期，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内迁和佛教的普及，都对家具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建筑从此时开始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在于起居方式及室内空间方面，即从汉以前席地跪坐，空间相应较为低矮，逐渐改为西域“胡俗”的垂足而坐，高足式家具兴起，高型坐具如凳、筌蹄、胡床和椅子等开始出现，室内空间也随之增高。这一趋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对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在这一时期渐趋普及，也对家具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如“壸门”的出现和莲花纹等装饰纹样的使用。关于凳子的最早记载，可见《晋书·王羲之传》：“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所谓“橙”就是凳子，因其较高，故称“悬橙”，可站在上面书写榜额。当时凳子的形象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壁画。椅子出现较晚。这一时期仅有极少的信息，一是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一把木椅，时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晋代，其造型和装饰风格全是犍陀罗式。这是一件商旅带入我国的家具。另一例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山林仙人”所坐的一把椅子，与佛教活动有关，可说是最早见到的禅椅，仙人在上盘腿结跏趺坐，与垂足坐不同。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凭具仍有发展。凭几除大量为直形外，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又发展了有较大改进的弧形凭几，文物考古工作中有相当数量出土，多陶质，说明在这个区域相当普遍。安徽马鞍山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的褐漆曲形凭几，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一例实用凭具，几面弧形，三足作兽蹄状，造型很有代表性。通体褐色，朴素无华，也就是后世所称之乌皮隐几。南齐谢脁还写过一首咏乌皮隐几的诗。《北齐校书图》绘有一座壸门式大榻，榻座立面有壸门，正面四个、侧面两个或三个。榻上坐四人，并摆放笔、砚、盂和投壶。按榻的面积，还可再多容数人。这是在汉代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家具。在大榻上仍是席榻而坐，只在榻边垂足。唐代仍应用此种大榻，同时将此发展为大型桌子。从对家具的考证来看，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书法的书写习惯与唐之后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日常手札等的书写中，仍是采用秦汉左手持卷，右手悬笔而书的姿势，这在很大程度影响了这个时代迥异于后世的书风。
服饰。汉末以后，频仍的战争使社会财力日显艰困，两汉冠服制度已难以维持。以往的冠帽，此时已多用后来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但有官职的男子还是戴小冠子，而冠上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后传到民间，且男女通用。这个时代最大特点是少数民族服饰的“汉化”和汉族特别是下层人民为方便日常生产劳作在服饰上的“胡化”。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此时士族文人的服饰。受“玄学”思想影响日深，开始宽衣大袖、散发袒胸，以示对礼教束缚的突破；“褒衣博带”成为魏晋世俗之尚。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自己对此独特的见解，先生认为，魏晋名士多服用“五石散”，此药吃后全身发烧，皮肤易于磨破，故不能穿窄衣，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以为其轻裘缓带、十分高逸，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先生的论述略带几分诙谐，也算是对与先生同时期“假文人”“假名士”的一种讽喻吧！
语音。三国及西晋时期，中原河南特别是洛阳方言，被称为“河洛雅言”，是当时官方用语。之后，北方经过了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历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胡汉杂居，在长期民族交流和融合中，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也被汉化，最终“河洛雅言”取代胡狄语成为北方的共同标准用语。在南方，随着西晋末年大批北人南渡，也将“河洛雅言”广布于江淮大地。后经南朝四代吴语的浸染，中原雅言已“南染吴越”，成为一种新雅音，称为“金陵雅言”或“南方雅言”，有人称其为“南音”“吴音”。对日本语音影响甚大。梁朝顾野王的《玉篇》之音系，是流传至今最古老、最完整的雅音体系，故在汉语语音史中均以其作为中国中古语音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初年，由于南迁士庶中皇族和文化士族很多，属当时中华文化的“正朔”，南方氏族在文化上自卑和谦慬之心甚重，故“河洛雅言”仍是官方用语，无论南北，士族均以使用“河洛雅言”自豪，南方当地语音只是下层人民用语，氏族所不齿。东晋王导为拉拢南方大族，偶用“吴语”，被南方士人所重。
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现在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另外有了表面涂布技术，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纸加工技术的进步，对书法的影响是空前的。一是纸的供应量充足，日常书写练习成本大大降低；二是纸张质量不断提高，更能表现出《书谱》所描述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的神采，使书法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三是纸的防腐性加强，从而使我们在1700年后有幸见到晋人遗墨风韵。
毛笔。我国制作毛笔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毛笔描绘的痕迹；东周的简牍、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现今发现最早的毛笔是在湖北随州出土的，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名称。直到秦代才统一称作“笔”。相传秦将蒙恬曾在善琏村取羊毫制笔，故在当地及许多书中将其奉为“笔祖”。汉代是我国毛笔的重要发展时期，据正史书籍记载，我国著名的宣笔就发明于汉代。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坚挺而著称。宣州陈氏之笔深受时人喜爱。自三国以后，毛笔的制作方法逐渐被人们总结出来，《笔方》与《笔经》相继问世，《笔方》载于《齐民要术》，详细记述了毛笔的制作工艺；《笔经》相传为王羲之所作，介绍了笔的另外一种制作方法，虽有假借讹传之嫌，但也可知当时制笔工艺的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赞美毛笔和制笔的诗赋。如西晋成公绥的《弃故笔赋》和傅玄的《笔赋》，东晋郭璞的《笔赞》等。
墨和砚。墨出现于公元前十四世纪，考古发现当时的器物上已有墨迹，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来战国时的墨块。《齐民要术》中最早记述了制墨的方法。史上也有三国时期魏国韦诞“仲将之墨，一点如漆”的记载。可知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作技术的成熟。研与墨的出现几乎同时，陕西临潼出土的石砚为五千年前用品，但用于书写的墨砚，战国晚期至秦汉才定型。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包括砚在内的书写工具更加精良。瓷砚在三国开始流行，其形状一般是圆盘形，下附三足，足常呈兽蹄形。三国之后，青瓷砚较多。这一时期，陶砚也继续存在，材料大多取自各地山上的石灰岩、叶岩、石英石和青石。盛行圆盘三足式，长方形四足式，四方形四足式。已实用性和艺术性并重，带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砚台开始出现。
历史像个捣蛋鬼，一方面给我们揭露了政权频繁更替阴谋不断、全境战火连年血流成河、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乱世”景象，让人长吁短叹，发出“宁作盛世犬，不作乱世人”的感慨后，一方面又展现出了新观念和新事物层出不穷、鲜活的文学艺术作品竞相涌现、文化生活中充满生机和趣味的一个文化盛世。在那样一个可以称之为黑暗和混乱的年代，是这些文化艺术现象的出现才让这个时代明亮、灿烂起来。在这里，我突然想起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的一句话：“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散布的几点星光”，我想，用在此处正是合适不过了。
文化是一个独特的东西，属上层建筑，但又不完全属于上层建筑，与政治、法律等绝不相同。文化常常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生长方式。政治的大一统、经济的极度繁荣并不代表文化盛世的必然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实例。但文化依然有其发展规律可循。我们分析这个阶段文化繁荣的根源，是否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首先，思想的撞击必然产生智慧的火花。三国两晋南北朝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撞击和融合。一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秦汉近四百年的大一统，少数民族难以染指汉地，虽有交流，但终始汉文化站在高峰之巅难以平等对话，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大量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虽然“汉化”是主流，但一方面“胡化”也在悄然进行，同时汉政权作为“失败者”，在心灵深处对汉文化的坚定难免不有所松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许多反思和学习。二是南北的交融。户籍制产生于秦汉，统治者通过控制人口流动的目的有二，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封建政权，这也形成了两汉三百年的稳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客观上也让南北方，乃至全国各地进行了思想、文化、技术等的一次大交流，眼界更加开阔，桎梏的思维活跃了起来。就连那些士族大户也“有幸”看尽了大江南北的山山水水，这其中触动了多少灵感啊！三是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对本土儒、道思想的冲击。佛教一来华夏大地即被人广为接受，这里有时局动荡不安、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更是因为佛教本身也博大精深，许多方面为儒道所不及，后世、甚至今天的许多学者，往往看到前一原因而忽略后面的事实。佛教与其说被人民甚至皇室所接受，不如说是被这个时期的文化大族普遍认可。佛法教旨本与儒道并无本质冲突，甚至多有相辅相成之处。所以通过一些大德高僧的佛法“汉化”，佛教，特别是佛教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佛教“性空”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几乎当时及后世每代文化人、艺术家在心灵上、思想上均受其启发。
其次，是王权大一统的衰落让思想多元化成为可能。文化是可以通过政权倡导繁荣的吗？文化是可以被统治者的权力促进的吗？文化是因为最高领导者的喜爱而实现真正的繁荣吗？政治与文化同为上层建筑，但却有其本质的不同。政治的终极目标是政权的稳定存续，对与一切动荡和不安本能上是排斥的。文化是什么，是文学作品？是艺术？是大师引领我们多彩的生活？这些只是文化的表现方式，文化最根本的是思想。文化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没有自由思想的文化毫无生命力，最终可能成为政治的点缀。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存续，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是被允许的，特别是在唐、宋这样清明的时代，但思想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现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中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期，基本都在“乱世”。汉武帝之后“独尊儒术”，到东汉时代，思想界用“一潭死水”形容也许过激，但僵化刻板、墨守成规是事实。从三国时期开展，政权更替频繁，皇权自顾不暇，主流正统已不存在，长期儒学压抑后的反弹十分强烈。“玄学”的兴起和诸多名士离经叛道的做法即是明证。南迁的文化氏族纷纷“改儒入玄”，一定程度上是思想上轻视甚至对抗皇权的表现。这种形势，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之后似乎再未出现第三次。由此可见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和伟大。那是一个文化的自觉时代，真正的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
再次，是天才人物生逢乱世的悠游生活。文化艺术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但也有其意外性，我们的常规思维，总是被一些“旷世奇才”的出现所打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天才人物辈出的时代，这里有祖冲之、有曹氏父子、有葛洪、有王弼、有陶渊明、有顾恺之，当然也有羲献父子，难以计数。但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他们都生逢乱世但又有悠游生活。一方面，乱世带给他们巨大的冲击，不仅耳闻目睹了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家族及个人也如同一叶扁舟，在时代的大潮中不断起伏，他们对世间、人生意义的看法是迥异常人的；另一方面，这些天才人物大多士族大户出身或身居高位，身上有“贵族气”，无论仕途和生计都不需要他们作太多考虑，社会地位崇高，物欲的需求很少，心灵相对自由，这是后世许多文人无法相比的。即便是生活在田园的陶潜，是东晋著名人物陶侃的三世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根本原因是不屑向寒素出身的督邮低头。他们的胸怀是大气宽广的，心灵是快乐并痛着的，如果说此时无大师出现，真有些辜负了那个时代！
最后，是乱世中依旧对文化的尊重。看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权力和武力对文化的低头。三国时魏、蜀、吴三国君主礼贤下士的故事人们都耳熟能详自不必多说。西晋末年大批士族南渡后，面对以南方大多以武力起家的豪强士族，依然保持了文化的自信，而南方氏族也对这些文化士族崇拜礼遇有加。十六国及后来的北魏，大多能放下军事优胜者姿态向汉文化学习，对北方士族大户及士人争相利用。南朝四代，均是中下士族起家，原有的士族大户早已势微，但历代均给予了相当礼遇。这在后世，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物欲横流、成功至上的时代，是多么不可思议呀！这对我们而言至今也是一个谜。如果试着分析，我想有四个原因。一是这些大户都是世家大族，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家庭实力和社会影响力都很大；二是这些士族大户基本都是文化大族，代表着文化的“正统”，在靠儒家思想维持的封建社会中，地位不可取代；三是当时教育并不普及，士族的家传教育十分成熟，经世治国人才大多出于这些大族，历代帝王不得不用；这一点在唐朝教育普及化后大大改善；四是文化魅力。在当时的时代，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南方豪族、下层人民所极力向往的，甚至直到近代，文化及文人被历代帝王所重我想可能也源于此。近代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颠覆，中华民族属于自身的新思想、新文化还没有真正建立，中华文化的魅力已远不如前，文化的高度在降低，文化人的水平在下降，所以才有了今天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彷徨、浅薄和功利。
第二章 两晋大事件
在前面介绍论述了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背景后，让我们进一步缩小范围，重点分析王羲之生活的时代，即西晋末年和东晋前期，可以说，就个阶段的许多历史事件，都与琅玡王氏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这个大门阀士族的重要成员，几乎当时的每一个大事件都与王羲之有关，或多或少影响了他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为论述的连贯性，文中对其前后历史事件和人物也将进行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 短命的西晋
西晋建于公元265年，正统历史学家常称其为“司马篡魏”。魏晋时期的政策规章、法律制度基本一脉相承，故史家习惯称为“魏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命的王朝，先后仅仅51年，而且有一半时间都是战乱和动荡。一些学者分析西晋短命的原因，常常归结为“八王之乱”，其实，西晋统治时期，特别是后期内外矛盾均已十分突出。“八王之乱”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从历史的延续性看，西晋末年的不少事件和人物，对东晋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西晋后期的极度奢靡
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两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皇室及上层士族的骄奢淫逸之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疯狂不仅仅是要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而是要满足一种近乎病态的精神需要。当把挥霍当作潇洒，把斗富作为地位象征，把暴殄天物为众人称颂和追慕，社会已陷入怎样的深渊！这种极度的奢靡之风，放在当时社会经济屡受破坏、人民流离所失的大背景下，显得多么触目惊心！而奢靡的疯狂程度与他们表面上所标榜的自然清淡、忠孝仁义的说教，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病态的奢靡之风正是源于西晋。
两汉时期的整体作风崇尚简朴，不少帝王皇室表率作用较好。但到了东汉末年，腐败奢靡之风已比较严重。曹操统治时期，“务以俭率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史称他“性节俭，不好华丽”。这一点，我对陈寅恪先生关于两个王朝的阶级性分析深以为然。前面已经论述，曹操出身不好，为当时士族大户所不齿。从东汉末年开始，士族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曹操的崛起可以说是对士族门阀制度的挑战，但士族的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因此在曹丕继位后，一步步向士族大户妥协，奢靡之风又随之而起。
晋武帝司马炎时期，奢靡之风渐趋疯狂。在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是个十分有争议的人物，褒贬参半。特别是许多人把他作为奢靡之风的始作俑者，认为他奢淫成性、荒淫无度。确实也有实例为证。他下令兴建太庙，极尽奢华。当政后第九年，宣布将公卿以下的女子充实后宫，在采择聘定之前，禁止各级官员家庭嫁女议婚。一时，天下名家大户的女子都故意破衣秽妆，逃避采择。平定东吴后，更是将东吴宫中5000多名伎妾收入宫中。后宫佳丽多达上万。晋武帝的苦恼在于佳人太多不知如何选择，于是他时常坐上羊车在后宫漫游，羊车停在哪儿就在哪儿就寝，后宫的女子们争着在门前插竹叶、撒盐末，吸引羊车，于是出现了著名成语“羊车望幸”。他在晚年还纵容母舅王恺与当时首富石崇斗富。
但总体来看，晋武帝司马炎还是有所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置军士，希望互相维系，拱卫中央。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发展生产，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严禁私募佃客。又招募原吴、蜀地区人民北来，充实北方，并废屯田制，使屯田民成为州郡编户。太康元年，颁行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古代灿烂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太康年间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特别是针对汉末风俗颓废，生活豪奢的情况，即位当年，就下诏要求“大弘俭约”，“矫以仁俭”，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出台了一系列倡俭之举。《晋书》记载：“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后世对其也多有赞誉。特别是唐太宗对其极力推崇：“武皇承基……绝缣绝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晋书中记载，一日，司马炎问耿直的大臣刘毅：“你看我可以比汉朝的哪一个皇帝？”刘毅回答：“桓帝、灵帝”。并言：“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司马炎干笑不答。后人多将其作为诟病司马炎的证据，实际上，刘毅所答是指晋武帝时期，而非本人卖官。从另一个侧面，也足以看出司马炎的胸怀和气量。
不过，晋武帝司马炎对奢靡之风盛行也难辞其责。在其后期，国力日益强盛，特别公元280年攻取东吴统一天下后，热衷于安逸享乐，以致荒淫无度，君臣赛富，出现了“后宫殆将万人”“日食万钱”“无下箸处”的情况。前明后暗是对晋武帝最公正的评价。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王族如此奢靡，世家大族争相效尤。晋武帝司马炎女婿王济，不仅文辞俊茂，才华横溢，风姿英爽，且爱好弓马，勇力超人。但生活十分奢侈，丽服玉食，挥金如土。当时洛阳土地昂贵，王济买地为埒(埒专指马射场的围墙)，并且用钱辅地，被当时人称为“金沟”(一作金埒)。王恺家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济以钱千万与王恺进行射牛打赌。王恺自以为比王济箭法好，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将牛射死，并立即命人把牛心挖出，扬长而去。有一次，王济在家宴请武帝，食器珍贵，蒸肫味道甚美。武帝问，这是怎么做的？他回答说：“以人乳蒸之。”
晋武帝时的吏部尚书王戎，在晋惠帝时又担任司徒。而这样一个“国家栋梁”之臣，不思报国，却嗜财如命。他的家产不计其数，庄园遍布全国各地，钱多得连专用仓库都放不下，有不少已积久生锈，还贪心不足，一有时间就把自己关在账房里，拿着账簿啪啪地算个不停。他家种了很多李子，味道好，产量高，每年要卖好多钱。因怕别人买李子传种，还挖空心思让人在卖出的李子核上钻个洞。由此可见其贪婪与鄙俗已令人不齿。
当时，在西晋王朝中这样贪婪、庸俗、腐化、奢靡的王公大臣比比皆是。他们贪暴恣肆，攀比炫耀，明争暗斗，已发展到不知廉耻、毫无顾忌的程度。“石王斗富”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
石崇是将门之后，先后担任过修武的县令、荆州刺史、徐州监军等官职，也是个文学家，着有《石崇全集》。受满朝奢靡之风的熏染，一入仕途就不择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聚敛财富。在担任荆州刺史时，为了暴富，曾带领手下一帮人乔装打扮，拦劫富商，还闯入巨豪府第，连偷带抢地将巨额财物据为己有，转眼成为“富翁”。就这样一个无耻之徒，居然受到朝廷重用，青云直上，位列九卿。石崇暴富后，在河阳金谷建了一座别墅，名之曰“金谷园”，其规模之庞大、设计之精巧和装饰之豪华，都登峰造极，盖世无双。为了恣肆玩乐，还派人四处搜罗美女，先后纳妾100多个，爱妾绿珠，美若天仙，压倒全国佳丽。他天天带着这群美女娇妾在园中宴乐，“春从春游夜转夜”，浑浑噩噩，不知天高地厚。大富豪石崇请客，席上山珍海味就不必说了，仅他家的厕所就有十多个美艳的婢女排成一列侍候。这些婢女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华丽的首饰，手里各端着托盘，里面放着手巾、香粉(甲煎粉)、香水(沉香汁)、干净的衣服、热水等。晋人石崇每次宴客，都要家中美婢倒酒，客人如果不一饮而尽，石崇立刻派人把倒酒的美人拉出去杀了。
王恺是司马昭的小舅子，晋武帝司马炎的亲舅舅。他对石崇的富很不服气，一心想胜过他。石崇也瞧不起这种贵戚，老想压压他的气焰。于是两人便在暗中斗富，互比奢侈。王恺用糖水洗锅，石崇就用白蜡烧饭；王恺作细纱步障四十里，石崇用绢绸作步障五十里；石崇涂墙用香椒泥，王恺就用赤石脂。司马炎知道后不仅不制止，不查办，还暗中支持王恺，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把这个稀世之宝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六七株，任他挑选。这下把王恺吓傻了，不得不服输。
这种明目张胆、乌烟瘴气的斗富，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大臣傅咸上书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王帝制止，但司马炎无动于衷。于是这股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殃及全国。在斗富得胜之后，石崇更加得意忘形，终于成了众矢之的。赵王司马伦对石崇的财产早就垂涎三尺。在晋惠帝时的宫廷政变中，借机杀了他全家，绿珠也坠楼自杀。石崇的暴富速亡成为后人讥刺的话题，东晋画家史道硕曾作《金谷园图》以讽之。南宋画家赵伯驹、明朝画家仇英、清朝画家华勖、现代画家黄均等，皆以此题作画，借以抒发艺术家对世事的哀悼与讽喻之意。唐朝诗人杜牧曾作诗《金谷园》以悼之。诗曰：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如此奢靡的风气，加重了权贵阶层对人民的剥削。朝廷大官百般勒索地方官，地方官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官场风气十分腐败，清白为官甚是艰难。历史上有名的为《左传》作注的杜预，也是影响之后历代法律制度——《晋律》的重要制定者，在其出镇襄阳都督荆州军事，积极筹备渡江灭吴时，仍得时常向洛阳的权贵送礼，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被人暗算。另一个原来以正直著称的官员苟晞，外出任刺史时，见朝廷混乱，唯恐灾祸临头，只得结交权贵以自保，在任上搞到珍稀宝物送到洛阳。为保证送上的珍稀物品保持新鲜，他特意买了一头千里牛，朝回暮归。
西晋的奢靡之风并不是偶然的。西晋是由上层士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士族大户从东汉末年开始日益强大，在政治、经济上对当世影响甚大，这些大士族通过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和权势，强占大量土地，拥有大批依附人口，虽然魏晋时期朝廷也出台政策予以限制，但成效有限。土地和人口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资源，因此这些士族掌握着社会的巨大财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一状况，到东晋时期虽有所收敛，但本质并未改变。虽然后来的南朝均是下层士族建立，但也受这股奢靡之风习染甚重。当后世的我们远观晋人风韵无限赞叹的同时，也应细细体察在此背后人民的艰辛。不过，从史料来看，鲜有南渡王氏家族极度奢靡的记载，倒是有不少关于王羲之为官期间体恤民情的史实，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显得与众不同。总体来看，到晋武帝末年，贵族士大夫的穷奢极欲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甚至许多下层士族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十分尖锐。
二、“八王之乱”后皇室的衰落
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去死。继位的痴呆低能的儿子司马衷为晋惠帝。第二年，即发生了历时16年之久(291—306年)的“八王之乱”。
司马氏建晋后恢复古代的分封制有其历史原因。曹爽当政魏国时，有人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异姓之手，曹爽不听。之后，司马家族夺取了曹氏皇族魏国的政权，这事在司马家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晋武帝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265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赋予了一定行政权力。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晋武帝执政期间，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较高，所以能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了政局的稳定。但他去世后，分封制的弊端立刻显现出来。
晋武帝重病之时下了诏书，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太后杨芷之父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杨骏从中书省借出诏书，看后不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恐惧，还亲自向杨骏索取诏书，但杨骏始终不还。晋武帝病情加重时，杨骏要求让他单独辅政，帝点头默许。杨骏招来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遗诏，让杨骏单独辅政。诏成后华廙、何劭二人拿给晋武帝看，帝视而无言，两日后就驾崩了。晋武帝死后，司马亮恐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一时位极人臣。而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开国元老贾充之女，也企图操纵晋惠帝以把持朝政。
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一些大臣的不满。永平元年(291年)，贾南风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291年三月，贾皇后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司马玮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位置，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杨太后因没有食物八天后饿死)。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贾南风对未能独揽政权不满意，当年六月，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司马玮友人岐盛劝其乘机扩大权力，司马玮犹豫不决。
贾南风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太大，在杀了司马亮的第二天，她依张华之计，派人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司马玮的部下闻诏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马玮束手就擒。贾南风至此并不罢手，他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由此朝政大权被皇后贾南风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多被委以重任。例如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贾皇后还起用当时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贾南风把持朝政达九年之久。国势也相对安稳。
太子司马遹乃谢才人谢玫所生，与贾南风一向不和。299年，贾南风设计废除太子司马遹，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不久被杀。司马伦、孙秀等人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废贾皇后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张华、裴頠等人当时被杀，很多官员都被罢免。贾南风后来被送到金墉城，司马伦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金屑酒而死。事后司马伦假诏书自封相国，孙秀等人都被封大郡，握有兵权。司马伦一党掌握了朝政大权。司马伦一党道德低下，也无治国之能。党羽之间钩心斗角，在政治上并无建树。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皇帝，晋惠帝被废，软禁于金墉城。司马伦眼睛不好，人称“瞎儿”。真是“瞎儿”夺了“傻儿”的皇位。
司马伦篡位后，驻守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伦，成都王司马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司马颙又从关中起兵讨司马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司马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司马冏，政权落入司马乂之手。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合兵讨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司马乂，将其交给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司马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司马越对成都王司马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司马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司马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司马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司马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司马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后人多将“八王之乱”嫁祸于贾南风头上。这位贾南风皇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史书上对其极尽贬斥。记载贾南风身材矮小(约1.4米)，面目黑青，鼻孔朝天，眉后还有一大块胎记，可谓丑陋之极；而且嫉妒心强，心狠手辣，曾手刃嫔妃。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成为皇后？原因在于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充之女。贾充在曹魏时任大将军司马昭的军中司马、长史等职，后为廷尉，爵封宣阳乡侯。他能言善辩，为人巧慧，很得亲信。魏主曹髦深知司马氏久有篡位之心，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贾充作为司马昭心腹，也积极地为其摇旗呐喊。后来，贾充奉命带兵杀死曹髦，并劝司马昭取代曹氏另立朝廷。司马昭做晋王后，曾想立次子司马攸为世子。贾充劝阻说：“长子司马炎聪明神武，胆识过人，身材魁梧，有超世之才，又宽仁孝慈，有人君之德，能归附人心，应立长子为世子。”这样司马炎得以世子身份继承晋王爵位。司马昭临死前，拉着司马炎的手，谆谆嘱咐他说：“真正知你者，是贾公闾呀！你不要辜负于他。”贾充因此很得司马炎的倚重，不久被拜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封临颍侯。司马炎受禅称帝后，贾充因功被加爵鲁郡公，拜车骑将军、散骑常侍、尚书仆射，后又拜为侍中、尚书令之职，参与枢密机要，一时朝野侧目。贾南风成为皇后，还得到了当时一些晋武帝亲近权贵大臣的极力推荐。虽然后世对贾南风诟病甚多，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在这场宫廷斗争之中，她都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她当政的九年间，西晋政局还是难得的平稳，“数年之中，朝野宁静”“海内晏然”。她任用的贾模，史称“以才望居之”，重用的张华、裴頠，均是史上名臣，阮籍曾说张华有“王佐之才”。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全国性自然灾害，朝廷采取减赋、减税、赈灾等一系列措施应对。将“八王之乱”归罪于贾南风确实不公。从史实来看，恰恰是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南风后，形势才进一步恶化。不过，我们从这场宫廷内斗中，却可以看到另一点，即司马家族的衰退，司马诸王在其中表现出的贪婪、怯懦、犹豫，以及兄弟间的残忍、才略的缺乏、斗争手段的卑劣，难以与三国时的群英荟萃相比，真是应了阮籍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场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由大及小、由远到近表现为：
一是为后世君主专制政治制度提供了血的经验教训，分封制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通常有两种治国模式，即分封制和郡县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相联系，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诸侯王位世袭，并拥有封地，拥有世袭统治权，拥有一定的地方独立性。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的，是按照地域划分，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免调迁，郡县是地方行政机构，官位不得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西周曾实行分封制，在当时对稳定时局、维护西周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分封制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不利于封建大一统，其危害性在汉代尤其突出。西晋时，实行裂土分封，给予了诸侯在封国内的行政权、人事权，造成了藩国林立，各封国独立自处的体系，特别是在裁撤中央在地方驻军的同时，居然给司马诸王配备军队，使得藩王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上具有了相对优势；不仅如此，西晋统治者还授予了一些藩王都督某些地方军事的权力，如反对赵王司马伦的三王，都是出镇地方的都督，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从春秋战国开始，历代君主在选择治理模式时，均慎之又慎。即使实行分封制，大多数情况下分封的诸侯也只能享受封国的赋税收入，不得干预封国的行政，尤其不能拥有及涉足军事武装。司马氏实行分封制，一是亲眼看到曹魏怀疑同姓不予分封，很快为其所禅代的残酷现实，一是出于士族本身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士族的根本是宗法，家族利益是其最终目的，这一点在两晋时表现得十分突出，不仅司马氏，许多士族大户往往都是家族利益至上，常常将家族利益置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但历史的讽刺在于，在抢夺王位时宗亲们表现出的“六亲不认”让人心惊，如果晋武帝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王夫子在《读能鉴论》中指出，曹魏怀疑同姓，西晋怀疑天下，无论分封还是郡县，只要是出于这种怀疑心理的制度，都必定导致“乱亡之祸”。认识可谓深刻。从西晋之后，分封制基本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郡县制成为主流。换个角度说，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贡献”吧！
二是司马家族进一步衰落，进而形成了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八王之乱”基本让司马一族丧失殆尽，且大多“死相”极惨。司马玮、司马亮及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设计杀死。司马冏、司马颙、司马颖起兵讨伐司马伦，死者近十万人，司马伦后来被囚禁于金墉城，被赐金屑酒而死。司马冏一党被司马乂所灭，斩杀俘虏了六万多人。司马颙不甘司马乂独揽政权，与司马颖共同兴兵讨伐司马乂，司马乂获胜。朝廷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乘司马乂军疲惫，夜捕获司马乂，司马乂被活活烧死。司马越操纵下的晋惠帝又下令追捕司马颖，司马颖兵败后被捕杀。晋怀帝刚登基，就下诏书要以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不疑有他，就乘车上路，被南阳王司马模所派遣的将领梁臣掐死在车内，他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司马颙就此绝后。就连在“八王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司马越，在继还洛阳后，四海皆知其不臣之迹，加之当时经济破坏严重，动乱迭起，上下分崩离析，后忧惧成疾，不久去世。其部下欲下葬东海，石勒追上后，“焚其柩”，还尽杀三万余人。从此，司马氏一族已所剩寥寥，倒是司马睿这个远亲，因地位太低、远居山东琅玡一隅、亲戚关系太疏，反而和“八王之乱”没有扯上太多关系，居然成为硕果仅存中的“极品”，这也算是“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历史总是在必然中充满偶然性，让后人读史时一面唏嘘不止，一面又哑然失笑。但在司马睿称帝东晋后，由于司马氏一族基本凋灭，使得王、谢、庾、桓等大族得以长期把持政局，形成士族大户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由此而起。
三是导致“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西晋走向灭亡。
三、“五胡乱华”和“永嘉之变”的巨大影响
“八王之乱”的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爆发，西晋进入人们常说的“五胡乱华”时期。
匈奴左贤王刘宣等私议：“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而存有这种心思的并非刘宣一人，元康六年(296年)八月，秦(今甘肃天水、秦安一带)、雍(今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的氐、羌推氐帅齐万年为“皇帝”；永康二年(301年)，散骑常侍张轨求为凉州刺史，“阴有保据河西之志”，而自316年晋愍帝降汉国、西晋亡后，当时的前凉势力统治者张寔保据凉州河西之地，虽向晋王司马保、东晋称臣(正式册封要迟至东晋咸和八年)，但其半独立的态势，实际割据凉州的野心立场不容否定；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蛮人张昌据江夏(今湖北安陆)拥立丘沈(后改名刘尼)为天子，建国号“汉”；永兴元年(304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王，建国号为“成”，并于两年后称帝；也是在这一年，匈奴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东北)称王，建国号为“汉”，并于308年称帝；永兴二年(305年)，右将军陈敏据江东叛，自称楚王。“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史称“五胡乱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汉以来，不断与西北外族作战，战后基于“柔远人也”的观念，把投降的部落迁入塞内，与汉族杂居，且以降服的胡人为兵，保卫疆土。魏晋政府亦继承这“用胡”政策，曹操用氐族兵、晋武帝以匈奴人刘渊为北部都尉、惠帝更以刘渊为五部大都督。后来建立“前赵”的匈奴人、建立“后赵”的羯人、开“前燕”之基的鲜卑人等，都曾卷到“八王之乱”中，都经过这场战乱的锻炼，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八王之乱”中，司马越一党曾以鲜卑、乌桓为先驱，是司马越的重要力量。而司马颖则联合匈奴人刘渊及其部属石勒。这一格局一直持续到东晋，因东晋的建立与司马越有直接的关系，故东晋后来与刘、石的对抗，一定程度是“八王之乱”对抗形势的延续。
“永嘉之乱”是指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乱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刘渊正式称帝，四年刘渊死，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旋攻入京师洛阳，俘获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永嘉五年，西晋摄政兼最高军事统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王衍等人竟扔下晋怀帝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全歼。七月，洛阳失守。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
可以说，“五胡乱华”是导致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永嘉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史家也称其为“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全国三百七二七万户，约一千八百八十五万人。“八王之乱”和紧接着的“五胡乱华”，导致华北地区人口消失90%，所谓“十室九空”如是。东晋建立后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南迁，一共有六次南迁高潮，累计迁入百万。汉赵刘聪时，汉赵控制地区的户口大约有六十三万户，人口约有三百一十五万人。估计此时的华北地区人口仅余七百万，而到后赵灭亡时(351年)，华北地区汉族只有不到三百万人。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大汉民族的一场灾难，几近亡种灭族。史料记载，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至于羯族就简直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史书记载羯族军队行军作战从不携带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之为“双脚羊”，意思是用两只脚走路像绵羊一样驱赶的性奴隶和牲畜，夜间供士兵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在邺都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有未能及时逃离的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慕容鲜卑的手中，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在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几乎被后世所忘的人物——冉闵。冉闵的父亲冉瞻出身于当时名震天下的乞活义军。乞活义军是西晋末至东普活跃于黄河南北的流民武装集团的一支，抗击胡族，为生存而战。冉瞻在一次作战时为羯赵俘虏，因伤势过重没几天就去世了，羯赵国主石勒欣赏勇冠三军的冉瞻，见当时十一二岁的冉闵聪明伶俐，石勒就将小冉闵认作干孙子，为他改名叫石闵，并一手将他带大。仇人的强大使冉闵只有将仇恨深埋心底，强忍内心悲痛讨石勒欢心。成年后的冉闵骁勇善战，在羯赵与鲜卑的战斗中屡立战功，逐渐成为羯赵帝国的高级将领。公元350年正月，石闵宣布复姓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38个孙子，尽灭石氏，一举灭掉了残暴不可一世的羯赵帝国。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颁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一时间，邺都城内汉人纷纷拿起武器追杀胡族，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面对胡族联军的疯狂反扑冉闵沉着应战，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凶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凶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一两千刚组织的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得溃不成军。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开始对入侵中原的数百万胡族展开大屠杀，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冉闵后来在邺城屠杀羯族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匈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五胡中的四胡在种族仇杀中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统治今天的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以及中国北部的鲜卑却进入极盛时期。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一万人马去今天的河北定州征粮。鲜卑族得到这一消息，急调二十万鲜卑骑兵南下，想乘机消灭因刚扫清中原而元气未复的冉魏政权。冉闵在常山被鲜卑的十四万先头骑兵部队包围，最终冉闵被俘，后被杀害。史书记载，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
303年，王羲之出生，用“生于乱世”形容再合适不过了。而他所在的琅玡王氏也正是在这个乱世中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来回顾这段似乎与本书无关的历史，是想基本真实地再现一下当年的场景。我们总是喜欢表面的美丽和繁荣，常常忽视了其后的血泪和苦难；我们总是赞叹晋人的风度和气韵，常常忘了他们在乱世中的苟安和残喘；我们总是自豪于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和伟大成就，常常不愿提起形成这个民族的艰难，更不愿看到我们民族性中残忍、狡诈和贪婪。每当我翻开这个阶段留下的不朽遗墨和伟大诗篇，看到后世文人常常提起的魏晋风度和名士典故，眼前总是出现这样的画面：在一风景胜地，清风徐来，水波不惊，柳摇花开，几簇亭台楼阁处，满座高人雅士，周围僮仆无数，美人相伴，宴上美酒佳肴，器皿精致；名士们宽衣博带，高谈阔论，应答有致，妙语连珠。这是怎样令无数后世文人倾慕的景象啊！但当我再近观这段历史中无数的阴谋、连年的战火、满地的尸首，我常常在想，当时以权贵士族为主的文人雅士，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心境和感受。是无关于己的麻木和不仁？是深感命运之舟如沧海一叶后的沉沦和放纵？是祼衣裎行千杯买醉的无奈和逃避？是对人生无常的感叹和失落？是观尽人世沉浮之后的解脱和超越？是对天下苍生百姓压抑着的同情和悲悯？是暗下决心愿做中流一击的慷慨和豪气？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我总是觉得两晋时代的文人缺了点什么，肯定不是才华和风度，他们留下的太多的作品和故事足以为证。他们缺的是精神和英气，是文人身上最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我们称颂的嵇康，不愿仕晋的原因是他是曹氏的姻亲；我们羡慕的王、谢名流，大多为家族的利益相互倾轧，还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我们追捧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原因是不屑与寒素出身的上级为伍。当然我们不应责备求全，超越历史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当一个以文人为主的精英群体在精神上集体“阳痿”时，当心中只有个人和家族的“小我”而忽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时，当知识分子不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愿与他的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时，他所在的时代必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个人的任何成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都几乎微不足道，留下的“伟大”作品也终是“小道”而已。而作为士族大户子弟的王羲之，从其一生的从政经历和留下的书文来看，不时流露出忧国忧民、体恤民情的作风和思想，特别是在对待王庾之争和北伐的态度上，始终能以国家利益为本，这在当时实在有难能可贵之处。这在后面章节也将专门论述。
第二节 东晋的偏安之政
一、司马睿的崛起和建邺称帝
司马睿，咸宁二年(276年)生于洛阳。司马懿曾孙，司马觐之子。太熙元年(290年)司马觐死，年仅十五岁的司马睿依例袭琅玡王爵，这时正值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八王之乱”开始。在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处于帝室疏族地位的司马睿无兵无权，为避杀身之祸，他采取恭俭退让的方针，尽量避免卷入斗争的旋涡。在洛阳，司马睿交结密切的朋友只有王导兄弟。
永兴元年(304年)七月，“八王之乱”进入高潮。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晋惠帝司马衷亲征邺城。当时，坐镇邺城的将军是皇太弟成都王司马颖。前不久，司马颖击杀了执政的长沙王司马伷，强迫惠帝封他为皇位继承人。在取得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务之后，司马颖将皇帝的乘舆服御尽数劫入老巢，并以邺城遥制洛阳。司马颖的横暴和专权，引起了另外一些实力派人物的不满。尚书令司马越乘机以惠帝的名义发布檄书，征召四方军队讨伐司马颖。时任左将军的司马睿奉命参加了讨邺战争，年二十九岁。司马颖与司马越两军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展开激战。结果司马越兵败，遁回封国东海。惠帝及随军大臣被司马颖劫掠入邺，司马睿也在其中。不久司马睿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因得罪司马颖而遭杀害。司马睿害怕祸事殃及自己，潜逃出邺。在奔往洛阳的途中，他行至黄河岸边曾被津吏捕获，险遭不幸。司马睿到达洛阳，马上将家眷接出奔赴琅玡(今山东胶南县)去了。
司马越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开始复原。由于惠帝已被河间王司马伷劫持至关中，司马越无法操纵朝政，永兴二年(305年)七月，遂以西迎天子为借口，联络山东各方镇讨伐长安。临行前，他以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之职镇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为他看守后方。司马睿引王导作司马，凡“军谋密策”皆听由王导规划。永嘉元年(307年)七月，司马越改任司马睿为安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等职，负责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司马睿到达建邺半年之久，没有任何当地大族主动地向他靠拢，表示亲近。在司马睿建立江东雏形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在王导、王敦辅助下，优礼当地豪强士族，压平叛乱，惨淡经营，始得在江南立足。关于永嘉南渡，王氏一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石勒在葛陂修堰筑垒，课农造舟，有由此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将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南士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由于连降三个月的大雨，石勒的军队饥疾并臻。石勒听从谋士张宾的建议，取消南下计划，撤军北上。纪瞻乘势追击一百余里，江东形势才化险为夷。自此，基本形成了南北划江自守的形势。
永嘉七年(313年)二月，刘聪将俘获的晋怀帝司马炽杀死。当年四月，凶信传到长安。已经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开始称帝，这就是晋愍帝。晋愍帝即位后改永嘉为建兴，并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以秦州刺史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负责都督陕西诸军事。这是愍帝借用历史上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挟辅天子”的典故，对司马睿等人实行的重封。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逃至建康。宋哲带来了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从这时起，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已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
晋愍帝司马邺是西晋的第四任皇帝，也是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313年晋怀帝于平阳遇害之后，司马邺于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兴。但这时的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晋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晋书》记载，此时“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建兴五年(316年)八月，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十一月，城内粮尽，无法据守。愍帝只得赤露左臂，口含玉璧，乘坐羊车，带着棺木，出城往刘汉军营求降，群臣围住羊车号哭，有的爬上车拉住他手臂，不让他出城。愍帝悲不自胜，又无可奈何，只好推开臣下，驱车出城投降。刘汉军将他押到平阳，封为光禄大夫、怀安侯。西晋至此宣告灭亡。刘聪曾对愍帝百般羞辱。出猎时，命令他行车骑将军，全身披挂，手执长戟，作为前导。晋朝的百姓见了，围观痛哭。建兴五年十二月，刘聪在光极殿宴会群臣，也像对待怀帝那样，命令愍帝穿上青衣，替大家斟酒、洗杯，甚至在自己如厕时，命令愍帝替他持伞盖。陪伴愍帝同来长安的晋朝尚书郎辛宾见皇上如此受辱，失声大哭，为刘聪所害。建兴六年(317年)十二月，刘聪派人杀死了愍帝，时年十八岁。
晋愍帝投降后，刘琨等180名北方将领怀着各样的目的联名上书给司马睿，进行劝进。司马睿拒而不受，一则由于愍帝未死，二是愍帝的附加的北伐条件对他有很大的压力。恰巧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亳县)打败石勒大军。建兴六年(317年)，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率三万大军、水路四道，增援祖逖。然而队伍尚未出发，司马裒旋即被召回建康。再一次表明司马睿的所谓北伐仍是在故作姿态。这年年底，刘聪将备受羞辱的晋愍帝杀死。愍帝之死，使司马睿的称帝不再存有任何障碍。司马睿一面斩缞居庐，表示对愍帝的哀悼，一面积极筹划即位前的事宜。这时，南渡的北方大族周嵩上疏，劝说司马睿不要忙于称帝。他认为，司马睿当务之急是出师北伐，“雪社稷大耻”。实际上，他是在要求司马睿履行愍帝诏书的附加条件。上疏后，周嵩很快遭到报复，先是被贬出朝廷改任新安太守，后又以“大不敬”之罪几乎被杀。
太兴元年(318年)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名正言顺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
二、“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琅玡王氏士族集团辅佐司马睿，王导的堂兄弟、王羲之的亲生父亲王旷认为：当时北方夷族太多，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而此前，王导、王旷已经南下“开辟”了根据地。
“永嘉之乱”后，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王氏一门出身中原著名士族，王导、王旷、王敦都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靠王氏家族的支持。司马睿因此把王导比作自己的“萧何”。
司马睿移镇建业后，三吴的大族豪强都不肯依附，士大夫们都不来拜谒。王导十分忧虑。正在这时，王敦来到建业，王导与其商量说：“琅玡王虽有很高的仁德，但是知名度不高。兄的威风远扬，应该予以匡助！”三月三日这天，王导利用司马睿要去水边观禊的机会，精心准备了一副肩舆，让司马睿高高坐在上面，派人抬着，两旁排列仪仗，自己与王敦等名流骑着骏马紧紧跟随，前呼后拥，好不威风。三吴大族中的代表人物纪瞻、顾荣等人目睹此状，又惊又惧，一齐拜倒道旁。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做官，以结纳人心。这俩人来了，其他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拜访顾荣、贺循，二人皆应命而至。于是，以贺循为吴国内史，以顾荣为军司马、加散骑常侍，凡军府中的大事，都与他们商量。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仕后，三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王导又带头与江东士族联姻。他曾向陆玩请婚，陆玩却说：“小地方长不出大松柏，香的熏草和臭的莸草不能放在一个容器里。我陆玩虽然不才，也决不首先做乱伦的事。”王导只好作罢。陆玩拒绝与王氏联姻，也许是三吴习俗所致，也许是对这批亡国失守之士的藐视和戒备，或者兼而有之，反正王导这次碰了个软钉子。但王导并不灰心，仍坚持与陆玩往来。一次，陆玩到王导家做客，王家用北方人爱吃的酪浆招待客人，陆玩吃得稍微多了些，回去后就病倒了。第二天，陆玩致书王导，信中说：“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伧”“伧父”“伧鬼”是南人对北人的蔑称，陆玩之言颇为幽默，也未必认真，但却不无轻鄙之意。王导是中原人士，不通三吴方言，为了加强与江东人士的感情联络，常常自学吴语。名士刘惔第一次见王导，时值盛暑，只见王导在自家客厅里光着膀子，用腹部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自言自语地说：“何乃渹！”“何乃渹”是三吴方言，意思是“真凉快！”刘惔访问归来，有人问：“王公这人怎么样？”刘惔风趣地回答：“没有别的不同，只听到他在讲吴语。”在王导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江东士族的思想感情也逐渐转变过来，成为支持司马氏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永嘉五年(311年)六月，汉国大将刘曜、王弥攻破洛阳，俘晋怀帝，杀王公以下士民三万余人，北方陷入空前的战乱之中。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士民渡江而南的占十分之六七，王导劝司马睿从中收罗有道德才能的人，与他们共图大事。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建议，一次就辟举掾属一百多人，时人称之“百六掾”。刁协、王承、卞壶、诸葛恢、陈頵、庾亮等人都是这次被辟举的，后来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荆扬二州，户口殷实；但形势异常复杂，政局不稳，流民问题严重，王导为政务在清静，每每规劝司马睿要“克己励节，匡主宁邦”。司马睿初镇建业时，嗜酒废事，王导劝他不要喝了，司马睿请求再喝一次，喝完后，把酒杯翻过来往桌上一扣，从此戒了酒，以示励精图治。王导又提出四条重要建议：“接纳士人要谦虚，日常开销需节俭，为政要力求清静，南北之人应安抚。”司马睿把这四条作为施政方针，从而逐渐赢得了南北士族的共同拥戴。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朝野人士无不倾心，都尊称他为“仲父”。桓彝初过江时，见司马睿力量微弱，曾说：“因为中原战乱，我来这里是想找条活路，想不到这等寡弱，将来怎能成就大事！”于是终日忧惧，心中闷闷不乐。后来，桓彝去看望王导，俩人畅谈世事，回来后高兴地对周顗说：“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用发愁了！”南渡的北方士族，每到空闲日子，便相邀出城登新亭游宴，新亭临江，风景秀丽，周顗触景生情，感慨万千，长吁短叹地说：“风景不同啊！举目有江、河之异。”众人一听，相对无言，潸然泪下。王导脸色一变，厉声地说：“应当并力扶助王室，克复神州，怎能作楚囚相对而泣！”大家只好收住眼泪，齐声道歉。司马睿有了王导作辅，可谓如鱼得水。一次，他对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王导回答说：“过去秦皇无道，老百姓讨厌乱政，以致农民暴动，诸侯并起。汉代与民休息，倡导‘无为’政治，故能由乱到治。自曹魏以来，直至太康之际，公卿世族，比豪斗富，政治败坏，不遵法度；上自王公，下至士人，无不贪于安乐，遂使奸邪之人有隙可乘。大王正要建立不世功勋，如同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必有管仲、乐毅之类的贤相、猛将存在，岂是小小的王国臣僚所能事前揣测议论的。愿大王深谋远虑，广择贤能。顾荣、贺循、纪瞻、周顗都是江南的杰出人物，愿待以优厚礼遇，江东就安定了。”
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又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随后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监、录尚书事。王导以大将军王敦已经统领六州军事，故辞去了中外都督。其时，司马睿忙于削平江南割据势力和镇压流民起义，征战不息，学校未立，王导上表称：“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唯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能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今若事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司马睿采纳了这一建议。
司马睿登基那天，鸣钟击玉，百官陪列，大典隆重。元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坚决不答应，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与地上的万物等同，老百姓怎能得到阳光的普照！”司马睿只好作罢。元帝自出镇江左以来，王敦、王导同心拥戴，出力最多；元帝也推诚相见，委以重任，让王敦总征讨，掌管全国军事；让王导总机要，总管朝政；王氏子弟布满朝廷，显耀无比。当时人形容这种局面说：“王与马，共天下。”
三、“王敦之乱”及对王氏宗族的影响
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希望减弱琅玡王氏的影响力，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势力。司马睿亦忌惮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亦疏远了曾经极力扶持自己的王导。同时，王敦亦渐见专擅，如自行选置属下州郡官员，自行加任割据险处的何钦为将军，更意图安插亲信任州刺史。后司马睿渐渐重用刘隗，同时疏远一开始扶持他而名声似乎比皇族更高的琅玡王氏士族，王敦因而上疏为王导抱不平。太兴三年(320年)，司马睿任命湘州刺史甘卓改任梁州刺史，王敦要求以从事中郎陈颁代替甘卓担任原本湘州刺史的位置，但遭拒绝，司马睿更派谯王司马承移镇湘州。王敦见此，上表陈说古今被皇帝猜疑的忠臣和小人如何离间忠臣和皇帝的关系，想要感动司马睿。后王敦写信劝刘隗与他修好，刘隗亦拒绝。司马睿见奏表后更为忌惮王敦，表面上增加他的属官和尊贵待遇，但同时又任命刘隗和戴渊领兵到外，表面上是要抵抗北方胡族政权的入侵，实际上是要防备王敦。这都令王敦十分愤怒。太兴四年(321年)豫州刺史祖逖病逝，令王敦以为再无人可以在军事上威胁他，最终决意举兵动乱。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上奏刘隗的罪状，并以诛刘隗为名举兵向建康进发。王敦部属沈充亦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王敦到芜湖时又上奏另一位宠臣刁协的罪状。司马睿对王敦的行为十分愤怒，于是决意与他决战，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对抗，并召命刘隗和戴渊回建康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又下令斩杀王敦就可封为五千户侯。在朝中任光禄勋的王敦兄长王含见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
被召还建康防守的刘隗入宫后与刁协要求司马睿因王敦叛乱而尽诛王氏，但遭到拒绝，刘隗因而有惧色。同时王导亦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请罪，亦被司马睿原谅，并任王导为前锋大都督，戴渊任骠骑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又命王廙劝止王敦，但王敦不听，更留下王廙自行任用。王敦逼近建康时，刘隗被指派守金城，周札守石头城，司马睿亲自领军在城郊准备迎战。王敦兵临石头城，周札开城门投降。王敦因而占据石头城。司马睿于是命刘隗、戴渊、刁协、王导、周顗、郭逸和虞潭等率军进攻石头城，但都被王敦军打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