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教我那么多
1 父亲
这些年，我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完美主义地希望做好每一件事，为的只是得到这个男人的一句肯定——这事物太难得，于我也便太珍贵，值得我的孜孜以求。
少年时，常觉得他过于苛刻。用一句网络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给你青眼，唯独他给你白眼。”
从不鼓励，甚少肯定，最好的评价无非一句不置可否的“唔”。
报名参加市里的主持人大赛，还未出征他就先奉上打击：“你会什么呀！别去丢人现眼了！”
作文比赛获了全国性的大奖，一片祝贺声中，他泼来冷水：“你写了点什么，人家就给你保送机会？”
就连在元宵灯会上猜谜屡猜屡中，人人夸赞心思灵活时，他亦未能赞同：“有点小机灵，为何不用在读书上！”
于是这些年，我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完美主义地希望做好每一件事，为的只是得到这个男人的一句肯定——这事物太难得，于我也便太珍贵，值得我的孜孜以求。
突然有一天，他在都市报的评论版读到我写的时评，特地发短信给我说：“我儿此文甚好。”我竟比得到任何专家学者的首肯还雀跃。
而工作以后，他经常在短信里勉励我：“我儿颇为能干，但要注意身体。”“我儿辛苦了，勿忘劳逸结合。”……是的，他常唤我“我儿”，那不是出于重男轻女思想的称呼，而是因为这么多年，他从来都希望把我当男孩子那样塑造。他告诉我，要独立、自爱、坚强、正直，有责任感，有担当，而他本人，正是那样一个男人。
也是在工作以后的某一天，母亲才偷偷告诉我，你父亲不喜夸赞你，并非他觉得你不好，而是因为他怕你走得太顺，听得赞美太多，会迷失了自己。他说，他愿意永远做那个唱白脸的人。
听到这一席话的时候，我霎时间泪凝于睫。回头看，他的苦心不是没有道理。他给我树立了一根太高太高的标杆，一心想达标的我纵身一跃，虽然未能博他一笑，却已然符合甚至高于这社会惯常的标准。
再回想一路走来的历程，他的爱细腻却无言。
每一次我和他走在商场里，当我面对两件都喜欢的衣服想要做出选择时，他会说：“两件都包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儿要从小富养，这样她在成年后才不会为物质的诱惑所迷失灵魂。
研二那年的春节，我以为自己一定会嫁的人一封越洋邮件结束了我们的感情，那时父亲说：“女儿啊，你的头发长了，我陪你去修修吧。”
本科和硕士的好友随我到家乡玩，他总是异常热情地招待，好友都对我说：“你爸爸真好，看得出来他很爱你。”
明明爱一个人，却要板起面孔故作严肃地警醒于她，这样深沉的爱非父亲不能给。
我渐渐长大了，他开始对我依赖。
比如每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我不停地说话；
比如乐于向同事炫耀我买给他的东西；
比如喜欢把一家三口的合影洗得大大的挂在客厅醒目的位置；
比如开始认真地收集整理有我文章的报纸和杂志；
……
而有一天，我发现他的眼神里出现了一丝失落，反复思量我才明白症结。原来，是因为我长大了，工作了，拿着比他高的薪水，再也不向他要东西了。虽然，我买给他东西他会开心，可是他作为父亲的成就感少了。
于是我悄悄地改变了策略，会故意在和他一起逛街的时候，央求他给我买2元一串的冰糖葫芦；会在新年快要到来的时候向他索要新款的手机，然后转身包一个厚厚的红包让母亲转赠于他；会在买衣服的时候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如是再三，他的快乐又回来了。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想告诉他：“爸，我长大了，可你依然不老。我爱你，也希望你能安之若素地享用这份爱。请给我最长的时间和最多的机会吧。” （此文写于父亲51岁生日）
宁愿多说点儿
我们常讲“对父母要孝敬”，但是成年时和幼年时，对父母“孝敬”的方式可能不同——幼年时，更多的情况下“顺”就是“孝”，做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是表达我们“孝敬”的方式。而成年后，“孝敬”更多的是要讲求技巧，我的感受是，做一切能让父母有愉悦感、满足感的事。比如，照顾他们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像文中提到的那样，故意请求父母买一点价格不高的小礼物给自己；积极肯定父母的进步和成长——这听起来有点反过来了，但确实，对待逐渐年迈的父母，有时候就是要像对待幼儿一样。现在有人说“色悦”才是衡量孝心的真正道德标尺。所谓“色悦”就是作为占有新知识新技能更多的一方，不给父母脸色看，和颜悦色，多微笑，有耐心，把内心里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丢掉，与父母坦诚相对，平等沟通。
2 郭敬明：这是他的大时代
郭敬明真的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和投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周遭幻象众多而又人人深陷其中。他的身上凝结着这个时代的一切特质，无论你喜不喜欢。消费，物质，金钱，欲望……这些人人都爱，只是部分人口头喊打而已。郭敬明只不过是鲜明而集中地把这些展现了出来，然后，又用部分的才华、部分的勤奋、部分的运气亲手兑现给你看。许多年后回头看，这光怪陆离的今天也许是个微茫的小时代，但确实，正是他的大时代。
两年前，和硕士时的室友们小聚。饭局上一个在影视公司工作的室友说起，他们公司正在筹拍由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们都很感兴趣地问她是什么小说，她十分底气不足地吐吐舌头，眼神闪烁地回答：“小时代。”那表情，一副“你们放马过来鄙视我这个北大毕业生的文化趣味吧”的样子。
我当时非常严肃地敲敲桌子，对全桌所有人说：“你们相信我，只要这电影保持正常水准拍摄，不是那种超级烂的团队，它的票房表现就一定会极其惊人。简单说，你可以不喜欢这部片子，但它绝对会大卖。”
80后特别是像我这样85年前后的人，大多经历过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郭敬明横空出世时，对着《幻城》惊为天人，心想“哇噻，还有这样的文章啊！”高中或者大学时，捧着他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挑灯夜读，就算觉得情节狗血却还是一路追着读完了；后来他深陷抄袭丑闻，人人都踏上一只脚；再后来，LOGO和品牌充斥了他的作品，稍微自诩有点品位的人便会鄙夷他是“受城乡结合部中学生喜爱的人”；接下来……接下来就到了今天。
如今《小时代》真的上映了，光看演员卡司和预告片就足以吸引很多人。我当年的那句预言现在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大家都说“票房过5亿应该没问题。”我的那位同学也不必再心虚胆怯地谈论起他们的这部作品了。
有一些人属于先把自己摆在神坛上，然后突然被抽丝剥茧层层解构的，比如以公知身份示人的韩寒。无论代笔争议的结果怎样，自从《南都娱乐周刊》曝光了他的小三事件以后，韩寒已经失去了大半女性读者市场，直到PO了大量女儿小野的照片荣升“国民岳父”后情况才有所改观。而有一种人则是属于一度被各种看轻和鄙视，最后一点点扳回一城的，黄晓明和郭敬明就属于这种。比如当年黄晓明的“闹太套”引来多少嘲笑，现在却可以在演了《中国合伙人》之后让人喜爱他的自嘲精神，惊叹他的勤勉努力。郭敬明也是一样，当他面对各种关于身高的攻击谈笑自若，甚至主动拿自己开涮时，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小个子还是蛮可爱的。而当韩寒的公关团队别有用心地说“要说‘萌’谁能比得过韩寒呢”时，他只四两拨千斤地回应：“我也很喜欢‘日韩’文化呢！”这一役，几乎让所有人为他喝彩：“小四完胜！”
10年前我就识得郭敬明，那时他穿件套头毛衫，笑容羞涩地参加新概念五周年的颁奖礼。作为第三、第四届的获奖者，他算是我的“前辈”。我印象中他身形小小，笑容怯怯，虽然彼时已经颇有名气，但说话特别客气：“叫我‘小四’就好了啦。”10年后，新概念15周年颁奖礼，在上海的同一家酒店里，我做主持人，他做致辞嘉宾。一开场我就问：“现在该怎么称呼你呢？敬明？小四？四爷？郭总？”他依然谦和亲切地笑着回答：“叫我‘小四’就可以。”台下一片疯狂地尖叫。那一瞬间我恍若回到10年前，只不过尖叫的年轻人从80后变成了90后。这就是郭敬明的聪明之处——他永远知道自己“发迹”的最初舞台是哪里，永远明白自己最需要讨好的市场群体是哪一群。因此，尽管他用众多价值不菲的“物质符号”将自己和众生鲜明地间隔开来，但面对他的忠实读者时，他永远是热情友善，有求必应的。面对文联、作协、捧红他的杂志社这样的主流机构时，他的姿态也是恭谨有礼的，绝不会闹出“炮轰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这样的新闻。他是年轻一代的作家中情商最高的一个。
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郭敬明，甚至觉得他除了对相熟的朋友“毒舌”一点外，人其实还不错。如果问及我对“作为年轻人的郭敬明”的看法，我会说，他真的是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和投射——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周遭幻象众多而又人人深陷其中。他的身上凝结着一切这个时代的特质，无论你喜不喜欢。消费、物质、金钱、欲望……这些人人都爱，只是部分人口头喊打而已。郭敬明只不过是鲜明而集中地把这些展现了出来，然后，又用部分的才华、部分的勤奋、部分的运气亲手兑现给你看。许多年后回头看，这光怪陆离的今天也许是个微茫的小时代，但确实，正是他的大时代。
宁愿多说点儿
“放低姿态”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如果真正做到会收效极佳。对于优秀的人来说，你越是不把自己当回事，别人就越把你当回事；你越是把自己当回事，别人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弄明白了这个道理，你会受益良多。一个天分聪明的人，加上非常非常的勤奋，再加上圆融练达和随分从时，没有理由不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就好像，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不喜欢薛宝钗，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能够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会。
3 蒋昌建：低调『知言』这些年
蒋昌建常说自己要努力做一个“三好生”——“把书读好，书要教好，书要写好。”眼前这样的一个他跟20年前相比沉淀了更多也更有魅力。那时，他是敏锐；如今，他是智慧。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场大专辩论赛的后台。彼时，他是评委，我是点评嘉宾。开场前，大家都静静地化妆。
女妆比男妆复杂，耗时也久得多。我已经化了一半，他从外面进来。只感觉，这个男人个头不高，但进来的时候却带来一阵风，有着很沉静却又很分明的气场。然后听到他跟化妆师说话，声音沉稳，语调舒缓，用词礼貌。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不拘说什么，听来都让人舒服。又听得化妆师唤他“蒋老师”，我心下微微一转念，从镜子里斜斜瞥过去——竟是大名鼎鼎的蒋昌建！
记忆中，对这个名字的印象，还停留在1993年那个舌战狮城、名动中外的清瘦少年，如今，他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不过，依然清瘦。
1993年，蒋昌建代表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率全队夺冠，他本人亦获“最佳辩手”称号。因为那场扬眉吐气的比赛，辩论在国内蔚然成一时之风，蒋本人也成为了风头无两的名校骄子。这个人，这些事儿，给人的印象太深，以至于我不敢相信，斯时慷慨陈词、语调激昂的最佳辩手，如今言语竟这样温润、和缓、沉着。但你不得不承认，或许高亢昂扬匹配的终是“少年”，成年男子的语言魅力就应是这般胸有成竹、后发制人，有理不在声高，有情娓娓道来。
后来我们成为朋友，发现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热衷各种新鲜事物，是最早一批尝试使用Kindle的人。当年我用iPad看书时，他劝诫说：“这个东西太花哨，容易分心，只是玩物。若真想沉下心来看书，还得用Kindle。”他的时尚触感良好，最喜欢戴各种围巾，低调却又恰如其分地点缀几分，品位立见却不张扬。他的歌喉亦是上佳，最喜欢唱的是李宗盛的《鬼迷心窍》，那样的歌经那样的人唱来，年代感十足又韵味袅袅。最难得的是他对“开解人”这件事的擅长。他是一个天生的导师，却又以朋友的姿态自居。一时向我荐书，一时在网络那头帮助分析时事热点，一时又给出写调查类大稿时的建议和思路。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我受“北派”热血肝肠教育多年，忽得“南派”名师这样温婉浸润，顿时觉得，原来这世上的学问不仅这样多，而且这样不同。即令是同一门学问，原也有不同的做法。
蒋昌建平和淡泊。眼见昔年的几位队友，或成为央视名主持后远赴英伦定居，或自美国取得博士学位转身成为名律师，而他，只在复旦国政系当着一名外人眼中清寒的“教书匠”。我问他可有不甘，他淡淡一笑，眼角的鱼尾纹亲切而好看。他说：“教书是我喜欢的职业啊。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书读好，书要教好，书要写好，能做这么一个‘三好生’我就不错了。”看着眼前这样的一个他，我忽然领悟，跟20年前相比，那时，他是敏锐；如今，他是智慧。
蒋昌建现在已经不喜欢过多地拿“辩论”说事，他甚至会在别人观摩他1993年的视频时尴尬地走开。有人说，现在的蒋昌建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可一位共同相熟的智慧长者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人，能把话说得特别慢了，气息特别和缓了，是想明白了，心里也就有底了。”
我不如这位长者洞见，但我知道蒋昌建对“辩论”和“说话”的情结没有变，只是沉淀下来了，因为，他正念小学的儿子，就叫——知言。
宁愿多说点儿
“温文尔雅”是最能博得别人好感的一种气质。如何让自己具备这种斯文雅致的气质呢？从根源上来说，是要内心宽厚包容，对周遭的人、事、物都能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外化而言，干净的外表、得体的着装、适中的音量、不疾不徐的语速、彬彬有礼的谈吐、真诚亲和的微笑，都能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用最简单的语句概括，就是不要有攻击性，举止得体有礼。这种气质的培养有两个最好的途径：一是岁月的礼赠；二是读书的效果——“腹有诗书气自华”真的有它的道理。正在读书的你，看到此处是不是会心一笑了呢？
4 老友朱民
身兼师长与朋友角色的他在我工作后，给我三个忠告：第一，多吃燕麦片；第二，勤打羽毛球；第三，找个男朋友。
2011年5月，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卷入“性侵门”，那时，国际社会开始热切关注谁会是下任总裁的有力角逐者。于是一位老朋友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媒体的报道中。
有些朋友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平时各忙各的，可能许久都不联系；但突然一个闪念，想及对方，心下都是温暖，并且感觉他从未走远。
就如他之于我。
认得他是在2009年的4月。彼时，央视的对话节目《我们》邀我做一期谈话节目的嘉宾，话题是《就业，你准备好了吗？》那时的我，还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一名研究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却赶上就业，作为世人眼中所谓的“名校骄子”，也许我的个案值得分析和供人参考。
简单的节目组织形式——一男一女两名应届毕业生，一本科，一硕士，一位解剖麻雀的点评嘉宾，这位洞若观火的点评者正是朱民。
那时我还不认识他，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即使是编导们报出他的名号“中国银行副行长”时，我也不曾多想。学新闻的我，从未想过进入金融这行。所以朱民对于我，不过是一个同录一期节目的长者而已，而所谓的“面试”也是为了完成节目而进行的一个流程，决不意味着一个难得的工作机会。正所谓无欲则刚，我在毫无压力并且不事准备的情况下见到了他。
在节目录制现场见到他本人，只觉得他着实儒雅厚道，有谦谦君子之风。他的语速不疾不徐，音量不高不低，于是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词——“忠厚长者”。对，“忠厚长者”便是他这样的人。
在那期节目里，他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从职业理想到自我判断，从就业要求到专业功底，一一问及，处处留意。他问得急，我答得快，全是“短平快”式的对撞，却让人过瘾。我不惧他劈头而来的突然发问，他看重我坦率迅捷的从容作答。彼此的欣赏，就在那时悄然生发。
在节目的尾声，他给了我如下忠告。
一路走来太顺，很可能自我预期太高，如若在现实的职场中发现不能自我实现，很可能一蹶不振。换言之，要在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学会“面对十米高台怎么往下跳”。
不要将就业仅当作一次工作的选择，要想好怎样运用这个机会，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奉献社会。而帮助与奉献需要从扎实的“做事”开始，归要结底要的是执行，进入，把自己落在实处。
短短的两个小时，不多的一番交流，他把我分析得那样透彻，看得那样清。我们从此相熟。
他自有他作为“大人物”的忙碌，我也在忙我的实习和论文。但隔三差五，他会发短信召集一帮小朋友聚会，比如或是爬长城，或是听昆曲，或是参加论坛，参会的人物也总是那么“给力”，索罗斯、基辛格、沈联涛……他，是行长，亦是文人，更是良师。而聚会的小朋友们，除了我，还有同一期录制节目的人大男生康子冉，以及他四年来资助的“春蕾计划”女大学生张思雨。
后来我们纷纷工作，我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子冉去了万科总部，被誉为“2009年最受关注的两名毕业生”一切尘埃落定。他仍有邮件来，虽不多，但及时。问及的，不外职业发展和健康状况。我与子冉都很庆幸得到了这样一位不可复制的人生导师。
因为那节目的播出，有许多不错的求职机会找上门来。这其中，有央视，也有不少基金公司、外资银行。有人甚至打电话给我，说：“我与朱民是老友，我从未看他如欣赏你这般欣赏一个年轻人。”
我最终拒绝了这些工作机会，在众人的不解中坚持选择了电台的工作，岗位是热线调查类记者。一次，我当面问他这样做对不对、拒掉了他的老友他会不会怪我，他却温和地笑笑：“这正是我认为你应该做的选择。你聪明伶俐，难免眼高于顶，热线记者是份接地气的职业，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所需要的。只是这工作辛苦，记得把身体锻炼好。”
有时我会视他如父亲。去年春节过去，他邀我们小聚。三个年轻人一到，他便朗声说“我有压岁钱要给你们！”说罢，从手心里变出三个银币来——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虎年纪念银币。我已经许多年不曾收到压岁钱了，看到这枚银币，突然有被家人宠溺的感觉。
有时我又视他如朋友。一次吃饭，他问我最近辛不辛苦。答曰工作一切顺心，自食其力买了房子。突然想起感情没有着落，曾经情投意合的男友如今天各一方，不禁悲从中来，竟然在他面前红了眼圈。他递上纸巾，任我落泪。这般的畅所欲言托出心事，是只有在最贴心的朋友面前才能做到的吧。
更多的时候，当然是视他为老师。工作以后，他给我三个忠告：第一，多吃燕麦片；第二，勤打羽毛球；第三，找个男朋友。如今，他远在美国，我却没能依然照做——除了第一条不论，第二条坚持得不好，第三条更是毫无眉目。细思之，真是对不起他苦口婆心的嘱托。
去年7月，他赴美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当时国内外掀起一阵热潮，有媒体甚至用“朱的表演时间到了”来形容。对于我们几位小友来说，早已知道有这一天，却未料到来得这样快，来时这样不舍。我们甚至没顾得上再聚一次，但却都收到了他在启程前发来的短信。我收到的那条短信里，他祝我前程似锦，还嘱我多为也面临就业的思雨多多出谋划策。读着他的短信，仿佛可以想到他说话的声调语气，感觉怅然而温暖。
秋天，思雨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层层选拔，进入了一家颇具实力的央企，薪资和待遇也很优厚。他从邮件得知，万般欣慰。他一直不鼓励思雨考研，认为她应该早日就业以减轻家中负担。如今听到思雨觅得良职，甚至超出了他对思雨的预期，他自然觉得是最好的消息。
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子冉，还有思雨都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认真而快乐地工作着，他也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虽联系不多，但生日、年节之际总能收到他的问候。这次的IMF总裁候选，新兴国家对他呼声很高，可我想他本人内心一定是淡然处之的。无论结果如何，他的本心都不会改，正如两年前他送我的那段话，其实正是他的心声：
“当我们考虑我们的人生，考虑我们就业的时候，我们当然想到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就业，当然想到我们未来的定位，但是归根结底不能忘记中国今天的历史地位，不能忘记，世界在朝如此的方向走，不能忘记我们的责任。” （此文写于2011年）
宁愿多说点儿
给毕业求职季的你们几个忠告。
（1）如果你是名校骄子，初次就业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毕竟进入职场一切从新人做起，要在一路走高的情况下，学会“面对十米高台怎么往下跳”。如果你是普通院校毕业生，面试时既不要自卑，也不要矫饰，大大方方展露真实可爱的自己会更讨人喜欢，“懂事”“易于合作”比院校背景更重要。
（2）无论求学经历如何，第一份工作都既重要也不重要——“不重要”，是指起薪、编制、户口这些指标可以不要过于看重，不要因为这些要件就羁绊了你对梦想的追求。“重要”，是指要谨慎地考虑第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发展平台、人脉资源和提供的岗位性质、锻炼机会。举例来说，在同一家公司做三年行政，可跟做三年市场截然不同呦。
5 汪涵和柴静教我的事
名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就可练成的。在“技巧”和“练习”之外，“名嘴”之所以成为“名嘴”，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某些特质。比如自然流露的善良，比如永不放弃的坚持。
2012年年初，我去湖南卫视录了一期《非常靠谱》，汪涵主持，节目做得雅俗共赏，妙趣横生，虽然是午夜档，收视率不太风光，但仍是评价很好的节目。
我去的那天，节目环节设置得比较丰富，除了四位常设嘉宾外，每个环节都会根据内容的推进请一些其他相关的讲述嘉宾或表演嘉宾。一个下午一连录了两场，第二场将近尾声的时候，请上来一位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是四川一个专门搜集稀奇姓氏并编纂成册的人，带着他厚厚的两部作品上台展示。按照编导最初的设计，他应该是讲个五六分钟就退场，然后节目就圆满结束了。因为是录播，到最后剪辑出来也许他这段不会超过1分钟。但老先生热情很高，竟滔滔不绝地讲了40多分钟。观众以及台上的其他嘉宾都已经兴致全无了，他却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更少见的是，一向以“控场”见长的汪涵也没有打断他的意思，反而在很多本可以收住的地方又抛出新问题，引得他又说了一大篇。
最终录完节目已经是晚上7点多，比预计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汪涵设宴款待我们，席间我问他：“那嘉宾讲得并不精彩，内容也无甚出奇，你为何容他讲了那么久？”
汪涵淡然回答：“老先生年纪那么大了，这也许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电视了，我为什么不让他彻底开心一次呢？成本多么低廉，只不过是40分钟的时间而已。”
那一刻我非常动容。我是学主持出身，初入行时，老师或前辈都会把“控场能力”，特别是“控制时间的能力”作为考量一位好主持人的重要指标。但汪涵让我懂得了，所谓的“控场能力”不过是“术”，成就他的，其实是极大的包容与善意，即在节目里自然流露的人文情怀，这是“道”啊。前者可以造就一位合格的主持人，后者却可以使之成为他们中最卓越的那部分人。
再来说说柴静，同样是2012年4月，我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工作，负责联络媒体，安排采访。各大媒体竞相追逐的采访对象是《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柴静和她的《看见》团队也向组委会递交了采访申请，但没被批准。原因之一，是因为《看见》是一个年轻的栏目，不如央视2套的《对话》品牌成熟，也不是《世界电影之旅》《第10放映室》这样的专业电影栏目；二是因为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长是40分钟，但卡梅隆方面只能提供30分钟的受访时间。
这两个理由十分充分合理，柴静团队也表示理解，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卡梅隆抵京的那天，柴静告诉我们：自从得知卡梅隆住在东方君悦酒店之后，他们就在该酒店的同一层开了一个房间，而且一开就是好几天，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争取到一点点采访卡梅隆的机会。
组委会深受感动。恰好在卡梅隆接受专访的前夜，原定专访他的另一家电视媒体自身出了一点儿意外，无法完成采访。这个难得的采访机会，就这么顺理成章地交给了柴静的团队。那天的采访非常顺利、愉快，卡梅隆最后破天荒地聊了50分钟，临走还竖起大拇指对他们说：“今天这位女记者极其专业！”
名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就可练成的。在“技巧”和“练习”之外，“名嘴”之所以成为“名嘴”，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某些特质。比如自然流露的善良，比如永不放弃的坚持。
宁愿多说点儿
现在有一句话讲：“以大多数人努力程度之低，还轮不到谈拼天赋”，还有一句话叫“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看简直触目惊心——有那么多人，他们比我们聪明得多，还比我们努力得多，而我们资质平庸还在打发时间，真是好可怕！看看身边的成功人士，几乎都是不仅聪明而且勤勉，“时刻准备着”迎接机会和挑战的人。如果你觉得前两句话用来激励自己过于残酷，那么还有一句相对温和的可以共勉——“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