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死神的她们，却败给了生活： 失去乳房的女人

战胜死神的她们，却败给了生活：
失去乳房的女人^[1]

《乳房的历史》一书中说：“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迫面对乳房所传达的两大内涵：它既是生命的哺育者，也是生命的摧毁者。”

32岁，麦子的生命被乳腺癌摧毁了。蟹爪状的癌细胞占据了她右侧的乳房。术后在锁骨下方，留下了一条难以遮挡的竖向刀疤。麦子说自己至死都会是爱美的女人。她不怕病死，怕丑死。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T恤，笑盈盈地看着我：“你可以摸一摸。”这让坐在对面的我，局促又脸红。最终，我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

隔着一层有海绵的文胸——这只造价三万多元的假体乳房并没有麦子说得那么坚硬，我还能稍微感到弹性。它挺立在麦子的右胸上，始终保持着纹丝不动的高耸姿态。不论麦子是在运动、洗澡还是睡觉，它都耸立不动，不肯配合柔软自然的另一侧。这让麦子很尴尬，它是她的“脸面”，也是她的“伤疤”。

这是一个再造了一半的乳房，因为麦子病情的变化，填充脂肪的手术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麦子的假体是个公开的秘密。说秘密，是因为麦子对大部分亲戚、朋友隐瞒了自己乳腺癌患者的身份；说公开，是她的右侧“乳房”被很多女人摸过。在私密的聚会上，她们会事无巨细地询问乳房再造的过程，心中暗自忖度：我也能再次完整吗？她们称呼彼此为“少奶奶”（少是多音字），是麦子乳腺癌术后的病友。

围绕着乳房，牵引出更加私密的话题：

“手术两年了，他一直拒绝看我的伤口。”

“他说，你就凑合和我过吧，反正你也没人要了。”

“失去上半身，我只有下半身是活的。”

“他在抚摸我身体的时候，突然就停住了，只那么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他伤了我的心。”

……

在中国，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的一组数据预测：到2021年，中国乳腺癌患者将达到250万人。

对罹患乳腺癌的女人而言，乳房是生与死的战场。乳房与性愉悦和哺育相连，也与乳腺癌的死亡连接。在哺育生命与失去生命之间，乳房残缺留给她们的是无法言说的隐痛。

2016年，我国首部《乳腺癌切除术后乳房再造技术指南》发布。尽管我国每年约有20万例患者接受了乳腺癌手术治疗，但接受乳房再造患者的比例不足1%。也就是说，累积下来，中国约有百万量级的女性承受着残缺带来的痛苦，却不能声张。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对我说，“在中国，明目张胆地关心女人的乳房问题，就如同关注他人的性生活质量”。

我的采访对象从50后到90后，年龄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她们的痛苦如此相似。

一位即将切除左乳的年轻女孩问我：“没了乳房，我还是不是女人？”社会环境对女性身体的刻板规定无疑使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窘境雪上加霜。

内衣里的秘密

齐丽芳家的车库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卷帘门一关一开，就能走出一个胸部挺拔、眼神灵动的女人。常有女性结伴而来，也有银发夫妇一同钻进车库。

白天负责发货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工作板上还记录着顾客要求的特殊型号。齐丽芳捧出一个水溶绣花的大红牡丹文胸，“这是给手术后的姐妹穿的，去晦气，添喜气”。

仓库成排的货架上摆放着无钢托的文胸，有夹层的睡衣、泳衣，还有最重要的填充物：义乳。

这种由硅胶材质制成的假乳房，通常是三角形或圆形，颜色与肤色相近。它表面光滑有弹性，在中间部分会有一个小的凸起，模拟的是女性的乳头。只要把义乳放进有隔层的文胸，搭配好大小和重量，乳腺癌术后留下的残缺便瞬间被填平。

我托起一只三角形的硕大义乳，整个手掌都被它覆盖住了，看起来足有E罩杯。“这么大？”我问道。

“有些女人胖，术后治疗又使用激素，我们这里最大的胸围有一米二。”齐丽芳接过这只轻质义乳放在秤上。“砰”，指针打到了562克。如果是普通硅胶制成的义乳则更重，用肩膀承受过大的重量，即使将文胸肩带加宽，也避免不了勒进肉里。

“之前有个姑娘要给她妈妈配两只二斤的大义乳，我问她，你是亲闺女吗？”

没有失去乳房，普通女性也很难理解乳腺癌术后女性的需求。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想要什么。”这位可以用患侧单手举起自行车的爽利女性，在术后第六年完成了环法自行车赛道的骑行。她给我看了一张多年前的照片：她穿着宽松的深蓝色运动衫，站在一座挺秀的山峰前，双手叉腰，左右乳峰稍有落差。照片上写了三个字：“心里美”。

失去右乳的第五年，齐丽芳还不知道有义乳的存在。她走遍了家乡的内衣店，只是埋头翻找，从来不对售货员说自己在找什么。她开始剪旧文胸，把里边的海绵杯垫拆出来。棉花、枕头芯、小毛巾……每天琢磨的都是可以让胸部隆起、对称的材料。

手术以后，她从不裸睡。小背心、大背心、睡衣……会做手工活儿的齐丽芳在穿内衣这件事上耗费了很多精力。

“为了让自己好看一点，别看上去就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一抬胳膊，她就担心内衣里塞进的那条小毛巾跑了位置。一位说话柔声细语的70后女性形象地类比了这种尴尬，“这就像你初潮没多久，夹着腿走在路上，突然，带血的卫生巾掉了出来”。

“乳腺癌术后的女人都有过往外拆文胸海绵垫的举动，我有个疯狂的想法，给每个乳腺癌患者都送海绵垫。”齐丽芳随手拿起两个轻薄的白色罩杯垫。

但这还无法解决身体失衡的问题。乳房的一侧缺失造成身体两侧重量不一致，齐丽芳的脊柱出现侧弯。这是乳腺癌术后非常普遍的现象，只剩下一侧丰满乳房的女人甚至会在行走时因失去平衡而摔倒。

13年前，40岁的齐丽芳在301医院接受了右侧乳房全切手术及腋下淋巴清扫术。主刀医生征求家属的意见，可以再造一个假体乳房，费用只需要3000元。她的丈夫回给医生一句话：“就是你给我3000元，我们也不做！”就这样，她歪着身子开始了术后康复。

八年前，一位病友将不合穿的义乳文胸送给了齐丽芳，恰好是她的尺码。她戴着这个义乳文胸完成了环法骑行。

7个女人神秘地钻进了她家的车库，请她量体，为她们寻找义乳文胸的购买渠道。她拿着一条皮尺，一支铅笔，详细记录下她们的身高、体重、手术年份和疤痕走向，到网上为她们订购。

义乳文胸在春节前到了。7个女人带着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再次钻进车库，试穿后，竟然无一人合适。失望的情绪在干冷凝滞的空气中蔓延，随后她们干脆打乱尺码重新试穿。最终，有3个女人过完春节也没能穿上合适的文胸。

来找齐丽芳的女人越来越多，她的车库里装着女人们的第二张“脸面”。着急的女人穿上带有齐丽芳体温的义乳文胸赶去参加婚礼，总是江湖救急的齐丽芳在几年间只能手边有什么型号的内衣就先凑合穿上。

切除术后女性的需求推着她不停地往前走，齐丽芳创立了自己的义乳品牌。

网络发达的年代，她们通过互联网向齐丽芳提需求。有人把海外代购的透气文胸邮寄给她，请求她拿到内衣代工厂拆开，打出版样生产。这款内衣解决了夏天戴硅胶义乳流汗起痱子的问题。

有旅居美国的乳腺癌女性找到齐丽芳：“在美国，义乳两年给一个，放义乳的胸罩一年三个，但我常感到孤独，直到找到你们。”

在这间车库里，心满意足走出卷帘门的女人留下了各式各样的自制内衣：有的缝一块巨大的海绵垫；有的钉一枚纽扣，将海绵杯垫挂在胸前，再用一根带子连在裤腰上，防止它移位。

齐丽芳拿出一件半旧的双肩小背心，放在那些义乳和文胸之间。这是一位术后28年的老护士长留给她的。背心的右侧是一个窄口大肚的小口袋，口袋里放着浑圆的海绵杯垫。在海绵垫的中心，缝了一颗灵巧的小扣子，又用细密的针脚把扣子隐藏在柔软的棉布下。

没有义乳的年代，这就是她们的“乳房”。

乳房的觉醒

全晓平的乳房像一颗蓓蕾。她跳上自行车，从高坡俯冲下来，完全不用理会乳房重力带来的负担。北京夏日的午后很热，挥手告别时，她说还要去一趟王府井量体，申请一个免费的义乳。

爱慕内衣专柜的试衣间，私密的小空间里局促地挤着两个女人。全晓平并不反感拿着皮尺的售货员跟进来。常年在医院查体治疗，她已经不觉得被人看见有什么了不得。但是她在试穿的时候，还是尽量背过了身。

她最尴尬的时候不是此时此景，而是在大学宿舍楼里，女同学问她：“你干吗把文胸罩在袋子里晾晒？”

“防尘”，她想起自己的答案，有点滑稽的味道。五年前，全晓平在家乡小城接受了左乳全切手术。那位肝胆外科的主刀医生甚至没有询问她要不要保乳。尽管她只有22岁，还有一个男朋友。她的母亲认为，乳房除了喂奶，没有半点用处。她还能想起手术刀在身体上切割的感觉，那场手术是局部麻醉。这该死的命运和生活。

已经离开量体柜台很远，售货员追了出来。也许是全晓平27岁的年龄让她痛惜，她说：“小姑娘，不要怕，现在这样的情况挺多的，你要有信心。”

全晓平所在的一个只有4个人的乳腺癌小群里，有人发上来一段3分钟的视频：几位走秀的模特都只有一只乳房。女人们在闪光灯的包围中走上T台，裸露的横向伤疤簇拥在橄榄枝和花蔓的造型中间。整段视频充满着极大的喜悦和力量，但同时也弥漫着极度的悲伤。

四年前，两位芬兰设计师收到一位叫伊琳娜的女人的邮件。她因患乳腺癌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一直为找不到合适的泳衣而苦恼。两位设计师决定设计单乳比基尼泳衣，帮助这些女性重新穿上合适的泳衣，展现美丽和自信。

Lady Gaga的“生来如此”基金会也专门介绍了她们的项目。一个模特来到影棚拍照，戴了假发，因为她正在化疗，头发都掉光了。设计师对她说，你不需要假发，我们就拍你头上的短发。当她离开影棚时，把假发放进了提包。

“我们在和死亡打交道。有两位模特已经过世了。虽然我们在歌颂勇气、美丽和女性特质，也有十分严肃的话题在其中：癌症。”视频的结尾留下了这句话。

麦子打破了群里的沉默：“挑件可心的泳衣太难了，款式都又老又土。”她想选一款泳衣，既能遮住右侧的刀疤，还能露出自己的美背。群里有人问道，“应该问问设计师，怎么斜肩泳装露的都是右边？”话题逐渐轻松起来。

“看的时候很燃，看完后自己那么穿可不行……”A女士说。

“真有人那么无所谓？我觉得我已经算想得开的了，顶着板寸和输液泵在普吉岛下海，但是让我这么穿，估计得用100万元激励一下。”B女士说完，发来了一张图片：蔚蓝的海岸，三位欧美女性穿着比基尼泡在海水里，宽大的身躯把泳衣的布料显得越发短小，不甚符合苗条曲线的审美。

“外国人好像不考虑身材，只考虑胸……”话题又一次回到了乳房上。

中国女性关注乳房话题，总是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私密性。年轻女性认同乳房美的同时，又很难如心中所想去公开追求这份美丽。中国女性会钦佩地谈起安吉丽娜·朱莉的勇气，这位接受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手术的女星对自己的乳房有着充分的自主处置权。“我们”羡慕“她们”，但很难成为“她们”。

刘波是内衣品牌爱慕的首席定制师。这位为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定制托胸胸衣的女性设计师，通常在铺就松软地毯的定制工作室里接见她的“特需”客人。不同尺码和罩杯的黑色试版胸罩占满了整面墙壁。抽屉里是来自法国的花边和奥地利的水钻。不同花色的蕾丝垂在抽屉上方，一个不显眼的位置摆放了几只盒子，这里面存放的就是义乳。

刘波曾经在欧洲采购过上百只黏合义乳，爱慕公司也曾代理过国外最先进的义乳，但在国内，只卖出寥寥几只。

这种义乳只要粘在胸前，就可以自如地穿上贴身剪裁的礼服。在爱慕专柜卖得最好的义乳文胸是肉色、白色和粉色的，这些义乳的颜色干净柔和，给人以健康舒适的感觉，购买它们的中国女性总是尽量弱化胸部色彩，避免他人注意。

刘波第一次见到乳腺癌术后女性的身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治疗方法，就是将患侧乳房全切并进行腋下清扫。术后留下的疤痕横竖不一，挺直身体，并拢双臂，腋下还是能塞下一个大苹果。乳腺癌女性到内衣专柜找到合穿的文胸极其少见。刘波当时想到的办法也是尽量找纯棉、没有钢托的内衣，然后在里边放上海绵杯垫。为了开发适合东方女性的义乳，她用橡皮泥捏出乳房的形状。最初的义乳还要区分左右边，延长出一片“小翅膀”来填补腋下的那个大洞，这也是爱慕义乳的原型。

爱慕最初的义乳服务，并没有对外，刘波服务的对象多是政企领导和名人。一位电视台的舞蹈编导找到刘波，她穿着宽大的袍子，没有化妆。乳腺癌术后三年，刘波是第一个见到她残缺身体的人，连她的先生都没见过。

这些年，刘波见到的乳腺癌术后女性身体达到上千例，她们从绝不示人，转向了寻求帮助。她们胸口上的那道疤痕也变成越来越短的横向刀口，不需要再特意将文胸设计得过高，来遮挡那些疤痕。这与外科手术水平的提高有关，也与女性对身体的关注度提高有关。

在这位女性内衣设计师眼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女性内衣花样翻新地快速发展，也是中国女性对自身身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日本和欧洲的内衣品牌进入国门，“薄、透、露”的性感理念冲击着中国女性的大脑。

如今，在都市女性期待着每年的维密大秀，谈论着好身材和马甲线的时候，我在失去乳房的女人们身上看到了另一股暗流。

实际上，中国女性对乳房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在中国社会里，“乳房”作为性器官给女人带来的“耻感”由来已久。羞涩、隐藏、安静、顺从是中国文化中女性的传统形象。被忽视的女性地位带来的是女性不自知的自我压抑。

在中国女性还在大量使用卫生纸作为卫生用品的年代，女性的胸部甚至由三尺白布或四条手绢裹缠着。那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70年代初出生的女性大多有过在青春期“含胸弓背”的经历。

“那时候，谁要是长了一对大乳房，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一位刚做了奶奶的采访对象对我说。

作为80后，在我乳房刚发育的时候，我的妈妈还曾“传”给我一件私密的女性用品，那是一件由棉布做成的手工胸罩，没有弹力，也没有钢托。它左边的腋下有一排扣子，需要我费力地挨个系好。只要我试图调整乳房的位置，就要体会一阵钻心的疼痛。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女性身上，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而且就在不远的“昨天”。

被压抑的需求

这一天是手术日，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乳房整形美容中心学科带头人栾杰要连做五台乳房整形手术。

上午9：25，栾杰医生走进了手术室。忙碌的手术室里响起了轻柔的背景音乐。手术台上是一位已经被麻醉的48岁女性。今天是她的第六次自体脂肪颗粒移植乳房再造手术。此次手术抽取的是她双上臂的脂肪，被称为“蝴蝶袖”的赘肉即将变成她再造乳房的一部分。她的手术记录上写着：“右乳根治术后缺失9年”。

细长杆状的吸脂针在仪器运转中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橙黄色的脂肪顺利地流进了储脂瓶。这位中年女性的身材让我吃惊。紧致的腰腹、结实苗条的大腿，没有任何赘肉和橘皮，看起来像一位30岁的女性的身体，而且没有任何切口。只有她脸上的岁月痕迹才让我相信，她真的年近50岁了。在过去一年多的五次手术中，医生对她的腰、腹和腿部都进行了抽脂。“救生圈”和“大象腿”在历次手术中逐渐转化成了这只不断增高的再造乳房。

135毫升的橙色脂肪注入了右侧乳房。她平躺在手术台上，这只还没有再造乳头的新乳房已经比左侧要大要高。手术之后，自体脂肪还会被身体吸收一部分，逐渐与健康的一侧对称。

10：27，手术接近尾声。一直忙碌的栾杰医生对我说：“这种手术没有切口，不使用人工材料，不损伤肌肉，彻底改变了乳房再造过去拆东墙补西墙的历史。”

他预计下一次手术需要为这位女性再造好乳头、纹上乳晕，她的乳房再造手术才算彻底完成。这与我之前了解的假体再造和自体皮瓣再造都不相同。十年前，栾杰将这种技术从美国带回，直到今天，国内可以做这种手术的整形外科专家依然屈指可数。

2003年，栾杰开始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乳房中心主任。从那时起至今，这个权威的整形外科三甲医院共完成了2000余例乳房再造手术。他曾经有心搜集过从1957年建院起实施的乳房再造手术数据，在2003年之前，最多的年份也只有十几例，越往前越少。

“Save lives”有两层含义，不仅拯救生命，更要改善生活。这位资深的整形外科男医生接到过一个“特殊”的电话，一位28岁、完成乳房再造手术后刚刚出院的年轻姑娘兴奋地对他说：“栾医生，我买胸罩和吊带了，我要把我之前不敢穿不能穿的衣服都补回来。”她的自信从医院里就开始恢复。

栾杰医生为她重建的美丽双乳引来了乳腺外科医生的围观，医生们甚至拿出手机来拍下这完美的“作品”。当有女性朋友私下里向她倾诉残缺乳房带来的诸多痛苦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掀起自己的衣服。成功的乳房再造手术让她原本黯淡无光的人生“活”了起来。

在栾杰看来，乳房再造满足的是女性身份标识和独立人格的需求。随着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开放，女性的自身意识逐步觉醒。“这种需求在过去是被压抑的。”乳房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隐私的、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的部分，也是他人看不到也不可能去关注的部分。“自己的需求又不是露在外面的需求，是没有办法通过现身说法去传播的一个需求。”

一位60余岁的女士表达了想做乳房再造的意愿，三次找到栾杰，又三次被家人强行拉回家。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表示反对：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必要？他们在医院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帮人简直要把她杀了一样”，他们指着医生的鼻子说：“你不许给她做再造。”

2013年，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的部分专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国内乳房重建现状进行了调研。回收的结果显示，32家三级医院在2012年全年共开展乳腺癌乳房切除术24763例，而其中行乳房重建术仅1120例，重建比例约为4.5%。

据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主任蒋宏传介绍，北京朝阳医院回顾性收集了北方8家三甲医院2011—2016年的乳房重建数据，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301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天津肿瘤医院等在内的8家医院的乳房重建率只有1.5%。

就全国来看，栾杰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每年有近20万例乳腺癌患者接受了乳腺癌手术治疗，但乳房再造的比例不足1%。而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则超过30%，日本则达到17%。”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王颀，针对这样的差异说：“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中国病人对生活质量要求还是不高，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位30多年前就开始做乳腺癌手术的医生谈道，中国的乳腺癌手术方法最初是被称为“改良根治”的乳房全切手术，乳腺癌的保乳手术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