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独立思考的风骨
午后，燕南园依然是蓝天下的安静，喜鹊依然是兴冲冲的向导，它们兴致不减依然向我喳喳诉说，它们知道我还不会离开，因为燕南园的往事很多很多。我来到了63号，这里的主人曾经是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
1907年，25岁的马寅初被保送至美国留学。历经10年的刻苦攻读，他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马寅初回国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兼中国银行总司券。1916年，马寅初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在战乱动荡的旧中国，马寅初不仅是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英勇不屈的民主战士。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写文章，作演讲，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通货膨胀，反对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将矛头直指“四大家族”。马寅初无私无畏的爱国行为，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报复与迫害，他被囚禁于集中营数年，在社会舆论压力和共产党的营救下，最后成功出狱。1948年底，马寅初借道香港，转赴北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
新中国成立时，马寅初为祖国的新生欢欣鼓舞，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8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1952年5月，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时期，他以一个学者的专长，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言献策。1953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结果引起了马寅初的关注，他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显然过快过高，他开始深入研究人口问题，撰写了《新人口论》。1957年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文章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他认为“必须有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这一论断无疑是平地惊雷，此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了全面批判，他被打成右派。
康生曾经煽动指使深入批判马寅初，于是批判文章频频见报，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
那时在燕南园的静夜里，屋前的槐树仿佛能听到他澎湃起伏的心潮，他奔流不息的思绪。他曾经在燕南园63号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某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在当年猛烈批判的态势中，文化专制的氛围下，马寅初面对记者敢于畅所欲言，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风骨，铁骨铮铮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燕南园深夜的幽静中，在孤独而艰难的思考中，马寅初仿佛又看见了蔡元培先生办公室的灯光，又听见他熟悉的声音……他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作为1949年之后的首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写道：“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往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在马寅初的选择中，有益于国家是高于一切的准则。他不仅以文章阐释他的北大主义，还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他的北大主义。
正面的推理，逆向的推理，通宵达旦地思考，他经过反复的思考，决定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自己的思想和建言是对民族的发展有益的，即使面对全国范围的批判，他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1960年1月《新建设》发表了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他在文章中写道，“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表明了他直言的勇气，对真理的坚守。
马寅初的倔强和耿介是出了名的，他曾经说过：“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1979年，97岁的马寅初得以平反，1982年3月，“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医院辞世，百岁高龄的他，走完了一个世纪风起云涌的人生历程。
从1957年到1979年，漫长的20年，这是他一生中艰难而又曲折的20年，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20年。多少个风雪严寒的冬日里，他在思考中等待春风的温暖，多少个酷暑闷热的夏天，他在研究中等待秋风的清新。马寅初教授毕生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稳定物价、控制人口等重大问题献计献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科学、人口科学学科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他的塑像还在燕南园的故居前，留在北大的校园里，而他坚持真理的形象已经留存在民族与时代的记忆中。离开故居，走在燕南园，我的思绪飘浮游弋在春花和春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