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央苏区 红旗猎猎
南昌打响第一枪
挽救中国革命的壮举在秘密酝酿中。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经九江秘密来到处于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昌。当天，在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党的武装起义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3万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万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这次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起义发动之前，在起义总指挥部与起义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有线电通信。人民军队的通信兵由此发端。
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的创立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清算党的“一味妥协退让”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周恩来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年9月9日，湘赣边界农民武装在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秋收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至12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余部800余人进入井冈山，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川、永新四县之交界处，东起拿山，西到水口，南抵黄坳，北至茅坪，东西间隔40公里，南北延绵45公里，号称“五百里井冈”。主峰海拔1428米左右。这里雨量丰沛，云雾常绕，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或疾雨横飞，或细雨蒙蒙。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出产玉米、谷子、少量水稻，周围各县的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这里确实是一块理想的落脚地。
然而，初上井冈山时，井冈山上矛盾重重，有红军与地方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之间的矛盾；红军与四周乡绅豪富、土豪劣绅的矛盾；红军与中共湘赣省委错误路线的矛盾。加之湖南、江西国民党军的“进剿”，斗争激烈，战事不断。凡此种种，在频繁的战斗中，红军胜少败多。红军生存危机四伏。“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畏难情绪在部分官兵中蔓延。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三天后被迫撤出广州。部分人员北上韶关，加入朱德领导的部队（南昌起义部队余部）。
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8000余人到达井冈山地区，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史称朱毛会师。井冈山茅坪的龙江书院，朱毛会师地，从而成为又一个里程碑和新起点，书院也被历史赋予新的寓意。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斗争形势开始有所扭转。同年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组成的红五军主力800余人进入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并临时编入红四军。红军队伍得以扩大。
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思想正式形成。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条件：①有很好的群众；②有很好的党；③有相当力量的红军；④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⑤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撤离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和闽西进军，艰苦转战，历尽艰辛，至1930年，开辟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热火朝天。
1930年7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来信到达中央苏区。接此中央来信后，中央苏区迅即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中央苏区得以巩固。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在红军总部和领导人之间，架起电话线，开通了有线电话。红军通信兵由此起步，逐步扩大。
到当年夏天，全国共创建遍及11个省的10余个革命根据地，新型红色政权相继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已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个军建制的革命武装力量。
龙冈战役大获全胜
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壮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激烈、曲折斗争并取得胜利之后获得的。1929年的蒋（蒋介石）桂（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战争、1930年的蒋（介石）冯（玉祥）闫（锡山）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1930年1月5日，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历史名篇——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鲜诞生。他说，革命高潮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即的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同年10月，蒋冯闫中原军阀混战以冯、闫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之后，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于是他调转枪口，集中力量，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活动，并以5万光洋悬赏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人头。同时宣称“期以三月，至多五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以周恩来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国民党军即将“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情报，以密写的方法，通过地下秘密交通线，送达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总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据此提前做出了防范和部署。
在苦难的中国，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走到了一起。三位巨人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之幸，中国革命之幸，中国人民之幸。
1930年11月5日，蒋介石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11个师另3个旅、3个航空队，计约10万人，并任命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原湘系湖南军阀谭延凯派）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其亲信、第18师师长张辉瓒充当急先锋，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吉安东固地区。其进剿的主力为张辉瓒的第18师、谭道源的第50师。这时，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仅有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约4万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是明显的敌强我弱。敌人处于外线作战地位，便于进行战略进攻。
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做了相当细致周密的准备。12月上旬，在江西省兴国（今宁都）县小布村召开的临战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根据总前委关于“诱敌深入”的决定，作了富有说服力和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并把中国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的游击战理论和作战经验进行了一番高度概括，写就一副对联，形成此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2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签发《红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其中除了有关作战部署的内容之外，还明确提出“各部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能破坏”的要求。
12月29日，浓雾弥漫。周遭茂密的森林和散落的茅屋民居都被湮没在低沉的雾霭里。满山的松柏栎樟密不透风。松柏仍呈绿色，栎树和樟树已经叶黄凋零。云沉沉，雾蒙蒙，烟雨浸衣，人们感到浑身湿冷。四处静悄悄的，不见了往日的鸡犬鸣叫。张辉瓒率师部及52、53两个旅官兵，裹着厚厚冬衣，经几天跋涉，进至龙冈。在该师师部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刘达端也随部队开拔到了此地。
在行进的队伍中，有一副滑竿十分扎眼。只见两个弟兄一前一后地肩上抬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仰躺在滑竿上，身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刘达端瞥了一眼。这个坐滑竿的人就是师长张辉瓒。
这个国民党军第18师，原来驻扎在南昌城内，奉命到红区“围剿”红军而一步步来到这里的。自进入红区以来，国民党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劣迹，成了刘达端心目中挥之不去的阴云，一颗平静的心强烈地激荡起来。在电台的一帮人中，同刘达端最要好的是报务员吴人鉴（后改名王诤）。他是个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穷学生出身，对国民党军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也因被克扣军饷不断抱怨，时时寻找机会，另谋出路。所以二人除了秘密交换阅读地下进步刊物外，还常常偷偷谈论，盼望早一天离开国民党军队。
龙冈，兴国县辖下的一个丘陵地区，位于县城西北部（今永丰县龙冈畲族自治乡）。四面环山，林木茂密，中心是个崎岖不平的小盆地。落叶和断枝铺满山坡和沟壑。原有的一个伐木场业已停歇，场主及农工不知去向。
几经寻找，在小盆地的中部，发现建有一座“万氏宗祠”，坐北朝南，面对南面一座小山——万功山。宗祠紧西侧是一座较小规模的“万氏家庙”。张辉瓒师师部便设在这里。东边的“万氏宗祠”，作为师指挥部，师部电台也架设在此。西隔壁的“万氏家庙”成了张辉瓒的卧室。两栋建筑与南面的万功山相距2000余米，其间是一片高低不平的开阔地。
张辉瓒没有想到的是，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按照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作战计划，早已在此设伏。
12月30日晨，毛泽东在红军指挥部远望龙冈，一片雾海。他风趣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想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而今天我们要乘晨雾全歼张敌呵！”说完，二人爽朗地大笑起来。
前委得到报告，设伏完成，敌人进入预设的口袋。总司令一声令下，红军发起总攻，东、西、北三面枪声顿时响起。直到此时，孤军深入的张辉瓒才察觉到已陷入重围，慌了手脚，一边下令抵抗，一边奔向万功山，企图抢占南面山头制高点。师部官兵见状，四散逃命。
这时，眼见师部众人逃向南山，电台报务员吴人鉴向刘达端递了个眼色示意，两人一前一后离开祠堂，一起随大流跑向南山。当他们气喘吁吁地刚刚爬到半山腰时，山顶上突然枪声大作，响成一片，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喊杀声。这对难兄难弟瞬间有所醒悟，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侧身躲进一片丛林中。二人气喘吁吁、颤悠悠地交头耳语：
“跑？跑？跑什么？不跑啦！”
“上面更危险！”
“不给他们卖命了！”
“对！那怎么办？”
二人一合计，便一前一后地从陡峭的溜木道上像滑原木似地出溜下来。脸颊、双手上的划伤都顾不得了。
二人猫着腰，找了个弹坑躲了起来。天气寒冷，内心忐忑，双手不停地哆嗦。
“不会是土匪吧？碰到这里的土匪可就完蛋喽！”
“不像是土匪，土匪哪会这种打法？”
“是共军！”
“但愿是红军！”
此时，这些年来秘密阅读过的进步报刊图书所传播的新思潮和对未来的憧憬支撑着他们的思绪。还没有等二人探究个明白，只听得“举起手来”的吼声，眼见几个战士围拢上来，瞬间二人便成了红军的俘虏。在红军战士一前一后的押解之下，原路返回，趟过干枯的蒿草，越过开阔地，来到“万氏宗祠”前左侧的土岗上，即今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纪念碑所在地。红军战士向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报告说：“抓到两个俘虏，他们说是搞电台的，啥子个无线电……”如此这般，二人便被一级一级地转了上去。
红区军民遵照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制定的“诱敌深入”作战指导思想，经过一天激战，一举全歼张辉瓒的第十八师的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余人，包括张辉瓒在内，无一人一马漏网。经打扫战场，此次战斗共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龙岗战役的胜利向世人宣告，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全军振奋，龙岗民众杀猪宰羊犒劳大军，欢庆胜利并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在红区军民欢呼雀跃声中，毛泽东总政委也诗兴大发，挥笔写就那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建立红军三年来，在与国民党军的多次军事对垒中，规模最大、战果最著的一次战役；创造了红军以弱胜强的先例，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和多次表扬；在红军的战争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赢得世人景仰。这一战况迅速传播到海外，引起苏联报纸的关注；日本媒体讥讽蒋介石拙劣无能；同时也震动了共产国际领导人，赞扬朱毛红军的伟大功绩。香港报纸发表评论，说红军“以内线穷寇困兽之计，破外线国军长蛇之势，树立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罕有的战例”。
正当红区军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被俘的张辉瓒被押解到了总司令部。一见到朱德总司令，他就连忙问道：“出多少钱你们就放我？”朱德总司令轻蔑地说：“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张辉瓒说：“你们要把我怎么办？”朱德说：“我们要在队伍面前、在被你们残害的老百姓面前公审你！”
后来在见到毛泽东时，张辉瓒立马来了个鞠躬敬礼，拉起了老乡关系，说：“润之先生，我十分钦慕敬仰你，愿给红军输钱输物，看在同为湘人的面上，请免一死。”毛泽东交待部队好好看管，等研究后再做安排，不要杀，听候处理。
1931年1月28日，在永丰和宁都交界的一个山村里，地方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一支队伍召开公审张辉瓒大会。由于张辉瓒在吉安东固地区血债累累，民愤极大，在老百姓一片“剥皮、抽筋”的喊杀声中，会场混乱，会议主持者无法控制局面。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张辉瓒被当众用马刀割颅，随即将首级放在木板上，沿赣江顺流而下，被驻守吉安的国民党军哨兵在浮桥边发现，运往南昌。此时，一场进行中的国共双方上层期望值都很高的谈判被迫半途而废。
对这一统战失策，朱德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对杀张辉瓒感到很后悔，因为蒋介石对此十分狠毒，杀害了我们许多在狱中的革命同志。”
战火中喜获新生
红军在活捉张辉瓒的同时，缴获敌军无线电电台1部。该电台台长李仁忠（后改名李三毛）以下包括报务员吴人鉴、随台学习无线电的实习生刘达端等10人先后被俘。除李仁忠外，其余人员都自愿参加红军。但由于每个人的家庭出身不同、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各异，此后的结果也大不一样。尤其当时的4个技术人员吴人鉴、刘达端、吴如生、韦文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电台台长、上尉报务员李仁忠心术不正，在领取了每月60块大洋的技术津贴后，于1931年6月开小差脱逃。在这4个技术人员中，报务员吴如生在日后的红军长征途中牺牲；报务员韦文官留在中央苏区，后被错杀，就只剩下了吴人鉴、刘达端。也就是说，在这10人中，只有吴、刘二人自加入红军后，历经百战，一路高歌，进入北京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红军缴获的这部军用电台，系英国制造，功率为15瓦，不甚先进，很笨重，由发报机、收报机和天线杆组成。电台配套设备包括发电机、充电机、蓄电池以及各种油料。行军时全靠20余人肩挑人抬。所有这些战利品都暂时存放在参谋处长郭化若处。
这时的红军战士还不懂无线电的用场。在清理战利品的过程中，一个红军战士不知电台为何物，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一不小心，将电台的发报机砸毁了，电台只剩下收报部分。
在此之前，红军就曾缴获过国民党军一部电台，因无人知晓那一堆铁家伙是啥玩意儿，更无从懂得它的作用和威力，随即被砸毁。事情反映到毛泽东总政委那里，他立即发出指示，总部张贴布告，称今后各部队在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新的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尽管只剩下半部电台，但毕竟红军有了电台。这就是红军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事业“半部电台起家”说法的由来。
对缴获的这部电台，红军非常重视。因为自南昌起义以来三年多的历次战斗中，红军深感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在距此时三个月以前，即8月24日，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以及8月底抵达长沙近郊，两次总攻均未成功，遂于9月12日从长沙撤围。9月17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即指出：“此次攻打长沙不克原因 ……技术条件不具备……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战斗结束后，12月31日，吴人鉴、刘达端等被带到了红三军。刘达端没有料到，红军指战员是那样和蔼地对待他们。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亲自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当问到吴人鉴、刘达端时，吴人鉴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为二人改了名，吴人鉴抢先说：“我叫王诤，他叫刘寅。”刘达端一顿，随即点头默认。二人会意，以即兴的改名换姓，表达获得新生、投身革命的一腔热血。紧接着曾日三向他们讲解了红军的优待政策。刘寅再次表达了参加红军干革命的决心。按照曾日三的安排，刘寅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同活动，共同度过了岁末年初欢庆胜利的日日夜夜。同时他们也曾听说：“你们的问题我们不能处理，要送到总部。”
刚到红军部队的时候，电台上的这些人大都很害怕，日夜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也难怪，国民党军队欠下人民那么多血债，再加上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怎么能相信红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员宽大处理呢？当时，刘寅却并不害怕，一来刘寅穿的是便衣，不是国民党军军人；二来大革命时，由于北伐军攻进南昌，刘寅才免费进了初中读书，对共产党还有些认识。
1931年1月2日，王诤、刘寅等电台人员由红三军驻地龙冈被分批护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小布。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郭化若同电台人员逐个谈话，宣传党和红军的优待政策，真诚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红军。3日上午，郭化若召集大家开会，朱德总司令现场宣布政策：愿意留下来当红军的请举手，有技术专长的优资重用，上尉每月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20元，要回家的发给红军的路条和3元路费。朱德宣布后，王诤第一个举手要求参加红军，第二个举手的是刘寅。至于宣布的这些待遇，因种种限制，难于实现。
1月4日，雾霭散去，天空晴朗，风和日暖。刘寅等匆匆吃过午饭，带着介绍信，在两位红军战士的陪同下，匆匆地出发了。红日当空，暖洋洋的。疑惑缓解，走起路来两腿轻松了不少。远处的山林蜿蜒起伏、小路两旁的枯草丛散发出阵阵清新草香。今日的清新草香代替了三天前的呛鼻硝烟。
不多时，他们便来到红军总部新的驻地。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几天前刚刚搬到这里来的。
小布村，位于宁都县的西北部，距县城约60公里。小布村四面环山，圩场就坐落在中间的一个小盆地上。小布，原名小浦，因圩场和街道狭小，用一块布就能全铺盖之意。因此，当地老表称为小浦。1964年改为现名小布。据《太原郡宁都龙门王氏十修族谱》记载，王天元于南宋庆元年间，从吉水迁此小河口汇合口土丘上建村。这里溪水环绕，松柏苍翠，风景绮丽。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的竹篙岭（海拔1232.8米）、钩刀咀（海拔1190.6米）峰峦叠翠，蜿蜒迤逦，山势峥嵘。小布东偏北0.5公里便是赤坎。
他们一行径直来到一座颇为显眼的白墙青瓦的房舍前。“红军老表一家亲”等标语工工整整地刷在大门两侧的墙壁上。门楣上方的“龚氏宗祠”映入眼帘。只见这座家庙系砖木结构，座北朝南，南北长25米，东西宽16米。
“总司令部到了！”除了有门卫之外，怎么也看不出这里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
当刘寅等随红军战士走进祠堂里面时，只见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几位同志正围拢在一张八仙桌四周，探着腰身，一双双眼神聚焦在铺就的地图上，讨论、部署着前方的战事。看过介绍信之后，他们满面笑容地向来人表示欢迎。
当郭化若介绍情况后，毛泽东总政委和蔼而热情地说：“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问了一下几位的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家里靠什么生活等经历后，又接着说：“你们都是读书人，是秀才。红军里也有很多秀才，郭化若同志就是一个嘛！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国民党压迫秀才，所以秀才、工人、农民一起来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嘛！你们说是不是？”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了无线电上来，他说：“无线电是门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学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他接着说，“别看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可整个世界是我们的。等到全国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虽然毛泽东总政委平易近人，说话和气，但他们还是免不了有些拘促，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只是十分感激地不断点头。
这时，朱德总司令瞅了瞅他们，信心十足地笑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虽然刘寅他们当时未必理解这些话的全部含义，但却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真挚的信任感，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志愿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紧接着总司令也鼓励他们说：“不要看目前的红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人民的！”“到那时，全国的无线电都归你们管。”两位红军最高领导人的这些话语使刘寅等备感亲切，深受鼓舞。顿时刘寅的思维又高速运转起来：共产党、红军，名不虚传。他们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无线电如此热衷，对有一技之长的人这么信赖。刘寅的内心激动不已，忐忑和疑虑烟消云散。他默默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在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里为解放劳苦大众贡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刘寅绝没有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受党的派遣，是他第一个担负起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导重担，身体力行地实现了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的美好预言。
也有人见刘寅皮肤白皙，活像个白面书生，就怀疑他是富家子弟，甚至拉着他的手说：“你家有多少间房子、多少亩土地？”刘寅回答说：“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直到此时，刘寅才环顾了一下祠堂内的布局：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祠堂的中厅，西房是总司令的办公室兼卧室，东房是司令部值班室。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的电台报房也就设在了这个值班室内。从此之后，刘寅一直工作在朱德总司令身边。
朱德几乎天天都要到报房来，吃过晚饭就来，一来看望电台人员，同大家亲切交谈，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对电台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刘寅他们思想很快稳定下来。同时，也能及时了解外界的新闻和敌情动态，看看刘寅他们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明码新闻稿。总司令来的时候，总要带上一包香烟，“麻雀”牌，硬纸盒的，那可是很不容易搞到的稀缺物资。刘寅不会抽烟，而会抽烟的人个个求之不得，同总司令一起享用，过一把烟瘾，美滋滋的。一个总司令，红军最高级的领导人，大知识分子，却这样循循善诱，使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心悦诚服。后来，红军队伍中有人说王诤、刘寅他们是用现大洋买来革命的。王、刘听了都很生气，颇受委屈。明明是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言传身教、亲自教育的结果嘛。这样的歪曲说法被总司令部及时制止，指出此种说法是不懂红军政策、觉悟不高的表现。这一时期，朱德称刘寅为“南昌小刘”。
也就在这个“报房”内，刘寅他们第一次听朱德总司令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觉得这个道理十分新鲜，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总司令在向他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挨饿受穷，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这些通俗而朴实的话语，像春雨一样一滴一滴地渗进刘寅的心灵深处。总司令还说，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要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身上。刘寅他们感到，这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
就在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接见刘寅等的这一天，胜利捷报又从前线传来：妄图逃跑的国民党军谭道源师即国民党军第五十师，遭我红军突袭，被歼半数，俘敌3000余人，缴获15瓦电台1部、电话总机3部、电话单机20余部、被覆线30多华里（1华里=500米）。这些缴获的通信装备，红军战士们都按照总部的要求，严加保护，完好无损地送交到红军总部。
通过这两次缴获，红军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前半部只能收信，不能发报；后一部是完好的，既能收信，也能发报。这两部电台原同属于国民党交通兵团而分别配属给张辉瓒部和谭道源部的，机器的结构程式完全一样，零件和备件是通用的。对此刘寅他们是十分熟悉的。也就是说，虽然在红军内部暂时还不能进行无线电通信，但它们的使用方法和维修技术红军都掌握了。
当红军的作战方式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时，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为此，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决定尽快建立无线电通信。
总司令部里的领导与战友
刘寅自从到红军总司令部工作之后，逐步认识了总司令部的几位领导。
参谋处处长郭化若，管作战，业务上的事都由他安排。郭化若，风度儒雅，与刘寅交谈得最多，听他讲红军政策、井冈山斗争历史、朱毛故事。这种交往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就在郭化若就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相互问候和探望也不曾间断。
参谋处副处长左权，年轻英俊，话语不多，军事理论造诣深厚。刘寅喜欢听他讲解苏区战例。1943年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指挥八路军总部突围中牺牲。左权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秘书长李井泉，不苟言笑，但没有架子，时常一起聊天，彼此印象深刻。直至1956年，成都无线电技工学校发生学生闹事事件，毛泽东主席点将，周恩来总理部署，于是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带领副部长刘寅一起到成都，帮助处理学生闹事事件后续问题，并规划四川省国防工业以及无线电工业布局。赵、刘二人应约一起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家吃饭。当李井泉向赵尔陆介绍刘寅的历史、在中央苏区的突出表现时，赵尔陆说：“哎呀，老李，他是我的副部长，我还没有你清楚呀！”后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工业发展问题时，约请刘寅参加，李井泉又一次把刘寅在中央苏区的表现介绍了一番。
还有就是副官杨立三，管生活，对刘寅他们多有照顾和帮助。再有就是秘书童小鹏等，也是这时候认识的。
刘寅的工作就是在他们的组织和帮助下展开的。生活上也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例如刚解放过来时，什么也没有，晚上就睡在稻草铺上。杨立三看到后，立即把他的大红呢毯子送给了刘寅。供给部没有东西可发。虽然只是一条毯子，但却体现了一个政策，体现了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的意图、指示。同事们个个古道热肠，使刘寅体验到无限温暖。不久还专门给每人做了一套新棉衣，这在当时可是一种特殊待遇。耳濡目染，刘寅日甚一日地感觉到红军部队对朱德总司令带有点儿神秘式的信仰，毛泽东总政委在红军官兵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官兵间、军民间闻所未闻的亲密无间的新型关系。随着工作环境的日益熟悉和与同志们的融洽相处，青年刘寅脸上的那副和善的盈盈笑容便日渐灿烂起来。
红军第一部电台的诞生
1931年1月6日，在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座院子里，熙熙攘攘，甚是热闹，聚拢了一大群人，有红军指战员，也有驻地附近的民众和伢子们。原来是一场新的活动吸引了他们：院内东边的屋里正在布置“报房”，一部三灯收信机摆在一张八仙桌上，而窗外则架设起了一根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副官处的同志送来了毛边纸和菜油灯。不知是哪位领导同志把一块怀表也送了过来。只见王诤、刘寅二人站在八仙桌前。王诤又把机器检查了一遍，接上电源，将开关一扳，耳机里立刻发出“唧唧”的响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志顿时露出既兴奋又惊异的神色，好奇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真能听到敌人的通信吗？”
“这能听多远呀？能听到南昌吗？”
“没电线咋个和远处通消息？”
“没有电线，这就叫无电线呗！”
在后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战士们都把“无线电”叫做“无电线”，以便同有电线的电话区别开来。就连以好学著称的胡耀邦也走过来问刘寅：什么是无线电？刘寅说：无线电是一种利用无线电电波传播消息的新技术。
在红军战士和当地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军自己的无线电电台诞生了！这标志着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的诞生和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开始。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创建日。王诤和刘寅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技侦事业的创建人。
红军通信事业和技侦事业迈出的第一步使刘寅他们信心满满，急切地希望能早一天正式开始工作。当他们把这种想法告诉参谋处长郭化若时，他想了一想说： “用收报机抄收新闻怎么样？”从此以后，刘寅他们便开始了两件工作：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供总部首长参阅；二是抄收和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无线电信号，从QRC（贵军驻何处）、QRG（贵军属何部）及QRA（贵台何名）的谈话中截获敌军驻地、番号、行至时间等情况，帮助总部首长了解国民党军的动向。那时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除公秉藩的电台是他自己配制的以外，其他都是交通兵团配属的电台，王诤、刘寅、吴汝生与这些电台的人很熟，一听就知道是张三、李四。他们一到宿营地都要出来联络，都要问QRC，对方也必然回答QRC，用通密答两个字，加上地点三个字。QRC，一般不用明码，而是用通密。这是电台与电台之间进行业务联系的密码。也就是说，国民党军电台之间常用明码互通情况，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刘寅等对此是熟悉的，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的通信规律，因此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也就得心应手，通过电台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从而开创了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先河，刘寅由此开辟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侦察工作。
初期，上级没有指定任务，刘寅他们抄到什么就报送什么。后来，参谋处就下达任务，要他们今天专门守听哪一师、哪一军的电台。于是，他们就戴着耳机守候在电台旁，等它出现。
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地处穷山恶水之间、同外界不通音信、书报杂志奇缺、国内国际消息闭塞的条件下，利用缴获的无线电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就成了红军与外界沟通、获取信息的唯一便捷的途径。这些新闻稿的内容，有蒋介石大吹大擂的国民党军在湘鄂西“围剿”贺龙部的“捷报”；有在湘鄂赣“围剿”红十六、红十七军的“战果”；有在湘赣边界“围剿”王震部的“战报”；有在闽浙赣边区“围剿”方志敏部的“成就”；有在鄂豫皖边区“围剿”徐向前部的“成果”；有“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陕北红军的“战况”；有顾顺章（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变的“头号新闻”；有蒋介石在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进行大捕杀的专栏报道；还有蒋介石亲自督战，对中央苏区调兵遣将、重点“围剿”的事例，等等。
从此以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领导人每天都能看到抄收的新闻电讯稿，他们顿觉消息快捷，可以及时了解中共各地组织、各根据地的活动情况，及时掌握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动态，犹如蛟龙入阔海，鲲鹏扶九霄，有了极大的自由。毛泽东、朱德将王诤、刘寅他们送来的当天的新闻稿视为至宝，喜出望外。
有一天，王诤送电讯稿回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寅说：“老刘，我去送电讯稿，正好遇到了毛委员，你猜毛委员说什么？”还没等刘寅回答，王诤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刘寅：“毛委员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大开眼界，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呀！’”试想这是多么崇高的奖赏啊！由此朱毛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愈加重视，对王刘二人也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他们以抄收的新闻稿为素材，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此种克服消息闭塞的困难、向全党全军通报国内国际新闻的做法，源于中央苏区，并逐步形成惯例，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
培育红军通信新苗
1931年1月初，即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随着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和保障作战指挥的需要，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决定组建无线电队。1月下旬，无线电队成立，王诤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队长，政委是冯文彬，刘寅被任命为报务员。同时从各部队抽调24名战士组成监护排，40名战士组成运输排。另外还有通信员、司号员、炊事员等，总人数上百人。
红军无线电队成立之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对建立红军通信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一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从红军战士中选拔一批有文化基础的年轻战士培养无线电通信的报务员和机务员；二是请求领导机关通知前方部队从缴获的武器中搜集和保护无线电通信器材、有关元器件和技术资料；三是收留和集中被红军解放过来的懂得无线电通信技术的专业人员。这三件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月28日，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明确肯定无线电队成立半个月来取得的成绩、侦听敌人情报的成效，进而阐明准备扩充无线电队、加强通信工作的意义。命令还规定了选调无线电训练班学员的条件。
为了制订无线电训练班的教学计划，郭化若把王诤、刘寅找来，对教学内容、任课人员一一做了安排，并委任王诤为班主任，刘寅担任教员。报务、机务、英语课，王能胜任；报务、文化、英语课，刘能胜任，而政治课由谁来讲授呢？只见郭化若在“教员”那一栏里写下了第一个名字：毛泽东。他们二人惊讶地望着郭化若：“毛委员那么忙，成天忙着指挥打仗，哪能分得出身来给训练班上课呢？”
郭化若笑了笑说：“这是毛委员自己安排的。毛委员听说训练班要开课，对我说，‘谁讲政治课？’我说还没有找到人。毛委员就说，‘把我算上一个，怎么样？’”郭化若还说，朱总司令讲，他要出席开班仪式。刘寅和学员们对此备受鼓舞。
也就从此时开始，刘寅他们肩负起双重任务：在保证不间断地抄收新闻稿的同时，创办训练班，培养红军自己的通信人员。此举足见总部首长对他们的极大信任和厚望，对日后革命前景的远见和谋划。
当时，红区处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中，红军部队经常行军作战，还得时时躲避飞机轰炸，培养对象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在这样的条件下，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困难重重。缺少教员，他们亲自授课；没有训练器材，他们自己动手，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旧电线制作电码训练器。
1931年2月10日，在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陈家土楼的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红军总部领导朱云卿、郭化若、李井泉、左权、杨立三等到场祝贺。训练班隶属于无线电队，由无线电队队长王诤和政委冯文彬领导，教员有王诤、刘寅、吴如生、韦文宫等，总编制30余人。朱德总司令亲临现场讲话，希望学员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两个字的。”总司令预言道：“无线电技术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发挥尖兵作用，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要落在今天在场的红军无线电干部的肩上。”训练班的学习内容分为报务和机务两项。报务学员有胡立教、曹丹辉、温亮彰、钟贞一、李立田、骆炳林、吴摹林、周淼、萧英、李建华（女）、李赤华（女）、钟佩兰（女）12人，机务学员有李长春、罗梓雄、田保洪、廖昌林、欧阳某某等5人。他们都是从各军选调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治上比较优秀的青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其中还有三名女同志，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移风易俗的大事。他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抢、扛背包，替运输员抬蓄电池、挑机器。教学工作大都是在战斗间隙完成的，连行军途中的小憩也不放过。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学员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甚至砖头、石块就是学员们的桌椅。一个电码练习器成了当时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刘寅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地点向学员们手把手地传授报务、机务知识。
在这批少男少女的心目中，虽然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条件是简陋的，但精神生活却是饱满的，课余生活是愉快的，唱歌跳舞无所不能。他们童心未眠，时不时来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人人发萌得可爱。个个像破土而出的新苗，充满无限生机，在这片大地上茁壮成长，假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而今天西安、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桂林、杭州的电子工业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通信工程学院、自动化指挥学院、信息工程大学、国防信息学院以及全国军地众多有关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邮电技术等高等院校的同学们，可曾想到，他们的先辈是在如此简陋、不可思议的条件下学习、锻炼、成才的！
开班后的第三天，学员们集合在山坡上一片竹林旁边。学员们刚刚集合完毕，毛泽东总政委就来了。刘寅感到有些奇怪，怎么总政委既没有拿书本，也没有拿讲义呢？总政委从容地走到队伍前面，问李建华：“小鬼，学无线电困难吗？”这个只有14岁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害羞，爽爽朗朗地回答说：“困难是有，不过能学会。”总政委对这种乐观主义情绪非常赞许，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他又问了几个学员，愿意不愿意做无线电工作？懂得不懂得无线电工作的重要性？学员答对了，总政委就点点头；答错了的，他不仅不责备，反而进一步启发，直到这个学员答得八九不离十才作罢。问过几个人之后，他便拉家常似地讲开了。讲的都是无线电工作对红军作战的重要性。他的讲课像讲故事一样，非常有趣，不时引起大家发自内心的阵阵笑声。他号召大家不要怕困难，要克服困难，学好技术。顶多有一个小时，总政委就宣布下课了。
对这种上课方法，刘寅当时只感到很新鲜、有趣，直到以后才从学员们那高涨的学习热情中，真正懂得了总政委的话语已深深地印在了学员们的心坎上。
作为训练班教员的刘寅，不仅在思想上收获良多，面对这些学员，在教学方法上也获益匪浅。
几天后，毛泽东又来训练班看望大家，王诤、刘寅和学员们都围拢了过来。毛泽东说：总司令跟我讲，电台是他指挥作战的心肝宝贝。我说这个电台简直就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打了很多仗，深感红军的通信联络太原始了。没有电台，就好像缺少鲁班石一样。有学员不解地问：什么是鲁班石？
毛泽东笑着说：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座石桥，找来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凿石，红红火火地干了起来。辛辛苦苦地干了好一些日子，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块嵌进去。于是石匠们四处寻找，不知爬过了多少座山，蹚过了多少条河，在一位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一块垫着捶草用的石头顶好，搬去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石桥终于修成了。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鲁班师傅一次路过此地，量量桥身，又看看准备的石料，发现就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坚硬的嵌石，于是就悄悄地按尺码凿好，留下便走了。从此人们就把这桥上的嵌石叫做“鲁班石”。
毛泽东停了一停，又接着说：红军气势汹涌澎湃，这里有火种，那里有火种，一块一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把它们连接起来。大家想想，你们不就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从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战士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无线电训练班开班之后不久，因开始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训练班即随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先后迁往黄陂、青塘、东固坳上等地，形成转移流动中办学的局面。
训练班学习期限为4个月，培养出红军第一批报务员、机务员17人，个个都正式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人数虽然不多，但无论是对于中央苏区还是对于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来说，终究是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稀缺人才。在毕业后的日子里，他们中有的为革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成长为各路红军通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也曾参加过短期的培训学习。
送走了第一期学员后，紧接着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于6月底在江西省南丰县康都村举办，后转移至兴国等地，11月初结业。参加第二期培训的有：学员兼班长李白，学员欧阳枫、郑执中、邹毕兆、刘子玉、罗舜初、林永桂、邓国钧、林辉士、周天风、陈志东等20余人。这一期编成一个报务班，一个机务班。机务班的学员个个身强力壮，学习卖力。他们把学习同电台上的值班以及机件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较少，但对于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学得十分仔细。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
学员们对教员刘寅十分敬慕。学员们看到，他的专业技术熟练，收发报技术高超，1分钟能抄收或拍发英文150个字、中文130个字以上，而且点画清楚，间隔均匀，无不赞誉他是一个技术精湛的收发报能手。由于学员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又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只上过几年学，虽然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但是学习起来困难仍然不少。多亏刘寅因人施教，非常耐心，尤其对一时跟不上进度的学员不嫌不弃，多方鼓励，从不发火，直至手把手地帮助练习收发报技能，终于使全体学员都能如期完成学习任务。在学员们眼里，刘寅是个处处为人师表的优秀老师。物质条件艰苦，教学设施简陋，刘寅能因陋就简地开展教学工作，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大拇指当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套上个小竹管继续使用；抄报纸写了擦、擦了写，一直用到正反两面擦烂了为止。这些更引起学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此后，经逐步扩大学员名额，1932年1月，无线电训练队扩建为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杨兰史，校址设在瑞金洋溪镇。1933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曾三任政委，校址在江西省瑞金坪山岗村。这是我军最早的通信学校。经过培训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人员一批批地输送到各个部队，使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从此，红一方面军的军以上单位都配备了电台和报务人员。
1931年6月，为应急需，红一方面军在于都组建了通信材料厂，涂作潮任厂长，朱邦英为政委，有效地解决了通信装备的检修问题。红军的这个建制，在长征开始后不复存在，但电台的维修工作并未中断，并在延安时期得到发扬光大。这是后话。
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红一方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训练班7期（第1～3期，刘寅任专职教员；第4～5期，刘寅从事通信工作，兼做教员），先后培养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刘寅为培养这些通信人才倾注了全力。这些人在日后的征战中，有的牺牲了，有的病故了，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们则历练成长为人民军队通信兵、技侦兵的高级指挥员以及新中国电子、邮电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和党政领导干部。
至此，红军通信队伍的构成日渐清晰。在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上海党中央派来的，如曾三、伍云甫、涂作潮等；二是从国民党军队里解放过来的，如王诤、刘寅等；三是从红军中选调的年轻优秀的党团员自己培养的，如胡立教、曹丹辉、李建华、李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