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利哈乔夫荣获“1941至1945年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英勇劳动”奖章。这种奖章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也获得了这样的奖章，他们俩都是农艺师，在喀山育种站工作，我父亲培育出了高产的黍子新品种。
但是，卫国战争以后，并非所有的疏散者都能返回列宁格勒。首先被批准返回的是那些符合要求的人。利哈乔夫一家人虽说不是头一批，但毕竟得到了重返家园的机会。
我记得我们家回到列宁格勒的情景。城市给人的印象非常奇怪，如果跟城市现在的面貌相比较的话，印象尤其强烈。第一，城市显得特别空旷。起初住在这里的只是原有居民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记得我们的萨别尔巷。城市似乎忘记了自己原有的面貌，仿佛变成了乡村：到处生长着牛蒡，鸡群四处乱跑。与此同时能够感觉到她的伟大、神秘、悲壮的美——这种感触确实非常强烈。记得我跟小伙伴们在破坏严重的救世主喋血大教堂玩耍，从马赛克碎片当中搜集好看的小石子，拼凑成自己的图画。城市涌动着激情，即便是那些不了解她的历史和文化的人，也会受到感动。
人们受够了战争的苦难。但不难发现前所未有的精神高涨。大家都觉得，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一切都应当朝好的方向发展。毁坏的楼房修复的速度很快。我记得跟随父亲去他们的全苏农艺研究所，走到伊萨基耶夫广场，沿着小莫尔斯卡沿河街，经过吉尔比奇内巷拐角处一座被炮弹炸毁的楼房，眼瞅着一座新楼房很快就修建起来了。
日常生活逐渐好转。我记得有一次急促的门铃声响了，我打开门，看见拎着一包包食品的妈妈高兴地站在门口。父亲从楼梯拐角处慢慢走了上来，双手端着个巨大的红色牛腿。
“限额取消了，在喀山买不到这么好的东西！”奶奶高兴地对我解释说。
我记得耳朵听着“限额”这个词，嘴里嚼着好吃的食物，感觉特别开心。我记得我们萨别尔巷拐角处的面包店，有一天那里忽然运来了白白的圆面包和梭形面包，可以随便购买，原来面包卡取消了，一想到这些，就叫人兴奋！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成功地夺回了原先属于他的住宅，不过那所房子依然是公用住宅。后来，利哈乔夫一家还换过几处住所……也许，这或多或少反映出利哈乔夫从小就生了根的习惯，差不多每年秋天都要换个“居住地点”。利哈乔夫的妈妈，维拉·谢苗诺夫娜，为培育两个孙女付出了很多辛劳。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但喜欢发号施令。跟很多女人一样，个性很强，她认为她的三个儿子都能挣大钱——因此不大赞成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跟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结婚，在她看来这个儿媳妇的出身“太一般”，配不上他们的家族。因此婆媳关系一直不合。一有机会，这个强势的老太太就单独居住了，住的地方离她的小儿子(大概是她最喜欢的)尤拉不远。尤拉是个多情的人，结过几次婚，维拉·谢苗诺夫娜每次都积极地介入小儿子的婚事，她指望在她的“调教下”哪怕有一个儿子能娶到“体面的”儿媳妇好符合她的心愿。除此之外，尤拉有辆汽车，他可以经常带着妈妈去办她认为重要的事情。自然她也常去看望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一家人，在那里总是精力充沛，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不过，她的权力在家里(更确切地说，是在几个家庭里)，在小儿子家里可以施展，在这里却行不通，因为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跟他的兄弟不一样，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学术研究，不允许家里出现任何无谓的争吵。整个战争期间，他没有停止学术研究，战争刚一结束，1945年，读者就看到了他新出版的著作《古代罗斯的民族自觉》和《伟大的诺夫哥罗德》。他的工作迅速而有成效，他尽力避免表述的复杂性，这一点不难理解，而有些假装渊博的学者缺乏真知灼见，常常利用复杂性作为掩饰，制造出“词语迷雾”，这是他们自救的唯一手段。1946年利哈乔夫成了列宁格勒大学的副教授，不过他只能在历史系讲课，想去语文系授课却得不到批准。有次他顺路去财务室询问，为什么他的薪酬那么少，那时候他才惊讶地得知，他属于实验员的编制。“永不瞌睡的眼珠”从来没有放过德米特里·利哈乔夫，一直盯着他，让他这个坐过牢的囚犯知道自己的位置。然而利哈乔夫即便在索洛韦茨基集中营也不忘科学研究，要想阻止他简直是不可能的。1947年他的著作《罗斯编年史及其文化历史价值》出版，同一年他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十一至十六世纪罗斯编年史文学形式历史演变概观》。他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答辩相隔了六年，而那是非常艰难的岁月，其中包括了围困期间的险恶，这六年也是他顽强钻研、取得成就的六年。我们不会忘记，利哈乔夫在喀山把墨水瓶装在口袋里，免得墨水结冰。他的墨水永远不会冻结！
1948年利哈乔夫成了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其学术威望日渐增长，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99年逝世为止。
毫无疑问，他同样具有生活情趣，觉得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教养。从童年起他就养成了夏季休假的习惯，认为这不仅有益于健康，而且有益于提高修养和认识大自然——小时候他就是这样避暑的。
他们一家人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无疑这是最正确的选择。尽管战争刚刚结束不久(那里甚至仍然时有冲突)，波罗的海沿岸最富有“欧化风情”，是我们国家服务最周到、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对于两个正在成长的女儿来说，那里是最好的“寄宿学校”。
有一张照片，是利哈乔夫全家人在里加火车站站台上的合影——全家人的衣着都很漂亮，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服装尤为考究……他收藏的物品后来交给外孙女维拉保存，其中有一根从锡古尔达买的手杖，上面雕刻着“1948年”。
锡古尔达——是景色优美、具有欧洲风格的疗养地。别墅的女房东是拉脱维亚人，两个孪生姊妹过生日，她送来美丽的花束。每天必定外出散步：有知识的父母带着有教养的孩子行走在风景美丽的城市郊区，他们常常去加乌亚河边的帕拉基斯洞窟游玩。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随时随地会温和、随意地讲些有认识价值的故事。利哈乔夫后来指出，培养孩子热爱知识，再没有什么能比散步游览更好的方式了。想当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曾经是知识分子消夏的“麦加”(理想圣地)，十月革命前，那里是属于芬兰的库奥卡拉。
在那里的生活引起了他对文化的兴趣——大概他想仿照那样的模式来培育两个女儿。别墅的女房东非常喜欢利哈乔夫调教出来的两个女儿，她开玩笑地请求说：“把米拉给我留下来吧！”
……为什么她想要留下米拉呢？是不是那时候在旁人看来，米拉在家里受到的关爱少一点儿？其实——这是一个谜……
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库德里雅夫采夫在不远的地方租了别墅，他说起话来没完没了，非常可笑，晚上常常朗诵狄更斯的小说。
连续两个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避暑，使得两个女孩儿有了很多回忆的内容：陪伴父母一起散步，参观里加的博物馆，跟历史学家巴济列维奇谈话。利哈乔夫家族也有全体出动都到这里来游览的时候。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的弟弟尤拉有辆小轿车，由他开车到凯梅里去看望妈妈维拉·谢苗诺夫娜。他们一起开车去维堡，去有名的蒙列帕公园，这对利哈乔夫后来撰写《园林诗学》很有益处。他们尽管喜欢旅游，却没有忘记重要的事情。他们去别墅访问语言学家罗曼诺夫夫妇，坐在他们家优美的凉台上，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和主人一道准备即将出版的《往年纪事》。
1950年德·谢·利哈乔夫与鲍·亚·罗曼诺夫合作翻译并注释的《往年纪事》，列入《文献典籍》丛书出版。也是在1950年，德·谢·利哈乔夫翻译并注释的《伊戈尔远征记》问世。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向当代读者展示了古代罗斯七个世纪的文学成就，这是他一生的重大奉献。
1951年他的文章收入集体编撰的《古代俄罗斯文化史》，得以发表(当他还是“新手”的时候，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交给了他这项任务，撰写这篇文章，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1952年由几位作者合作编撰的《古代俄罗斯文化史》第二卷出版，利哈乔夫由于这部书稿中的文章获得斯大林一等奖。
他的升迁异常迅速。1952年他的著作《俄罗斯文学的诞生》出版。(后来他说，他不喜欢这本书——他对自己的著述要求十分严格。)1953年他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54年他的著作《俄罗斯文学的诞生》获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