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哈乔夫一家人疏散到了喀山。在战争年代，正是喀山成了科学研究的首府——因为科学院和很多科研单位搬迁到了这座城市。
利哈乔夫一家还有一点比较幸运——天气已经暖和了，他们走的不是结冰的拉多加湖，不是那条“生命线”，那时候那条路线又被称为“死亡线”。有不少传说，说汽车绕过长满艾蒿荒草的沼泽地，走在前面的车陷进了冰窟窿，小孩子掉进了水里，没有人敢去救他们：谁走近蒿草都会陷进去。利哈乔夫一家撤退的时候，拉多加湖上的冰已经融化，因此他们先乘火车到了鲍里索夫市的格里瓦车站。跟他们一道疏散的有利哈乔夫的老同学，并跟他一起服过苦役的卡里斯托夫，他们曾一起在基赫温车站工作。他们心情不错，看来，苦难已被甩在身后。当列车到达鲍里索夫市格里瓦站的时候，他们开玩笑说：“如果鲍里斯头上长着马鬃，不晓得该是什么模样！”这里的玩笑利用了谐音词，“鲍里索夫市”来自人名“鲍里斯”，车站名“格里瓦”词义为“马鬃”。——译者注按照要求，行李要用柔软的东西包裹起来，下火车上轮船的时候，他们费了好大气力才从岸边堆积如山的行李堆里找到自己的包裹。利哈乔夫和卡里斯托夫匆匆忙忙跳上已经启动的轮船。在那个紧张时期，弄不好就可能跟家人长久分离。码头和甲板已经有很大空隙，跳上船很困难，但他们俩毕竟“飞过了”那段距离，随后瘫倒在甲板上。
轮船行驶到科伯纳。在那里换乘火车到达基赫温，利哈乔夫和卡里斯托夫曾经被流放到那个小镇，也是在那里获得了自由。如今基赫温再次成为“获得自由的福地”——这一次是终于摆脱了围困！在基赫温他们头一次能喝粥喝饱肚子。
接下来火车缓慢地向喀山行驶，中间一个个车站常常停车很久。长时间不能洗澡，在伊万诺沃终于在澡堂里痛快地进行淋浴。好不容易抵达了喀山。在进入喀山之前，火车跨越伏尔加河的大桥行驶了很长时间。
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科学院愁眉苦脸的工作人员，疏散人员被带到了科学院楼，安置在大礼堂里一张张折叠床上。在那里就这样住了两个月。礼堂里很冷，也不方便。公共厕所离住宿的地方很远。前厅里的列宁塑像伸出一只手臂，正好指明了去厕所的道路。局势尚不明朗，让人提心吊胆。有传闻说不久还要疏散，搬到另外的地点、另外的城市。后来他们被安顿在喀山市劳动宫。利哈乔夫回忆说，疏散到这里的人以黑色幽默称那个地方为“劳动棚”，因为鞑靼语里的“宫”意思就是“棚子”。
在这里利哈乔夫一家人——包括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他的母亲维拉·谢苗诺夫娜、妻子季娜伊达和两个女儿，被安置在一个房间，那里还住着数学家尼科尔斯基一家三口：丈夫、妻子和吃奶的婴儿。数学家的妻子总是摇晃着孩子，同时大声唱歌，有人给她提意见，她还觉得委屈。
什么人能弄到些小土豆预备过冬，就觉得很高兴……
……我还记得那时候的喀山——因为我也曾在那里生活过，不错，当时还是个孩子。我记得靠近伏尔加河那一带鞑靼人居住的地区，都是低矮的房子，记得被沟壑隔开的另一个楼房林立的地区——那是俄罗斯人的居住区。我记得雪花飘落到好看的铁管子上，人们从铁管子里接水、担水……
跟那时的许多人家一样，利哈乔夫一家人生活也很艰苦。季娜伊达·亚历山大罗夫娜经常在市场上变卖东西，购买食物。经过痛苦的犹豫和怀疑，他们决定把两个“小玩意儿”(他们这样开玩笑地称呼两个女儿——维拉奇卡和米拉)送进幼儿园，因为那里毕竟管孩子们的饭食。
我小时候也在喀山上过幼儿园，那是一所专为科学工作者子女开设的幼儿园，说不定跟利哈乔夫的两个女儿上的是同一所呢？记得天花板下面光线幽暗，大家心里慌乱不安，谁也不愿意待在那里。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地逃跑回家，站在沟底朝上看，看见了自家的窗户，不由得心里一阵难过。忽然，亲爱的奶奶探出身来，她拿着个小锅在那里打磨，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我心里特别爱奶奶，但也明白不能出现在她面前，甚至不敢喊一声：“我在这儿！”
利哈乔夫回忆道，两个双胞胎女儿，维拉身体比较结实，也比较活泼。米拉不愿意上幼儿园，常常哭闹耍赖。维拉正好相反，她愿意去，总是高高兴兴。偏巧她在幼儿园传染上了百日咳，引起了严重的肺炎！
虽然疏散到喀山来的不乏社会精英，然而要找个好医生并不那么容易。绝望的利哈乔夫不得不求助于普希金之家的同事斯科利比里，他的名声并不太好(战后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可为了挽救女儿的性命，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可恨的斯科利比里疏散到喀山，住在有名的教授缅什科夫家里，他是诊断儿科病的专家。缅什科夫来了，仪表堂堂，穿着昂贵的教授皮大衣。他给维拉做了检查，看完病说，要救她的命只有一种药，就是磺胺吡啶——可要买到这种药非常困难。利哈乔夫想办法去见科学院主席涅斯缅扬诺夫。他是杰出的化学家。他最有名的一项发明是用石油制造出了人工合成的黑鱼子酱，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嘲笑。涅斯缅扬诺夫的女秘书听了利哈乔夫的请求，就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小包磺胺吡啶交给了他。维拉的性命终于得救了。
……利哈乔夫生平的每个阶段，任意抽取一章，都可以加个标题：“绝处逢生！”
尽管生活中忍受着贫困匮乏，利哈乔夫每天都去科学院图书馆，那里很冷，他依然穿着在索洛韦茨基岛穿的羊皮半大衣，撰写论文《古代罗斯的民族自觉》。
在卫国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利哈乔夫没有中断自己的科研工作。“我把十八世纪的墨水瓶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这样墨水就不会结冰了。”
到了夏天，生活变得稍微轻松了一点儿。我记得早晨很早起床，跟随父母步行去育种站，他们俩都在那里工作。喀山的卡邦湖水面很大，湖水被初升的太阳照得闪闪发亮。回来的时候父母的背囊里装着土豆和甜菜。我记得，我们站在大田中间，挖掘土豆，妈妈直起腰来，用手腕理一下前额的头发(双手很脏，沾满了泥土)，同时跟大家一起仰望傍晚的天空。我记得在晚霞的映衬下，空中出现了十字架，奇怪的是几乎一动不动。人们争论：这是我们的飞机还是德国飞机？大家都熟悉我们国产飞机的剪影，这几架飞机一点也不像我们的。
各种消息在喀山流传——就连孩子们也在院子里悄悄议论，据说喀山的飞机制造厂正对缴获的德国飞机进行实验，主持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他为这次试验专门来到喀山！当然对此没有任何官方的消息，不过这些口耳相传的悄悄话夹带着希望：很快我们就会拥有一切想要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胜利！
亚历山大·潘琴科，是利哈乔夫未来的学生，同样也是科学院院士，他的父亲米哈伊尔·潘琴科在战争中牺牲了性命，那时候萨沙也还是个孩子，他记住了利哈乔夫个子瘦高，略微有点儿驼背，也出现在喀山的土豆田里挖掘土豆……他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利哈乔夫参加了某个分配委员会，正好他们碰见了他，当时萨沙穿着一双儿童胶鞋。后来萨沙·潘琴科跟利哈乔夫一样，也成了有名的学者，他跟利哈乔夫之间偶尔会因见解不同，爆发出“电闪雷鸣”，妈妈就会提醒儿子说：“别忘了那双胶鞋！”
疏散期间科研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学者的思想保存在他的头脑里：这些想法永远不会离开他。
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就生活在利哈乔夫身边。她在寄往列宁格勒的朋友娜塔莉娅·帕甫洛夫娜·柯尔帕科娃的书信中写道：“利哈乔夫一家人从旁边的房间里给我送来咖啡和开水，他们去买东西，我从早到晚抄抄写写不停地忙碌。”她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厨房里的烟筒就穿过那间小屋子。利哈乔夫回忆说：“瓦尔瓦拉·帕甫洛夫娜把她那份口粮交给我们，在我们家搭伙吃饭。她使用个红色小碗，像鸟儿吃食一样，饭量很小。”
我还记得我们家在喀山的房间，被火炉里窜动的火苗照亮。锅里煮着甜菜，飘散着一股甜甜的气味儿。黑色的喇叭忽然发出了警告的声音：“防空警报！防空警报！不要忘记关灯！”
德国人在轰炸伏尔加河上的桥梁，不过喀山上空没有出现敌人的飞机……
……1944年4月，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给列宁格勒的朋友柯尔帕科娃写信说：“寄给您阿赫马托娃的诗(诗人已经疏散到塔什干)。非常出色，令人震撼！”……这里指的是一本诗集。“维拉·谢苗诺夫娜给她的两个孙女读诗，两个女孩儿像二重唱一样跟着朗读《鞑靼出身的外祖母给了我……》和《灰眼睛国王》。”
当权者忽然想起来学者该享有某些优先权。“伟大的斯大林”下令给他们凭卡领取的口粮增加定量。
两个女儿维拉和米拉喜欢从她们家居住的科姆廖夫街步行去列宁故居纪念馆，那段路不太远。我还记得那个纪念馆。当然，吸引两个小姑娘的并非对列宁爷爷的忠诚。她们俩只不过喜欢那所舒适、宽敞、陈设很好的住宅——像这样的住宅她们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见过，除了列宁拥有这样的住所，这样的房子在别的地方很难看到……
奶奶维拉·谢苗诺夫娜得到机会去伏尔加河沙朗卡学者疗养院进行疗养。到那里去需要乘坐快艇。后来把米拉送到了奶奶身边。利哈乔夫原本打算把维拉也送到那里去，但在这之前他去沙朗卡看望母亲，随后改变了主意。他发现，经过了包括围困在内的种种艰苦的考验，母亲维拉·谢苗诺夫娜的心理发生了某些变化。她对儿子依然还是个副博士流露出不满！“我在这里跟塔尔列的姐姐是好朋友！”维拉·谢苗诺夫娜说话的口吻很高傲。因此利哈乔夫决定不把维拉送到疗养院去了。
围困结束了，是该考虑返回列宁格勒的时候了。但我们知道，有许多工厂、研究所、剧院战后留在了它们疏散所在的地方。
故乡的城市并没有热情接待待利哈乔夫，恰恰相反，不想让他回来。原来1942年他上了黑名单(由于他拒绝充当告密者)，他的房子被人侵占了。有一次出差，小偷偷了他的钱包、证件和粮食供应卡。列宁格勒虽然解除了围困，生活才刚刚开始安顿——没有口粮卡，很可能会饿死。这一次救了他的是维克多·安德罗尼科维奇·马努伊洛夫，他是普希金之家的全权代表，战争期间保护了楼房与设施，他还救过很多人。马努伊洛夫四处奔走，为利哈乔夫领取了口粮卡，重新办理了证件。
战后过了很多年，我在科马罗沃的创作之家才头一次遇见维克多·安德罗尼科维奇，他已经老了，身体发胖，圆圆的脸，头戴圆顶小花帽。不知为什么他在创作之家光线幽暗的走廊里来回溜达，若有所思，冷漠孤僻，就像个善良的家神，口中念念有词小声嘟哝着什么，有时候由于心不在焉会走进别人的房间……
由于学术事务利哈乔夫有机会从列宁格勒出差去诺夫哥罗德，那是他特别喜爱的城市之一。在双胞胎女儿出生之前，他和妻子季娜伊达曾经到那里休假。现在城市变得都认不出来了。到处荒草丛生，还有很多危险的大坑。城堡一带居然成了马厩：原来那里驻扎过爱沙尼亚骑兵团，那里还驻扎过西班牙“蓝色师团”，因此墙壁上留下了西班牙文的字迹……
利哈乔夫很长时间不在家，当他回到喀山的时候，在“劳动棚”的楼梯上碰见了一头卷发的米拉，这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米拉忽然有些不自在。两个女儿长大了，对于未来应当有所考虑了。但是在第一批允许返回列宁格勒的疏散者名单当中，没有利哈乔夫一家人的名字……
阿德里阿诺娃-别列特茨给她列宁格勒的朋友柯尔帕科娃的一封书信中写道：“……米佳·利哈乔夫很快就回去，他会详细告诉您有关我们研究所搬迁的事。”还是写给这位柯尔帕科娃的另一封信，有这样的词句：“……我担心利哈乔夫很难跟您见面了，他得为讨回自己的住宅四处奔走。”
要讨回住宅，的确需要奔走，要有战斗的勇气。利哈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房子被占据的原因是我没有办理保留证。1942年我被从列宁格勒居民登记册上除名，理由是我不同意做秘密工作人员。”
一个机灵的司机占据了利哈乔夫的住宅，在房子里堆放了很多木柴。不过，当需要的时候，利哈乔夫也能采取激烈的举动：
“轰走了司机(他抢占了几家人的住宅)，把家具搬进去，全家准备搬回来。”
我对喀山回忆的最后一幕——是胜利日。我从前厅里走出来。阳光明媚的早晨。奶奶坐在长椅上正跟邻居高高兴兴地聊天。
“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呀？”奶奶笑着说，“今天是胜利日啊！艾丽卡跑着去学校，想了解是不是倒课……看——她开心地跑着，两只脚丫子直踢屁股蛋！”
于是我朝远处看，只见沟那边的山坡上一个小小的、蹦蹦跳跳的身影，那是我的姐姐……战争终于结束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