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哈瓦那朗诵记
在拉姆艺术中心的门厅里，我看到一幅“哈瓦那双年展”的海报，上面印着拉姆晚年的代表作《第三世界》。哈瓦那双年展已经揭幕，自费前来参展的各国艺术家超过1 000人，其中有两位注定要和我认识。我来古巴以前，曾请我的德文译者、居住在斯图加特的诗人托比亚斯·布加特介绍几位哈瓦那诗人给我认识，因托比亚斯·布加特不久前刚刚到访加勒比海。
原本，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和罗萨里奥国际诗歌节上各邀请了一位古巴诗人，可他们既不住在哈瓦那，又不会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无法联络上。其中一位叫塞萨·洛佩兹的诗人，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虽然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常，却极具个性，朗诵起诗歌饱含激情。无论是朗诵会之前还是之后，他的身后总是跟着一长串男女崇拜者。
事实上，除了莎莎这个共同爱好以外，哥伦比亚人和古巴人还有某种精神上的相似性，那就是刚毅和无所畏惧，否则安第斯山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游击队。这次，布加特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女诗人蕾伊娜，当我通过她的邻居给她打电话时，她告诉我，有一对正在参加双年展的墨西哥画家夫妇正准备到她家做客，问我可否和他们一起来，那样就免去找路的麻烦了，她同时把那对画家夫妇下榻的旅店电话告诉了我。
墨西哥位于拉丁美洲的最北端，它与位于拉丁美洲最南端的阿根廷是西班牙美洲文化最发达的两个国家，我在罗萨里奥诗歌节上了解到，一个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作家必须要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墨西哥城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这4座城市之一出版著作并获得认可，才能在西班牙语文学界里真正站住脚跟。
我见到那对墨西哥画家时，才知道先生佩德罗还是一位诗人兼编辑，而他的夫人安娜是洪都拉斯诗人，安娜告诉我蕾伊娜的家和一般古巴人家一样很穷，他们每次去看望她总要带些食物和酒。我因此也在附近的商店里买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当我跟随佩德罗夫妻找到蕾伊娜家时，看到她家对面有一个露天的小菜场，几个小贩的篮子里只剩下不甚新鲜的青菜、萝卜和洋葱头了。
出乎我的意料，蕾伊娜的家布置得温馨整洁，两居室加上屋顶上搭起顶棚的阳台，倒也舒适自在。她的丈夫塞拉诺是文化馆一个普通的职员，看起来像是模范丈夫，沏茶、递烟，照顾客人的活儿全由他包了。蕾伊娜告诉我们，目前哈瓦那大学教授的月平均工资只有25美元，只够全家下一次馆子。我想起在80年前，拉姆去欧洲留学时，当地的镇政府每月还提供给他40美元的奖学金。
说话间，蕾伊娜念了几首她的新作，布加特写信告诉我，蕾伊娜的诗写得很棒，德文版诗集不久将在法兰克福问世。可是，也许她的朗诵水平有限，听起来除了比较凝重以外，我没有别的感觉了，至于内容的好坏我就得仔细查阅西汉字典才能明白。接着，佩德罗和安娜各朗诵了一首自己的诗，我因这个场景而陶醉，4位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唯一忠实的听众是蕾伊娜的丈夫塞拉诺。这是一场即兴举行的朗诵会，我用中文朗诵了一首旧作《梦想活在世上》和一首在麦德林写的新作《飞行》。
保拉街41号诗人何塞·马蒂出生地
显而易见，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中文朗诵。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译文，蕾伊娜和佩德罗分别念了一首我的诗，从安娜和塞拉诺的表情来看，效果相当不错。次年夏天，我的这两首诗连同另外4首诗便发表在佩德罗担任编辑的墨西哥城诗刊《断裂》上了，可惜那时我还无缘造访那座高原上的城市。我在Vedado饭店遇到过几个墨西哥游客，他们走到哪里就唱歌跳舞到哪里，风景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就像是舞台上的布景更换一下，只是给观众看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当时的国际关系情形，除了墨西哥以外，几乎所有的美洲国家都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虽然戴高乐访问拉丁美洲，给古巴带来一丝希望，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哈瓦那通航的欧洲城市只有一个——布拉格，这条经停莫斯科的航线也是切·格瓦拉出访亚非欧的必经之路。在那段时间里，古巴的政治氛围令人窒息，蕾伊娜那晚提起在西班牙出生的古巴摄影师内斯托尔·阿尔门德罗斯。1961年，阿尔门德罗斯因发表了一篇为反映酒吧夜生活的纪实短片辩护的文章而遭到了批评。
据说，卡斯特罗亲自参加批判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刊登阿尔门德罗斯文章的报纸随后被查封，他本人也遭到放逐，却幸运地成了世界级名人，1978年，他拍摄的影片《天堂之日》获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冷战”结束以后，古巴虽然还是卡斯特罗当政，但气氛明显缓和了许多，人们私下里可以随意开玩笑，许多有关卡斯特罗的政治笑话不胫而走。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蕾伊娜的全名叫蕾伊娜·玛利亚·罗德里格斯。如今，她已是古巴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2013年，蕾伊娜获得了古巴国家文学奖。2014年，她又荣获了智利政府颁发的“聂鲁达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可以说，这是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和塞万提斯奖以外，古巴和西班牙语诗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而这两个奖每年都只有一位获奖人，想必蕾伊娜家里的经济条件如今也已经大为改善。
2001年1月，麦德林
2018年1月，杭州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