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孩时的旅行
上大学之前，温州一直是我见识过的最大的都市。这座如今以小型工商业闻名的城市，离我那盛产蜜橘的故乡仅100多千米。那时候的浙东南有许多盘山公路，途中还需两次汽车轮渡，因此虽然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乘客和司机中途仍要在一座名为白象的小镇用午餐，这个地名连同那美味的海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去温州是为了看望小姨妈，她在瓯江的码头上做装卸工，后来她因身体过早衰退，先我母亲去世。第一次去温州时我只有6岁，和母亲同行。那时正值“文革”中期，“大串联”已经结束，中学生们开始上山下乡了，令人羡慕的是他们有机会去边疆。我认为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展开，恐怕与这些免费的旅行也有关系。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母亲和兄长又各带我去过一次温州，它依然是我心目中的繁华都会。
就在我第三次从温州回家没几天，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接着，他乘坐的波音飞机抵达杭州。据长辈们说，为了能让尼克松的专机安全着落，杭州笕桥机场进行了扩建。当报纸上刊登出总统先生在花港观鱼的照片时，我正在300千米外的一所乡村小学念书，从未见过火车的我被这件事触动了，在笔记本上画下他的旅行路线。我用的是一亿分之一的比例，线路全是笔直的，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亚洲东部和北美之间最近的航线要经过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岛。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不仅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同时它也打开了一个孩子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至今我对那位引咎辞职的美国总统深怀感激，无疑他也是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人。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这位大人物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20多年以后，尼克松的葬礼在他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故乡约巴林达小镇隆重举行，那会儿碰巧我又在160千米以外的另一座城市收看电视转播。那是我许多次西方之旅中的头一回。可时光似乎总是不均匀分配的，对一个民族是这样，对一个人也是这样。英年早逝的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他从20岁开始用三年的时间写作了200多首诗，其中包括他一生的大部分力作，而在生命中的最后7年，他仅写了8首诗。出现在我个人身上的奇迹是，我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亲身游历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超过历史上绝大多数探险家。在某种意义上，旅行对于我这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人来说，已经成为心灵的真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