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海上花开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很久没有听到雨声了，这两天下了立春以后的第一场雨。当这声音忽然传来，我感到震动，不习惯，几乎被这久违的自然力量淹没，雨声从黑夜嘀嘀嗒嗒到白天，又从白天哗啦啦响到黑夜，它包围了整个世界。我把屋子里的灯都拧亮，关好窗，拉上窗帘，把自己放在雨的氛围里，空气里走动着一种旧日的温暖，朴实而安详，我不再感动，开始像中世纪教会寺院抄写经书的人一样神圣——默坐一整天，才可以动笔。
这雨声如傅雷的话语，不知能惊醒几个浑浑噩噩的俗人？
每个人的生命都值得审视，又有谁一出生就成纯粹的天使或纯粹的魔鬼？只有被生存困境逼得一步步走向魔鬼，或者在灵魂的净化中升华为天使，而“复杂”也许才是人性最本质最有魅力的所在。承认自己有阴暗面，这在很多自我标榜的人是不愿面对的，虽然有如在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身上发现残存的良心那么令人欣喜，却并没有很多人敢于正视自己，但是张爱玲敢。始终忘不了她在《对照记》里的一句话：“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眼光。”“一切”，代表这个世界，也代表她自己。研究者在谈到张爱玲时，都惯于把她童年和少年的家庭情感生活作为她创作思想早熟的参照，我却以为这句话透露了另一方面的信息：她身上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人性和生命的悲观。正是这个要素和她的早期生活经历发生了遇合，再加上间接阅读经验的冶炼，构成了她创作的许多潜在特质。
生命，这是我们生下来就必须接受的实体，尽管生命确实带给我们起伏的快乐，但是在朝着它的终极——死亡迈步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多少次颤栗地看到生命的琐屑与世俗。贝多芬说：“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但是这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痛苦的人，当我们在为生命细致的难堪而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旁，在琴上掀起深邃的力量，托护住我们的脆弱。作为一个左翼批评家，傅雷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所以，傅雷极其赞赏张爱玲的《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而认为她的《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和白流苏是“疲乏，厌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他憎恶人性的自私，宁愿看到曹七巧彻底地丧失人性，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也不愿看到小奸小坏的人。他的美学观和张爱玲是完全不同的，他与张爱玲也根本不在一个话语场。不久张爱玲以《自己的文章》回应了傅雷的批评。据邵迎建分析，张爱玲此文主要是回应胡兰成《皂隶·清客与来者》中的批评的，但我认为她应该是同时针对两个人的批评的回应。
怎么也不能否认，《金锁记》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品，曹七巧象征着人类的异化历史。可是，对于更真切的张爱玲本身来说，对于生活着的芸芸众生来说，只能承认，“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为什么在张爱玲的小说散文里处处背景“苍凉”、“空洞而凄怆”，却又处处看得见“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喷出淡白的花”？那是人类一种更广大的向死而生的大处悲观、小处欢悦的态度，在通向地狱的路上，你看见两旁开满了美艳娇嫩的花，而忘了将要去的可怕的目的地，这正说明了“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这样的人生，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范柳原、白流苏以及张爱玲小说中的更多人物，如王佳芝、丁阿小、葛薇龙、梁太太、聂传庆、佟振保、王娇蕊、孟烟鹂、沈世钧、顾曼桢等，虽不极端，却更真实。
在慌张的现代社会，充斥着现代人变质的心理生活，这或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深刻和悲哀。曾经我们有如三四十年代那些愤激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他们对“辽远的，辽远的地方”的迷恋，使他们放过了对身边世界的具体而细微的生命真实的体验，从而脱离了生活的本质，但是回归生活以后又怎样呢？我们并没有成为张爱玲。也曾经“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的张爱玲说，虽然“多少总受了点伤，可是不太严重，不够使我感到剧烈的憎恶，或是使我激越起来，超过这一切；只够使我生活得比较切实，有个写实的底子；使我对于眼前所有格外知道爱惜，使这世界显得更丰富”。她能够直面现实，是明智的。而生活中更多的人，不是一步步走向庸俗刁钻，就是不着边际地浪漫幻想直至上当受骗。
我们的时代不是罗曼蒂克的，我们人类也不是善恶分明的。无数次，我们面对着自己在强大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和媚俗心态，变得越来越熟视无睹，“花非花，雾非雾”的感觉无奈地呈现，忘记了超越，忘记了灵魂的飘逸，忘记了生命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是什么，忘记了至高的精神追求，习惯了麻木平庸，习惯了冷酷，习惯了享受，习惯了在别人的眼泪中微笑，习惯了漠视他人的关怀。贝多芬曾经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文森特·梵高曾经被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称作“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但是今天，贝多芬和梵高不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却以人类整体的精神退化作了代价。
漫长的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不知多少思想家和文学家拷问过人性的历史和人生、爱情的本质，他们一遍遍地问着“人是什么”，“我们是谁”，争论着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稍微清醒的人都会发现，自身有着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本能，只是在文明或道德的约束下，才意识到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在这一点上，女作家三毛极其赞赏张爱玲对自身人性的正视，并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可是她（指张爱玲，笔者注）却是艺术性的，她是不能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她，像她描写在香港对待伤兵的那种漠然的态度，那是一种人性，也是艺术的极致，我看了非常感动，一点也不会对张爱玲反感，因为她已把人性中那种冷漠和自私，完全毫不隐瞒地展露了出来。”张爱玲自己也曾对胡兰成说：“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情，贫乏到没有责任心。
姑且说张爱玲天生就是个比较无情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仿佛有点来意不善”，但是假如她童年、少年不遭遇那样母走父弃，“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的没落贵族的家庭情感生活；假如她的前夫胡兰成不是风流成性，而是一直和她相爱下去，她都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爱玲。三十六岁时，她与六十五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虽然增补了一段平实的夫妻生活，却又由于经济的拮据、赖雅的中风和去世，最终导致她二十四年的隐居状态……这些生命历程，无疑催生了《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十八春》、《色，戒》、《小团圆》、《红楼梦魇》等作品。她忠实于自己的人性和她目睹的人性，写出了一批杰出的小说，写出了至今被我们视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的炉火纯青的散文及书信。但是，在诸种内在外在的条件之外，有必要格外重视另一个外在条件的推动作用，即她成名之前，尤其是童年、少年时期阅读并且喜欢的著作和艺术种类（如绘画、旧戏等），种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张爱玲在十六七岁就写出《牛》、《霸王别姬》这样早熟的作品，在二十三岁就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一系列小说红遍文坛，至今魅力不减；并且比较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她只在1946年2月到杭州乡下及温州小住，在1950年到上海郊区参加短暂的土改运动——如此短暂的农村生活体验，却写出了农村题材的小说，这或许都验证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不一定只靠个人的生活亲历，也可以靠更多的间接经验如阅读或听故事，来影响和充实自己的创作。
因此，我把目光投向了张爱玲早期爱看的书——且称之为“潜文本”的大量作品，这种关注首先源于她晚年的《红楼梦魇》和《海上花》译注本——《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为什么愿意在晚年花整整十年的时间，写一部专门研究《红楼梦》的著作，然后又把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全书译成英文，再把原作的吴语注译成普通话？台湾学者水晶，在20世纪70年代初写下的那篇著名的《蝉——夜访张爱玲》中，详述他与“活过了半个世纪”的张爱玲的七小时的谈话内容，其中大量涉及张爱玲喜欢看的书，以及他与张爱玲对这些书的观点异同。张爱玲说：“像《红楼梦》有头没有尾，《海上花》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水晶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张爱玲不仅酷爱《红楼梦》、《海上花》，而且“对于张恨水，嗜之若命”，又爱看《金瓶梅》、《歇浦潮》、老舍的短篇以及通俗英文小说等，赫胥黎的作品也看。由此回首追溯她的早年阅读记载，张爱玲在散文《论写作》中曾谈道：“像《红楼梦》（除另注外，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余同），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
“我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海上花列传》，笔者注），看完了没的看了，才又倒过来看前面的序，看到刘半农引这两段，又再翻看原文，是好！此后二十年，直到出国，每隔几年再看一遍《红楼梦》、《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们家从前那一部亚东本，看了《胡适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买来的，别处从来没有。那么些年没看见，也还记得很清楚，尤其是这两段。”
“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在散文《天才梦》里她写道。
张爱玲还谈到“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因为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
在张爱玲的文章和盛名时期的谈话中，她也多次表示：“不错，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而且喜欢“读S．Maugham（毛姆）、A．Huxley（赫胥黎）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
这种首尾呼应的状况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研究张爱玲创作的前提中，她童年、少年的情感生活确实是一个重要关键，但这种情感生活并不仅仅是她在家庭中遭遇的，也是她在耳闻目睹的书本和艺术世界里所感受的，与她天生的本性混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形象：“她是最了解近代的文明的，同时又把握住中国传统文明的精髓，这是张爱玲的情绪，她看生活很深刻，生活的经验很丰富。”
自“精神分析学”进入文艺理论领域以来，我们开始懂得环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于心灵的启示，更何况是一个人际遇、思想、情感发端的童年、少年。环境的因素中，“潜文本”的熏陶是和心理暗示一样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的，张爱玲本人，当时也许并没有强烈的意识，要从《红楼梦》或唐诗或《歇浦潮》中获得什么创作的启示，也绝不是说她在写小说时就一定步步遵循“潜文本”的特点，但是她从中汲取了许多形成她小说现场、表达、艺术感觉、世界观、美学观的潜在营养，并且融汇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张爱玲体”（或曰“张腔”），因为她的作品，恰恰和这些“潜文本”有大量的共通之处。之所以把她生命早期喜爱的艺术文本称作“潜文本”，也是想强调这些文本的潜在作用，与她晚年一系列的观点、研究方向对照呼应，更证明了这些“潜文本”的不容忽视性。有了这个依据，她早慧而成熟的小说创作就不难解释了。否则以她少女时期“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这样一个交游狭窄的人，如何做到对笔下人物洞察得入木三分呢？“潜文本”是极其重要的间接经验。1944年3月16日在女作家聚谈会上她曾谈道：“的确女人的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泉源。”张爱玲虽然少女时期乖僻内向，但这并不妨碍她接触和观察没落大家庭中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因为她完全是生长在这个圈子里的，真正做到了“烂熟于心”。一旦她在艺术文本中感受到和她的生存、思想、感情偶合的氛围，不可避免地就会喜欢读这些书，有意无意地接受这些文本的状态，并在自己的小说中刻上潜在的烙印。
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曾经就文学史上的诗歌提出了这样一套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观点：时至今日，一切诗歌的主题和技巧已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用尽。后来者诗人要想崭露头角，唯一的方式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由于巧合而在摹仿“我”。这套理论确实有其创见，不仅在诗歌上有其道理，在一切文学创作上都有道理。面对着文学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丰厚遗产和强大的作家群，后世作家确实感到一种强烈的挑战，如何与之抗衡并超越，是需要非凡的气魄和艺术创新精神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对待文学传统的问题。传统与其说是继承，毋宁说是一个创造者对另一个创造者继承之中的创新。每一件伟大作品在继承过去的同时取消过去、开辟未来：这就是艺术的历史性。
有趣的是，张爱玲对待文学史的遗产所采取的态度恰恰和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相反，她是把前人的主要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并与自己的气质发生碰撞，从而给人一种她首创了“张爱玲体”的感觉。从1943年到1945年，短短两年，她出了两本畅销书——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共有十多篇小说和几十篇散文，还编了话剧剧本《倾城之恋》等，“产量如此之丰富，而且每篇都看不出是草率的涂写，确为文学史上一个‘奇迹’”，为40年代的上海滩展现了一片“海上花开”的风景（套用张爱玲《海上花》译注本上卷书名），并使她后来成为遥控了不少港台作家的“祖师奶奶”。
因此，张爱玲在喜欢《红楼梦》、《海上花》、唐诗、张恨水、穆时英、小报的同时，又喜欢戏剧、毛姆、赫胥黎等，在这些看似不一致的文本中，她找寻到了彼此之间的一些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可能是这些“潜文本”都具有的，如人性，如人生的苍凉；也有可能是某些“潜文本”的交叉点，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与《红楼梦》共同的家族没落，繁华不再的大观园式的幻梦，如毛姆、赫胥黎小说和戏剧、小报、张恨水、《红楼梦》之间共同的故事性，如《红楼梦》、《海上花》、《歇浦潮》和张恨水的小说共同的对爱情、对女人命运的关注，等等。
正是大量“潜文本”的深远影响，建构了张爱玲的出色风格，也局限了她小说的想象拓展。无怪乎傅雷指出她“文学遗产的记忆过于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机，把旧小说的文体运用到创作上来，虽在适当的限度内不无情趣，究竟近于玩火，一不留神，艺术会给它烧毁的”。
从1961年夏志清先生将张爱玲推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张爱玲已然凭借自己一生的创作实力证明，她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但也不能一味把她捧作“天才”，忽略了她创作成长的伤痛和盲区。小说魅力在于虚构。作为一个小说家，张爱玲最不擅长的就是虚构。碰到《倾城之恋》中的战争场景，或者《少帅》这样的国家历史话语，她的想象力就进入短板。《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花凋》、《连环套》、《色，戒》这些小说皆有原型，更不用说《茉莉香片》、《小团圆》这样融入自传经验的作品，是否可以看出，从自身生活出发，张爱玲的想象力也更多地来自“潜文本”？
在“潜文本”与张爱玲小说的共通性之间，存在引渡两者的渠道，即她早年的经历与情感，否则她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共鸣。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她的祖辈门第颇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人物，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则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儿。张爱玲的父亲张廷众
（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因为吸食鸦片，十年内败光了家族的二十多处房产，在张爱玲两岁之后便瞒着家人在外面养了一个绰号老八的妓女作姨奶奶，后公开娶为妾，没有将父爱留给孩子；母亲黄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黄宗炎的女儿，崇尚西方文化，美丽而有才华，是一个新式女性，她在张爱玲四岁那年夏天和小姑去了英国。据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的回忆，是“因为他（指张爱玲的父亲）娶了妾，又吸上鸦片，她（指母亲）终于藉口我姑姑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同去英国，一去四年。他一直催她回来，答应戒毒，姨太太也走了。回来也还是离婚。她总是叫我不要怪我父亲”。这最后一句话却透露出张爱玲童年的一种凄凉。后来母亲回来了，离了婚，又去了法国。张爱玲这一年十岁，正在学校里住读，她说：“她（指母亲）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父亲不负责任，母亲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失——注重自我而忽略了母爱，这时候的张爱玲已经是一个没有得到真正的家庭之爱的女孩，她当然也就不懂得怎么去表达对母亲的爱，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问题家庭的儿童。
不久，父亲又娶了后母。据张爱玲自述，1937年，张爱玲因为与他们和回国的母亲之间的矛盾遭毒打，并被父亲关了一秋一冬直至出逃，“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然而逃往母亲的家，最终还是失望，这是刻骨铭心的打击。她从自幼生活的氛围中目睹了没落贵族家庭衰败、腐朽、破裂的景况，亲身感受到人间的无情、生活的哀伤和“家”的束缚与冷酷，世事教给她更多的是自爱甚至自私，她的早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通常女孩那些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性情在她身上全部被扼杀了。这些记忆静静地进入她的血液里，她自己说是“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尽管祖父母色彩鲜明的婚姻给了她所谓的满足，却更映衬她初涉人世的艰难和人格上所受的创伤。她是自卑的，同时又强烈地自尊。学生时代她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国语也不够标准，又因为穿着继母的旧衣服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不仅饱受歧视，自己也感到相当难堪，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以至于后来一度成了“衣服狂”（clothes crazy），成名以后给人奇装异服的印象，其实她是想在衣服里弥补少女时期的自卑，来证明世界对自己的承认。同时她又对弟弟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段话表现了她因为自卑而反弹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她是从一种极端的内倾反射，弹跳到外部世界的另一个极端，从而偷渡内心的一切。正如她在学校里被人嘲笑却又照样笑人家一样，她是不甘自卑的，从此却形成了她自己后来所承认的从来没脱出的“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age）：“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说话，话虽不多，夫人不言，言必有‘失’。”
她心灵烙上的被人间温情抛弃了的自我怀疑痕迹，也许正好使她在文学作品里找到了通道：家族的没落、人性的狭隘与宽容、人生的沮丧与悲哀，当然还有女性的命运和心态——就像她的母亲嫁错了她父亲；像妞儿被自己的父亲张人骏强迫嫁给一个肺病已深的穷亲戚，结果生了许多孩子都有肺病，无力医治，毁了妞儿一生的幸福；像那个用痰盂砸破张爱玲父亲脑袋的性情暴躁的姨奶奶；像张爱玲的祖母孀居以后对坐吃山空的命运防不胜防，孤儿寡母生存的艰难使这个老太太变得孤僻、阴郁、森冷……这一切看到、听到或亲身交往过的女人，在张爱玲成长期中留下浮雕般的印刻，再加上她自己就是女性，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逃离的决心自然而然产生出来。她在中学毕业年刊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写的是“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忽然结了婚”。正合了《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遇到泥塑的男人便污浊了的思想。她从自己的生活圈子里，体味到了婚姻给女人造成的不幸，以及她们被男人支配的悲哀——这在她看的小说和写的小说里，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分析、描述张爱玲早年的遭遇、心态和思想，恰是为她的小说和“潜文本”之间的共通做出有力的实证。没有这些，她就不会在早年喜欢看这一类或那一类的作品；没有她天生的怀疑一切的目光和不幸家庭碰撞出的自鄙与自夸，没有童年那种在现实社会里等于废物的痛苦，她就不会那样醉心文学，并使自己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成为一个强者，从而找到并表达她的关注或疑惑。
毛姆的童年也是坎坷阴暗的，并且因为口吃在学校受到了难堪的屈辱，谁能否认张爱玲开始捧起他的作品，不是因为自卑这样的相似感受呢？在阿诺德·贝内特《无稽之谈》一书的前言中，毛姆曾联系自己，谈到了贝内特的苦衷，断言“若非口吃迫使贝内特内向，他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作家”。我们也可以说，若不是张爱玲破败的家庭以及由此造成的尴尬人格和天生的敏感，她也不会在文学作品里寻找到另一种精神价值的平衡，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以关注人类心理生活而著称的杰出作家。至于她在这些文本中所汲取的风格、技巧、手法，更是特征鲜明又自成一家，其原因也是她从不同作品中各取所需，将之融为一体。她晚年对这些作品的研究或口头上的再评价，更前后呼应地印证了“潜文本”对她创作的深远影响，其基础又是建立在她深切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上的，所以张爱玲说：
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写什么》
“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这正是沟通她的创作和“潜文本”的成功所在。
这种人生体验和“潜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性，那就是普鲁斯特在《驳圣伯夫》中的一个观点：作家的生平并不是作品形成的内在依据。而我觉得有必要再把这个观点补充得更合理一些：作家的生平并不是作品形成的唯一的内在依据。以张爱玲的人生阅历和交游经验，早年比她见多识广、坎坷曲折、痛苦得多的有天分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在张爱玲的年龄，却写不出这样具有丰富的人生况味、内在的真实和永恒艺术的作品。普鲁斯特曾认为“进行艺术创造的不是社会实践中的人，而是人的‘第二自我’或所谓深在的自我”。“潜文本”中大量的与张爱玲的人生体验的共通性，唤起了她的感觉、印象、回忆、情感、欲望等具有多种感知的“第二自我”，从而使她把外在的现实世界与自身的心灵世界那些无法确定、难以表达的东西，那些混沌在心头萦绕不去的气氛结合起来，在“潜文本”的点化下，写出深入生命深处的，和她的阅历不相称的作品来。当文学艺术的生成这样被作家主观方面控制的时候，那么生活阅历要如何刻意去体验、搜集就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了——当然也并不是说绝对不要，但应该是“天生在那里的”，自然拥有的。如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她可以在仅有的人生体验上，通过间接经验的帮助，获得直接进入人类本质的钥匙，但是，若没有这不多的人生体验，却是万万不行的。这看似不丰富但“根深蒂固”的早年经历囚禁了她正常的情感，却养育了她通向“潜文本”的基本条件，“潜文本”和她的人生体验是相互发酵的。（毕竟，小说的天才和音乐的天才到底不一样，小说需要生活。）
目前，评论张爱玲的文章、著作，大都以“才女”、“天才”、“奇女子”这样的字眼来称呼她，仿佛她是因为幸运地拥有天赋，才毫不费力地走上了文学之路，或者把她的不幸看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又一明证。殊不知，天资、坎坷固然重要，然而，张爱玲“才”的全力发掘，却是用牺牲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欢乐天性和明媚心境的代价换来的。作为一个女人，这样的结果是悲哀的、不幸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我们文坛的幸运和财富。“上帝把美貌和娇情送给了女人，她就得受情感的煎熬，而女人一旦拥有了过人的奇异的智慧，她一辈子就要饱尝智慧的痛苦。”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里曾说“曹雪芹的天才不是像女神雅典娜一样，从她父王天神修斯的眉宇间跳出来的，一下地就是全副武装”。她能从曹雪芹改写《红楼梦》的过程中“看出他的成长”，“觉得是天才的横剖面”。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分析“潜文本”对她的影响过程，找到她天才的横剖面或者找到周汝昌所说“尤其是她的内心深处的追寻目标，亦即表现为文字以外的心理真迹（psychological honesty）”。
除了前文提到的记载，她又有这样的自白：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
《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
——均选自《私语》
“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在《杂志》1945年第15卷第5期的《纳凉会记》上她说。
此外，她的弟弟张子静还说过：
《红楼梦》跟Somerthet 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omerthet Maugham的影响很多，我却认为上述各作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我的姊姊——张爱玲》
张爱玲自己也在散文《童言无忌》里提到，中学时正在看穆时英的《南北极》。
在《忆胡适之》一文里，她除了谈到《海上花》外，还数次谈到《醒世姻缘》，说：“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
“《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
从这些记录中，可见给予张爱玲影响的文本实在繁多。考虑到研究的典型性和集中性，就从大量的“潜文本”中选择了《红楼梦》、《海上花》、《歇浦潮》、毛姆的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刀锋》、张恨水的小说《金粉世家》、老舍的《二马》、新感觉派穆时英的小说，以及戏剧、小报、唐诗等作为主要的参照物（后四者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五章对张爱玲小说艺术手法的影响上），从中探索“张爱玲体”主要特征的来源，企望以此做一点有益的启示：在浩繁的世界文学和古典文学面前，如何排除被前人辉煌才华压抑的阴影；如何真正创造自己的风格；如何尽量减少作品的局限性。
这并不意味着强行作一一对照的研究，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纯粹的文本影响研究，因为支点主要还是落在张爱玲的小说上，落在使她成为她的世界的佼佼者，又没有让她跳出她的世界的智慧上，她的这种智慧是难能可贵的，但并不值得尊崇拜倒。换句话说，这智慧里面包含了她思想和艺术正负价值的双重层面。
她在晚年有一本专门的研究著作《红楼梦魇》和一本《海上花》译注，阐述了她的很多见解。虽然周汝昌认为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是拆碎七宝楼台的“大拆迁”、“大搬家”（作为一个学者，他似乎不明白作家的构思就是这样的），但他也认同钱敏的观点：“由一个小说家来做考据，正是《红楼梦魇》最大的特色，她‘十年一觉迷考据’，表现出的探索热情及丰沛的想象力是其他同类书籍中无法找到的。”
所以在分析《红楼梦》和《海上花》时，基本以她自己的看法为主要出发点，作为反推“潜文本”和她小说关系的手段，支点最终也是落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尤其是40年代的小说创作上。选择这些“潜文本”，主要因为它们具有代表性，是从同类性质的文本中抽取出来的，比如毛姆与赫胥黎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活跃于英国文坛的小说家、戏剧家，有着共同的对现代文明的怀疑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并且都强调人性，手法多以讽刺为主，故事性强。而在毛姆众多的长篇小说中，之所以选择《刀锋》，是因为要分析的几个共通性在里面都比较集中，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亦同此理。再比如《醒世姻缘》冤冤相报两世姻缘的故事，在描写封建社会官场的黑暗内幕，妇女（包括妓女）的悲惨命运和畸形心理、善良少女的不幸遭遇等方面，都和《红楼梦》、《歇浦潮》、《海上花》有着不尽相同之处，所以暂时放弃了类似赫胥黎、《醒世姻缘》的例子，精力的有限是极大的遗憾，但愿以后在时间更充裕的条件下，能全部加以研究分析，包括张爱玲翻译《爱默森文选》
和《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美国诗选》
（这两本她负责翻译、介绍其中部分作家）、《老人与海》等译作与她创作思想的关系。
序幕拉得再长，正戏总是要开演的，我坐在台下，看台上的张爱玲，却并不因为她站的位置比我高，就要顶礼膜拜，而应该是生命同生命的对话，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观赏。她是一个呈完成状态的作家，从她童年时代到恋爱阶段到晚年所经历的冷——热——冷的生命历程，能够看到一个女人和作家的蜕变。
东山魁夷说：“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不存在什么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发现，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明证。”
在流转和无常面前，张爱玲决不自欺，也不欺人；在小说里，她成为所属世界的自觉的批判者；在散文里，她推心置腹地成为了那个世界的智者；在那个世界之外，是更强大的时代涌潮，是更大多数人的广阔背景，有着更多的现代文明的挑战。作为现代人，古典的颂歌已越来越渺茫，原始的纯真也越来越遥远，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回到张爱玲说的“兽的时代”。
那么在批判者和智者的张爱玲那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伟大还是渺小？
-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见［法］罗曼·罗兰著《巨人三传》，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初版，第7页。
- 张爱玲著《对照记》，（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6月初版，第10页。
-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第26页。
- 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第7页。
-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 参见邵迎建《张爱玲和〈新东方〉》，《万象》2001年第4期。
- 张爱玲《天才梦》，见《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初版。以下各章中所引张爱玲散文未标明出版社者皆出自此书，因篇目较多，不再另外标出。
- 张爱玲《道路以目》。
- 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
- 张爱玲《银宫就学记》。
- 张爱玲《私语》。
- 张爱玲《我看苏青》。
- ［法］罗曼·罗兰著《巨人三传》,傅雷译，第56页。
- ［美］欧文·斯通著《渴望生活》，刘明毅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 李穆、刘任编《一死惊天下——三毛自杀的前前后后》，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1月初版。
- 胡兰成《评张爱玲》，原载《杂志》月刊第13卷第2、3期，1944年5、6月。
- 张爱玲著《对照记》，第4页。
- 张爱玲《私语》。
- 分别参见张爱玲散文《华丽缘》、《异乡记》等。事实上，张爱玲只在这个时间去过杭州乡下和温州，正是春节期间。《华丽缘》和《异乡记》所写的就是1946年2月的见闻。
- 《海上花》，全称《海上花列传》，晚清章回小说，韩邦庆（花也怜侬）著。20世纪30年代，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该书新式标点本。
-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选自《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9月初版。
-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见《海上花落》，张爱玲译注，（台北）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初版。
- 水晶《蝉——夜访张爱玲》。
- 《女作家聚谈会》，原载《杂志》月刊第14卷第6期，1945年3月。
- 《纳凉会记》，原载《杂志》月刊第15卷第5期，1945年8月。
- “精神分析学”指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为代表的一个现代心理学流派，于1910年正式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该派特别强调潜意识、本能的作用。
- 汪宏声《记张爱玲》，原载《语林》第1卷第1期，1944年12月。
- 详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6月初版。
- 唐文标著《张爱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5月初版，第20页。
- 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 张爱玲的生辰年一直在1920年和1921年两者之间未审孰是，参见《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孙瑞珍的《张爱玲生平和创作活动简记》和1988年第3期王景山的《关于张爱玲生平及创作情况的补正》。后陈辉扬在香港“大公报”1988年9月15日发表的《研究张爱玲生平的一些资料》对《简记》作了勘误，并证实王景山提出的1920年是正确的，此文收入陈辉扬《梦影录》一书，（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1月版。笔者1996年2月5日晚在上海找到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当时唯一的见证人，看过张子静的身份证，并证实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小一岁的弟弟生于1921年12月11日。
- 清末张佩纶与宝廷、吴大澂、陈宝琛等评议朝政，号称“清流派”。
- 都察院为官署名，明初设立，清代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主官。属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
-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众），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廷众和廷重都可用。本书用“廷众”，因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初版，第24页）中的文字表述都是“廷众”。
- 张爱玲著《对照记》，第8页。
- 张爱玲《私语》。
- 张爱玲《私语》。
- 张爱玲著《对照记》，第88页。
-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原载1944年9月《飙》创刊号。
- 张爱玲著《对照记》，第54页。
- 汪宏声《记张爱玲》。
- ［法］马赛尔·普鲁斯特著《驳圣伯夫》，王道乾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译者前言”第5页。
- 阿川著《乱世才女——张爱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第6页。
- 周汝昌著《定是红楼梦里人》，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第180页。
-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南北极》、《公墓》等。
- 《醒世姻缘》，全称《醒世姻缘传》，明末清初章回小说，西周生辑著。据胡适考证，“西周生”即蒲松龄，见《〈醒世姻缘传〉考证》。
- 周汝昌著《定是红楼梦里人》,第239—240页。
- 范道伦编选《爱默森文选》，张爱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初版。
- ［美］威廉·范·俄康纳编《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张爱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5月初版。
- 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林以亮、张爱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0月初版。
- ［日］东山魁夷著《东山魁夷散文选》，陈德文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初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