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

我的少年

我十四岁就开始做买卖

其实我十四岁就开始做买卖了。我家的房子住着两户人,里屋是张叔,是钢校的电工,叫张守福,我叫他张叔。

1966年,张叔是做半导体收音机的,每天晚上都做到下半夜。而我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坐在旁边一声不吱,看着他用电烙铁焊半导体零件,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看到他忙到半夜,最晚时到一两点钟。

爸爸总问张叔:“孩子是否讨厌?如果碍事,就不要打搅你。”

每次张叔都说:“他从来不说话,一点不碍事。”

有时,张叔主动对我说:“这是三极管,这是二极管,这是电容器,这是电阻,这是电容……”

有一天,张叔跟爸爸说:“给黑小子买点零件,让他自己学习多好。”

爸爸说:“可以啊!”

爸爸给张叔五块钱,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张叔给我买回来一支3AG11高频三极管,是军用管;一支二极管;一个磁棒带线圈;两支电阻;一个可变电容器;一个电容器;一对变压器;一副耳机。

当时的五块钱是个不小的数字,因为60年代,爸爸一个月的收入才五六十块钱。买回来之后,张叔给我画了一个半导体线路图。

爸爸的手非常巧,他曾经和伯父学做白铁活,所以有一套做白铁工具。爸爸拿出一个紫铜的大火烙铁,用火烧红,再用扁铲剁下一段,把那小的做成个小火烙铁。

我根据张叔的图纸,在三合板上画出零件相应位置,用锥子打上眼,用铅丝铆上,把火烙铁在厨房煤气火上烧热,再回到屋里焊上底线,再在上面焊上零件。半夜时,我把半导体焊好了。

当我戴上耳机,听到嘎嘎的响声,活动活动零件,又听到了沙沙的信号声。我开始激动了,有点哆嗦。当我听到广播时,都要哭了。

由于铅丝受热,两头松动,零件接触不是太好,又怕把三极管烫坏,于是我用铜丝缠成小弹簧焊在面上,再将三极管往里插,所以接触不是太好。有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半导体焊好了。”爸爸装上电池戴上耳机听了一下。

“没动静啊?”

我活动活动电池和三极管。爸爸突然笑了,笑得是那样甜蜜,但没说话。从此,我就开始装半导体了。

在那个年代,没有市场,什么都是国家控制,买卖东西那是投机倒把,是犯法的。不过也许是国家需要科技吧,所以每到礼拜天,在小黄楼门前,总有一些无线电爱好者。买卖半导体零件。

第二个礼拜天,我来到了市场。老叔告诉我,三极管是一块五买的。我带着自己做的半导体,有不少人问我,零件多少钱。我说,不卖。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个人在卖三极管,出价一块八,放大倍数是20P,还赶不上我的。过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也在卖,他卖一块三,放大倍数是30P。我脑袋一转。为什么不卖?

正好有一个人问我三极管多少钱?我说一块八,并指着旁边那个人说,他也卖一块八。这个人转了两圈说,我要了,给了我一块八毛钱。我高兴地拿着钱,用一块三买了一个比我原来有的那个还好一点的三极管。

我的磁棒是800MM的,是老叔用五毛钱给我买的,我一看,旁边有个2000MM的断了一段,有1600MM长吧,才要三毛钱。这时有一个人过来问我磁棒多少钱。我说八毛。最后他买走了。我又用三毛钱买来更长的磁棒。

记得那天,我换了不少零件,剩了好几块钱。晚上回家我把钱给爸爸说:“爸爸,这是我今天买卖半导体零件得的钱,给你。下个礼拜我还去买卖零件。”

爸爸当时很惊讶,说:“这,这样行吗?这不要出事吗?”

我说:“那里头人不少啊!”

爸爸到里屋跟张叔说了这个事。

张叔说:“黑小子真行,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卖出这么多。”

我说:“你要是拿着半导体,现场现卖,比你放在兜里等人问你,要卖得多了。”

张叔对爸爸说:“市场上卖什么都抓,只有卖半导体零件没有人管。”

爸爸啊了一声,默许了,并对我说:“这个钱我不给你存,你自己好好保存吧。记住,如果有人管,不让卖,你千万回来。”

我说:“放心吧,爸爸。”

之后我跟张叔说:“张叔,请你给我画一个四个管的电路图,等我攒到四个管时,我要做个四个管的半导体收音机。”

老叔说:“我现在给你画。”不一会儿,就给我画了一个海棠式四管收音机图。

那一个礼拜我满脑子都是四管收音机线路图。真没有想到,只两三个礼拜天我就攒足了四个管收音机的所有零件,还有富余。

那时满市场就我一个小孩,我拿着自己焊的单管机售卖。有不少人买完零件就到我这里试听。那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就感到非常好。

从木箱单管收音机到肥皂盒单管收音机。我现在开始一步到位:直接装四管收音机。当我把零件都凑齐之后,有时间就开始装配、调试。

当有一天,晚上爸爸下班时听到我用自做的木盒装了半导体,高兴地笑了。

爸爸说:“这五块钱值了。”

爸爸这时在钢校排班烧锅炉,下放劳动。我缝了个布袋把半导体罩上,爸爸把它背在身上,上夜班时带到锅炉房,就不会显得十分寂寞了。

后来,我积攒了很多的零件,准备装个复式超外差七管收音机。这是个不小的工程。

二楼的张白杨大哥(在北京大学读书)就是玩半导体的,他装的半导体太精美了。他从北京回来后,一直在三楼的平台上拿着半导体找方向调试。我也把我装的大而笨重的家伙拿了出来。

他一看说:“零件全淘汰了,到我家里头,我给你点儿。”他家二楼阳台的两个纸箱里有很多电子管、无线电的零件,“你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吧。”

我真不好意思,说:“把你不用的给我吧。”

他挑出一部分,剩下那么多零件全给我了。而我想不到的是,我的三极管全被二楼的“小发”偷走了。半导体装不上了。

那时发展也很快,才几个月,二十块钱的超外差式十个管半导体收音机都出来了。随之而来,半导体市场也黄了,再后来,锗管开始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硅管。

说来也怪,那时我兜里真的有钱,但我除了买过一串三分钱的冰棍之外,那么长时间里没有花过一分零用钱。

1966年,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天,我对爸爸说:“爸爸,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成人,为你争光。”

爸爸拍拍我的头,笑了。

然后我拿出书和本开始做作业。我从来没这么认真地学习过。然而,就在我刚要好好学习的时候。突然间爸爸和同学,邻居谈话的内容变了。

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围全是政治的东西,笑话没了、故事没了、历史没了。以前我们家充满了笑声,而现在却严肃得多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家就成了爸爸和同学、邻居聚会的地方,他们有空会陪着爸爸唠嗑。可以说每一天,我们家最少也有两三位客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位。满屋子全是人。

串联进京去见毛主席

记得我家的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范成库。范大爷住在对炉山时就和我家是邻居,搬到了园林我们还是邻居,他几乎天天来我们家陪着爸爸。

那天范大爷家的大儿子范得宽来我家找范大爷,说自己去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我一听说要上北京串联见毛主席,便说:“大哥,带我去吧,我姐也串联过。”

爸爸说:“你太小,不要给大哥添麻烦。”

而范大爷却以命令的口气对范大哥说:“你要是够爷们,把黑小子安全带去,再安全带回来。”

范大哥很无奈地看着范大爷说:“好吧。”

这时邻居的黄大爷来了。黄大爷是钢校的木工。一听说范大哥要去北京,就说:“让玉满也去吧。”

范大爷说:“那就让他们哥仨一起去吧。”

黄大爷家有三个儿子,二儿子黄玉武在北京工作。所以黄大爷说让玉满也去北京,正好也可以去看看他二哥。

爸爸到粮站给我起了30斤全国粮票。爸爸有个木盒,里面的钱不多,但他还是从盒子里给我拿了三十四块钱,这可以说是爸爸压箱底的钱。

一个下午,范大哥领着我和玉满到了鞍山火车站。哇,去北京的车已经上不了人了!我们已经上不去了。

这时对面来辆车是去大连的。范大哥说:“走,去大连,从大连上车。”因为从鞍山去北京的列车都是从大连发出的。可是,车门是进不去了,人们全从窗户往里爬。

这时范大哥说:“黑子,你先上!”就把我从窗户塞了进去。我进去之后,脚蹬着窗框,头往里顶,挤出一个空当。然后范大哥把黄玉满塞了进来。之后,我和黄玉满两个人挤出个空当,范大哥被众人推了进来。

我们三个人坐了一天半的火车才到了大连,因为火车中途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到了大连之后,一看,哇!全是人。范大哥说:“看到了吗?这一圈就是电影里站着国民党士兵的地方。”(他说的电影名我忘了,好像是《兵临城下》。)

范大哥拿着介绍信找到接待站,过了一会儿出来说:“今天走不了了,没有票了,走,到门口去。”

这时大哥拿着介绍信问到什么地方取毛主席像章。有人往旁边一指,在一个铁棚下。凭着介绍信得到了三枚毛主席纪念章。是全金色的小的像章。我当时说:“范大哥够吗?不够我的给你。”范大哥说:“你先戴吧,你什么时候不要再给我。”我直接给了他。

他让我喝开水。我不喝。他说一会儿离开这个饮水处想喝水都喝不到了。好嘛,我喝了一大碗。

在出口处,人流不断地涌出。工作人员接过票把票都放在了铁箱里。我当时想,反正也是不要钱,能拿到票不就可以了嘛。我看了一眼范大哥,脑袋往铁箱里一点。大哥笑了。我趁工作人员回身,一下子抓了一大把票,直接递给范大哥。大哥一愣,没接过票。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一边,说:

“你胆太大了。”

“反正都不花钱。”

“走吧!”

我们三人过了磨电车铁道。在铁道边上,我打开车票夹(这里有去北京的车票),从里面拿出了三张。

大哥说:“走,往里闯,每人一张票。人实在是太多啦!”当时大哥是鞍山第九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他在排队时和同龄的学生谈论串联的意义,和他们去北京见毛主席。但是有很多学生没有介绍信,没有车票。他们也想去北京。

下半夜,人们开始往前拥。我们也跟着往前拥。快到铁门时,突然人开始少了,大家开始往里头跑了。旁边一群工作人员和军人正在检票。我跑到跟前说不赶趟了,我手里拿着票不给他看,直接冲了进去。之后,玉满和大哥一起冲了进来。费了好大劲我们才挤进了车厢,在中间的位置上,停了下来。

这时车厢内人已经满了。当时我才知道,什么叫作无立足之地。

大哥看看行李架,说:“黑小子,上去。我给你腾个地方。”在矮矮的行李架上。大哥给我挪出了一个不小的地方,把我举了上去。

“哇,好轻松啊!”

大哥说:“你先睡吧。”

我说:“不,我到鞍山再睡。”

天快亮时,火车就要路过鞍山了。可是我困劲上来了,在行李架上就睡着了。

突然我醒了,见大家都在笑我。我一看,我是在众人的身上,不是在行李架上。原来,我从行李架掉在众人身上时还在睡觉。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好觉了,别人把我往行李架放的时候,我醒了。

天已亮了。那时想上厕所,真的很难。我实在过不去,憋哭了,是众人把我传到厕所。

说来也怪,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要买吃的,但当我觉得饿的时候,窗门口椅子的背上站出一个头戴白帽、穿白衣服的工作人员,一步一个椅背往前走,并大声说:“让开,让开!”只见他一手拿着一把零钱,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跟前,说,“现在开始卖面包。每人一个,不许多买。”

然后,他一回身在我身后的大面袋子里向外拿面包。那时候的人,真的是难以想象的朴实,我们附近的人,买了面包后要找钱,而门口的人拿着钱往里传,工作人员拿着钱往外传。无数双手互相传递,竟没有一个传错的。那时候的人真的实在,每个人只限买一个,而且不要粮票,就没有一个人买两个的。

经过两天两夜,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下车以后,我们随着人流来到广场。在接待处,我们把介绍信递了上去,对方返给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北京石景山区第九中学接待处”。

不记得在几广场了,只记得顺着号码往前走,人太多了。可一回头,就听到范大哥喊黄玉满,原来黄玉满丢了。范大哥站在道边的台阶上喊着黄玉满,可是人太多,声音嘈杂,没有回应。我们又往前走了走,在十字路口,范大哥停下等着,而我一直拽着大哥的衣服。

等了半个小时吧,突然我看到黄玉满了,只见他眼泪汪汪,一瘸一拐走过来,指着腿说:“我的腿肿得好粗。”我把裤子撩起一看,哇,像面发的,通红!我们三个慢慢地来到一个广场,那里停了十好几台大客车。我们在接待处拿了车牌,然后上了其中一台大客车,不一会儿,十几台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坐在车上,我突然眼睛一亮,大声高喊:“天安门!”在不太亮的马路上,突然车驶入了天安门广场。灯光映照下的天安门如此明亮!太神圣了!当时汽车在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我激动得几乎哭了。“天安门!天安门!天安门!”我一边蹦一边喊,不知是谁带头喊出了“毛主席万岁”,我们跟着喊,车厢沸腾了。

车开了很长的路,来到了北京的郊区石景山第九中学接待处。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个房间。我们进去一看,是个教室。教室一面的地上支起二十厘米高的板架。上面铺着板皮。我们的教室共有八九个人。

天气很冷,教室里没有棉被。早上,我们拿着介绍信到食堂领了两个小馒头、一碗粥、一碟小咸菜,免费的。每天吃过早饭后,就由范大哥领着我们坐公交车,逛北京城,那段时间去了很多的地方。

二十多天了,我只有一套黑色的衣服可以穿。有一天,裤子的膝盖那里磨花了,不小心一抬腿,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我觉得太难看了,见窗台上有一块抹布,在几层的抹布中我撕下一块比较结实的方布,又从大门口和阿姨借来了针线,把补丁缝在了裤腿下。接着我又找了一块方布,把另一个裤腿磨花的地方缝上。缝完后我用手撕了撕,还挺结实。

有一天晚上,接待处的黑板上写出通知:串联同学,明日有活动。记得上面还写着“禁带杂物”。这时他们开始说:“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那时我们热血沸腾,有的教室传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第二天,几台大汽车载着我们学生,来到一个机场。当时,机场里已经有很多的人,他们排成三十多排,在跑道边上的草坪上等着。

后来,一辆北京吉普在机场跑道驶过,人们说,快来了。这时大家全都站了起来,我的个子是最矮的一个,他们都是初中以上的学生,而我小学还未毕业,所以我被挤在了最后面。等了半天毛主席没来,大家又乱七八糟地坐了下来。

后来又过去几辆北京吉普。突然,密密麻麻的人群又站了起来,从右面远处传来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紧接着全场全喊:“毛主席万岁!”人们边喊边拥向跑道,我使出全身力气,也没有挤进去。我往后退了几步,只见几个人头在跑道上闪过,只听到人们全在哭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后来,人们的头不断向左转去,右面的人开始散了,左边的人还在喊着:“毛主席万岁!”声音向远方延伸。

我记得清清楚楚。有那么多人,他们狂喊,他们拥抱,他们痛哭:“我见到毛主席啦!我见到毛主席啦!”

那时地上留下了无数只鞋子、围脖等不少东西,却没有一个人去捡,因为大家都太激动了。来北京就是要见毛主席的,可是我没看到,于是我也哭了,他们的哭是激动引起的,而我的哭是一种委屈。

此时,我们在北京已经待了将近一个月了,第二天,范大哥拿着介绍信换了三张车票,我们一起回到了家乡鞍山。

记得爸爸看到我时,双手把着我的肩膀,脸上挂着微笑,晃了晃我:“回来啦!孩子,看你脏得像个乞丐,我领你洗澡去吧。”这时我才注意,我一个月没有洗衣服,没有换衣服,黑裤子还补了两块补丁,没洗脸,没剪头。我回想一下,当时范大哥他们也是那样,看上去好惨哪!

爸爸领着我到了健身浴池,健身浴池在那个年代是鞍山最高档次的浴池了。那时是一角五分钱一张票,一人一张床,有睡衣,有茶水,还可以搓澡,鞍山仅此一家。一个月爸爸只能领我来这里一次。

动荡时期

我有个邻居,我叫他张叔,平时对我很好。有一天,爸爸神秘地对我说:“你不要去小屋。”(小屋是我家的仓库)

我说:“为什么?”

爸爸没办法,小声对我说:“你张叔在那里。”

原来,学生要抓他,没办法,就跑到我家了。他在小屋里待了三天,从我家小屋的窗户正好可以看到他家。

记得爸爸说:“孩子,你长大了,你是个男人了,要学会做人,不该说的打死都不说。你千万不要把张叔说出去,否则你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我像解放军英雄一样坚定地说:“我打死都不说。”

爸爸拍拍我的肩膀,我挺了一下胸。

三天之后,张叔走了,不知上哪儿去了。

在我小的时候,爸爸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聪明的。因为邻居家的锅碗瓢盆有坏的爸爸都会给他们焊好,他们都说我爸爸的手很巧,更让我自豪的是我爸爸做事总是让人们佩服。又一次邻居家买了个一号大缸,准备激酸菜用。大缸圆圆的很难拿到楼上去,绳子绑了几回都滑掉,大概因为绳子太短吧。这时爸爸正好下来,黄大爷说:“来庆,这个缸怎么绑好?”爸爸走了过去,把缸撬个缝,绳子在缸底一横,又在缸半腰转了一圈一套,缸口一挤,正好不长不短:缸底一横条,缸口一横条,缸中间一个十字花,就把圆圆的缸捆住了。好简单哪,然后用扁担穿过绳子,两人就把缸扛起来了。那时,那些叔叔大爷都笑了。

小时候,爸爸经常讲爷爷生活是如何仔细:一个咸鸭蛋要吃上好几天,有时只拿筷子戳几下,借借味,更从来不乱花钱。

其实爸爸和妈妈在我的印象中真的不一样。爸爸就像爷爷一样,一分钱掰两半花,从来不乱花一分钱,买东西都是捡便宜的买,生活非常仔细。而我的妈妈真的是大手大脚,在那个年代做缝纫活,钱也不少挣,可是就是没有余下钱。

表弟郑琛来了,妈妈总是给他钱;姥姥姥爷每次来都不空手,尤其是姥爷,那时他经常来。

母亲去世后,有一天,爸爸跟我说:“家里头没有人不行。生活得有人照顾啊!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对象,以后就是你继母,姓王,你就叫王姨吧。”

我说:“那好啊!”

有一次,爸爸骑车路过站前一个小楼房说,这就是你王姨住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她到我们家看了一圈之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想她可能还会来吧。可是过了几天,她没来。

那天爸爸正好出门办事,我突发奇想,领着几岁的妹妹到了胜利合社,买了一条鲤鱼。这是我第一次买鱼,回到家里以后学着爸爸的样子,把鱼收拾干净。然后往锅里放油,把鱼两面煎黄,再放上一碗准备好的调料,就这样做了一条完整的鱼。那时我才十几岁,也是第一次做鱼。

我领着几岁的妹妹,到了那个小楼前,问一位老太太:“哪位是我王姨?”这位老太太说:“什么王姨?”我说:“是我的继母。”她说:“是那个屋吧,你等着。”过了好一会儿,王姨出来了。

在我印象中,王姨应该像妈妈那样慈祥、可爱。可是,王姨却拉了个脸,说:“是你爸爸让你来说的吧?”

我当时一愣,说:“不是啊,是我自己想的啊。我想你可能爱吃鱼吧,我特意给你做的,这是我第一次做,闻起来可香了。我们一点儿没动,这是整条的。爸爸不知道,他不在家,出门了。”

王姨最后生气地说:“你不要说我是你继母!把鱼拿回去!”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来时,我满脑子就等着大人夸我,可是万万想不到,却是遇到一盆冷水。妹妹吓得躲在我后面,抱着我的腿就哭,当时我也哭了。我真的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对她好都不行。

后来爸爸回来了,爸爸和同学、同事谈得正高兴,突然发现王姨来了。她进门就说:“我们的事完了,以后你不要再让孩子给我送东西。”

我当时就来劲了,说:“我爸爸不知道,是我自己做的。以后你给我当后妈我还不要呢!”她很生气,而爸爸温和地跟她解释,但还是结束了。

从此,我真的相信那些童话里所写的后妈的可怕。这也给我的心灵留下了很大的伤害。后来爸爸又找了两个阿姨,但是由于我的原因,一直处理不好,都是悲惨的结局。直到我真正懂事后,我才真的后悔。我真正地感到: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爸爸。而后来的继母是农村的,但是没因为我出过一点点问题,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来弥补我因幼稚犯下的过错。

爸爸有一个习惯,就是喝茶。他有个大白搪瓷缸,里面挂着黑红色的茶垢。当时爸爸就喝一种茶:茉莉花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烧水。爸爸每次都是抓一把花茶放在缸里。由于每天有很多邻居和同学来我家做客,所以每天要喝掉几大暖瓶热水。

爸爸还对我说:“茶缸的外面一定要干净,但里面千万不要给我洗。”由此搪瓷缸里面一直挂着一层黑红色的厚厚的茶垢。

很多叔叔大爷对范大爷评价都很高很高!他们评价范大爷办事特别有能力。

别人办不来的事,他去了,进门以后不和别人谈事只和别人抽烟喝茶。临走时说:“把事办了吧。”对方说:“什么事?”其实对方也知道。范大爷笑着说:“哎呀!我都来半天了,你不知道我来干什么?”对方笑了笑,把事情给办好了。每次范大爷来我家都谈天论地,给我印象太深太深。

此外,范大爷还经常出门。有一次,范大爷对爸爸说:“过几天出门,给你带铁观音回来。”没几天,范大爷回来了,果然拿着一个圆筒铁罐装的茶叶。

爸爸说:“这个好茶给大家喝吧。”大家喝茶的时候,讲的就是茶道:什么春茶、秋茶、花茶、红茶,还讲了大红袍的故事。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泡茶用的茶具,最好的是用南泥壶,南泥壶泡茶不走茶味。当时我就想:不就是喝茶嘛,哪有这么多的讲究!

我从来不喝茶,因为茶给我的印象太苦,喝了真的睡不着觉。但没有想到长大后我却离不开茶了。

我爸爸有一个同学叫张兆林,是书法老师,他和爸爸非常要好,经常和爸爸在一起谈论书法,也在书法上给我很大的启迪。他用一张大纸写了四个字“指点江山”,被爸爸挂在了墙上。那时我就想:这个字和书上的字差远了!一点也不工整。后来听他们谈论书法时,我多少懂了一点什么是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那时我就在想:字是怎么来的?是老师教的?老师是谁教的?老师的老师是谁教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小时候,书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长大研究书法时,才知道书法有四大学说。

其实在我的一生中,并没有在学校里学到什么,而是小时候听爸爸的同学、同事和邻居聊文化相关的事情,这些聊天内容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悟。也正是这些感悟才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培养了我的文化品性,为造就我的性格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使我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书海荡舟

“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提倡看古书的,那是“四旧”。而我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到后来那些年,最大的收获却是看书。

爸爸有很多书,那时我看了四大名著:《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此外还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还有《家》《春》《秋》《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小说。记得《红旗飘飘》我看了好几集,解放战争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问爸爸:

“爸爸,那本《范雎入秦》放哪儿了?”

“就在那一堆书里吧?我好像看到了。”

“那叫范什么?”

我不好意思地说:“叫范雎吧。”我以为错了。

记得爸爸笑着问我:“这是谁教你的?”

“是顺下来的。”

爸爸说:“这个字很少人能顺下来念‘雎’。记住孩子,以后看书不要顺,要查字典,否则要误事。文字不是顺的。”

我更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什么《七侠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十二支金钱镖》《三言二拍》《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五女兴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罗通扫北》等。那时的武侠小说大多是“绣像全图”和“增像全图”的线装本。

爸爸每天晚上在台灯下学习日语,而我在一边看书,十点以后爸爸就逼我睡觉了。有时我在台灯下看书正看得高兴,爸爸总是把灯关掉让我睡觉。

记得有一次我看一本古代小说,正看到高兴时,但时间已经很晚了,爸爸不让我看,逼我脱衣睡觉。我躺在被窝里头,打开手电蒙着头看。那时候的电池是不禁用的,看了一会儿灯光就发红了,看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悄悄地起来用书把台灯挡上继续看。天快亮了,爸爸醒了,瞅了我一眼,把灯关掉,催促我睡觉去。

小说中侠义之士给我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对这些形象的喜爱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但那时的我更想当英雄人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开篇的那段话,至今四十多年了,我还能倒背如流。

保尔·柯察金,他是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英雄。我那时总想像他那样做一个英雄。

距今天已有五十年了,《林海雪原》那首诗“万马军中一小丫……”我可以一字不漏背下来。杨子荣那可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智慧加勇敢的大英雄,那个形象是那么高大,那么淳朴。但现在拍的连续剧里杨子荣的形象和《林海雪原》原著里的杨子荣在我心里的形象大不一样。

《毛主席语录》二百多页我们都能背下来,大家互相提示多少页,对方就能说一共几段并背出来,我的同学和邻居几乎都会背。

这些书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鲁滨孙漂流记》。在一个荒岛,鲁滨孙和一个野人在一起生活,给他起名叫星期五。这本书给我太多的联想。

爸爸深蓝色的老版本《十万个为什么》,不得不说是给我幼年的大脑装上了开启知识大门的钥匙。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除了读书就是游泳。如果不是我1965年学会了游泳,也许……姐姐,我真的不敢想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看过一张照片是毛主席在长江穿着睡衣挥手微笑的照片,那是“毛主席横渡长江”。这是我们这代人再熟悉不过的事件了,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到大风大浪中去”也是当时流行的口号。

后来家长也不管我们小孩游泳了,而二一九公园又修建了一个游泳湖,那时游泳的人多得就像下饺子。

一天,我和姐姐还有邻居几个小孩去游泳湖游泳,跳水台旁边是深水区,水深有两米,三层台阶。我姐当时只会“打狗刨”的游泳方式。没想到的是,我姐一手捏着鼻子,咕咚一下就从三层的台阶上跳了下去,开始我没注意,可是我一看,我姐一会儿蹿出水面,在水面上闭着眼睛瞎扑腾,还喝了几口水,就在那一瞬间,我喊了一声姐,便跳了下去。我当时个子太矮了,刚入水没游上来,于是我在水下连举带推把姐姐往岸上靠,之后我又蹿出水面换一口气再下去推,就这样我换了四五口气,终于把姐姐推到边上爬上岸了。我上岸之后看到,姐姐坐在台阶上不停地咳嗽。看来她喝了不少水。

现在姐姐还时常讲起小时候游泳的事。她跳下去的时候别人以为她会游泳,如果那天不是我在,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也许是天意吧。

这次是天意,有一天我在楼下玩,玩累了就坐在门洞旁边窄窄的水泥台上休息,突然隐隐约约听到哭的声音。起初我没注意,后来一听不对劲儿,这声音是从一个井盖翻过来的井里传出来的。在那一瞬间我冲过去,把井盖抬到一边一看,是全子!他是老组长的外孙子。我看到他身子在水里,抬着头在哭,见到我就从水里伸出手。我一下子用最快的速度从旁边的铁磴子下去,用双手把他拽出来,举到外面。那时他才三四岁吧。他的哭声把他的妈妈也吸引过来,正好我从井里爬出来对他妈妈说:

“全子掉到井里了。”

二姐(按辈分我叫他妈妈二姐)说:“谢谢你了!”

之后马上抱着冻得哆哆嗦嗦的全子,回家换衣服去了。

我回过头把井盖盖好。那时每一个楼洞门前都有六口井。我重新检查一下其他井的情况,把另外两个有缝的又重新盖好。

后来全子长大了,没少提起这件事。

一天听爸爸说要上班了,现在要复课闹革命了。爸爸上班以后就给我准备上中学的事了。

我的中学生活

1968年6月3日,我们二一九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便升入到鞍山市第九中学。

刚进学校的那一天,从二一九小学的小房子一下进入有大楼的学校,我还真有点激动。而进入中学首先看到的是:五六个学生右臂系着监督小组的袖标,看着那个在楼梯的小仓房里的草垛上躺着的岁数比较大的人,说是“走资派”。

我们班被编为十四排,班主任是个叫杨常蓉的女老师。小学的二十多个同学又分在了一个班,尤其是杨金光也和我一班,这让我真的好高兴,班上还有李家俊、刘其光等。

当时我的同桌叫商素坤。记得第一天上课时我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没带,她正好多两本,便说:“借你一本。”

刚刚到校的头几天,杨老师教我们学习诗歌,并准备排练节目。当时需要一个男的领读,我第一个举手,老师同意了。当时老师教了我两句话:“洪流滚滚滴浊水,烈火熊熊焚妖魔。”之后就是同学集体念下面的词句,但是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我学着广播员的声音,全身心地朗诵,老师表扬了我,说我朗诵得好。

当时我是我们班的小排头,王宝玲、王义和我,我们三个男生一般高。我爱站排头,因为当老师喊“向前看齐”时,别人都双手向前平举,而我却只用叉腰。

那时我们的学习内容主要就是《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之类。

我刚刚进入中学,我的姐姐李娥便走上了知识青年下乡道路,到海城县温乡公社,成了一名下乡青年。家里只有爸爸、妹妹和我了。

每天上学,我都要去杨金光家(他家和我家住前后楼),等他和我一起去上学。每天都是我左面背着自己的书包,右面背着他的书包,左右交叉,我跟着他就像是一个活脱脱的小警卫员,他是我少年的首长。我对他的敬仰更缘于我迷恋他的写字:他在黑板上用抹布蘸上水写上大字,再用彩色粉笔勾出,那些字实在太美了!

而“文化大革命”时有一个信号,也是号令,就是当听到第九中学的高音喇叭播放一首歌曲时(当时的歌曲名字忘了,好像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有重大事情发生,人们便爬出被窝,穿上衣服,往学校里头跑,集合后便听喇叭广播中央发布重要新闻。之后,就是上街庆祝:喊着口号,唱着歌曲,跳着舞蹈。现在回想起来,就像过节一样。

由于杨老师和我们班同学照了一张合影,被说成是拉拢学生,调离了我们班,之后参加“斗批改”学习班,最后就下乡了。

我们换了一个男班主任,叫李德春。

这时军代表进入学校,我们开始军训。我们的副班长刘其光指挥我们军训。当时我们国家喊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学校的操场边上也挖了不少的战壕,并号召学生自己做木枪。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要扛着枪。后来学校做了一个枪架,我们把自己的枪整齐地放在枪架上。每一天,我们都是扛着枪站排、集合、分队、练习、拼刺刀。我们的副班长刘其光在学校拼刺刀很有名。

记得有一次军代表从部队拿来两套防护服和木质枪让我们比赛。男生代表副班长刘其光战胜了所有对手,女生代表黄玉芬也战胜了对手,那天我们都十分激动。

有一天我们班玩大了,中午课间操之后,我们班的同学把所有的凳子靠着墙一层一层地往上摆,搭了三层。崔政新坐在最顶上,装着座山雕说:“三爷有令,带溜子。”这时陈万有两臂一张,嘴里喊着“锵、锵、锵、锵、锵……”从门口走过来。全班玩得正高兴,李老师进来了,大家马上把板凳桌椅弄好。

老师好长时间没说话。但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自己看看,你们像样吗?这是教室吗?”没有一个人说话。后来班长杨金光站了起来。

当时杨金光讲了很多的话。大概是让我们像个样子,做出点成绩。记得他举起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胳膊略有弯曲,但他发言的样子我至今仍有很深的印象,他的形象那么高大。记得他讲了一个故事,讲先进、中间、落后。他讲的时候还带着动作:“先进永远领着大家向前走,落后不可怕,只要你拽他,他会跟着你上来。可怕的是中间人,他在前面拽着先进不让你走,你走得太快把我落下了,他又推着后面不让上来。你要上来我不就落后了嘛。所以我们不能做中间人,我们大家都要争当先进,共同前进。”四十多年了,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鼓励着我向前奋斗,直至今天。

后来,我们班在班长杨金光和刘其光的带领下,我们十四排成为全校的先进排,步伐整齐,口号响亮。

记得我是第一个把毛主席像摘了下来,系在纽扣上的人。我的双手把着底沿,身后打旗手黄玉芬打着十四班的大旗。我的左右护旗手分别是李彩凤和孙青,她们两个黄色的军装,头戴军帽,脚穿白鞋。之后第一排是四位大个,带领四路纵队,他们是杨金光、张涛、崔政新、卞安生。我们排一出场总是引来阵阵掌声。

有一天,在班长刘其光喊着口号“一、二、三、四”,我们全班跟着喊“一、二、三、四”时,那一瞬间我也没想到我突然喊“提高警惕”,全班便跟着喊了“保卫祖国”,走了几步,我又喊:“毛主席,万岁!”全班又喊:“万岁!万岁!万岁!”口号伴随着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中学的那一年多,我们班的口号全是我领着喊的。

那时我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了要当解放军,像英雄那样穿着军装,胸前挂着冲锋枪,保卫祖国。

我的第一次冒险

有一次我们九中去辽阳市安平公社耿家屯镇建变电所劳动一个半月。那个时候,我总喜欢电棒(手电筒),无论什么时候兜里都塞着一个三节的手电筒,腰中系一条胶皮板带,划上两个口,插上一把磨得很快的螺丝刀。

当时我们吃食堂是用粮票换食堂的饭票。当时一斤的粮票换一张纸十个票,一个票一两。四个票写着细粮,六个票写着粗粮。一个馒头二两细饭票,一个窝头二两粗饭票。那时生活太艰苦了。而耿家屯处于长白山脉,可谓是山连着山,山峦起伏,一望无边,同学都说山上的狼很多,老师也跟我们说不要一个人活动,要集体买东西。

那一天中午刘安平对我说:“山上的狼要能打一只那可就有肉吃了。”

望着手中的窝窝头我实在吃不下去了,我说:“可以啊!”

这时刘子新和高福选也过来了:“听说有肉吃,什么肉?”

我说:“刘安平说要打狼吃肉。”

他俩说:“我们一起去!”

我环视了一周,往左面的高山一指:“那个山高,就上那座山,树林大没有人,有狼也在那个地方。”

我又买了一个馒头,放在了包里。下午我们四个在劳动时,我看好一个机会对他们三个一歪头,于是我们逐一顺着小道,钻进了树林。我回头见他们三个都上来了便顺着小道的方向开始登山。后来没有道了,我们不得不在山林中穿行。这时我用左手拿出了螺丝刀(因为我是左撇子),顺道告诉他们:“你们准备几根木棒。”

哈哈!我们四个打狼去了。记得刘子新说:“如果看到狼谁也不跑,一定要把狼打死,拽着狼回来。不然狼一叫会引来很多的狼。如果看到一只老虎,我们打不过它,老虎只吃一个人,谁被老虎咬了都不要救,其他人赶紧往回跑。”

我说:“对!但是如果要是我们把狼打死了,其他狼又来了。我们谁都不要跑,背靠背找时间点火,狼是怕火的。你们两手拿棒子舞动。我看准机会一螺丝刀扎进两个前腿中间,它一下子就死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唠嗑,不时停下来。听听有没有动静。终于,在三四点钟我们爬到了大山的顶上。这是一座好大的山,顺着山梁拐了一个小弯,前面又是无数个山峰。

这时,高福选说:“不行了,我们回去吧。太饿了。”

我这时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分成四份,四个人一人一块儿,一口吞下。最后我们决定回去。

但是回来的路已找不到了。因为没有路,按照方向来说我们应该绕过山包,过两个梁,就到了我们那座大山了。不是高福选就是刘安平,他俩说:“回头,往回走,因为我们家在身后。”

我说:“是方向,要按照方向走,不是身后。”但是我最后也没说服他们听我的,没办法只有跟着他们往回走,可是越走越不对。

我说:“我们来时你们见到过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多么陌生。”他们不说话了,只好往前走。

突然过了山包眼前一亮,前面是一面好大的湖啊!水是红色的。

我说:“这是洗矿的水。不怕,有人家了。”

这时天快黑了,我们迷路了。在一个山包上我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我们会越走越远,这样吧,我们选准一个方向,我在最头前,我带头。你们跟着,说往哪一方向走?”好长时间大家在选择方向,我看到前方隐隐约约有几条小路,于是我指着右首边的方向说:“就这个方向吧。”我一看,一条小道向右侧下去就说,“就走这条小道吧。”(方向对了,否则往左,往右,往后,离公路就远了,天意。)

山峰很大,我走在前面,高福选说话有些哆嗦:“狼可别来啊。要是来了我们就完啦。”他说,“我们要不吓吓狼?”于是想大声呼喊。

我说:“不!要是狼来了我们不要大声说话,狼听到了我们小声说话,以为我们胆小它会出来的。”

刘安平说:“哎呀!要是狼来了就太好了,我太饿了!”

突然间道路越来越窄,再向前走一走就没有路了。我们在树林草丛中穿行,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好在我有一个电棒。我打开手电照照前面,再照照后面。前面越走坡越陡,再往前走已经陡得很厉害了。

这时刘安平拿过了电棒说:“我在前面走,可是走了一段时间,就走不下去了。”

我说:“不行!绝对不行!如果要是往前走,那很危险。我们要斜着顺着下,不可直接下。否则很危险的。”

就这样我接过了电棒,往我的右侧斜着走下来。走着走着树没了,草没了。电棒也不是很亮了。我不时地照照前面,但前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我又往上面照照,他们三个不时地说:“注意脚下的石头。”走着走着我发现前面有块石头挡住路了,我们过不去。我告诉他们手拉着手跟着我往下走。不知谁啊的一声,踩掉了一块大石头,那个石头听着像是向山下远处滚去,最后没有声音了。好不容易翻过这个巨石,前面却更危险了。我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斜着走下来。

在手电还有一点点光亮的时候也是我们下山最陡的时候。这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们几乎悬挂在悬崖上,真的很危险。记得,前面那块石头怎么过我们研究了好长时间。我说不能从下面过(如果从下面过那就不知道什么后果了),上面可以。刘安平在后面托我,翻过了这个石头。又走了一小段,路况好多了,可以把着手斜走了。这时手电筒几乎没电了,我们终于下山来了。

我是在最前头走的,他们三个在我身后。我听到了前面有咳嗽的声音。

我就问了一声:“你们谁咳嗽了吗?”

他们说:“没有。”

我说:“我听到前面有人咳嗽。”

高福选说:“你不要吓唬人。”

走过石壁,前面开始有茅草了,之后看到树林了。我在前面摸着往前走,我们捡了三根木棒,三根木棒把我们连在一起。在一片黑暗之中突然我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看到前方有一条小路,我兴奋地说:“看,有一条小路。”我们刚走上这条小路,电棒就一点电也没有了。

这时我说:“你们听,有人咳嗽。”

我刚说完,突然十几个电棒对着我们,大声高喊:

“不许动!动就打死你们。”

“缴枪不杀!”

我说:“我们没动。我们没有枪。我们听你们的。”

我又回头跟他们三个说:“把木棒丢了。”

过了一会儿眼睛缓过来了,见有好几十人,拿着枪对着我们。

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短枪,枪口冲着地下,而那些长枪都对着我们。

那个人上来就问:“你们谁发的信号?”

我说:“我们没发信号。”

“我们都看到了。”

“你不承认,我打死你。”

可能看我们是小孩吧,他并没有把枪抬起来:“你们一伙几个人?”

我说:“我们就四个人。”

“你们是从山上下来的吗?”

我说:“对呀。”

“那不是你们发的信号吗?”

我说:“我们真的没有发。”

“走吧。到大队去!”

我、刘安平、高福选、刘子新在中间,两边几十个民兵端着长枪押着我们向前走去。路越来越宽。最后到了一个村庄,也到了他们的大队部。

民兵队长四十多岁,点上一支烟,开始问我们为什么上山。

我原原本本把怎么饿了,怎么想打狼说了一遍。

他们怕我们说谎就挨个问,而此时我第一感觉是好香。我一看,原来是旁边的粮囤里发出来的芳香。

我问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这是什么?”他说是棉籽饼。我趁他们不注意,背着手在粮囤里摸了摸,哇!软软的,真吸引人。

我趁他们不注意捏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哇!真的好香好香。那时候屋里是点着油灯,屋里很暗,我的动作也不是十分明显。顺着茬再进到囤里抓了一大把,左右一晃,抓出一把放进兜里。又抓了一把放了进去。一共抓了三把。两个兜满满的。

这时进来一个人说:“你们是九中的吗?”

我说:“对呀。”

他跟队长说:“就是他们,找到了。他们是电业局变电所的,下午走丢了。”

队长说:“啊,那知道了。”

又问:那谁发的信号呢?

我说:“什么信号?”

“我们山里不时有特务发信号弹。你们来的地方叫燕尾崖。从来都没人走过,白天都没有人敢过。你们怎么过来的,没摔死你们,太便宜了!你们是从石头顶上过来的,再往下你们就粉身碎骨了。”

我说:“我明白了。我的电棒现在没电了。在山上有时照上面有时照下面。那你们看了可能就是信号吧。”

队长一拍桌:“对,为了安全,我们送你们回去。”

此时只有五六个人了,别的民兵都回家了。好嘛,我们像战败的俘虏一样被他们押着往回走。

在路上,我们才知道原来整个耿家屯所有的民兵,都为这事儿紧急集合,进入战斗状态。他们以为燕尾崖出现了敌特,长时间发信号,而全公社的民兵都处于备战的状态。我们的事惊动了整个安平公社。

下半夜我们被押回了驻地。第二天他们说饿得受不了了,但是我知道我是饱了。我在公路上有意走在刘子新和高福选前面,趁着民兵不注意不时地吃着棉籽饼,还给刘安平两块。

他问我这是什么,在黑暗中,我对他耳根说:“棉籽饼。”

而耿家屯的这段经历印象太深了,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学校开始上文化课了,我们十四排改为一连二排。

教我们化学课的老师叫刘素吉。有一个符号“Mg”是镁的化学元素,老师喊两遍以后我便喊出了一个老母鸡。老师一愣,又喊了一遍:“镁的化学元素是Mg(艾姆基)。”我和同学一起喊,同学喊的是艾姆基,而我却又一次喊出了老母鸡。这时刘老师已经看出了是我喊的,叫我站起来,随着同学的笑声,老师开始问我很多话,却没有批评我。当听说我爸爸是李来庆时,他说:“你坐下吧。”

过两天,爸爸下班第一句话是:“你太不像话了,刘老师那是我们的同学。所有人都尊重他。你个混小子,竟喊老母鸡。太混蛋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向老师道歉。好好地向老师赔礼。如果别人对我这样,你认为好吗?”我知道又错了,爸爸是化学工程师。而我真的在化学方面一无所知,就知道个Mg,还是因为有个老母鸡的事。后来,我到教导室向刘老师表示歉意。刘老师没等我说完,把我推出来说:“算了算了。好好学习就行啦!”

在中学,每一次上课发言,我都第一个举手。点不点名那是老师的事,而我的发言总是在前,总是很积极。

有一天开“斗私批修一闪念”的会,杨金光在黑板上写完后给我们大家讲。如何“斗私”,又如何“批修”。私心高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上来了。之后我第一个开始斗私,我说我上课讲话,不爱学习,犯了无政府主义,希望老师和同学多多帮助。一下子就过去了。

可是后来所谓落后的同学就惨了,第二天,轮到一个女同学,她认为自己没有私心,那时有三四个同学对她提出批评。她不服。我一看她的发言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和班长同学讲的不一样,马上高喊:“打倒某某某!”全班同学一起高喊,就这一下她哭了。最后她还是进行了自己私心的检讨。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给自己上纲上线罢了。过关了。不知道她现在是一提到我仍是恨我,还是忘了。反正在我懂事之后,我为我的无知给她那时带来的伤害一直感到内疚。没办法,那时太小。

记得我突发奇想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还主动写了一份《向毛主席表忠心》。(没想到我们的老班长,杨金光把他四五十年前中学时的日记一直保存到现在,更宝贵的是把我当时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也保存下来,我今天更加佩服他了。)

排委会站在高山望北京

北京城呀太阳升,

太阳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中。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是世界的希望,

你是人类的救星。

我们紧跟你奋斗终生。

我们紧跟你生死关头向前冲。

向毛主席表忠心

我要在新的学期里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把我在上学期犯的错误和缺点去掉。为保卫毛主席而奋斗终生。

在上学期里我有一种坏的思想,我不偷不摸不打砸抢,我就不会上敌人的当,其实我已经上了敌人的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复课闹革命,可是我却不好好地学习,上了敌人的无政府主义歪风的当。我就犯无政府主义,难道我没上当吗?我完全上当了。如果老师和同学不帮助我的话,我的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我在这里向老师和同学表示感谢,老师和同学帮助我,我不但不接受,反而还以为整我。我很对不起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在这里向老师和同学赔礼道歉,感谢老师和同学把我从无政府主义的桥梁上拉了回来。我表示再次的感谢。

我一定要在新的学期里恨(狠)斗私心,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挥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稀巴烂。

九中一连二排李文钢

之后排委会给我的评价是:

最高指示

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

我们排四班战士李文钢,以前由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搞了无政府主义,通过两打击和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思想有了进步,主动写了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主动提出要大杀无政府主义的回马枪,这一革命的行动很好。我们排委会和全体红卫兵战士表示最坚决的支持。从这份《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字迹来看,李文钢同学写得是非常认真的,没有一个坚定的决心,根据他的能力,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所以我希望四班的全体战士即全排战士加紧对他的帮助,但不要性子过急,他一下子是改不过来的,要用毛泽东思想耐心地帮助他。

排委会八月二十七日

1969年末,爸爸到齐大山下放劳动已经几个月了,家里只有我和妹妹两人。有一天,妹妹说要去看爸爸,我说:“好,等到礼拜天我带你去。”现在的交通方便,上哪儿都可以,可是那个年代,出趟门真的不容易。

爸爸有一台自行车是二六的架子,日本富士牌的。鞍座好长,是自行车里最大的,货架也宽。我载着妹妹,从铁东区过立山区再到郊区,直奔樱桃园铁矿。最后在路边的两排红楼中见到了爸爸。

爸爸抱着妹妹哭了好长时间。那天中午,爸爸买了四个菜。直到晚上我们才回家。

学习文化课不长时间我们的命运就发生了变化,我们这届学生不下乡了,要去当工人了。

1969年12月初,社会开始宣传什么抓革命、促生产。听说我们要分配了,怪了,我们不是下乡吗?怎么进工厂呢?

回来跟爸爸说了这件事,他说工厂已经好几年没有进工人了,工厂要想发展必须每年都招收新的徒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这样才能把好的技术保留下来。你们赶上这个时机了。

我问爸爸:“那以后都不下乡了吗?”爸爸说:“工厂留不住那么多人,恐怕还要下乡吧。”

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们就要毕业了。有一天,电业局招人,他把我们学校的顶尖人物全招去了。我们班的正副班长、小队长全分配到了电业局。剩下的我们被分配到鞍钢了。

1969年12月18日我们班排委会的几位领导(班干部),被分配到当时市内八大局之一的电业局工作。1969年12月20日我们班的男生被分配到鞍钢供电厂,而女生被分配到鞍钢配件厂。记得大概有三位1954年出生的同学下乡了,记得其中有一位是班里的好学生叫吴小云吧。

学生时代结束了,和同学有无数个写不完的故事。历历在目,回味无穷。现在回想起来有时脸红,有时偷笑,有时感慨,有时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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