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第一天上小学
我们家是1960年大调房子时，从对炉山搬到铁东区园林公社的。记得有一天，爸爸骑着自行车从钢校回家，顺道带我到胜利小学，说：“以后你就在这所学校读书了。”当时的胜利小学，有一个二层的主楼和两排独立的平房教室。
1960年，我便进了这所学校，开始了我小学的生涯。
记得第一天上学时，我穿着妈妈给我做的新衣服还非要带上我喜欢的宝剑。最后爸爸妈妈拗不过我，同意我带宝剑。
那天是爸爸把我送到教室的，我一进教室，得来的是一阵嘲笑。
下课时，满操场只有我一个人拿着宝剑玩。后来有几个小朋友要玩，我借给了其中的一个，他拔出宝剑往地上一砍，木质的宝剑断了。本来我想哭，可是，我没哭，我忍住了，只是把宝剑捡了起来，往断处吐了口吐沫，对在了一起。回到教室我也无心听课。放学爸爸来接我时，我把宝剑给了爸爸说：“宝剑断了，是同学给弄断的。”
爸爸说：“断了就断了吧，没打架吗？”我说没有。爸爸笑了说：“这才是好孩子。”
这是我第一天上学。
我在胜利小学学习半年便转到了二一九小学。1948年2月19日是鞍山解放日，所以鞍山最大的公园叫“二一九公园”。旁边的小学叫“二一九小学”。小学是一个三排房子组成的“凹”形建筑。旁边又多了一排八间教室的房子叫“八趟房”。我们来时房子刚刚盖好，有的教室玻璃还没有安上，没有桌椅板凳。西边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教室。
对于几岁的孩子来说，上学要扛着四腿的板凳（马杌子）、拎着坐的小板凳、背着书包过六七幢楼房，是很困难的。每天肩膀很疼。后来我只扛“马杌子”当桌子，至于凳子嘛，我不拿了。我在学校边上捡两块砖头当坐凳，省了不少劲。后来又有不少同学也跟我学，只拿大凳子，不拿小板凳了。扛了几个月的马杌子，学校才搬来新的桌椅。
在二一九小学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姓姜的女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我记住的第一个字是“爸”字。当老师教我以后，我还没完全学会，回到家之后，我和爸爸说：“我今天学会了写你，‘爸’字。”
爸爸说：“怎么写？”
我就拿出笔写出了一个错的“爸”字。
记得在“父”和“巴”的组成上，打了一个“叉”。“叉”的下面写了一个“日”。
爸爸说：“你写错了，‘爸’字是这么写的。”他便拿了笔，教我写了一遍。
我和爸爸说：“你错了，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爸爸说：“孩子，你写错了。爸爸教的是对的。”
可是我一直弄不明白，是老师教的对还是爸爸教的对。
第二天到学校，我见到老师的第一句话是：“姜老师，昨天你教我的‘爸’字错了。我爸爸说，‘爸’字是那么写的。”记得我刚说完。姜老师说：“我教你的是对的。”
后来开家长会的时候。爸爸领着我和老师见了面，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记得老师和爸爸都很客气。
困难时期，父母的大爱
1960年和1961年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非常紧张。听爸爸说，以后家里不做饭了，要吃大食堂。我好高兴！我想：一定是有大饼和火烧了。可是和爸爸妈妈到食堂以后，已经没有饭了。两天了，邻居叔叔阿姨和大爷的话题全是大食堂，后来听说不可能吃大食堂了，还要自己家做饭。
那时粮食不够吃，只有自己想办法。我们家楼下有一个食品加工厂，有一天爸爸来到楼下，看到粮食加工厂外的排风口有不少磨面粉时排出的粉尘。爸爸在通风口处抓了一把闻了一下，笑了，说道：“这个可以吃。”
回到家，爸爸拿来了笤帚和面盆，扫了多半盆的粉尘，回来掺了玉米面，发了一大盆面团。
第二天，父母做了两大屉发糕。当时真的高兴，因为发糕是酱红色的，真好看。于是我吃了一大口，没想到这发糕太牙碜，里头沙子很多并带有臭糠的味道，太难吃了！
当时，我们每天的食物是四顿两大碗小米粥，或者大米粥，或者糊头（玉米面面糊）。每次我先把自己的粥喝完，再把空碗往妈妈的碗上一撞，说：“吃完了，不吃了。”每次妈妈都会给我倒上多半碗，只留一小口自己吃。这是我惯用的伎俩。而姐姐总是把自己的粥先放在一边，先吃不好吃的，最后喝粥。
记得有一次一辆给加工厂送粮的马车停在我们家楼下。我见马槽子的稻草里星星点点地有点豆饼渣，便从那里头一点一点地朝外捡了十几个豆饼渣。这时车老板出来看见了，大喝一声，拿着长长的鞭子向我走过来。我一看，抓了两把稻草塞在兜里回头就跑。但车老板还是一鞭子打在了我的身上，很痛。记得那个鞭子甩得很响很响。
回到家后，我把兜里的稻草倒了出来，放到炕上，将稻草捡出，再把剩下那一点点的豆饼渣放到炉子上。一股青烟冒出，煳味很浓。豆饼底下黑了，顶上没熟。我马上用笤帚把豆饼扫到地上，再一点一点捡起来放到嘴里。现在回想起来，生豆味伴着黑煳味太难吃了。可当时我还是感觉味道不错。
有一个星期天，父亲领我去钢校食堂。在倒炉灰的垃圾堆旁有不少大葱皮，父亲用小面袋捡了不少。我很高兴，终于有好吃的了。
这时出来一个肥肥胖胖的穿着白上衣戴着白帽子的老家伙说：“这里的东西，不要捡。回家去吃文化吧。”
记得爸爸的眼圈发红，眼瞅着就要哭了，可是父亲还是捡了最后两个葱皮再离开。
回到家，妈妈用水洗干净葱皮，再用开水烫了一遍，剁成馅状，抓了两把玉米面搅在一起，放点酱油、花椒面等调料，做成菜窝窝。我在厨房一直等待，气味好香好香。记得当时是吃了不少。
春天的杨树狗子、榆叶、榆钱、榆树皮和槐树花都是好东西。这些东西加一把苞米面，放一点糖精，做出的菜窝窝头，可是相当不错。
我和妈妈没少去二一九公园山坡上挖野菜，什么墙门菜、婆婆丁、车轱辘菜、蚂蚁菜、酸浆子、芨芨菜、苋菜等种类众多。
那时议价粮站也关门了。
有一天早上，我刚要上学。门口来了一位老太太，给妈妈跪下说：“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能给一口吃的吗？”我只记得妈妈对我说：“你上学去吧。”可是我看着妈妈没有离开，只见妈妈从桶里拿出那么一小把挂面（能有一两多吧），后来又从面里抽出一点点放回桶里。我知道这是给老太太下的挂面，然后我背起书包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是真的难熬啊！
那时钢校工会太忙，就让爸爸帮忙干些杂事，买电影票什么的，所以爸爸总是带着我去新华电影院和儿童电影院去买票。那些叔叔阿姨和爸爸非常熟悉，当他们在谈这个月都有什么电影时，我就在一旁看电影。
有一天爸爸下班，给我一张电影票说：“明天早上你自己去新华电影院看电影吧，演《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的战争片。”哈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去看电影。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起来。我妈给我做了馒头，还给了我两瓶汽水。我一个人蹦蹦跶跶来到新华电影院，影片是上下集，那时我只知道苏联是好人，德国鬼子是坏人，没有好房子，全是废墟。后来苏联万炮齐发，坦克马达轰鸣滚滚向前，骑兵骑着战马，挥舞着马刀势不可当。在白色的雪中，苏联军人披着白色的斗篷，喊着口号铺天盖地冲上去。那时非常激动，我只知道，好人胜利了。为了炫耀，我给同学模仿了好几天电影的情节，那真是“连比画带划拉”。
大概是1963年吧，我舅舅家的表弟郑琛常来我家。妈妈从台町搬到我们家园林合作社（我们叫“合社”）做缝纫活。缝纫铺旁边有人摆地摊，出租小人书给人看。有的一二分一本，最贵一角一套。每次表弟来，妈妈都给他钱，最多三五毛钱。而郑琛和我总是拿着小人书从园林合社看到胜利合社。那段时间，我和郑琛几乎把所有的小人书都看完了。
小人书里波斯人的弯刀和伊斯兰人的胡子，罗马帝国的铠甲和希腊美丽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人国的故事也给了我很多的幻想。
那时虽然很多的字不认识，但是每一页都认真地看，从图画中去理解故事的发展。
小人书中的中国历史故事与战斗场景，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深深扎下了根。那时我更敬仰的英雄人物是解放军。可以说小时候在我心灵深处有两个伟大的人物形象：一、解放军叔叔、二、警察叔叔。那时候认为，只要有解放军叔叔和警察叔叔，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们那种高大伟岸的形象在我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并且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时候读的第一本小说——《古城春色》
我记得非常清楚，1963年我们家的“戏匣子”（“收音机”，我小时候的称呼）是小北京牌电子管的。每到礼拜六的晚上八点钟，几乎是所有的邻居都会围着戏匣子收听周末相声晚会，这已成了惯例。
鞍山市每天《晚间新闻》之后都有一段评书。当时，是由艺术家杨田荣播讲的《古城春色》。
有一天吃完饭之后在收音机旁听到杨田荣说：“咱们明天接着讲。”我就不干了，非要继续听不可，哭着叫着别人说什么也不听，逼得爸爸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听见妈妈跟爸爸说：“你给电台打个电话吧，看看能不能加播？”现在回想，我当时已经十岁了，这么做真的不应该。
其实这是妈妈把爸爸支出去了。好长时间爸爸回来了，说：“播不了了。明天我从图书馆把书借回来，如果电台不播我给你讲。”
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一进门。我第一句话就是：“书带回来了吗？”
爸爸笑着说：“带回来了。”并从拎包里拿出一本《古城春色》。
当天晚上杨田荣讲到“乔连长要冲出包围”，便结束了播送。接着爸爸便拿出了书给我念，念了几回。
我说：“不是。你和评书念得不一样。”
之后爸爸说：“养成习惯，你自己看吧。”
哈哈！我为难了。我的学习真的不好，语文更是极糟。我打开第一页就发现很多很多的字都不认识。说来也怪，自从给我借这本书以后，我从第一页开始一直往下看，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不知不觉我竟把一本长篇小说《古城春色》从头看到尾。那是在1963年，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内容不是太了解，但我毕竟是把它看完了。爸爸还书的时候用妈妈熨衣服的熨斗子把我弄的折页熨平之后，才把书送回钢校图书馆。
之后爸爸又给我拿回来一本战争小说。名字记不住了。
哈哈！我认识的字突然多了。
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给我拿了一本小说叫《西游补》。
爸爸说：“这是《西游记》的后传，还带不少图片，是图文并茂的。”我叫它大小人书。
小人书《西游记》我看过一套，孙悟空在脑海里已经定型了，所以再看《西游补》就不一样了。孙悟空就是一个不穿衣服的猴子。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和爸爸一起看书，爸爸在台灯下学日语，写出一条一条的单词卡片。而我就在一边看小说。这段时间为我以后的阅读打下了基础。
相比较阅读，在小时候我更爱看电影，我看过的电影老鼻子了。
至今我的右手腕还有小时候看电影时留下的伤疤，一见到这个伤疤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各个年级一起看电影。
那天我们年级去儿童电影院看电影，妈妈给我的书包里放了一瓶汽水和一个面包，我和同学拉着手路过胜利合社时，路边有一个被锯断的电线杆根子，同学走到那里都绕过去，而我走到那里时正好一边走，一边回头和同学说话，一下子绊倒了。
书包里的汽水瓶碎了，而我的手正好按在书包上，就在那一瞬间，我的手腕一阵剧痛，正好老师就在我身边，一下子把我拽了起来。我一看手腕子好长的大口子，眼看着血从手腕的大口子中流出来，老师一把捏住我的手腕说：
“血管断了，去医院！”
真怪，只痛一下，我也没哭。
市立医院就在电影院对面，老师领我到了医院，我和老师说：“看完病，我要去看电影。”
妈妈就在三百米的园林合社的路边做缝纫活，另外一位老师便把妈妈喊来。
听到医生和妈妈说，我的伤口要缝针，我立刻哭了，哭得很厉害。
我只记得，医生在我的伤口前后左右打了四针麻药。这是我第一次缝针。
我看的第一场足球赛录像
1964年我十一岁时，有一天父亲带我到钢校的物理实验室，说让我看电视。
我问什么叫电视？爸爸说就是小电影。那是一个很大的设备，能有办公桌大，是电子管的，还有不少开关和设备，中上方有一个小屏幕，现在来说就是九寸大小吧。
当时屋里坐了七八位叔叔和阿姨，一同在调试电视机。
后来问爸爸才知道，那时鞍山市电视台只是一种试验发射台，只在礼拜六下午一段时间播放四个小时。当时播放的是一场足球比赛。记得好几位叔叔争得好凶，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们今天却争得很厉害。我听不懂他们在争什么。当他们看到进球时又都激动地蹦了起来。那是我看的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我只记住了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随后播放的是一部电影《母亲》，我现在只记得一个镜头：一个大铁门和一个老妈妈在镜头前痛苦凄惨的表情。
播放电影时看球的叔叔们都走了，我问爸爸：“为什么叔叔爱看球，不看电影？”我只记得爸爸说了一句话：“孩子，足球好啊！这是男人的世界，力量的象征。”这句话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痕。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
三四年级，我们的体育课有很长的时间。除了做操、跑步之外，老师会给我们男生发一个足球。女生则跳绳，跳格，男生分两队踢球。
我们班两个守门员，一个是杨金光，一个是吴刚。他们两个是我们班最高的大个，我们叫他俩铁大门。两边的后卫是李家俊、马哲仁等。我们叫他们铁二门。前卫记得好像是崔政新吧，那时前锋叫内锋和外锋，内锋是刘其光等，外锋则是张涛等。他们都是各队的主力，而我们只能踢两脚就被换下。
一次，街道发了一个胶皮足球。楼下本楼的组长（大家叫她老组长，我叫大姨）拿着球到我家说：“街道发了个球，就交给黑子领大家玩吧。”
于是，每天我都领着几个小孩踢球。
有一天，我们和另一个单元的单琦和单伟小哥俩踢球，我让单琦把大门，我射门，一脚射歪了。楼下的后院有个小沟，里面有不少的草，我眼瞅着球踢进了草丛里。可是进了草丛也没找到足球。至今回想起来也是个谜。
晚上，我领着振超、永森、永厚到单家和单叔说：“球丢了，我踢球，单琦没把住。我们提议再买一个吧。”
单叔说：“谁踢的球？”
我说：“我踢的。”
单叔笑着说：“你踢丢的，为什么让我买？”
我说：“单琦没把住大门。”
后来单叔笑着对我说：“好啦，不说啦。多少钱？”
我说：“三块六。”
单叔进到屋里给我拿出了三块六毛钱。
后来我又到街里小黄楼买了一个足球。
不知怎么爸爸知道了这件事，他领着我，拿着足球，带着三块六毛钱到单叔家，进门就道歉。爸爸和单叔争了好长时间。最后，单叔还是没有收下钱。回来后爸爸给我好一顿教育。
我们班有个姓李的男同学，家长都说他是坏孩子。爸爸也不让我和他玩。
有一天下课，我在小河沟抓鱼遇到了他，上课的铃响了，我要回去上课，他拽着不让我上。
这是我第一次逃课。晚上放学了，他又拉着我来到教室窗户前，看窗户没关就跳了进去。临走时，在门口拉了一堆。最后把一张桌子推倒，叫我往里头拉。正好我也憋不住了，就听了他的话。之后他用笤帚蘸了往黑板上抹了两下。真是臭气熏天。
第二天上课，我一到学校老师就把我拉到一边，说：“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来教室了？”我说：“是。”之后，他到传达室给我爸爸打电话。
爸爸骑车带着妈妈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有时自己还会流泪，真的对不起他们），他们抬着桌子到小河沟把桌子洗干净并用抹布把黑板擦干净。后来爸爸给老师买了一个没打眼的秤杆，给老师当教鞭。老师很高兴。
后来每次回姥姥家，亲戚都说二黑子是个厌（淘气）小子，往黑板上抹。
晚上回家以后，爸爸妈妈默默无语。问了我经过，最后说：“不要和他在一起。”我说：“好吧。”真的不敢跟他在一起玩了。
在小学时，我最高兴的是放假到海城农村邓家台姥姥家了。每一个假期，玩得都很开心。在姥姥家最高兴的是放牛。姥姥家小队部有一个叫马号，就是养马和养牛的地方，那里有三头牛，青牤子、红牤子和红妤牛。牤子是指雄性的牛，妤牛是指雌性的牛。我就喜欢骑红牤子，并和这个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我的叔伯老舅每次放牛都带着我。他在山坡上放牛，我一面玩一面采山果：“山饤子”、山里红、黏枣子和野菜，放完牛我就骑着牛回家。
我还学会了赶马车：驾！驾！是前进；捎！捎！是后退；喔喔！是往左拐；跃跃！是右拐；吁！吁！是停。
有什么能比得上抓到一只活鸟还高兴的呢？我和表弟郑琛在回高粱地途中，突然有一只大鸟在我前方两米的地面飞过。我反应很快，一下跟了上去，追了好远好远，不知破坏了多少高粱。最后，那只鸟撞到了高粱秆上，我向前一扑，把它抓住了。我和郑琛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回到了姥姥家，仔细看那只鸟，原来它断了一条腿。我用布给它受伤的腿包上，它的腿好细好细，好长好长，可是布包上以后总是掉。这只鸟比鹌鹑大多了，尖尖的嘴比它自己的头长四倍。我强喂高粱米给它，它不吃，吐出来。我到姥爷家要了几条小鱼，强喂到它嘴里。记得第二天放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这只受伤的鸟，可是回到姥姥家，发现鸟没了。问姥爷，姥爷说不知道。四十年后我才知道，是姥爷把它下酒了。
小时候，我还在小水坑里捡过不少鸭蛋，在小河沟抓过不少小鱼。记得有一次老舅喊：“黄螂子！”我们几个跑过去，一条半尺长的“黄螂子”鱼在浅浅的小沙河被我们赶到小沙窝中抓住，“黄螂子”也叫“嘎牙子”“嘎鱼”，全身金黄。
小时候的雪特别大，记得有一年大雪封门，姥姥家所在的村庄，每一家只扫出一条邻里相通的便道。那时，人们真的没事干：一些老人互相串门玩纸牌，小孩儿围在老人旁边，听他们讲那些传奇的故事。记得那时有一家老人病了，大家用松木杆子和绳子做成担架十几个人抬着老人去看病。因为雪太大，坐马车不如人抬。
农村姥爷家的房子给了我太多的童年回忆，可是前几年和表弟郑琛唠嗑，听说郑琛上电大需要一块手表，姥爷竟把三间草房卖了，给孙子郑琛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自己上马号住了。姥爷和别人就是不一样，1956年拿了不到三千元的辞职金就回老家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一定是继承了祖辈传统观念和父亲智慧文化的血统，保留了外祖父的性格和母亲善良的基因。
1965年，那时我才十二三岁，记得爸爸妈妈为了安全不让我和姐姐学游泳，我们只有偷偷学，游泳回来太干净了，怕爸爸妈妈知道，没办法，只好在沙堆上玩。
开始我只在边上玩，好长时间也不会。有一次，我大着胆子一点一点倒着往水里退，水到胸脯了，不敢再退了，又走回来，来回几遍就不怕了。最后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一点一点退到水漫上脖子了，一害怕往回一蹿，哈哈！我游回来了！那天在底湖我学会了游泳。
正是我学会了游泳后来才救了姐姐一命。
十二岁时妈妈走了，我和姐姐开始自立
1965年11月7日这天是我人生开始转折的一天。因为我的母亲走了。那时不满十二周岁的我，只记得妈妈很安详地躺在棺材里头。当棺材盖盖上，好长的大钉子钉上的时候，我哭得几乎昏了过去，头疼，无力，脑子一片空白。
从此我也挑起了带妹妹的重担，也知道了什么叫作失去母爱的痛苦，什么叫作没娘的孩子。当有人骂我有娘养无娘教时，我就想杀了他。
母亲走时留下一个背带，我就把妹妹用背带系上，背在肩上。可以说妹妹是在我后背上长大的。怪了，从母亲走了之后，妹妹倒不像以前那样哭得厉害了，也可能是长大了吧。
母亲的去世给我带来心灵上的痛苦，但也让姐姐和我变得自立起来。记得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姐姐给我做了一套衣服。而我也不像以前那样磨爸爸了，也开始知道生活了。
冬天没有煤了，我和姐姐到电业局宿舍锅炉旁的炉灰中去捡煤核，捡了好几盆（现在还不时和姐姐唠起儿时捡煤核的事和其他往事）。我开始学做饭了，在生活中开始自立自强。
爸爸的收藏可以说是一绝，小时候爸爸经常给我讲收藏的知识，在爸爸的熏陶下，我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收藏。
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爸爸收藏的邮票，爸爸有个很大的本子，是厚厚的硬纸本。他将纸粘成条状纸袋，在里头放了很多很多的邮票，小的只有手指盖大，大的有烟盒那么大。现在回想起来能有几千张吧。邮票上最大面值的写八百圆，最少的一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有新的，有旧的，还有的是很新的，几乎都是套票。记得是十六张一套和二十一张的套票吧。爸爸收藏邮票有好长时间了，我记事时，爸爸就不时地给我讲邮票的故事，并对我说：“收藏是一种品味。”
我不知道怎么收藏邮票，但我和同学一样开始收藏糖纸、烟盒、剪纸、盖牌、玻璃球……
收藏剪纸是找几个本子，把剪纸夹在里面。谁有好剪纸就借来，放在玻璃上，把蜡光纸反铺在上面，用铅笔往上涂抹，显示出来阴暗图形，再用小刀把颜色淡的抠去，剩下的就跟底下的剪纸一样了。记得我收藏了两个剪纸本子。
糖纸我也攒了两个本子。
盖牌有时没钱买，我就自己做。在胶皮上，照猫画虎，把盖牌上的人画在胶皮板上，刻出模子，用钢笔水、墨汁、印台印在纸板上，并用颜料涂抹。自己感觉不错，可是跟别人换不来，用四五个才能换来一张。这也为我以后的篆刻打下了基础。
哈哈！现在回味一下，当时的我是一个真正的败家子。爸爸有很多的书是“绣像全图”线装的书。为了做盖牌，我把很多书的画页撕了下来，用糨糊贴在纸板上做成盖牌。当时可以说是“大宝盖”，我的一个“大宝盖”可以和同学换成好几张盖牌。后来被爸爸发现了，气得他直哆嗦，几次抬起手想打我，最终还是没打，只是骂了我一句：“真是个败家子！”
爸爸跟我说这是什么书，什么意思，当时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我更喜欢攒的是烟盒，同学有的我几乎都有。我有一个绝招就是每个礼拜天的上午，我都领着振超到东山宾馆去捡烟盒。东山宾馆是鞍钢市级的宾馆。小时候我就知道，周总理来鞍山都住在东山宾馆。正常营业时间，这里全国各地的客人都有，所以每次我都能在东山宾馆窗户外捡到我没有收藏到的烟盒，至于垃圾箱，更是我必翻的地方。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在东山宾馆的垃圾箱里捡了一个很新的白塔烟盒，太激动了，所有的同学都没有，我感觉很自豪。我小学五六年级时，收藏烟盒占据了我大部分玩的时间。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周文安，他有的烟盒我几乎也都有，可是他有一个八九成新的红色犁牛烟的烟盒我却没有，我看到以后便想着要拿到这个烟盒。我用很多的烟盒跟他换，他都不换。最后，我把我最喜欢的十几个烟盒拿出来，背着剩下的能有好几百张不同的烟盒，拿到他那儿跟他换，让他随便挑十张，他不干。最后他开价：二十张才可以换。我一咬牙说可以，然后他挑走了我非常喜欢的二十张烟盒。我把犁牛烟烟盒放在了本子的第一页，第二页就是白塔烟烟盒。
还有一件事，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我一生中的一大损失吧。
我大姑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从包头来了。我大姑夫和大姑1956年支援三线建设，全家从鞍钢调到了包钢（位于包头）。记得，当时我的表姐和表姐夫带着孩子回来了。伯父和爸爸哭得好厉害。
有一天他们来到了我家。他们的孩子方杰从书架上把爸爸的邮票本子拿了出来，用手去拿。爸爸说手上有油，不可以直接触摸，要用镊子，爸爸便把镊子给他。他又玩我的剪纸、烟盒、糖纸。最后，他把这些都拿出来往兜里放，我说不要放在兜里，他哭了，怎么哄也不行。
爸爸见到表姐夫以后心情非常低落，表情也很痛苦，提到姑姑总是落泪。见方杰非要这些我们收集的东西。说了一句我意想不到的话：“孩子，我没什么送你的，我把一生攒的邮票送给你吧。”
表姐夫连忙站了起来，说：“不行，不行。”
爸爸说：“我真的没什么送你们，就算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表姐夫说什么也不让，但最后爸爸还是把邮票放在了一个袋子里。我一看，一咬牙，把所有的烟盒、糖纸、剪纸全放在了兜子里，都给了他。
我最想象不到的是，过了几天，我和爸爸到伯父家看他们，在要离开的时候，我问方杰：“烟盒好玩吗？”
他说：“好玩。”并在里面的小屋拿出了几张烟盒叠的牌。我一看，傻了。
我问他：“还有吗？”
他说：“都没了。”
我问他：“糖纸和剪纸呢？”
他说：“坏了，没了。”
我最后问他：“邮票有吗？”
他从兜里抓出了几张已不成样子的邮票。我看了一眼爸爸，发现他的眼睛红了。爸爸似乎要说什么，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和他们告别之后，爸爸带着我骑着车回家，一路沉默，我只记得和爸爸说了一句话：“我要知道这样就不给他了。”爸爸还是一句话没说。
他们走后。父亲几天不声不响，从此爸爸再也不收藏邮票了。
收藏烟盒、糖纸、剪纸的习惯，我也停止了。
那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失落。没事就想犁牛、白塔。
母亲去世之后，有的同学常欺负我。我们班一位同学叫陈克斌，他也来自单亲没有母亲的家庭，他比我高大，而我是班里的小排头，他总是欺负我。
六年级时，有一天下大雪，我们学校大清雪。表弟郑琛来了，同学让我拉车，有时喊“驾”，表弟在旁很生气，说：“我回去，不玩了。”我也说不干了，我们走了。在三楼的平台上，我们趴在那里很长时间谁也没说话。
最后郑琛说：“黑哥，要不我们去打那个小子？”我说：“我们俩能打过他。可是你走了，我又打不过他了。”
记得郑琛说：“我长大了，一定要成大器。谁敢欺负我，我就宰了他。”
后来，他真的成了大企业家，还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记得我当时咬牙说：“我们一定要成大器！做个人样给他们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