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因为有梦，所以勇敢；因为有梦，才会坚持。梦虽会变化，也不一定成真，但它却是前行中不可或缺的灯塔和罗盘。
——题记
解放初期，小学有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高级小学（五至六年级）之分。那时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并非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读完小学六年。读完四年级也要经过考试选拔才能进入高级小学。1956年8月，我被告知下半年到白沙乡中心小学读高小。当时楠木荆全屋场与我同时初小毕业的有十多个，其中包括我的细姐，我是唯一能升高小的。父亲、母亲、姐姐都像家里出了一个秀才一样高兴。我偷偷地笑着，我也能为这个多忧多愁的家庭争来一点面子和喜气。
同年9月1日，父亲照常光着膀子、赤着脚，挑着大箩筐（可装100多斤谷子）送我去离家11里路的高小读书。因为要在校寄宿，父亲的箩筐里，一头盛着60斤大米，一头放着3个大南瓜和一些辣椒、大蒜头以及我睡觉的草席和被子。这个担子至少有120斤。父亲走一步，扁担两头上下翘一下，箩绳吱吱地响一下。父亲踏着节拍健步向前走，我赤着脚（那时大人、小孩为了节省，夏天不管什么情况都不穿鞋子）在父亲后面走几步、跑几步。父亲看似不累，但我在后面看到他黝黑发亮的、略有弯曲的背上时不时有豆子般大的汗珠子往下滚。我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要父亲送了。
图3：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在种植父母的希望。家传的宝贝有饭碗、父亲亲笔书写的笆斗和亲手为我进大学制作的小木箱，一直与我为伴，助我梦想成真。
我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白沙乡政府所在地（现在被飞剑潭水库淹没了）真大，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宽阔，河里的水比上游姑妈家门前河水安静多了，阳光之下，河面波光粼粼，又一个游泳抓鱼的好地方。
乡政府前有一条很长的、两三个人可以并排走、与河流几乎平行的石板路。路两边有饭店、布店、南货店，还有铁匠铺子，有医院，街上人来人往。白沙乡中心小学是一座一至六年级都有的完全小学。她的主建筑就是一座中间两个天井、上下三栋的大祠堂，旁边有一个篮球场，靠着祠堂还新建了一幢2层8个教室的新教学楼。对这一切，我都感到新奇、兴奋。只有一点使我不舒服：祠堂大门口不远处有一座令人恐怖的土碉堡，四面墙上都有抢眼，它比学校祠堂高多了，在上面可以俯视小集镇的全貌和更远的田野、山坳。听老师说，在井冈山革命时期这里是白区，碉堡也是国民党军队修建使用过的。
白沙小学有很多学生和老师。我进校时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五、六年级各两个班，每个班有40多人，配有班主任。学校校长叫彭绍新，教导主任是陈琨。我的班主任叫邹咸尧，他教数学；语文老师叫段家球。邹老师、段老师都是萍乡师范毕业刚分来的新老师。他们很会教书，他们讲什么我都明白。在村小读书常有些不明白，着急问老师时，老师就说“别急，以后你会明白”。在村小，我从来没有得过80分以上的分数，最高也就是算术78分，但老师还表扬说李谟清的分数是全校最高的。到了高小，我才知道我自己还能得90多分甚至100分。高级小学就是高级。
进校两个多月的一天早晨，我懒懒地睁开双眼左右一看，非常惊讶，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小房间，四壁都贴了报纸，看不到土坯砖，窗户也糊了半透明的白纸。靠窗子有张桌子，桌子上有书、有碗、有杯子，床上还垫了干干净净全是方格的床单，软软的枕头上盖了一条戴红花的大洗脸巾。我挣扎着坐了起来，揉了几下眼睛正准备下床搞个明白时，“呀”的一声门响，班主任邹老师提着一个热水瓶进来了。他笑眯眯地说：“李谟清，你醒啦？”然后走到我身边用手背靠一靠我的额头。随即将我按倒躺下，像放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轻松地对我又像是对他自己说：“好了！你再睡一下吧！”
原来前一天下午邹老师发现我没上课，一个人躺在学生寝室里的楼板上蒙头大睡，仔细一看，才知道我发着高烧。见此，他不容置疑地抱起一身尿臊气的我小跑到了乡卫生院。邹老师自己掏钱为我买了药，又很快把我抱进了他的房间，按医嘱喂了药，然后连衣服也没脱就将我放在他床上，用干净柔软的新棉被盖好。由于我高烧超过40度，所以从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处于迷糊状态，一切都任人摆弄。邹老师说他整个晚上都守着我，吓坏啦！半夜还给我喂了一次药，药很灵，吃两次就不烧了。前面说到我一身尿臊气，是我在他人面前最羞于启齿的事。我有一个尿床的毛病，床上总是不干不爽，这也是母亲最发愁的事，此毛病直到初中才消失。
邹老师为我看病、喂药、守护，也许影响了我一辈子。在他房间经历的一切让我刻骨铭心：在那里我第一次吃药，以前生病都是父母用土方子对付。第一次看到热水瓶、牙膏、牙刷这些东西，还有床上的棉垫被、床单和枕头；在家里一直是睡稻草和草席，一捆束紧的稻草就是枕头。第一次见识由那么漂亮的被裡、被面包裹着的盖被，当时叫包被；家里的是一床盖了不知多少年、又黑又硬还有好多洞的棉絮，装在补丁贴补丁的家织布套子里。这一切让我好奇，像是生活的启蒙。更让我铭记一辈子的是，邹老师丝毫不嫌我的脏和穷，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放在他干净、整洁的床上并通宵达旦地守护着我。我问自己，离开父亲母亲也能得到父爱母爱，甚至爱得更为深邃和周全，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老师！从此，我仔细观察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模仿老师讲话的语调和走路的姿势。我对自己说，我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像邹老师一样的“李老师”！——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梦。
在白沙读高小，还有一个经历总忘不了，至今想起仍是美滋滋的。那就是“赶闹”。每年秋收完后，白沙镇上都有一惯例，官方叫物资交流大会，老百姓就叫“赶闹”。一闹就是三到五天。那阵子白沙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方圆几十里的老俵都提着篮子、挑着担子或推上独轮土车，装着各种山货、农产品、手工产品、劳动工具、家居用品等等到集市上来交流、买卖。附近的各类国营或合作商店也抢抓机遇摆摊设点。各种饮食和农家小吃香气扑鼻，令人目不暇接。更令人兴奋的是，附近梁姓、刘姓、李姓的3个祠堂里、河边沙滩上、学校操场上，还有大户人家的厅堂里，都搭上了戏台。宜春采茶戏、浏阳花鼓戏，更多是附近一些乡村的“三角班”、“杂耍班”都争相粉墨登场。锣鼓声、唢呐声、琴声和唱曲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我将大蒜子卖掉后，忍不住花了八分钱吃了一碗从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芹菜米豆腐，又花了一角五分钱在刘家祠堂看了一出名叫《十五贯》的采茶戏，真是解了馋又饱了眼福，美极了！现在想起来，通观当时白沙街及其河边的那场景、那气氛，我直感慨，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么？
1958年确实很特别。党中央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大跃进，创高产、放卫星，15年赶超英国；全国农村公社化，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到处都像大锅里烧开的水，一片沸腾、热浪滚滚。毛主席指示、党中央号召威力无比，落实不过夜，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毫无杂念地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真是一天等于20年，变化天天在眼前。现今宜春市最大的水库飞剑潭水库就是在那个时候动工修建的。
这一年我通过全县统一招生考试，也由小学跃上了中学的平台。八月中旬，白沙小学告知我被录取到县立辽市初级中学，并要求入学前先去初中搞十天建校劳动才能报到注册。我二话没说就邀上同伴，扛着锄头，挑着放有大米、蔬菜的土筐按时来到校建工地。从家里到学校要走近30里路，我又是第一次走这么远。一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系列的“奇迹”：已经动工数月的飞剑潭水库建设工地上，万人会战，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殊桥炼铁厂、丰林炼铁厂的高炉都拔地而起、准备炼铁试产了；几乎每个公社都设县办初级中学，辽市公社还自办了初级农业中学；村村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装人装货的汽车穿梭似的飞驰向前……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年中，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仿佛昨天还悠悠地行走在静静的田园上，一夜之间就被投进了人嘶马叫、炮声隆隆的淮海战场！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开始的初中生活，也一定会是轰轰烈烈、不同寻常的。
从入学报名到初中毕业，我们究竟搞了多少校内劳动和社会劳动，就连我们的老师也说不清楚。有一点是明白的，劳动具有季节性、时限性、政治性，因此劳动是硬任务。上课目标是硬的（要完成计划），但过程是软的。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那三年中，我们是：上课时见缝插针安排劳动，劳动时见缝插针读点书。
辽市初级中学，从附属于中心小学、合并于农业中学到独立成校，三易其址、三建其校。学校由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到教学楼、宿舍楼、厨房、膳堂、厕所、操场基本完备，成为完全独立、能正常教学的县立初级中学。3年时间，近1100天，没有一天我们不在见证，学校的大事小事，没有一件我们不曾亲历。
学校选新址（也就是现在的地址）后，为建第一栋10个教室的教学楼，县里拨款仅仅4000元；为建第二栋12个教室和2个办公室的教学楼，县里拨款也只有2万元。其他所需一切就是师生汗水与鲜血的付出了。
烧火把夜战（那时农村无电），夜以继日，大干一星期，我们硬是用锄头加扁担，在高度倾斜的山坡上挖出了教学楼的平整地盘。
所需木材，全部由我们从10里以外的丰林山里砍下来、拖回来，也从30里以外的飞剑潭水库中的白沙中心小学冒着冰雪拆教学楼抢运下来（因白沙小学即将被湮没）。
建楼所需砖瓦由我们自己烧制。不足的部分，以代替早操的方式，每人每天20块砖的任务从3里之外的砖瓦厂挑回来；建房辅助小工全部由我们学生轮流上阵。
学校响应大炼钢铁号召，在教学楼旁自建高炉，学生全部停课，先后进丰林矿山挖铁矿，进莫溪深山烧木炭。曾停课月余，全校师生共赴飞剑潭参加重修水库第二坝的大会战。
农忙季节一到，我们就停课到生产大队帮助秋收秋种（那时农村劳动力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
农村无蔬菜市场，学校自办农场，每班包种一大块菜地，自力更生，自食其果。
……
三年下来，我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实在是难以计数。当年的这些劳动，其强度、其难度实际上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年龄、体力所能承受的程度。但不管有多苦、多累，当时我们都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就像穷苦人家的长子、长女，注定要在与父母共同承担家庭生计的艰难中长大一样，我们应该与母校辽市中学共患难、同成长。有了这段艰辛备至、非比寻常的经历后，我认定：世上没有什么苦是不能吃的，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能战胜的！
作为这一段经历的一个小小的“物证”，是至今摆在我家书房书架上的一本已经通身发黄、历经反复修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它是我的劳动奖品。那是1959年农历11月中旬，秋高气爽，全校师生停课7天打歼灭战——完成第二栋教学楼大地盘的挖掘平整。以班为单位的劳动竞赛如火如荼，越接近尾声竞赛越激烈。最后工程提前一天半完成，学校专门召开总结表彰会。作为小个子的我，第一次因体力劳动而获表彰奖励，奖品就是这本《新华字典》，标价1元，还是价格最高的奖品呢！半个多世纪了，这本字典一直跟随我至今，现在被我视为“家珍”而珍藏，因为它实在承载了太多的故事。
忆及这段经历，使我欲罢不能、不吐不快的还有我的老师。他们在课堂上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在所有劳动中则与我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交，充当着我们的保护神。
教导主任易宜忠老师（教了我们3年数学）的任务是负责所有砖瓦的烧制和搬运。我们自建的砖窑就在操场上，外形像一个圆柱形的大桶，直径近3米，高度超过一层楼。装窑后点火烧制，要经常用楼梯爬到炉顶上去观察烧制程度。这种危险的事易老师坚决不让学生干，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但危险还是发生了。一次易老师正沿着梯子爬上炉顶观察时，最上面箍窑的铁丝突然崩断，被箍住的外壁保护土坯掉落，窑内烧得通红的砖块雪崩似的滚下来，滚到了易老师的背上、胳膊上、手臂上和扶梯子的双手上，直冒青烟。易老师随即滚下来不省人事……在场的同学“呼”地一下围上去，号啕大哭。庆幸的是经公社、县医院的及时抢救，易老师生命得救。他如今还健在。
我的班主任陈琨老师（教了3年语文）负责全校建设所需木材的砍伐、搬运。他在劳动中果断、坚毅，胸有成竹、指挥若定而且冲锋在前，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肺痨病患者。难度最大的是拖运杠梁。杠梁有七、八米长、大人一抱（直径一尺以上）粗，重超千斤。杠梁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教室里中间上方横跨两边墙的钢筋水泥梁。两栋教学楼有22个教室共11根杠梁。每一根都是陈老师组织十几、二十个大个子学生用粗绳索、硬木棍从远离学校10里之外的深山里拖回来的。道路曲折狭窄、上坡下坡、沟河相阻，一路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真不敢想象！每每只见两三天拖回一根，此时的陈老师及随往的学生，一个个都像是刚从水里爬出来，浑身上下都是湿淋淋的！
至今仍历历在目的，还有我与陈老师共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生死历险：那是1960年上半年（初二第二学期）农历4月，正是地里油菜花黄、河里鱼儿上水（此时鱼儿喜往上游）的多雨季节。连续几天的暴雨，使刚刚修好、蓄水不到半年的飞剑潭水库水位猛涨。一天上午八点多，第一垻内的水超过垻顶瀑布似的汹涌而下，处于下游的辽市公社等地大面积被淹，站在教室前只看到一片汪洋。此时我班副班长易长生等3个同学还在位于河边的房子里为学校摏米。陈老师见水已淹到窗户，心急如焚，立即叫几个同学以最快的速度扎好竹排，叫上大个子杨松发、刘振东和我（陈老师知道我会动脑筋会游泳）登上竹排前去抢救3个摏米的同学。学校在山边，水不断往山边涌来，我们拼搏着向前划行，几次都被冲回来。这时刘校长、易老师在远处大声将陈老师喝住：“不准动、回来！”我们回头一看，长达几百米、高达20多米的水墙汹涌而至，一下子我们眼前的水位上涨了10多米。我们远望摏米的方位，又是号啕大哭……但是水来得凶也去得快，到下午，辽市公社的房子又露出来了，让我们破涕为笑的是，3个摏米的同学居然回来了！原来他们在水势较缓时就爬到了屋旁的大树最高处，从而躲过一劫。可我们的陈老师因一直自责未能成功抢救学生，一天没有吃饭、睡觉，只是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用报纸卷成喇叭形的旱烟，此时浮现在他那极其苍白、憔悴的脸上的欣慰笑容让我们久久难忘。后来我们才搞明白洪水前后两次到来为什么截然不同：开始是第一垻内的蓄水从坝面溢出，洪水较缓；一个多小时后是第一垻决口，且缺口越来越大以致崩溃，故洪水犹如猛兽，排山倒海，几亿立方的水往下游倾泻，第二垻不仅拦不住还被冲得荡然无存。后来再选址重修第二坝。这在宜春历史上是绝无仅有。有记载，那时宜春城秀江街的青石板路都淹掉了，河边的吊脚楼也摇摆于洪水之中。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3年自然灾害突然接踵而至，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像从1958年吃饭不要钱的“天堂”掉到了“地狱”。饥饿像梦魇般缠绕着正处生长发育旺盛期的我们。成天饿得发慌、六神不安。有一天下午课结束以后，我忍不住约易文忠、张顺华、林庚牙3个同学到学校后面山上寻找一种名叫“土蜂林”的根块，挖出来，然后在山脚下挖个小坑，用柴火烤。烤熟后，拿起来敲掉一些灰就往口里送。正当我们吃得兴致勃勃时，突然感到身后站着一个大人。抬头一看是班主任陈老师。我们不知自己是对还是错，只能尴尬地傻笑着。陈老师看着眼前一张张被柴灰弄得一塌糊涂的乌黑的脸和手，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就悄悄地离开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晚餐。陈老师走后，我们继续吃着又香又粉的草根。后来我们居然就壮着胆子继续这样的营生，习以为常了。
我们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是在有一餐没一餐中度过。在同学中我处于中等状况。父母煮野草、吃糠粑，争取每月给我积攒一些大米。每个学生的粮食都由自己保管。食堂用大蒸笼蒸饭，老师学生都是用一个竹篼子自己装米、洗米、放入蒸笼。除了老师，基本上不供应学生吃的菜。学生有的自己带一点菜，更多是买一点盐拌饭吃，条件稍好的，就买点酱油拌着吃。我严格计划着每天四两米，往竹篼里多放点水饭会多一点；早上一次性蒸熟，早上吃一半，强忍着留一半中午或晚上吃。若中午或晚上没有吃的了，就只有上山挖草根了。还有的同学会等待晚自习天黑之后，到附近菜园子里偷点蔬菜生吃。我这个老实孩子有时饿得扛不住了也小试过。我记得包心菜、大白菜、芥菜、豆角、辣椒、各种瓜菜都好吃，在回来的路上都赶紧吃完。我班同学张顺华是从家里带不出一粒米的走读生，每天早出晚归与父母同吃野菜、树皮、糠粑，他时而会从家里带几个野草粑给我，我几乎每次都含着眼泪毫不犹豫地接着。
这段时期就是我国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延续到1962年；1962年我在宜春中学时还在宿舍后面山上偷过南瓜吃。事后据国务院说，这种状况于1963年基本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1961年中考前夕，有一天我父亲非常高兴地来到辽市中学。他找到刘振辉校长，双手抓住校长的手声音颤抖地说：“感谢学校对我儿子的教育！感谢学校给我儿子每月18元工资当老师！……”这，从何说起？
原来确有其事。学校已有三个年级300多学生、20多个老师，已有很多行政事务教学管理事务，急需配一个专职干事，再不能分给老师去兼，那样非常误事，有的还胜任不了。有人推荐，留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做专职干事，李谟清便是不二人选。他会写字、会画画、会刻钢板，人老实、勤快、肯动脑子，许多事一点就通、一看就会。最后学校决定征求一下我父亲母亲的意见。
此事遭到了我班主任陈老师的坚决反对，其实我自己对陈老师也表达过还想继续读书的愿望。最后在陈老师的耐心说服下，父亲同意我放弃留校参加工作的机会。
进入初二时，我在学校就崭露头角。我感谢学校给了我初看似乎是劳动、干活，实则是学习、锻炼、提高的许多好机会：
学校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叫我抄写、刻印。
学校一份名叫《飞剑潭》的油印小报叫我负责组稿、编辑，刻印、发放也由我一个人完成。
更想不到的是，每个年级包括我自己的年级，各个学科期中期末考试卷子也放心交给我刻写油印。因此，我的各门课程也就免试了。
初三时，买不到复习资料，教物理、化学的赵效昂老师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套，他也叫我刻印装订这样两本分别20多万字的复习资料。我日以继夜、顺利完成，全年级100多人，物理、化学各人手一册。无形中我也将物理、化学有效地复习了一遍。
更令我满足的是学校的图书室叫我一个人管理。我有空就看小说，许多现代大部头小说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逐鹿中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红旗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铁流》《红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都是那时如饥似渴地读完的。
辽市公社更溪大队请求学校派一个老师帮助他们丈量、计算土地并梳理一下会计账目，为期一周。学校派了我去，虽然晚上也加班，但我实实在在地吃了7天的饱饭。
1959年暑假，农业部在辽市公社举行了一次空前的“全国油茶生产工作现场会”，会期3天。公社要求中学派两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学生到油茶山上去当讲解员。结果我和我的同桌女同学吴益清被选上了。这下我真开了眼界，真真切切看到了好多漂亮的“小乌龟车”；我吃到了地区和县里大师傅做的、从来没有看过、吃过的各种大菜及油条蘸豆浆等美食。
如此种种难得的际遇，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收获和快乐。成年后，有不少人评论我“综合素质高”，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我的初中，就没有我的现在；正是初中3年的劳动和学习，为我一生的进步、发展奠定了敦厚、扎实的基石。
人的一生会做很多梦，但大部分是人醒了，梦也去了；人大了，梦也变了。但有的梦，像幽灵一直萦绕着你，牵引着你，支撑和推动着你。高小两年的班主任邹老师，让我产生了做个好老师的人生第一梦。而初中三年的班主任陈琨老师，却使我产生了困扰自己一辈子、至今还没做完的人生第二梦。
语文老师陈琨，在生我养我的家乡也是个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秀才和先生。到处可见他的墨宝，时时能闻他的声音。现在辽市农中的马路边墙上，还亲晰可见大跃进年代他留下的一米五见方、白底朱红的“勤工俭学”等大字。他的书法刚劲有力、刺破青天；他的文章犀利直白、酣畅淋漓；他的讲话快言快语、掷地有声。他鞠躬尽瘁，爱生如子，一辈子的良苦用心全都用在学生身上。做他的学生真是幸运、幸福。
他总是因人而异，经常给学生以自尊和自信，常常似乎不经意地给学生以引导和扶助。正是他一再给我难得的锻炼机会，正是他别出心裁、不断挖掘我的潜力、激发我的欲望。有一天陈老师对我说：昨天我上了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节课。我想看看你的记忆力有多强，我先打招呼，今天第一节课一开始我会叫你背诵一下。此时刚吃完早饭，离上课只有半个小时了。老师的信任化成了我的信心。上课时，他果然叫我背诵，是在课文中间挑几段让我背。我提了个小要求，请老师提示开头半句。我居然全部顺畅地背出来了。老师带头、全班一片掌声。之后陈老师叫我介绍背诵经验。我说，先是理解文义，第二是记住结构层次，三是注意语言词汇，最后是集中注意力默记两遍、再朗读一遍。还有一个事例，也让我自豪了一辈子。刚刚进入初三，陈老师开玩笑似的对我说：“现在到处放卫星，李谟清，你也代表我们一班放一个吧！”我眼睛一眨一眨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说：“给你两周时间，写一篇万字文章。”我问写什么，他说写生活。就这一句话的点拨，我痛快地答应了。回想起中秋之夜我班同学在辽市乡公社西坑大队披着银色的月光，收割甩打着金色稻子的场景和大家你追我赶的欢声笑语，我行云流水般写了一篇以“秋夜”为名，字数达1.2万的小说。这篇文章后来还成为辽市乡中学首届毕业生成果展的展品。向陈老师交这篇文章时，我对他颇有点矫情地说：陈老师，以后上课不要批评我不用心听讲了，因为在课堂上是学不到写作文的。我的作文是看小说看出来的，搞劳动搞出来的。正是受到全校瞩目的“秋夜”这篇小说，竟然使我越来越强烈地产生了我的人生第二梦——小说家。
一谈起读书学习，我就一身的轻松和愉快。但有一件也属学习的事情，我却很无奈。那就是自习，特别是晚自习。我的体会是，上好了课是不必要复习和反复练习的。所以白天自习时，我就以学校的公干为由，做自己想干的事。到了晚上，为了维护班级组织纪律不得不走进教室自习。晚上是没有电的，我们在教室中央拼拢两张课桌，桌上又放两张凳子，凳子上放一个大瓦钵子，在钵子里放入松节油（其实是油分重的松枝）点燃照明。但松枝燃烧时浓浓的黑烟充满教室，两节晚自习下来，一个个脸上油晃晃的，鼻孔黑糊糊的，眼睛更是又酸又胀。
1961年7月下旬，宜春地区中考中招已有结果。辽市中学在人们的惊疑中大放异彩：84名首届初中毕业生，被宜春中学录取35人（宜中总共才招录200人），宜春一中录取13人，南昌航空工业学校、樟树中药学校、萍乡师范学校等中专录取14人，升学率高达74％，列全县农村中学第一名；数学单科平均成绩为全宜春地区第一名。这些在辽市中学校史上均有记载。3年来，劳动是不可想象的繁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困苦，而且所有老师无一进过大学之门，但学生却能取得如此骄人的学科成绩，这是为什么？直至现在，我也常常在思索。我只能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穷则思变的欲望和追求，吃得苦中苦的品质和毅力。
当我即将与自己的少年时代挥手告别时，我的内心满满地装着希望。在本应是无忧无虑、“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岁月，我却提前将人生的甜、酸、苦、辣、咸统统尝了个遍。这种有点特殊的人生际遇，也给了我足够的自信和内在的坚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