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并不虚妄缥缈的，希望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题记
毕竟宜春中学离家有百里之遥，父亲坚持一路送我去报到。一只长仅40厘米、高宽各25厘米的小箱子，一床祖母盖了一辈子的破被子（祖母已在我读初中时去世），一捆我暑假在山上剥的准备送南货店卖的谷树皮（可织麻袋）。就这20多斤的行李，比父亲送我去读高小时轻多了。
本可以在辽市坐汽车到宜春，但辽市到宜春的车票钱一人1元3角5分，两人就2元7角，这就花去了我在宜春中学10天多的伙食费。父亲说，我们多走点路，省一点是一点。于是我们下午出发步行30里路到辽市更溪大队一亲戚家住一晚，第二天再走40里到西村坐3角钱的火车到宜春。
从家到辽市要坐船穿过飞剑潭水库，谁知这又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船很小，只能坐8个人；没有专职船工，靠自己划行。有人不懂规矩，导致小船剧烈晃动，几乎翻船。糟糕的是这一晃就把我的箱子和谷树皮都晃到水里去了。木箱子浮着，还好捞上来了，但谷树皮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往下沉。这可是我暑假一个多月的劳动所得啊，十多斤重能卖好几块钱的。那时对我来说，几角钱也是个大数目呀！
宜春中学最触目的是那棵近千年的古樟树，远远就能望见。它非常高大，底部树干直径有两米多，枝叶繁茂，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顶。从东往西望去，左边的礼堂（也是饭堂）、右边的厨房都在它的遮盖之下。有人考证，原先此处是秀江河的港湾，是船工停靠上岸的地方。古樟树上有好多蛇窝，树上的各种鸟就是蛇的美食，时不时也会有蛇从树上掉下来摔死。在老俵的心目中，这是一棵神树，树上一直贴着、挂着红色、绿色、黄色等各种颜色的祈福的纸牌、布条，而树根部也常常是香火不断。见此状，父亲也放下行李，上前三鞠躬，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祈求神树保佑儿子在外平安无灾吧！
在学校礼堂的门口一下就看到墙上公布的新生编班名单。先来报到的辽市同学立即帮我找到班主任彭维亚老师。彭老师见到我非常高兴，脱口而出：“你就是李谟清啦！”我为难地说：“彭老师，我没有通知书。”（原因第一章已述）彭老师不在乎地边走边说：“不要紧、不要紧。你是全校分数第一名呢。我带你去办手续！”
班主任彭老师教我们数学。他很帅，很有亲和力。讲课简明、清晰，让学生感到轻松。彭老师在学生心目中是个男神。他多才多艺，会唱歌，唱得像广播里一样；会乐器，小提琴、二胡独奏拉得如泣如诉，是学校文艺晚会的保留节目；他的篮球、排球几乎达到专业水平，尤其动作有着与众不同的美感。这一切，都让我们班的同学引以为豪。
高中三年，特别是高一、高二时仍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和不少家境贫寒的同学仍处于半饥饿状态。高一试了一个学期的分桌吃饭。每人每月7元5角的伙食费，8人一桌，每桌一小甑饭、一大碗菜，分而食之。由于家境稍好的同学嫌伙食太差，而家境苦的就连这个水平也难以为继。因此，第二个学期学生即各自买饭菜票，分别到食堂窗口排队买饭买菜。我虽然不一定每餐都有菜，但饭还是一日三餐能吃个半饱。那时我大姐夫已从萍乡师范毕业分配到宜春县文教局工作，他交代我到他的食堂吃点饭。其实我除了报到那天和父亲去吃了一餐外，从未到他那儿揩点油。因为我知道，他仅有的每月29元工资，27斤粮食还要省着帮衬乡下那个老小九口的家呢。
因为没有钱，我星期天原则上不上街。我找到了一个不花钱又可忘记肚子饿的办法，就是看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和《收获》杂志。但也有例外，特要好的同学有意识帮助我，我还是会领情的。我班团支书陈振安，其哥在空军部队当排长，其经济状况令人羡慕，他也真诚热心。有一次我正半躺在床上看着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他硬拉我到中山路粮食餐厅吃了一碗扎粉。真香真好吃，现在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那个感觉了。秋收季节，我们非常愿意到农村帮助秋收。这也是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党的教育方针，其实我们最高兴的是可以吃饱饭。1962年秋我班到南庙公社支援秋收，分成4个组，我这个组是分在白马大队排山冲生产小队，每天轮流到社员家吃饭。社员们非常客气，由于轮饭，他们还暗中较劲，要把自家的学生伙食搞得更好。每天都有荤有素，我们可敞开肚子吃。
最难过的是冬天，打霜结冰天天有，而我从来都是下穿单裤、上穿夹衣过隆冬。晚上我与小学、初中一直都是同学的晏焜学合睡一床，用我的破被子垫，用他稍软点的被子盖，互相取暖。白天除了上课就多动一动以此驱寒。可能是学习好、人老实的缘由，总会有同学对我特别关爱。高二时从外地转来一个同学叫徐奇，他的父亲是有名的军医、一级教授，由于是“大右派”，被下放到宜春地区医院，但家底还是好。他坐我后排，见我冷得直哆嗦，就从家里拿一件旧羊皮袄，帮我度过高中两年的寒冬腊月。就如这件羊皮袄一样的点点滴滴的同窗情谊，其实暖了我一辈子。
为了省钱，从家里到宜春、从宜春到家里，除了与父亲一起坐了那次3角钱的火车，3年中来来回回，我从未坐过车。单程百里，徒步行走，晨启晚至，习以为常。
常有人说“身在福中不知福”，读中学那时对我们来说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富有富的不满，穷有穷的快乐。能够读书以来，我就觉得自己是快乐的，而且越来越体会到“书中自有快乐在”。
出人意料的是，高一进校不到3个月时，我就大胆报名参加全校不分年级的自由命题作文比赛。不料我的作文《我的3分》竟得了记叙文的第一名。高一和高一以前都是等级计分，5分是优秀、4分是良好、3分是及格，3分以下就不及格了。《我的3分》这篇作文，记叙和分析了我进入高中后第一次物理单元考试得了3分（以前大考小考从未得过如此低分）对我的震撼，而后经过努力又在下次考试得了5分这一过程的心理、行为变化。文章自然、流畅、真实。时任物理课的李汝芳老师（女，刚从江西师院毕业分来的）看后也大为感动和赞赏。
高一第二学期我就不再担任班上学习委员而被选为校学生会学习部长。当学习部长有两件事令我心满意足、独享快乐。一是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的日常管理由学生会学习部负责。当时任校图书馆负责人的任素琴老师把任务交给我时，我二话没说，满口应承：请老师放心！图书馆的书数以万计，我见所未见，令我兴奋不已。作为特例，我借书不需要登记。另一件事是宜春中学的校刊由我负责组稿和出版。校刊实际上是黑板报。两周一期，每一期刊发什么类别的文章由学习部确定，并向全校同学征稿或有意识地约一些稿。收到稿件经初选后，即送学校专门的指导老师审改。当时校刊指导老师就是教导处副主任肖润老师（她是毕业于钱钟书名著《围城》所述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的才女），她会亲自审定，也安排其他语文老师批改。下面的工作就是出版。说是出版，实际是将待发的文章在两块木制的大黑板上排好版，用毛笔整齐漂亮地、又颇有艺术性地抄写出来，并配以适量、协调、彩色的插图。每次新出的黑板报，都会成为学生、老师兴趣盎然的围观处。出黑板报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好在我的自习时间需要打发。我的这项工作，非常得力于同班同学晏焜学。每次出版，都是我们俩共同完成。他的字写得好，我的画画得好。他负责抄写正文，我负责排版、彩色插画、美术标题。虽然辛苦，但看到赏心悦目的结果，也着实自我陶醉和享受。
高二第二学期校刊头版特刊发了一篇叫《宜春台》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我读高二时教语文的刘玉振老师在改作文时发现并特别向教导处推荐的一篇散文。刘老师说：这是篇好文章。多年来，在我的笔下还没有超过80分的作文，这篇作文我给了96分。请校刊特发一下。其实这篇散文就是我写的课堂上的命题作文。因上一个星期天我班组织到宜春台公园游玩了半天，我就将当时置身宜春台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一气呵成。从秀江河面太阳喷薄而出、远处群山晨雾缭绕，南北车水马龙、东西火车呼啸，写到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河中波光粼粼、帆船点点……然后又由景及情，怀古思今。对这篇作文我自己也很珍惜，一直与其他书籍一起保存在家里楼阁上，可惜“文革”时“破四旧”被父亲不得不交出去烧了。从作文比赛《我的3分》到命题作文《宜春台》，再次让我懂得并坚持着：没有真实的生活就没有真情实感的文章；要学会观察、学会独立思考。作文与做人都应如此。
在高二第一学期结束前的一次全校大会上，教导处主任肖润在总结报告中强调要全面发展、要学会学习，并号召向李谟清同学学习：他是全年级唯一各课程都在90分以上的学生。她说到李谟清有个特点，在课堂上就完成学习任务，大量自习时间都用在学生会的工作上，可见他很会学习。那次开会我正在阅览室做准备放假的整理工作，是同学们特意告知我得到了学校表扬。
我的学习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上好新课。上好新课会事半功倍，复习课则常是事倍功半，谁喜欢吃现饭（炒过的剩饭）呢？我从初中到高中就形成了“喜新厌旧”的坏毛病，喜欢上新课，不愿上自习课、复习课。初中中考前物理、化学老师正在给学生总复习，而我却找理由拉一个老师做挡箭牌去打乒乓球。尤其是高考前夕，我竟然昏天黑地地打了整整三天麻将……。当然这也是我的自负心理在“作祟”。正因为是课堂上解决了问题，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去做许多似乎和学习无关的事，比如：写字、画画、看小说、翻杂志、打球、游泳。我曾创作了一幅《雄鸡一唱天下白》的水粉画。专业美术老师张有盘为之惊喜，亲自将这幅画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厅的墙上。毕业前还几次鼓励、动员我报考美术院校。我也曾因为中午常常不午休而偷偷到秀江河的化成崖下游泳一事，作为违纪受到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警告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