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干被砍了，树根还在，还能生出新枝。总有一天还能为人挡雨、遮风。
——题记
1982年是我真正得以心舒眉展的一年。
时年6月，江西省高校恢复职称评定。第一批讲师，由省评委评审批准并由省人事厅、教育厅行文至各高校。宜春师专批了45名，大部分是中老年教师。时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告知，我是唯一无人告状的且最年轻的讲师。
同年11月，从大学一年级（1964年）就开始追求成为中共党员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其间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这种念想后来几乎没了踪影。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以落实，此时我的旧梦成真也许是这种落实的结果之一吧。
最为重要的是，年底，已然78岁的老父亲终于掀掉了压在头上逾30年的“坏分子”这一铁帽子；宜春市（原县级市）下文，“李典汉同志为苏区革命老干部”。由此，从懂事起就压在我心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含着眼泪仰天长叹，欲对苍天长吼一声：我终于解脱了！
我一直就认定我父亲就是家乡油茶林中稀有的苦珠树。这种树根深、叶茂、杆硬、果实。从远处看，他像一把挡风遮雨的大伞，矗立在油茶丛林中。这种树材是难找的栋梁之才，果子像珠子，指头大，有苦味，可入药，更可加工为美味的豆腐。我与妻子结婚所用新床的两根床檐就是父母特意为我选定留下的苦株木。小时候我最喜欢到这种树下夏天乘凉、初冬捡果子。
父亲李典汉生于1904年10月10日，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他弟弟为李典致，生于1913年，比他小9岁。他的两个哥哥都在世不长。我的祖父李廷任生于1876年，50多岁就去世了，因此父亲30出头就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重担。特别是1939年后，那时叔叔李典致被国民党强征当了壮丁，被拉入了国民党的队伍。确切消息说，同年在浙江与日本人的一次战斗中他牺牲了。此时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上有年过60、体弱多病的老母，下有弟弟留下的不到7岁的侄儿谟炳和生下仅几个月的侄女清秀。其实李谟炳和李清秀是同父（李典致）不同母。叔叔李典致20岁就当父亲，但比叔叔大3岁的婶婶生下谟炳仅几个月就西去了。为了小孙子谟炳，祖母很快又为叔叔娶了年幼的晏家之女晏清华为谟炳的继母。谁想没两年，叔叔与后妻生下女儿后就被强征入伍了。
天有不测风云，船破偏遇连夜雨。叔叔典致走后，父亲典汉的结发妻子梁氏病故。父亲面对的是个老母、孤儿、寡嫂和弟死、妻丧的破散家庭。他别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地劳作。
由于“女人丧夫不得改嫁”这一封建习俗的约束，又由于祖母撒泼式的坚持，也源于邻里亲友的劝说，叔叔李典致的后妻晏清华就填房给了李典汉。而后，晏清华、李典汉也就成了我和另一个姐姐（李金莲）的母亲和父亲。
图1：两间住过三代人而不倒的土坯房，是父母留下的全部家当，也是我成长的根。
堂兄谟炳仍称我母为“少娘”，称我父为“伯伯”。这样，我家又是老少八口的大家庭了。
我的老家在宜春市袁州区飞剑潭乡山塘行政村楠木荆自然村。其实在历史上我家更长时间是先后属天台乡江东村、天台山乡下坪村管辖。与周边比较起来，楠木荆还算是人丁兴旺、李姓集中、较有影响的小山村。全村人口稳定，人数长期处于300至400之间。
我到现在还未搞明白，家里这么穷，父亲怎么就成了我心中的丰碑。
父亲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对他的依赖。
他没有进过学堂读过书，但写得一手好字（毛笔、碑刻），打得一手好算盘，屈指心算也出神入化。
他没有从过师，却能治不少疑难杂症，成了村里随叫随到、立竿见影的草药郎中。至今在我姐姐家还珍藏了他一些治疮、治的单传秘方。我记得，小时肚子痛，他立即用菜碗（大碗）倒一些水，快速地从炉子里挟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炭放入碗中并立即盖上。我喝了这些炭火烧开过的水，肚子居然真就不痛了。道理何在？其实父亲也不一定说得出其中的奥妙。
他没有学过徒，但会不少专门手艺，如打苎麻（即用专用刀和高脚櫈灵巧地将苎麻的粗皮去掉，然后成为可纺、可卖的纤维麻）、阉猪、杀猪、蒸酒、熬糖（麦芽糖、番薯糖），为大型酒宴烧饭炒菜，也是别人不及、拿不下的“里手”。
他赶了几次集，后来居然成了别人信得过的、上门求请的猪、牛、马买卖的中介人（当时叫牙人）和相牛、相马、相猪的师傅。
旱地、水田的农活更有他的绝活。上山割冬茅（给牛吃或肥田）是第一快刀手，同样的时间，别人割一担他绝对是两担；下田插秧，他插得最快最直；抗旱车水，谁都怕与他同车（因他人脚慢跟不上，就常会被水车踏脚打痛甚至打伤）。总之地里的农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很多年轻晚辈还没有耳闻到我父亲还是一位“斗山歌”的雄鸡。我家乡地形像个脸盆，四周高，长满油茶树，中间低种水稻。每到秋季摘捡茶籽时，歌手就在山上边摘茶籽边唱山歌，而且无需约定，有人先唱起来就有人对歌（也叫斗歌），东西南北互相呼应、嘲笑、对骂，煞是热闹好听。“走，捡茶籽、听典汉公唱山歌去！”成了天性爱听歌的妇女们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歌手就那么五、六个，但每次对歌必有父亲，而且大多是父亲挑事起唱，直唱到他人甘拜下风。可惜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山歌对唱就失传了。
父亲在村里辈分最高，年龄也大，更重要的是，在村里人眼中，他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且对谁都客气，因此大多数人都崇敬他、尊称他“典汉公”。村里无论哪里有争吵，都会请他摆平，无论哪家有红白喜事，只有他才能主持得妥妥帖帖。
父亲，作为一个地道的山区农民，能到这个分上，实属不多见。村民们对他至今无不感激与怀念。父亲于1991年无疾而终，享年87岁。父亲的一生，让我确信了一个道理：勤能补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可能是天作之合，母亲晏清华本应媒妁之言许与李典致为妻，结果却填房给了大自己14岁的李典汉，以至白头偕老。母亲兄弟姐妹9人，家境极穷，母亲是幺妹子。老人们说，幺崽、幺妹最聪明。母亲还真应了这句话。在我姐弟和旁人看来，母亲比父亲还要聪明。母亲于2014年3月27日走完了她98年的人生旅程，但她的聪慧与勤勉无时不浮现在我们的记忆里。
母亲的女工活可说达到专业水准。剪花、绣花、做鞋、裁剪制作衣服和帽子等，在村里独一无二。每到秋冬（这是结婚嫁娶旺季）母亲就极忙，每个嫁女人家都登门相求（我母亲扎了小脚从不出家门），母亲都会无偿帮忙准备嫁女所必备的鞋子、衣帽，甚至张罗新娘子的梳妆打扮、礼担。
母亲集苎麻堪称一绝。所谓集苎麻就是将去了粗皮、经过多次漂晒的苎麻原材料，撕接成可纺织成布的纱。母亲集得细、集得快，能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母亲还纺得一手好棉纱，姐姐出嫁时印花布被子、我上大学的新衣裳也都是母亲纺纱织布所做的。在我家里，父亲劳作为全家糊口，母亲集纱、养猪赚点活钱日常零用。我高中时开支大些，母亲经常是吃完晚饭就在昏暗的油灯下集纱，直至凌晨鸡叫三遍才罢手。
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居然还是妇产接生高手。虽然每个乡卫生院都有经过专门学习培训的接生员，但几百号人口的楠木荆村，从解放直到20世纪70年代，谁都不请接生员，而是首选我的母亲。事情也就这样巧，几十年来母亲接生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抚养小宝宝也小有名气。她掌握宝宝的特性和成长规律，细心、耐心、极其讲究卫生。我哥嫂所生7个子女，甚至有的子女的子女，在婴幼哺育时一直也离不开她。对我和妻子的独生女儿丹丹更是视为心肝宝贝。满了70岁的她随我住宜春师专，受人求请，还先后带过6个师专老师的小宝宝。
按说，父亲母亲如此出类拔萃，又与人为善，家里的小日子应过得顺顺当当、有滋有味。其实不然。自1951年土地改革开始，由于“得罪”了小人，我家就一直生活在魔咒之中。虽然父母年复一年，起五更睡半夜地劳作，但全家还是生活在挣扎之中；尽管父母总是笑对邻里，慷慨相助，但“花红惹人羡，花落遭人贱”，总也换不来别人的周全和帮助。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承受。我知道，那不过是他们做人的本色体现，也是他们聊以自慰并期盼着能稍稍改善生存的环境。
我人生的第一个恐怖记忆产生于1951年冬季。一天下午全村人都在众厅里开大会，我一个6岁儿童喜凑热闹与几个小伙伴也跑去了。谁知一进门我就呆了：父亲被一根综绳子捆住一个手拇指和一个脚拇指，悬挂在厅门内高高的横梁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称半边猪”），父亲痛得嗷嗷直叫。此时打手们也全然不顾这个也曾多少帮助过自己的典汉公。父亲叫一声，他们就突然往上拉一下，或突然往下放一点，这样产生的冲击力使父亲更为痛苦。在全场一片惶恐茫然之中，在我和姐姐、母亲呼天叫地的哭声中，土地改革工作组的贾组长大声宣布：李典汉破坏土改，从现在开始，他被定为二流子，必须接受大家监督教育，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对我家来说是黑白颠倒的变化实在来得太快。就在昨天，父亲还是村农委会委员，还在协助土改工作组工作。在农会，父亲分管识字扫盲、卫生、修路、丈量土地等方面的事情，怎么时隔半天就由令子女骄傲自豪的农会干部变成了被捆受吊要接受长期监督教育的二流子呢？
个中缘由还是我长大懂事了才略知一二的。土改时村农会还有个女委员，她是父亲的同堂弟嫂。她与工作组组长同姓，人活跃而且颇有几分姿色，一来二往，组长就与她结为兄妹。其实其中男盗女娼的隐情我父亲心知肚明。父亲眼里容不得沙子，作为家门，这种事情是不允许、也应干预的。对于父亲的告诫，他们记恨在心，处心积虑要拔掉父亲这颗眼中钉。我家成分被定为“下中农”，按规定要分给我家好几亩水田。当时的原则是好田少分点，差田就多分点。结果是：分我家的田是“好田”，周边和我家连片的其他田都是“差田”。既是同一片田，好坏程度应是一样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变着法子少分田给我家。我父亲当然明白，就向土改工作组提意见：这样做对我不公平！这一下机会来了，没过两天，工作组就研究决定，李典汉破坏土改，取消农会委员，定为接受监督教育的“二流子”。从此以后我家就噩梦不断，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不知何日是个头。
1953年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父亲不能参加，我家不能受助。
1955年在自然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不能合作入社，必须孤立，只准单干。
1957年以行政村为界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仍然没有资格成为社员。我那时正在读小学，看到其他家庭的大人、妇女都有组织地生产劳动，热热闹闹、痛痛快快，非常眼馋、羡慕。我就像生怕别人发现自己是小偷一样知道自己家是单干户。
1958年，政社合一、以乡为区划成立人民公社，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公社下属生产大队。上面政策规定，一切土地要归公。此时我家才从局外进入了局内，由打入另册的单干户变成了公社社员。但此后父亲因“二流子”的身份，其人身自由却受到更大范围的限制和更为恶劣的人身摧残，动不动就派去离家无偿地修路、修水利、下地挖煤、进山烧木炭。管理者像对待犯人一样苛责辱骂、拳打脚踢。所有这些都是他人悄悄透露给家人，父亲从不吭半声。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1964年由于全国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纲，父亲的身份也升级了，由“二流子”升为“坏分子”，性质也由教育对象正式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为四类分子。所谓“四类分子”的称呼就此开始了。
坏分子的帽子不仅压了父亲整整30年，而且这30年也成了我不断成长、不断前行中搬不掉、避不开的障碍石。
合作化时期，当年村里的土改工作组长担任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成立公社后又改任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担任到我父亲平反之后。他和他的帮手不择手段，怀着害人害到底以绝后患的阴暗心理，长期压制我父亲、盯着我。不仅要让李典汉永远不得翻身，还要让他的儿子（我）也永无出头之日。
我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是经过统考统招的，但我三次都没有得到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到哪去了，就是到那个社长、书记手中就变没了。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现在说这些事，我还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高中毕业前国家招收飞行员，我也通过了本地区的体检，但对家庭必须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规定要查5代。结果到我家大队调查，上一代就是坏分子，这哪行！
1964年高考前填报志愿，当时我非常渴望读军事院校，既可以实现当兵、当军官的美梦，又能读书不要钱，父母也可以完全不要在经济上负担我了。可是因为父亲是所谓坏分子，第一个门槛就过不去。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郁闷的是，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华中工学院，但校内稍有涉及军事国防的专业（如船舶工程、无线电工程、自动化工程等）不能录取，只能读最普通最民用的机械工程专业。
1968年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多，那个土改工作组组长、后来的公社大队书记，又串通几个人联名写信到华中工学院，并以大队党支部的名义强烈要求取消四类分子的黑崽子李谟清大学生资格，遣送回原籍当农民，接受他们的监督改造。
1971年11月，结束了在江西省军区农场的劳动锻炼，即将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当时省分配办公室意将我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但对我家进行函件调查时，又被那个书记百般否定了。最后分配到一个已被遗弃的小煤矿为校址的公社所属中学。
1975年我已被调到县城新建的宜春县二中两年了。此时我被评为学校最优秀的青年教师，并且是唯一一位要奖励一级工资的教师。学校党支部加紧工作准备发展我为中共党员，但是又遭到家乡那个大队支部（实为贾书记个人）的坚决反对。为此，不仅入不了党，而且连已经干了半年的教导主任的职务也免掉了。
1977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平反了，我抓着一丝光明，到宜春秀江餐厅找到来县城参加县、社、队三级干部会的大队贾书记，细身细气地询问：全国都这样了，我父亲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吧？他恶狠狠地说：没有收到文件，不能解决！
事已至此，我真不知路在何方？！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
1977年，整整停了10年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恢复了。
1978年，我通过考试，选调进入宜春师专物理系任教。
1982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我陪老父亲到宜春中医院看病。这个医院的院长叫吴俊彩，是我中学同学吴益清的父亲，也是一个具有离休资格的老革命。我径直找到吴院长。进到诊室后，吴院长惊讶地注视着我身后的老人，随即大叫：“典老汉！是楠木荆的典老汉吧？你还在呀！我还以为你早就走了。”然后把门一关，不接诊其他病人了。此时这里就仅是两个生死之交、久别重逢老人的空间了。
半个小时后，吴院长不容置疑地对我命令：“李谟清，你必须立即向政府申述，要求为你父亲平反。我可以作证，我的哥哥还健在，可以作证，解放后宜春地区的第一任专员（后担任过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可以作证……”
原来，父亲1931年起就在家乡做了一些帮助革命者的工作。吴院长当年作为县共青团的工作人员闹革命还到我家楼上躲藏过；那位第一任专员也曾到楠木荆村外的很偏僻的没有人住的单家独屋藏了半个多月，我父亲就给他送了半个月的饭。后来父亲也参加了赤卫队，并担任过队长。那时吴院长的哥哥吴俊尧是游击队队长。因此吴俊尧和父亲不仅是老乡和朋友，还是同志和战友。
基于清晰可证的事实，宜春市于1982年底即正式下文为父亲平反，恢复其苏区革命老干部的身份。父亲作为家属，随我住在宜春师专；此前师专保卫科高度警惕，严密关注父亲的言行举止。具讽刺意味的是，1983年的春节前，他们还派人“教育帮助”我的父亲，而仅几天后，他们就提着一些年货、带着省军区的慰问信到我家，向老革命拜年、问安、祝贺。此时，我欣慰地看到了父亲脸上30年都没有出现过的泪花和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