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949年至195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出生于1949年9月22日，这意味着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那么，1956年我七岁了，还没上学。我因口吃，上学晚了一年。但也不算太晚，北方孩子八岁才上学的挺多。比之于北京和南方城市里的孩子，分明是晚了一年——1949年出生的他们，“文革”前大部分已在读高一了；而我那一年初三毕业，后来被统称为“老初三”。

“二战”后的东三省，实际上经历了两次“解放”。第一次是苏联红军出兵于中国东北，自黑龙江省入境，协助东北抗日联军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使哈尔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控制的第一座大城市——那次“解放”，当年有另一种说法是“光复”，我父母那一代人都习惯于说“光复前”“光复后”。苏联红军回国后，哈尔滨市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官兵掌控，治安极不稳定。郊区每每有土匪作乱，市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也不少——李兆麟将军就是那时被他们杀害的。第二次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意味着东三省人民成了实至名归的“新中国”的人民。

所以，对于东三省我父母那一代人来说，“光复后”是一回事，“解放后”又是一回事——“解放后”的东三省，比“光复后”的东三省太平多了。

那么，严格地说，我实际上是一个出生于“光复后”、新中国成立前几天的人。

对于此点，我一向并无幸运之感。因为我并没在从前的年代生活过一天，没有比较，也就没有切身体会。更坦率地说，我对刚一出生就“被解放”了，长期以来的真实想法是不以为然。

但此刻，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开始重新思考——我的出生年份对我来说到底是不是一种幸运？

我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回答——是。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我早出生十年，那么我的童年将在伪满洲国时期度过。以我家的情况推断，我是上不起学的。或父母竟能含辛茹苦地供我上了学，被迫学日语，读宣扬所谓“东亚共荣”的课本，经常见到是本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学监”面前唯唯诺诺，稍敢违逆便遭殴打，甚至逮捕——我会习惯吗？

若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后延十年，而我已是一个青年，眼见是军人非军人的日本人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欺凌自己的同胞如虐动物——我会反应漠然吗？

以我父亲传给我的宁折不弯的性格，肯定不会那样的。

若我竟反应激烈，那么我是否能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年份，可能就两说了。

即使我变成了一个善忍的、肯于屈辱苟活的青年，被奴化得一点儿血性都没有了——见闻自己的抗日同胞一个个、一批批被残忍折磨、杀害，我会无动于衷吗？

如果我竟会那样，我与行尸走肉又有何区别呢？

这么一想，我就忆起——我曾问过我的父亲：“爸，当年你怕过日本人吗？”

我的天性宁折不弯的父亲回答：“怎么不怕呢？自从被日本宪兵抓走过一次，更怕了。连汉奸也怕日本人啊！我亲眼见过是挺大官的汉奸，在普通日本宪兵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的样子。”

我的父亲因为看不下去日本宪兵毒打同胞的情形，仗着自己习过武，还会几句日本话，上前劝阻了几句，结果不但同样遭到毒打，还被宪兵队关押了数日。

回忆使我更加理解——为什么我的父亲仅仅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便引以为终生之光荣。

在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任何一个中国人，想一点儿亡国心理都没有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死心塌地卖身求荣的汉奸——而即使他们，内心深处也肯定有难言的耻辱。

现在的我，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对于那个时期的哈尔滨，通过读书阅史，已经有了较多的间接印象。尽管是间接的，但老一辈人的回忆，那些历史性记录的内容，可信度是不容置疑的。

由是，我想我应该由衷地、郑重地写出——我，一个出生于1949年9月的中国人，很庆幸自己的出生年份离新中国之成立仅差数日，而不是出生得很早。

之所以截取1956年作为一个年份节点，乃因这一年我虽未入学，但毕竟七岁了，记事了，有谈点儿关于文化、文艺的粗浅印象的起码资格了——那么，以下所谈，依据的是个人记忆与间接了解的组合；而1956年以前的形态，则完全是凭间接了解的种种情况所作的推测，正如对1949年以前的文化、文艺形态所作的推测那样。

我七岁时的哈尔滨，具体而言是我家所住的区域，在我的记忆中是常年平静的，人们关系总体良好。

那一区域的街道多以“安”字打头，如安国街、安心街、安和街、安广街、安平街、安化街等——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街名。

从以上街名可以看出、体现着人们希望国泰民安的文化心理。

那一区域在“光复”前是中等经济水平的“老俄国时期”的俄国人居住区，他们多因惧怕成为革命对象而逃亡到哈尔滨，独门独院的俄式宅院比比皆是。我七岁时，他们大部分已按中苏协议被遣送回国了。那一区域主要是他们的居住区时，街名体现的是另一种文化，分别为普希金卡亚、托尔斯泰卡亚、契诃夫卡亚、屠格涅夫卡亚……“卡亚”是俄语街道的意思——流亡于邻国异乡，深情所系的却是本国的作家、诗人，足见彼国中产阶级人士之心性与他们的文学纽带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韧。或也可以说，是一种剪不断的脐带关系。并且，有一点更耐人寻味，即当初那些街道的俄国名，必是他们之间民主协商的结果；便又足见，那些“老俄国时期”的作家、诗人，在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地位是多么的无可争议，成为共识。而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条街的街名居然是莱蒙托夫卡亚——他可是既反农奴制又反沙皇专制制度的；还有一条街是高尔基卡亚，高尔基呀！列宁的作家挚友呀！而他们却是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避难者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也将高尔基包容在自己的文化襟怀中了呢？这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或许，由于高尔基毕竟是一个骨子里的人道主义者？从那些特殊文化的俄国街名，似可作这样一种较符合逻辑的推测——第一，他们是接受废除农奴制的主张的；第二，他们也能接受沙皇家族逊位的现实；第三，他们害怕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如果曾有反对的言行，或是缘于革命到了自己头上，或是觉得未免太冷酷和暴烈了。总而言之，有资料显示，他们的成分，大抵由流亡的小地主、富农、破落贵族和一些“日瓦戈医生”那样的人组成。

他们被遣送回国后，遗留下的宅院自然住进了中国人。当年那是由各级政府拍卖和分配的。有的院子非常大，最大的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两米高的木板障子占了小半条街，院内的俄式住房建得特别美观。

我七岁那年，家住“安字片”安平街十三号院内。院子挺大，七八户人家，房产是被当年有经济实力的中国人买下的，我家和另外几户人家是租户。我家住最里边一幢小房子，两户连体，各有各的门，都是一室半的格局，有门斗。半间做厨房，也搭木板床，正室二十平方米左右。木板地，门窗已严重下陷。我家的隔壁邻居姓陈，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长相忆》，便是为怀念陈大娘而作。

倘读此书的人以为，当年哈尔滨市那个区域的中国人家住得都不错，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家父母都曾是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我七岁时，我这一代哈尔滨人的父母还都是中年人；那时三十六七岁的人便是中年人了，都是买不起房子的人家，租住的也都是下沉严重的面积很小的房子。那样的一些房子，曾是俄国房主的仆役们的住房。

安平街上最大的院子是被一位老中医买下的。

另一条街上最大的院子是政府分给一位副区长的。

当年哈尔滨市的人口并不太多，我家所住的安平街，除了早上偶有小贩卖包子馒头的叫卖声，白天不但静悄悄的，而且经常不见人影。这主要是因为院子都挺大，同院的孩子尽可以在院里玩。丈夫们一上班，女人们做完家务，互相串门也成了院内之事。这使不同院的孩子与孩子、大人与大人、孩子与大人若在街上遇见了，并且还认识的话，反应普遍很友好很亲近，因为不常见。若以和谐言之，非诓语也。

文化与文艺，在以庶民百姓为主体的那一部分民间，在1956年前后，在哈尔滨那样一座省会城市，曾经给我留下的印象少之又少。

首先应指出，文化是客观存在的——那些街名，不论是从前的俄文名，还是后来的中文名，不能不承认也是文化的体现。还有某些老店的店名，比如当年“安字片”家喻户晓的“天合成”——一家面积不大的食杂店，其地道的中国名，当然也是文化的体现。还有小学、中学，更是文化的有形体现。文化还体现在大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经验和态度中。

那么，文艺呢？

坦率地讲，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我长到七岁时，除了话语，尚未听到任何人唱过任何一首歌。没见过唱片机、收音机；没见过书和报；没见过笛子、胡琴、口琴、手风琴一类乐器；不知世上有诗、小说、戏剧和电影。总而言之，不知何为“文艺”。

文艺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审美启蒙。

我家一条褥子的褥面上，有几尾栩栩如生的金鱼；而一床被子的被面上，印有相伴而游的鸳鸯。我四五岁时，由母亲口中知道了它们叫什么，知道了金鱼是可以长期养在家里供人观赏的，而一对鸳鸯活着时是不离不弃的。

后来院里有人家搬走了，母亲将别人家不要的一张年画捡回，修裱了一番，贴在我家墙上，于是我又知道了世上有喜鹊和梅花，喜鹊登枝既有报春之意，也有报喜之意。

当年的月饼是用纸包的，结绳一面的下边，必外加一张画纸，印有抱着白兔奔月的嫦娥，于是我知道了中国有一类故事叫“神话”。

比我年龄大几岁的男孩子，当年玩一种游戏叫“扇啪唧”——一种印在纸板上的彩色的古代武将、侠士或绿林好汉的头像，并注有名字；从纸板上剪下来就是圆形的了。玩时一方将有头像的一面贴地放下，另一方以自己的一张用力“扇”于对方那张的近旁，若震动力或撞击力能使对方那张由反扣而变为正面朝上，则对方那张归自己了；若不能，自己那张就输掉了。

母亲被我央求烦了，给了哥哥一角钱，让哥哥替我买回了一板，共二十个人物头像。我没往下剪，经常看，问哥哥，于是记住了展昭、胜英、罗成、秦琼、张飞、赵云、吕布、关羽等一些名字，也知道了世上除了学生课本，还有一类书叫“小说”，内容丰富极了。于是我想，等我是学生了，识字多了，一定要看许多那样的小说。

我的眼睛在别处也经常被“奇怪”的现象所吸引——有一次哥哥带我到市里去，见一家曾经的苏联药店的玻璃上，用彩漆画着一支高脚酒杯，两条蛇身共同盘着杯，它们的颈左右挺直，头低垂，都在看杯里的什么东西。

我问哥哥药铺的玻璃上画那样的图画是什么意思？

哥哥也答不上来。

年长我六岁的哥哥，对我的困惑几乎有问必答，那次他被我问住了。

市里有家电影院叫“亚细亚电影院”，我问哥哥“亚细亚”是什么意思，他也答不上来。

我们路过一家乐器店，隔窗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中西乐器——于是我从哥哥口中知道，世上有种专由乐器发出的声音叫“音乐”。

哥哥带我进入了新华书店，我第一次看到了成排的非课本的书籍。哥哥说其中就有他说的小说，人如果一辈子不看几部文学作品，活得太遗憾了。于是我又知道了，小说的别名是“文学作品”。

我们离开书店时都有些恋恋不舍；经过乐器店时我没那种感觉——因为我的耳朵还从没听过音乐。

此后，“市里”二字对我是一个具有很大诱惑性的概念了，我开始羡慕家在市里的孩子，不但因为他们的家住在外形都挺美观的楼房里，更因为他们与许多有趣味的事物相近。

实际上，“安字片”离市里并不远，也就三四站路而已。没有任何规定限制“安字片”的大人或孩子到市里去，是“安字片”的大人特别安于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院落里，有的大人几年也不曾带孩子到市里去一次，而我的母亲一次也没带我去过。当年的母亲们家务事多，几乎都有操不完的心，没那份闲情逸致啊！市里那些美观的楼的内部，实际上也并非多么的令人羡慕。有的楼住进了过多的中国人家，原先的格局拆除了，隔离出了更多的小房间，乱得不成体统。没厨房的人家在走廊砌灶开火，家家户户的破乱东西都往走廊堆放，谁家都想多占点儿公共空间。道外区的几条街的老旧楼房里，人家多得像蜂巢。同样没有显然的文化气息，也同样没有任何良好的文艺形态。

推而广之，全哈尔滨市，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文化气息较浓、文艺形态经常可见的地方，其实也就道里和南岗两个市中心区的有数的几条街而已——由剧场、影院、书店、博物馆体现出来。在千分甚或几千分之一的人家里，才有收音机、唱片机、书架或书橱；更少的人家里才会有某种乐器，而主人可能是专业的或曾是专业的乐器演奏者。

再推而广之，长春的情况、沈阳的情况亦基本如此。省会城市基本如此，遑论另外的城市和农村了。

可以说，在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里，东三省的文化气息和文艺现象较别的省份要少得多。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漫长的冬季和伪满统治时期的后遗症。

漫长的冬季使民间的民俗文化只能在春节和正月十五短短的几天里释放一下自娱自乐的能量；而在中原、南方省份，冬季并不寒冷彻骨，春天的迹象出现得早，所以各类民俗文化传统借和平年代的吉祥，在民间恢复得特别迅速。

到东北“光复”为止，所谓的“满洲国”存在的十几年中，大本营虽在长春，但贻害祸及东三省。由于它的存在，日军、伪军、特务遍布东三省，迫害的主要对象除了“抗联”人士便是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使东三省人口比例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稀少，奴化宣传也竭尽全力压制中国本土文艺芽苗的生长，文化气息的重新养成与文艺现象的重新活跃，尚需假以时日。

国民政府留下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业俱废，百业待兴，国力薄弱，民生依然维艰，全中国的文化、文艺事业尚处于复苏阶段——“旧的”大抵被禁，“新的”尚在孵化，未成可观气候。

不但南北省份情况不同，大城市与大城市也有另当别论之点。

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文化气息的端倪最先育现，新文艺形态与旧文艺种类已呈初步的竞争态势。在以上大城市，几乎所有的舞厅每日爆满。舞曲声经常通宵达旦。高档的舞厅里出现各级干部的身影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在条件一般的舞厅里，大学生和中青年工人往往成为常客——一半多的他们的另一种身份是学生干部、工人干部或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中的中青年代表人物，不论是干部、在校生，还是在各行各业受到栽培和重用者，似乎不约而同地爱好起同一种文娱活动来——交谊舞。从前，它曾被指斥为勾肩搭背、男女关系暧昧之极的资产阶级生活内容之一。在有的大学、政府机关和文化单位，周末舞会几成惯例，没举行反倒是怪事。甚至，工会、党支部和团组织负责人，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似乎，伴着优美的舞曲，衣着精致的中青年男女面面相对、翩翩起舞，最能表达革命终于胜利了的喜悦。

在全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南方的大城市里，蔚然成风的交谊舞现象与后来成为全国城市一景的广播体操现象可有一比。此种情况在东三省的大小城市亦如此，于是从南到北的城市里产生了些是“革命人”的舞皇、舞后和舞厅王子，受舞风“吹拂”，连工厂里也因地制宜，举办工人舞会，极受青年工人欢迎。相映成趣的是，在上海、南京、广州等舞风长久的大城市，往昔名噪一时的舞场佼佼者，尤其既是名媛、交际花又是舞后的“旧女性”，皆在工厂或农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成为热爱工农业劳动和工农大众的“新人”。这似乎体现着一种自豪感颇强的逻辑——现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了，舞台、舞厅是我们的了，我们不跳谁跳？我们不占领谁占领？让资产阶级的男女该干吗干吗去吧！并且，在“革命人”看来，往昔那些舞厅常客、红人，确有应被改造为“新人”的必要，那也是挽救他们，为他们好。一年多以后，中央有关部门下达“红头文件”，对“舞风”进行了严格限制，党团干部出现在非工会组织的舞厅，被视为违纪了。

然而若以为在七年中只有跳交谊舞是文艺现象，则又大错特错了。归纳起来，七年中有以下重大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文化的性质或文艺的色彩。

“扫盲”运动

我这一代底层人家儿女的父母大抵是文盲。1952年城市开展“扫盲”运动，家庭妇女也是重点扫盲对象。我的母亲便有识字课本了，此前我已见到过我哥哥的课本，知道自己以后也必会有，并不好奇。

母亲的识字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我至今仍记得几句，因为听母亲在家背过，是：

人有两件宝，

双手和大脑。

双手会做工，

大脑会思考。

我觉得，那真是一篇编得很有水平的识字课文。

尽管“扫盲”运动涉及千家万户，毕竟是文化现象，而非文艺现象。

我们的成为了城市人的父辈，所过的城市生活实际上仍类似农民生活——日出而作（去上班）、日落而息（下班回家）——歇会儿，洗洗手，吃饭；吃完饭，再歇会儿，发一阵子呆；卫生习惯好的，洗洗脚，吸支烟，上炕睡了；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几天才洗一次脚。水是从水站挑回家的，盛在大缸里，如果全家人口多，睡前都洗脚，太费水了；若冬天，还要将水烧热，便也费煤。所以城市里的底层人家，是没有睡前洗脸、刷牙、洗脚的良习的。现在回想起来，从前中国百姓所过的日子，真是简单。

我们这样一些儿女的父母，大多数对文化没有自觉渴望，对文艺无起码需求。就连“扫盲”这件事，有人也是能躲便躲，并不认为多么有益于己。多数父亲并不支持母亲上“扫盲”夜校，因为晚上六点正是他们下班回到家里的时间，都挺累了，希望享受享受妻子周到的服侍。他们的思想工作由单位来做，而母亲们的动员工作由专门的说服人员来做——某些从各级政府部门抽调出来的机关女性。街道干部完成不好那一说服工作，动员家务缠身的家庭妇女上“扫盲”夜校委实不易，多数家庭妇女并不认为文盲竟会影响她们成为贤妻良母。

于是我在自己和邻居家里见到了当年的机关女性，亦即知识女性。她们都是中青年的很有气质的女性，显然人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与我母亲和我所常见的母亲们相比，她们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中国的女性，此前我从未见过那种气质的女性。故青年以后的我常这样想，所谓“气质”，肯定是与知识的有无连在一起的。不论男女，一个人若是文盲，样貌再怎么出众，大抵也是没有气质可言的。

那些知识女性都很可亲。分明的，她们有着这么一种意识——在“扫盲”之事上，自己是代表政府深入民间的。到我家的那位当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三十四五岁，比我母亲年龄小，张口闭口叫我母亲“大姐”。我母亲一说离不开家的难处，她就理解地笑笑，笑罢又耐心地说：“不强迫你，大姐，哪怕你能去几次，学会了写自己的姓名我也高兴啊，识字对咱们妇女真的益处很大。”

我母亲夸她有耐心。

她笑道：“政府为人民着想，我们是受政府委托的人，没耐心还行？”

因父亲当时在外地工作，我家不存在丈夫支持不支持的问题。但七岁的我已有了两个弟弟，这是母亲的难处。已上初一的哥哥却很支持母亲去上夜校，我也就不由自主地支持了。

于是，每天晚上八点多，我到街口去迎母亲。那些个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家庭妇女“放学”了，腋下夹着头巾或方布包的书本课本，说说笑笑地往家走，遂成城市夜晚的一道风景。

我母亲在“扫盲”运动中，曾达到过能写一封内容简单的信的识字程度。后来生活维艰，认得的字又都忘了。但对于她自己的姓名，却始终认得会写。并且，当年上夜校的记忆，是她人生中少有的美好时光。

我父亲不但在“扫盲”运动中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而且从此养成了在小本上记下自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习惯。在他的遗物中，写满字的小本子有三四本。

“扫盲”使当年中国的从城镇到农村的一批男女青年受益最大。他们中不少人，后来直接上了中学、高中或技校，实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夙愿。

“扫盲”运动是早期全国政协一致通过的一项提案。委员中有人便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民间教育家，是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同志”。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教室自然不能成为军事堡垒，黑板粉笔也不能变成武器，“救国”实则是爱国表现。而在和平年代，“教育强国”遂成共识，“扫盲”运动不无“一个都不能少”的色彩，也可视为从张澜、蔡元培、胡适到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致力于通过教育“强国改种”的初心的延续。

纵观人类历史，面向民间的“扫盲”现象，多由宗教组织、人士来实践，其心志再虔诚，也只不过能使一村、一部落、一地区的人受益。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唯中国发生过，言“史无前例”亦不过分。并且，只收获了益处，丝毫也没有受影响的代价。今日之我，当然便以“温情脉脉”之目光回顾之！

保护妇女运动

我并不能断定此现象是否够得上是一次全国运动；也不能断定是否与当年对宪法、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有关。

我只记得，似乎是与“扫盲”运动同时发生的一件事，起码在哈尔滨市如此发生过——同样是一些妇女干部，在女警员的陪同之下，逐街逐院逐门逐户地对女性人口进行详细登记。若谁家有年龄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外地亲戚，如男户主或女户主的侄女、外甥女、干女儿，被盘问得格外认真。

据大人们讲，为的是防止对女性的拐卖行径。

这乃因为，当年落户于哈尔滨的来自各省农村的“光棍”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等挣够了钱，头等大事是回老家带回个媳妇。”是的，他们常说的是“带回个”，而非“娶回个”——小时候的我，亲耳听大人们这么议论过。“带回个”也罢，“娶回个”也罢，总之是要花钱的。一花钱，就有买卖的意味了。何况，在农村，即使明媒正娶，女方家也是索要彩礼钱的，这就使“带回个”是否合法，是否具有买卖妇女的性质，成了莫衷一是的事。买卖妇女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导致妇女甚至未成年女子自杀自残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是进行排查，以防止同类事件屡发。当然的，这体现着对妇女权利和命运的关注。

爱国卫生运动

这也是产生于政务院委员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并且不存在任何操作难点，于是推进为全国性运动；内含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两条。主要指公共环境卫生，以城市为主，包括农村，也是为了防止因公共环境脏乱差而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如疟疾、痢疾、霍乱、肝炎等病的蔓延。小学、中学的卫生员学生开始每天检查同学是否带手绢了，提高了手绢的销量。有关部门组成了卫生队，突击修建公厕，治理污水久积的排水沟，得到广大市民的支持与配合，大家踊跃参加义务劳动。某些小学校甚至要求学生上学随身要带苍蝇拍，以便及时消灭路上所见的苍蝇。后来有卫生专家指出，拍死过苍蝇的苍蝇拍必定沾菌，小学生随身带苍蝇拍极易受到传染，于是终止。此亦足见，愿望良好的事，落实过程只要有人推进得极端了，是多么的事与愿违，会走向反面。而一旦走向反面，却又无人提出异议，危害难以避免。

何谓“左”？“左”就是思维方法上自以为是且做法上以极端为积极，唯恐执行不给力。

而民主是使极端的危害及时受到阻止的良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某个时期“左”的盛行，正是当时民主式微的过程——“左”是被这种情况“惯”到理所当然的地步的。

爱国生产运动

此运动与“抗美援朝”有关，志愿军只能从国内补充大量军需——武器装备、医药品、军服被褥、鞋帽、战地食物等，于是国内掀起了生产高潮。为赶生产任务，加班加点在许多工厂成为自愿之事。工人们往往通宵达旦地加班，困极了就在车间里找个角落眯一会儿。这起初并不是号召现象，是自发现象，也仅是某些工厂中的现象。后来宣传介入，因势利导，遂影响至各行各业。苏联曾有“星期六义务劳动”现象，“爱国生产运动”是向“老大哥”学来的。

除了“扫盲”运动，后三项运动，似乎与文艺特别是文化没什么关系。实则不然，报纸和电台紧密配合，宣传十分活跃。说唱、相声、街头小品演出、快板、快书等文艺形式，经常在各种地方和场合出现在市民面前——时间都不长，最长一小时内结束，旋即转移向下一个地方和场合。

充分发挥文艺宣传功能这一传统，在1949年以后，不是弱化了，而是进一步加强了，日趋常态化。并且，及时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不惟是政治本身的需要和要求，似乎也更是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本能和自觉。

文艺蓄势待发

前边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时，以“复苏状态”加以描述；实际上“复苏状态”四字不足以概括文艺蓄势待发的表现。在“抗美援朝”成为几十万大军参战的事实后，文艺相配合的能动性，完全可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相提并论。至此战结束的四年里，有大量的诗歌、歌曲、小说、快板、评书、报告文学、宣传画、漫画、版画、油画、新闻报道、街头剧、正规戏剧产生出来，艺术水平远远超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总况，几乎可以说体现于一切艺术门类中。某些作品，后来成为反映这一特殊题材的经典。文艺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于积极的创作方面，也表现于文艺家有一分热，巴不得发十分光的奉献精神。如有的艺术家靠捐演出门票收入，或靠义卖书画作品，间接向志愿军捐飞机、被服、医疗设备和药品。更有不少艺术家，随团至朝鲜战场，为志愿军官兵进行慰问演出。还有的艺术家，因而献出了生命。这带动了更多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去到矿山、钢铁厂、军工厂进行义务演出。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确定的文艺方向，在“抗美援朝”时期，可以说成为了多数文艺家情愿接受的理念，无须督导的行动——而原动力，是高涨的爱国热忱和激情。

“新中国”既然显出了新面貌，爱国主义遂成普遍中国人之中国心的本色。

尚处于建厂过程的新中国的电影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创作。

1949年至1956年——无论那时的国家领导人的初心，还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初心，在建设一个好国家方面，确可用同心同德、同舟共济、休戚与共等词汇形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