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个集子里收的十一篇文章，是按照文章研究对象的时间前后排序的。如果从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从最早的《诸子的黄昏》到最近的《庾信的“记忆宫殿”》，差不多刚好跨越十年。虽然只是这十年当中所发表文章的一部分，却可以多少代表近些年我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抄本文化和文本的物质性如何影响到微观上文本的解读与宏观上文学史的视域重建；一是文学的“言说性”，经验与文学语言之间的张力。

从出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手抄本文化”或更通用的“写本文化”在国内学界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这个词语的前半，因和传统的版本学、校勘学互为表里，得到的重视似较后半为多，但相比之下“抄本文化”之“文化”的内涵有时得力不够，究其原因，反而是它的覆盖面太宽广、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的关系。“抄本文化”一词本属“强名”，是英文manuscript culture的翻译。所谓抄本文化者，是抄写行为在写本作为文本流通唯一媒介的时代对所有文本的流传和所有传世的文本造成之深度影响的综合称谓。不过，“抄本文化”常和“印本文化”对言，似乎被一种达尔文进化论式的时间观念左右着，先秦西汉的写本研究更是因为近年来的文献出土而显得特别闹热。但是，纸张的通行，为知识和文本的流传带来巨大改变；纸本时期的抄本文化，和竹木金石时期的写本文化特点有别；印刷的出现并没有代替抄写，抄写直到晚清仍在进行，抄写和印刷的共时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特别值得注意。归根结底，是一个历史想象力的问题。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必须专注于文字，但还要想到文字在竹简、木牍、丝帛和纸张上写下来的时候，如何与其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进行复杂的交涉。这对文学研究是否重要？又如何重要？这本书里的数篇文章都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作出的尝试。

历史想象力不等于小说家的虚构，必须立足于实证。我很不同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因为出发点最重要。很多假设，漫无边际，不是“推测”而是“猜测”，求证越小心，越深入误区。我们必须小心假设，小心求证。最重要的是立足文本。我们需要更多的从文本细部生发与展开的研究，而不是在文本上空悬浮打转的直升机式研究。

我是中国人，在发表作品时候，对人不分青红皂白在我名字前面冠以一个“［美］”字很反感；但是，多年在海外用英文教书和写作，一切都要翻成英文，从治学的角度来说我很感谢这一点，我也常想这大概是“海外汉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最独特的地方：它迫人对面前的文本细读和慢读，在阅读当中进行思考。如果有错误，也是子贡所说的“日月之食焉”。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这样的阅读里看到有意思的东西、提出好的问题，但是，好的问题和新的视角离开这样的阅读就不可能产生。用汉语写文章不必对摘引的文本进行翻译和解说，任何错误和一知半解都可以掩而藏之，哂笑他人者自己的水平无从检测还在其次，一个更为严重和长期的后果，是对文本发展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对我们文学研究者说来，除了文本，又有什么呢？如果我们不肯、不能阅读面前的文本，如何可以提出好的问题？离开文本阅读的文学史叙事，是一座脆弱的空中楼阁。如果失去阅读的能力，那么就是在缓慢而又坚定地、有条不紊地再次杀死我们的过去。

经验只存在于文本中，知音者当可看出，我所关注的对象，不是经验，而是“言说”本身。然而，和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不同，在面对历史时，我们远离作品所生发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语言”虽然是目的，却又成为第一道隔阂。中古汉语不是任何学者的母语。在古代文本面前，我们都是外乡人。密密麻麻的冗长脚注，或者连篇累牍地列举二手资料甚至一手资料，不一定能够帮助我们复活历史。或许，以语文学家的执着和精力，进行宽广而深细的阅读，可以逐渐拨开挡在面前的雾霾，容我们如考古工作者一般修复已逝的图景，照亮沉沦于黑暗中的过去。希望与天下有志于此的同道共勉之。

很多文章曾在海内外各种学术场合宣读，曾以英文或中文形式发表。感谢讲评人、听众、编者还有译者，也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李亭编辑的耐心与敬业。

是为序。

田晓菲，2019年11月，“感恩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