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造历史：三国文化地貌之吴蜀视角[1]
引言：遗失的文学史
标准的中国文学史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空缺。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强之中，魏在标准的文学史论述中向来得到最多的关注，而吴、蜀二国的文学创作则基本上不被提及。打开任何一本典型的中国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公元三世纪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三个政治时期的线性叙事：东汉建安（196―220）、魏正始（240―249）、西晋太康（280―289）。其中，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尤其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2）两位著名作者，构成叙事的中心。
很显然，这个故事对任何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都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太熟悉，以至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三国时代一直是后世文学喜爱的主题，其中蜀、吴二国又是故事的中心；但蜀、吴二国自身的文学作品却反而被遗忘，大都不为人所知。一部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对三国时期的文学做了具有代表性的概括：“在三国时期，文学最兴盛的是魏国。其他两国保存下来的文学作品都很少，也没有特色。”[2]曹魏朝廷的文学确实很繁荣，但三国中最弱小的蜀国，却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学术活动与一定程度的文学活动。吴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据《隋书·经籍志》与早期史料的记载，吴国朝廷有众多的学者与作家。所谓“没有特色”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因为吴国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是不容忽视的。
“其他两国”的文本少有传世，尤其是文学创作相当繁盛的吴国，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实际上，文本遗失本身就应该成为文学史叙述的一部分。这其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其一，五、六世纪的文人大都忽视吴、蜀二国，认为中原的魏国代表了正宗的文学传统。南朝（420―589）是西晋的继承者，统一了中国的西晋又代替了魏。因而，南朝文人的文学观也受到了他们关于合法性与正统的政治观的影响。虽然吴国作家的很多别集在六世纪时都还存在，但具有影响力的《文选》却没有收录吴、蜀作家的诗赋；[3]这种牺牲蜀、吴，尤其是吴，而对曹魏格外青睐的做法，代表了长期以来建安、曹魏作家的经典化过程的顶点，而这种经典化至少能回溯到五世纪初叶。[4]其二，建安曹魏的经典化，反过来导致了蜀、吴大多数文学遗产的流失，这种流失进一步阻碍了当代学者对三世纪文学创作真相的了解。现存吴国的文学作品只是当时的一小部分。吴国作家众多，撰写了大量注疏、子书、吴国史，还有属于真正意义的“美文”的诗与赋。
现代学者对曹魏文化与思想的重视，正如美国学者法墨（J. Michael Farmer）所言，“不但反映出而且也延续了我们对南方文化的传统偏见，造成了对中国中古早期思想史的扭曲与不完整的展现。” [5]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能抛开吴、蜀来讨论魏的文化与文学创作。魏文帝曹丕（187―226）努力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有文学和文化品味的人，这与压倒政敌的政治目的不无关系。[6]
三国在政治合法性与文化优越性这两方面，竞争都相当激烈，最明显的斗智层面就是外交出使时的言谈。关于富有口才的使者以言辩维护国家尊严，曾有过很多记载。以口才闻名的赵咨（活跃于三世纪早期）很得体地回应了曹丕的种种尖锐的问题，如“吴王何等主也？吴王颇知学乎？吴可征不？” [7]蜀、吴大臣如费祎（？―253）、诸葛恪（203―253）和薛综（？―243）曾用四言韵语进行敏捷的对答。[8]蜀国学者秦宓（？―226）曾针对吴国使者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例如“天有姓乎？”做出了机智的答复。[9]当然，这些故事的记载大都根据记载者的政治立场而定，也许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实况，但它们毫无疑问地展示了这些话语对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性。
在更微妙的层面，魏、蜀、吴都希望被看作汉代的合法继承人。任何对地域身份的炫耀都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适合做汉的继承者，例如后文将要详细讨论的吴国作家的赋作。对于蜀、吴来说，与汉朝的名门望族有联系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财富，这点在蜀、吴臣僚的史书列传中常被特意提及。[10]北方名门望族的认可，常常被看作文化才能与价值的重要凭证。[11]正如本文所要论证的，吴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完全可以与魏国抗衡，尤其是吴国的仪礼音乐与历史书写。
重新考虑三国时期的文化张力，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吴国文本可以提供关于魏、蜀二国的另一种局外的独特视角。很多吴国作家都写过社会政治方面的论述，对时事与各国人物，都做出了敏锐的观察与评价。吴国大鸿胪张俨（？―266）的任务之一是负责外交，他曾撰写过蜀、吴官员的比较分析，并恰当地称之为《默记》，此作收录了诸葛亮别集中遗漏的一篇奏文。最值得关注的是吴国佚名作者撰写的《曹瞒传》，因曹操儿时小名据说为“瞒”故得名。《曹瞒传》文笔出色，塑造了一个生动、复杂的曹操形象：奸诈、无情，但又极富个人魅力。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大量引用了《曹瞒传》，其中记载了很多不见于其他史料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曹操聪明机智、率性而为而又亲切随和，与客人吃饭时开怀大笑，以至于把脸埋进了食物；可与此同时他又阴险、狠毒，让人不寒而栗。很显然，严肃的魏朝正史不可能像《曹瞒传》那样描述他们的开国君主，但《曹瞒传》记载的这些故事却逐渐经典化，对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曹操的形象塑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于魏政权的外在的“他者”视角，在陆机（261―303）、陆云（262―303）兄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陆机、陆云兄弟是南方名门望族的后裔、孙权兄长与孙吴建立者之一孙策（175―200）的曾外孙。晋朝280年灭吴，他们在家中隐居十年之后才前往首都洛阳。在北方，尽管他们的文学才华得到大家的赞赏和仰慕，但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外来者身份。兄弟二人对自己的南方根源有很强的认同感，但又对北方文化尤其是曹魏的文化遗产深感迷恋。陆机无疑是二人中更为创新的一位，他对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早期中古时代被视为建安诗人之后最重要的作家。但与公元三世纪诗坛上同样重要的人物傅玄（217―278）和张华（232―300）相比，陆机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南方身份带入了北方诗歌，对北方文学传统起到了只有外来者才能起到的影响。
本文先对蜀、吴文学创作做一个简要的概述，再具体讨论吴国的文化建设，主要是历史的撰写与仪礼音乐的创作。我认为这两者都是针对魏、蜀声称的政治与文化正统而为，其目的是彰显吴国的政治正统与文化力量。蜀、吴二国的视角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重要的一环，它使我们对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文化冲击角力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图像。
本文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文化生产、文学生产、文本生产。与三国时期经常发生的军事行动相对，这三个概念强调一个政权不同方面的文化使命。所谓的文学生产是指狭义的或现代意义上的“美文”创作。文化生产包括文学创作，但也包括历史的撰写与仪礼音乐的创作：这些属于广义的“文”，但不属于狭义的“文学”。文本生产泛指文本写作，无论是经典注疏、史传还是诗赋；但很显然，除了歌辞之外，音乐创作不能被文本生产所涵盖。
蜀国的文学生产
我们对蜀国文化生态的了解大多来自《三国志·蜀志》。史学家陈寿是蜀人，他尽其所能展示蜀国最佳的一面。在十位学士的合传中，陈寿列入了许慈和胡潜。许、胡二人经常因为仪礼问题争吵甚至互殴，这在当时就已成为笑柄。西晋史学家孙盛（约302―373）评论道：“蜀少人士，故慈、潜等并见载述。”[12]
“蜀少人士”之叹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东晋史学家习凿齿（？―384）批评诸葛亮杀马谡（190―228）：“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将以成业，不亦难乎？” [13]诸葛亮听说他素来敬仰的徐庶（？―约230）和石涛在魏担任不甚重要的职位，曾感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14]
当时蜀国之地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人民各族杂居，如果作为一个州省来说它做得相当不错，但与魏、吴相比，蜀毋庸置疑地被地域的狭小与各方面资源的缺乏所限制，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而自保不睱，这不能说没有影响到蜀国对各种文化事业的注重。蜀地文学曾经有过繁荣：汉朝两位出色的辞赋家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是蜀人。文学兴盛的局面到了东汉似乎有所减弱，但正如法墨所言，当时也绝不是没有学术与思想活动。[15]很多蜀地学者为儒家经典撰写注疏、创作哲学论著，学问渊博的学者谯周（约200―270）还曾写过有关上古史的论述。但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蜀国的文学创作即诗赋，情况就没有学术方面那么乐观了。
查看《隋书 · 经籍志》集部，我们只看到诸葛亮、郤正（?―278）、许靖、夏侯霸（约180―约250）四位蜀国作家，他们的别集现在都已佚失。[16]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位作家都是北方人，而不是蜀国本地人。
诸葛亮是琅琊（今山东）宦族的后裔。郤正的祖父郤俭曾任益州刺史，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中为叛军所杀，郤正的父亲留在蜀地，因此郤正在蜀出生。许靖是汝南（今河南）显赫家族之后代。夏侯霸则是一个与曹氏有姻亲关系的魏国将军，在249年司马氏政变杀害辅政将军曹爽之后，归降于蜀。
我们不知道许靖、夏侯二人的别集内容，但诸葛亮的文章似乎主要是政治或军事等方面实用性很强的公文。诸葛亮文集为陈寿亲自编纂，274年呈给皇帝。陈寿上呈文集的奏疏今天还在，奏疏后附有文集各卷目录。各卷题目体例不一，有些是根据文类与内容而编，如《兵要》、《与孙权书》等，有些则以重要事件为题，如《南征》、《北出》等。值得一提的是，时人认为诸葛亮的文章缺少文采，陈寿在奏章中为之辩护：
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17]
陈寿认为诸葛亮的文章因其“公诚之心”而应得到珍惜与重视。诸葛亮的一篇奏表后来被选入《文选》，也就是著名的《出师表》。但陈寿的辩护词却提醒我们，诸葛亮在当时并不以文采著称。文学品味与评判的标准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迁。
同为北人的郤正，是上述四人中唯一一位对“文章”（或者说美文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感到强烈兴趣的人。蜀国书籍难得：学士许慈、胡潜不肯通借书籍；李权曾试图向秦宓借《战国策》，秦宓却以《战国策》不是李权应该读的书为由而拒绝。[18]据史传记载，郤正热衷于搜寻“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之俦遗文篇赋”。他自己据说著有 “诗赋论约百篇”，其《三国志》本传收入了一篇设主客问答的《释讥》文，除此之外并无其他作品传世。[19]
我们现在只看得到一首诗相传是蜀地本土人士秦宓所作，那就是一千多年后才首次出现在传世文献里的五言诗《远游》，文本来源很不可靠。[2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蜀国文学罕有流传，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蜀地美文创作贫乏的结果。但如果检视一下吴的情况，这种想法就不能成立了。
吴国的文学生产
《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了二十余位吴人的别集。[21]除此之外，经部著录了很多吴人撰写的经典注疏，子部著录了吴人有关社会、政治与哲学问题的专著，更重要的是，史部著录了不少吴人的史学著作，这一点将在后文讨论。这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作家是张纮（153―212）、胡综（183―243）、薛综及其子薛莹（？―282）、华覈（219―278）、闵鸿（活跃于三世纪四十年代—八十年代）、杨泉（活跃于三世纪中晚期），他们基本上代表了三代吴国作家。另一位重要吴国文化人士韦昭（204―273），他的一生几乎贯穿整个吴国历史，将在本文下一节详细讨论。
张纮和建安七子中的陈琳一样同为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著有诗、赋、铭、诔十余篇，和陈琳有书信来往。陈琳在写给张纮的一封信中，以一种既谦逊又高傲的口气，抱怨北方文学人才的缺乏，以此来解释自己在北方的突出地位：
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22]
张纮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三国志》卷五十三记载：“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23]孔融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他的认可总是被作为重要的社会评价而记录在史传里。张纮的《瑰材枕赋》（也许就是陈琳公开赞赏的那一篇）有相当一部分录入《艺文类聚》。[24]此外，张纮还为孙吴创业者孙坚（155―191）、孙策写了两篇纪颂。据记载，孙权读后甚为感动，赞美张纮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25]
与蜀国情况大为不同的是，《吴书》记载了很多吴国作家的诗赋创作。胡综早年曾与孙权一起读书，孙权在位时，他负责起草诏书及其他朝廷文件。229年，黄龙现夏口，孙权应此瑞相登基，“又作黄龙大牙……命综作赋”，《吴书·胡综传》收录了此赋。[26]公元229年，吴、蜀联盟之时，胡综也曾写过盟文。[27]
最值得一提的是，胡综曾冒吴质（177―230）之名伪造过三封书信。吴质是曹丕的挚友，因文学才华而受到青睐，也善于在曹丕、曹植（192―232）兄弟之间周旋。[28]《文选》收录了吴质三封分别写给曹丕和曹植的书信，可见他在书信写作方面的才能颇受重视，而书信写作不但需要文学修养，还要求作者对微妙的人情有精准的了解。曹丕登基后，任命吴质为幽、并二州的都督。曹丕死后，一个叛魏归吴的降人报告说吴质受到魏明帝（226―239在位） 的猜忌。胡综因借此机会造书诽谤吴质。他的“吴质书”文笔自然优美，其中还有不少心理描写与物质细节的点缀。书信抒写了吴质降吴的愿望，详细叙述了具体原因与行动计划。[29]
胡综的伪“吴质书”，是中国文学史上现知首次由一个有名有姓的作家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诽谤他国敌人而伪造的书信。这是书信中的“代作”，值得学者关注；而且与三世纪常见的“代作”诗歌不同，它们旨在对“被代作者”造成严重的现实后果。[30]对吴质来说幸运的是，胡综伪造的“吴质书”开始广为流传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边界上的军事重地，被调回都城转任侍中。
与胡综同名的薛综，也是一位重要官员与作家。据《三国志》本传，他曾“著诗、赋、难、论数万言，名曰‘私载’。”[31]“私载”的出处见《礼记》孔子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明。” [32]薛综反其意而用之，说自己的作品是“私载”，这是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写作特别偏爱，还是说他的作品装“载”了自己格外青睐的想法，我们无从得知。有人认为“私载”是薛综别集的标题。如果真是如此，那薛综就是现知第一位给自己的文集起名字的作家，而作为文集之名而言，“私载”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巧妙幽默的说法，表明自己的文章与“无私载”的大地不同，是个人的文字和思想的载体。
薛综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是为东汉张衡的《二京赋》作注，李善（630―689）的《文选注》多有引用。薛综文集在唐朝时还有三卷，但后来就遗失了。[33]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奏疏，以及一些赞美各种瑞兽的四言颂。这些颂大都保留在类书中。[34]
薛综的次子薛莹继承了薛综的文学才华。公元271年，吴后主孙皓 （242―284，264―280年在位）看到了薛综的作品，甚为赞赏，命薛莹“继作”。薛莹写了一首很长的四言诗，详细叙述了父亲与兄长仕吴的经历，以及对吴国知遇之恩的感激，此诗录入薛莹本传。[35]但孙皓性情反复无常，薛莹因实际或想象的罪名而数次受罚。他对吴国的最后贡献是在晋军兵临城下时所写的降书。薛莹入晋后颇受尊重，不久后去世，留下文集三卷、史书一部（待后文详细讨论），以及《新议》八卷。其子薛兼（？―323）在晋朝仕宦显赫，与闵鸿以及其他三人被称为“吴中五俊”。[36]晋朝史家王隐（活跃于三世纪初期）曾以典型的北人的傲慢口气称赞薛兼：“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37]
当薛莹被吴后主流放到广州的时候，华覈曾上书请求赦免薛莹：“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38]可见吴国作家对不同才华与不同文体之间的对应关系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就像曹丕评价“七子”那样，胡综之子、《吴历》的作者胡冲（活跃于243―280年之后）论华覈与韦昭（即韦曜）曰：“华覈诗赋之才有过于曜，典诰不及也。”[39]
与张纮一样，华覈也是吴人。孙权曾任命五位大臣撰写吴史，华覈为其中之一。孙皓在位时，华覈任右国史。“皓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此“文”实与四言诗无别，见华覈本传。[40]值得注意的是，华覈留下一首题为《与薛莹》的五言诗残篇，这是一个知名吴国作家以五言创作的私人性诗作，极为少见，李善《文选注》只保存了其中两句：
存者今唯三，飞步有匹特。[41]
很巧的是，薛莹有一首《答华永先诗》（华覈字永先），这是现存唯一另外一首吴国作家的私人五言诗作。《太平御览》“从军”部保留了其中两联：
桴鼓常在侧，笔研永欲捐。卷帙不复开，干戈以为权。[42]
这两首诗是否原本构成一对“赠答诗”，我们无法确定。不过，华覈有一封关于请求赦免薛莹的奏表，或许能让我们对诗歌原作的内容有所了解：
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备有本末。昭、广先亡，曜负恩蹈罪，莹出为将，复以过徙。其书遂委滞，迄今未撰奏。[43]
据此看来，薛莹的诗有可能是写他离京前往武昌“为将”的不快遭遇，而华覈的诗句则很可能是写五位史家在周昭、梁广去世后剩下的三位。
最后要提到的两位吴人作家，是侍中闵鸿与隐士杨泉。两人都经历了280年吴国的覆灭，也都曾受到晋朝征召，但都不愿出仕。杨泉著《物理论》十六卷，很多片段保留在类书中。两位作家都留下了可观的赋作，赋的题目既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闵鸿的《亲蚕赋》，写每年春天皇后亲蚕或曰亲桑的仪式，这个仪式与皇帝每年春天亲耕也即籍田仪式相对应。亲耕仪式可上溯至周朝，在整个汉代都与亲蚕仪式一起继续举行。[44]碰巧的是，杨泉也写过一篇《蚕赋》。在序言中，杨泉提到前代赋作者从来没写过蚕，但很显然，这篇赋并不只是写蚕，而是写亲蚕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曹丕于226年在魏朝开始实行亲蚕仪式，这是在他去世几个月前、孙权称帝四年之后开始举行的。[45]为了表演并确认其政治合法性，吴国似乎也开始举行同样的仪式。通过闵鸿和杨泉的赋可以看出，这两位吴国子民强烈地意识到，亲蚕仪式对王朝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杨泉还写过一篇《五湖赋》，这个题目具有强烈的南方地域色彩，无疑是有意与北方王朝着意宣传的中原统治的政治与地域重要性相抗衡。[46]序言明确表明了作者支持南方的态度：
余观夫主五湖而察其云物，皇哉大矣。以为名山大泽必有记颂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47]夫具区者，扬州之泽薮也。有大禹之遗迹，疏川导滞之功，而独阙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窃愤焉。敢妄不才，述而赋之。
作赋时在序言里自称发前人所未发，这种现象是从东汉开始出现的。杨泉在《蚕赋》与《五湖赋》的序言中，都提到了自己是写作此种题材的第一人，他对创新有着特别的关注。一般来说，这种创新意识总是与同样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与自我定位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杨泉的自我定位既是文学史的（就他对赋作传统的意识而言），也是地域性的（就他光大吴国的愿望而言）。
对吴人身份的自豪在闵鸿的《羽扇赋》中也得到体现。当时北方的扇子通常是竹纨所制，一般是方形或圆形的。而吴地的扇子往往由鸟羽做成，例如鹤羽之类，形制也与北地不同。晋灭吴之后，羽扇这种吴国的“地方特产”在北方成为时髦的装饰品，很多北方作家都为它写过赋，把它当作来自新征服地域的具有异地风味的物产来描写。[48]闵鸿的赋把羽扇和羽毛的来源——高贵的鹤——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残留下来的赋作中我们不断听到作者对经典尤其是《诗经》的回声。闵鸿对中原传统经典文本的引用，为江南地方特产赋予了一种典雅和尊严。
惟羽扇之攸兴，乃鸣鸿之嘉容。产九皋之中泽，迈雍喈之天聪。[49]表高义于大易，[50]著诗人之雅章。赖兹翮以内飞，曜羽仪于外扬。于时祝融持运，朱明发挥。奔阳冲布，飞炎赫曦。同煴隆于云汉，[51]咸惨毒于中怀。尔乃登爽垲，临甘泉，漱清流，荫玄云。运轻融以容与，激清风于自然。披绡衽而入怀，飞罗缨之缤纷。众坐侃以怡怿，咸拊节以齐欢。感蕙风之荡怀，咏棘心之所叹。[52]于是暑气云消，献酬乃设，停神静思，且以永日。妍羽详回，清风盈室。动静扬晖，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飞景曜日。同皦素于凝霜，岂振鹭之能匹。[53]
通过对中原经典的大量运用，闵鸿把来自南方炎热朱明之乡的羽扇，书写得比北方还要“北方”：可以说它体现了经典的精髓，无论其“用”（带来清凉）或“色”（白色）都代表了北方的阴寒之德。在最后八句中，鹤与扇逐渐融为一体：羽扇的摇动模拟鹤翅的飞动，带来一阵清风；光与影在皎洁凝霜的意象中交相辉映，诗人称其甚至远远超过了《诗经》里代表朝中高洁君子的振鹭。闵鸿笔下的羽扇可以说是兼具了南方和北方两个世界之优点。
闵鸿此赋是否在晋灭吴之后为了回应北方作者而作，现在已不得而知。如果是写于晋灭吴之前，这篇赋就不免带有一点“预知”的色彩，虽然为扇子作赋本来就有着悠久的传统。[54]但如果此赋作于晋灭吴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在一位终身不愿北上洛阳侍奉新朝的吴国作家身上，看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依然在持续的文化较量。这种文化较量在陆机、陆云身上得到了更明显的体现——陆机北上洛阳后，也写过一篇《羽扇赋》；[55]陆云年轻时见过闵鸿，闵鸿赞美他“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56]这一文化较量有新的表现，很多学者都曾对此进行过讨论。[57]
吴国有很多学者、史学家、诗赋作者。如果说蜀国文学主要以北方移民作家为代表，那么吴国很多作家都是本土人士。闵鸿和杨泉的作品意欲光大、宣扬吴国，特意表现吴与北方中原经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吴国作家似乎对四言诗情有独钟，也掌握得相当娴熟，而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句式，被视为高雅庄重的典范形式。这与兴盛于北方洛阳地区、深受曹魏王族喜爱、但在当时属于低俗体裁的五言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然而，到了吴国的第三代作家如华覈、薛莹等，我们开始看到吴人创作五言诗。我们知道曹丕曾把自己的文集与《典论》分别送给了孙权与张昭，[59]我们也知道陆机去洛阳以前已经读过曹植的文集，想必到了三世纪中叶，北方诗赋已逐渐渗透到吴国的精英阶层。
在三国之中，蜀国以诸葛亮的理念为指导思想，也就是说蜀国必须首先把所有的精力与资源用于军事，否则就会被两个强敌轻易地征服。[60]但吴和魏则在文化领域中有意识地互相竞争。本文下面就要详细讨论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方面。
撰写历史
魏国与吴国首先通过撰写历史进行政治正统与文化强力的竞争。东晋南渡之后，东晋皇帝的一个首要举措就是应宰相王导（267―339）的请求设立史官。在奏章中，王导把撰写朝代历史形容为“上敷祖宗之烈，下纪佐命之勋……厌率土之望，悦人神之心，斯诚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61]从王导的话中可知，撰写王朝历史，尤其是本朝开国的历史，是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
在三国之中，似乎只有魏、吴二国设置了史官。《隋书·经籍志·史部》曰：“及三国鼎峙，魏氏及吴并有史官。” [62]华覈云：
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63]
虽然据华覈的形容，丁孚与项峻似乎缺乏史才，但他们起草的吴史对后来的作者显然很有帮助，甚至有可能独立保存到了四世纪。[64]“末年”究竟是指孙权统治的最后一年即公元252年，还是泛指其晚年，这个不得而知；但少帝孙亮252年继位之后不久，诸葛恪就上奏请求委任韦昭为太史。于是，诸葛恪、华覈、薛莹、周昭、梁广五人被任命撰写《吴书》。[65]273年，孙皓监禁韦昭之后，华覈曾试图用这项任务为借口来营救韦昭，使他免于杀身之祸：
又《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66]
华覈尽力帮助朋友逃脱灾祸，但此时《吴书》似乎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虽然现在无法看到其全貌，但裴松之《三国志》注对之大量引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引文都体现了《三国志》原文中所缺乏的吴人视角。[67]
公元255年，在吴国君主下诏著国史之后不久，魏任命王沈（？―266）、荀
以及著名诗人阮籍撰写《魏书》。此举完全可以被理解为魏对吴国创举的回应。此书据说“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68]但是，它依然被作为魏国历史的重要材料而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多有引用，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它给历史事件提供的独特视角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客观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吴国作家远比魏国大臣更热衷于撰写东汉史。吴国以继承汉朝正统自命，因而撰写东汉史这一举措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孙权的内弟谢承（182―254）著有《后汉书》。韦昭的《洞纪》则是一部颇有雄心的通史，从中国历史伊始一直写到222年吴国建国。[69]吴国作家还写过很多地方先贤传，如谢承的《会稽先贤传》。此外，他们还撰写过有关极南地域的风俗物产、地理环境等，也记录了吴国的殖民探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应与康泰记录他们出使东南亚的著作。[70]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再详细评述吴国诸多的修史活动，这里的简要介绍只是为了体现吴国作家在历史撰写方面的活跃。他们对王朝历史的兴趣，特别是他们对南方地理、风俗、物产的特殊兴趣，和建立南方帝国的努力紧密相关。[71]
创作乐歌
对于魏与吴来说，历史书写是一个多媒体的活动。政治正统与文化力量的第二个主要竞争方面是音乐的制作，更确切地说，是用音乐形式造作王朝的历史。魏国朝廷对礼乐极其重视，对汉代遗留下来的宫廷庙堂音乐进行了重新改写，以致新朝之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缪袭（186―245）所作的一组《魏鼓吹曲》十二首。
缪袭《魏鼓吹曲》的每一首按说都是基于汉“鼓吹铙歌”创作的。每一首标题下都有可能出自沈约（443―513）之手的小注，给出与之对应的汉曲名并解释乐歌描写的历史事件。[72]比如说第三首题下注云：“汉第三曲《艾如张》，今第三曲《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73]缪袭《魏鼓吹曲》作于魏明帝时，其最后一首题为《太和》，起句云“惟太和元年，皇帝践祚”，[74]因而很有可能是太和年间（227―233）的作品。
《宋书》里收录的“汉”鼓吹铙歌从表面看来与朝廷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相比之下，缪袭的《魏鼓吹曲》则是引人注目的魏史叙事诗。第一首《初之平》用三十句急促有力的三言诗，描述了东汉的崩溃、国家的混乱，以及西北边、韩之乱不久后曹操的崛起。[75]第二首《战荥阳》，记述了曹操与董卓手下将领徐荣作战失利的过程。当时讨伐董卓的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只有曹操带军进攻，因而遭遇了挫折。曹操的战马受伤，曹操自己也被流矢射伤。在他的杰出军事生涯中，曹操打赢过无数或大或小的战役，但缪袭偏偏选择了一次曹操遭到惨败的战斗进行详细刻画，而这反过来凸显了曹操的勇气、毅力与忠于王事的正义感。《战荥阳》包含了一些极为令人难忘的句子，它让人联想到《九歌·国殇》的英雄悲剧气概，也成为唐朝诗人李贺（约790―816）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历史歌谣的先奏。
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陈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白日没，时晦冥。顾中牟，心屏营。[76]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歌中所述之事，如战马受伤、徐荣的二万骑兵等等，固然能印证或补充正史中曹操的传记，然而此诗真正动人之处，是对日落战场与主将在黑暗降临之际中心屏营的戏剧化描述。后来，李贺正是以这样的对心理与物质细节的想象，为他的历史歌行创造出鲜明的戏剧感和感情力量。
接下来的七首乐歌是《获吕布》、《克官渡》、《旧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平关中》，它们叙写的是曹操逐渐平定北方的过程。第五首《旧邦》很突出，因为它在组诗中是唯一一首从头到尾采取四/三节拍的作品。这首歌没有继续讲述曹操的战绩，而是描写他对百姓的关怀，而这正是一个贤君明主的最重要特征。
公元202年，曹操大破袁绍后回到故乡谯县（今安徽境内），为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无后将士立嗣，并为死者建庙设祭，其教令曰：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77]
以下是缪袭为纪念其事而作的乐歌：
旧邦萧条，心伤悲。孤魂翩翩，当何依。游士恋故，涕如摧。兵起事大，令愿违。博求亲戚，在者谁？立庙置后，魂来归。
在曹操的教令里，对死去将士的关念和对自己死亡的预期纠结在一起，甚为感人。立庙本是为了生者（教令说“为存者立庙”），“魂而有灵”云云更是显示了他对死后有知的不确定。然而，曹操依然想象自己的灵魂会因此举而感到欣慰。我们很容易把缪袭乐歌中的声音想象为曹操直接向听众倾诉，并在祭祀仪式中被无限重复、永远存在。这首诗纪念的，是已经去世的曹操对死者的纪念。乐歌的最后一句既是在招阵亡将士之魂，也是在招曹操之魂。在这组乐歌里，描述武帝曹操征讨战伐的乐歌一共九首，此歌居于正中，对于缪袭的整组乐歌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十首《应帝期》歌颂曹丕建魏，组歌感情节奏从此发生转变。前面的乐歌主要描述武帝曹操的各种军事征讨活动，而《应帝期》则描述了新帝国的太平盛世，充满各种祥瑞，重点特别放在曹丕的文明教化上，乐歌伊始即以“文皇”（曹丕谥号）的称呼奠定基调。
第十一首《邕熙》继续歌颂魏王朝的统治，侧重于君臣相得之乐，咏唱了音乐本身的和谐力。下文选录了此歌换韵之后的段落，令人想到建安时期曹操、曹丕集团成员所写的公宴诗，音乐和饮酒总是同时出现。[78]
吉日临高堂，置酒列名倡。歌声一何纡余，杂笙簧。八音谐，有纪纲。子孙永建万国，寿考乐无央。
音乐既充满节庆欢乐（“八音谐”），但同时又带来秩序（“有纪纲”），遥遥呼应也有力抵制了第一首乐歌中的“无纪经”。对魏王朝的赞美最后在第十二首乐歌《太和》中达到高潮，此首乐歌是对当代君主魏明帝的歌颂。
仪式的作用是增强参与者之间的合作与凝聚力，让不同的个体一起参与共同身份的建构，这对于所有族群的生存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音乐在这样的仪式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能够激发和维持个体之间的团结感与认同感。配乐的歌辞通过对经过选择的历史事件的演唱、重复与固化，构建历史并塑造社会记忆，使音乐的效果尤为强烈。《魏鼓吹曲》正是如此：它们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建国史诗，在朝廷祭祀活动的语境中演奏，也许还带有舞蹈与角色扮演。这些乐歌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彼此之间紧密相连，次第言说了魏王朝的历史。《诗经》里也有很多诗篇歌颂了周朝的建立与各位先祖，但并没有像《魏鼓吹曲》这样系统地编排，它们不构成组歌，也恐怕不像《魏鼓吹曲》那样作为组歌表演。《魏鼓吹曲》是极具特色的歌诗，受到历代王朝的模仿。
模仿也发生于当代：吴国史官韦昭留下了类似的组歌。东晋学者何承天（370―447）曾说：“世咸传吴朝无雅乐。” [79]《宋书·乐志》的作者沈约不同意他的看法，引韦昭献《吴鼓吹曲》奏表“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语，评论道：“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80]沈约认为组歌是献给吴景帝孙休（258―264年在位）的。如果沈约所言正确，那韦昭是在缪袭的组歌写完很久之后才完成了这套《吴鼓吹曲》。
的确，在很多层面上，这些乐歌都必须与《魏鼓吹曲》放在一起听读：一方面，它们的创作是为了与魏朝宣称的合法性相抗衡，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角度；另一方面，这些歌辞在形象与修辞上都有意或无意地呼应了《魏鼓吹曲》。乐歌的句式节拍是确认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另一重要元素。据沈约《乐志》，韦昭的歌辞完全采用缪袭歌辞的顺序对汉鼓吹铙歌进行重写。不过，虽然有些乐歌采取同样句式，比如说韦昭的第一首歌辞与缪袭的第一首一样用三十句三言写成，但又并非所有的乐歌都如此。譬如沈约认为第六首吴曲《克皖城》相当于汉曲第六首之《战城南》，但《克皖城》在句式上却与第五首魏曲《旧邦》一致，而《旧邦》又与汉曲第五首之《翁离》相当，也就是说，吴曲第六与汉曲第五都是六句，并采用了四/三节拍的句式。歌辞的句式与音乐之间想必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吴国演奏这些鼓吹曲时所用的音乐与魏国的音乐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吴国创造了自己的音乐，但与此同时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保留“汉乐渊源”的幻觉？也许后一种情况更加可能。
沈约在第一首吴曲之后注曰：
《炎精缺》者，言汉室衰，武烈皇帝奋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汉曲有《朱鹭》，此篇当之。第一。
称孙坚为“武烈皇帝”，后来又称孙权为“大皇帝”，这表明上文有可能是沈约直接从吴国原始文献中抄录下来的，甚至也许就来自于韦昭的奏疏。
与《初之平》一样，韦昭第一首歌辞的历史叙述也是从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那是汉王朝陷入动乱的时代，标志着三国领袖的崛起。歌辞中叙述了以“炎精缺”为象征的汉朝之没落，但叙述中心是孙坚：他相当于魏国的曹操，开创了吴国之王业。然而，魏曲的前九首重点都放在曹操身上，吴曲却只有第一首《炎精缺》与第二首《汉之季》是写孙坚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第三首到第九首跳过孙权的兄长、在开国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孙策，而直接描述孙权的成就。
正如第十首魏曲一样，第十首吴曲《从历数》是歌颂王朝正式建立的作品。首二句“从历数，于穆我皇帝”完全是魏曲首二句“应帝期，于昭我文皇”的模拟重写。[81]第十一首《承天命》与第十二首《玄化》似乎是歌颂当代君王孙休的，题下小注称皇帝为“上”（按指今上）而不是像此前题注那样称“大皇帝”等等。当然，就像最后几首魏曲一样，也有可能是对吴国统治的总体歌颂。
但最后一首吴曲则包含了最后几首魏曲里所缺席的一层意思：
玄化象以天，陛下圣真。张皇纲，率道以安民，惠泽宣流而云布，上下睦亲。
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康哉泰，四海欢忻，越与三五邻。“君臣酣宴乐，激发弦歌扬妙新”表现了君臣同宴共赏音乐的和谐场面，与魏《太和》曲没什么不同。但是，“修文筹庙胜，须时备驾巡洛津”，表示要攻克魏都洛阳，则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攻击性。
吴曲不仅在结构上与魏曲一一对应，其个别歌曲的内容也往往与魏曲呈现颇有意味的相似之处。如第三首《摅武师》：
摅武师，斩黄祖。[82]肃夷凶族，革平西夏。[83]炎炎大烈，震天下。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魏曲第三首《获吕布》：
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
这两首歌的句数与句式节拍是一致的。第一、二句宣布了重要敌人被斩首，第三句都用“夷”字表示消灭与诛杀，最后一联中也都用到“天下”一词。
当魏曲和吴曲描写相同的历史事件时，吴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南方视角。第四首吴曲《伐乌林》中描述的事件，大致与第八首魏曲《平南荆》相当。《平南荆》写曹操于208年攻克荆州，重点描述荆州的投降与曹军的强大：“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但对曹操在乌林的失败以及此后荆州的失守只字不提。相比之下，吴曲描写了同一年发生的事件，却选择了孙刘联合大败曹军的赤壁之战：
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84]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这首歌的开头几句简要地概括了曹操破柳城、征荆州的经过，与魏曲第七、八首的基调很不一样。魏曲说曹操“抚其民”，吴曲却说他“屠荆”。歌辞中完全没有提到孙吴的盟友刘备（161―223），把胜利全都归功于孙权的决断与吴将周瑜、程普的英勇。然而，“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这几句却与魏曲第二首惊人地相似：
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
这样的相似之处特别能够显示韦昭对魏曲有意无意之间的借鉴。
从句式节拍的角度来看，第五首吴歌《秋风》值得一提，全诗除一句外皆为五言，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叙写戍守边疆：
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85]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冑，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
此篇题注：“秋风者，言大皇帝说以使民，民忘其死。”[86]这首歌既与曹植一些雄壮慷慨的诗歌如《白马篇》有相似之处，也可以被视为“边塞诗”始祖鲍照（约414―466）诗作的先驱。无论如何，在王朝祭祀乐歌中，从一个缺乏具体阶级标志的将士的视角出发来抒情叙事是很巧妙的作法，它使所有的普通士兵都获得了一种尊严与使命感。
第七首吴曲《关背德》是对蜀汉将军关羽 （?―220）的谴责。在三国英雄中，关羽在后世最享盛名，终被神化，在东亚、东南亚各个国家地区都广受崇拜。但《关背德》中所描述的关羽，并不是正面的形象。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87]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这首乐歌使清代王士禛（1634―1711）的道德情感大受刺激，勃然称之为“狺狺狂吠，读之发指”。[88]他又批评缪袭、韦昭与后来傅玄所作的鼓吹曲全部“浅俗无复古意”，“其词尤多狂悖”。王氏的愤怒指责最好地体现了历史中意识形态的演变。
有意思的是，《关背德》与魏曲中次序相当的第七首《屠柳城》在语言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屠柳城》赞美了曹操于公元207年克乌桓之役：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89]路漫漫。北踰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
海外，永无北顾患。
我们注意到，“神武”、“授首”的字样也出现在吴曲之中。魏曲的“悲风正酸”，在吴曲中变成了“声烈正与风翔”。
最后，吴曲第八首《通荆门》与第九首《章洪德》，则有意与魏曲系列中相应的乐歌唱反调。第八首魏曲描述了荆州降曹，而《通荆门》却描述了公元222年吴蜀重新建立的联盟，“荆门”即指吴、蜀之间的荆州要塞。第九首魏曲叙写曹操征服西北，第九首吴曲《章洪德》则针锋相对地描述了吴国向南方发展的殖民统治。
结束语：重造历史
如上所述，魏与吴分别通过多媒体渠道进行王朝建设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他们试图通过撰写历史以及反复公开演奏音乐化的诗史，来塑造公共记忆和确立王朝的合法性。这些关于建国功业的仪式性乐歌，后来历代皆有效仿，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
但本文标题中的“重造历史”，不仅仅是指魏、吴两国积极开展的修史事业，也指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学史中以北方/魏晋政治正统作为基础的传统叙事模式提出的修正。三国时期的武力冲突是众所周知的，对蜀、吴二国的文学生产和对吴、魏二国的文化争霸进行反思，却可以让我们对三国时期的文化生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吴以及魏的仪礼音乐尤其应该得到文学史家更多的重视。一方面，这些乐歌为后世诗歌传统中的历史歌行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另一方面，作为王朝政体的文化工作之一，它们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用。正如吴国贵族将军陆景在其《典语》中所说：
所谓文者，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摅笔于翰墨之悉，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90]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知，韦昭很有可能是在有意识地把缪袭的乐歌系列作为范本。吴国乐歌时时处处在修辞和意象层面回应魏曲，但同时又与魏国的北方视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语境中，吴乐对魏乐的呼应似乎是有意为之的书写手段，以求更为有力地凸显二国的不同。陆景之弟陆机显然认可陆景对“文”的看法：晋灭吴十年之后，他前往洛阳，在那里秉“造化之渊”，对北方洛阳音乐传统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像韦昭那样，重写了这一传统。
最后，本文间接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个时代的文本保存多有残缺的时候，应该如何撰写文学史？是置之不顾，还是通过文本考古，尽可能地利用手头材料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尽管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这只能是非常片面的重构？在我看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后者。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中国中古时代是一个手抄本文化时代，是文本大量佚失的时代，因此写作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时候，应该把资料的不完整与不完美本身也考虑与书写在内，不仅讨论文本佚失与变形的现象，也对其内在原因进行反思。
（张元昕 译）
[1]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16年总136期第4号，题作“Remaking History： The Shu and Wu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 见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282。
[3] 《文选》的其他部分收录了很多魏的作品，却只收录了两篇蜀、吴的作品，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韦昭（204—273，为避晋讳改为韦曜）的《博弈论》，见［梁］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三七，页1671―1674。《文选》还收录了很多贬斥吴、蜀之作，例如陈琳（？―217）《檄吴将校部曲文》、锺会（225―264）《檄蜀文》、阮瑀（？―212）《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等，见《文选》卷四四，页1976—1985，1987—1990；卷四二，页1887―1893。相比之下，我们看不到来自蜀、吴的类似之作，虽然蜀、吴并不缺乏政治宣传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