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天吳及紫鳳 顛倒在短褐

——杜甫《北征》

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为何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似的诗人？质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杜甫是独一无二的。【1】

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在杜甫的时代，他并非广为人知，但当他去世四十年之后，诗人们开始意识到杜甫是最伟大的诗歌艺术大师之一，而一些诗人则毫不犹豫地认为他是最出色的一位。杜甫去世三个世纪之后，学者们真挚地搜集、编纂和注释他的诗作。在杜甫诗作的光照之下，他们开始研究其生平事件，从而将杜甫的诗作置于其生平与时代之中去理解。对杜甫诗歌的迷恋，引发了对杜甫个人的尊崇，而对杜甫生平细节越来越多的了解又进一步加深了对其诗歌的尊崇。

若干世纪以来，总有批评家挑出这个或那个在他们心目中优于杜甫的诗人。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史学家、哲学家和诗人都把杜甫置于荣耀的最高殿堂；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当诗人杜甫追求诗艺的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则。如果列出杜甫作品选本和全集各种版本的目录，将数以百计。如果一份名单试图完全涵盖杜甫研究和注释的著述，则会数以千计^[1]。【2】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当所有道德和文学的标准被抛进质疑和混淆之中，杜甫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他的魅力和他所受到的尊崇却依然如故，未曾经受挑战。一方面，那些主张绝对权力以维持现状的人士以杜甫为号召，因为他始终不渝地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毫不犹豫地反对叛乱。另一方面，那些支持流血革命的极端左翼人士也援引杜甫为例证，因为他描绘出了最为催人泪下的苦难场景，大声呼喊出对不公平现实的最为愤慨的谴责。一方面，研习文学的老派学生崇拜杜甫繁复典雅诗文中反映出来的渊博学识，那些词汇、典故源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和文学典籍，恰如其分地被用于他所要描写的主题和情境。他们如痴如醉于杜甫既能严格遵循不同诗歌体裁的格律，又能灵活变通地加以拗救处理。而另一方面，提倡打破旧习的学生，又为杜甫从形式和语言上大胆涉及新内容而感到欢欣鼓舞。本国文学的鼓吹者指出，传统的文学语言束缚鲜活的情绪和创造性的思想，而杜甫常常使用方言俗语，由此他们骄傲地宣称杜甫是最早挑战僵死的文学传统语言的大师之一。如果要从古往今来的诗人诗作中去攫出这些字句篇章，不难看出杜甫的影响遍及外在形制与内在气质，这类例子成百上千。

想要了解杜甫的西方学生最好先参考《中国名人大辞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大体说来，此书极为便利，易于理解，由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编撰^[2]。在几乎所有欧洲语言关于杜甫的简短说明中，翟理斯对杜甫的描述留下的痕迹宛然可见。例如1934年，一本关于杜甫蜀中诗歌的选本被译为英文出版，序言中附有对诗人生平的介绍，许多说法都是从《中国名人大辞典》中逐字转袭而来的。

不幸的是，翟理斯的介绍颇难令人惬意。令人吃惊的是为何如此之短的篇幅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讹误？当然，其中有些讹误是这位博学的编撰者从中国学者那里承袭来的，这倒能轻易辨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少数荒唐可笑、颇为离谱的讹误，它们绝非源于中国学者。经过一番研究，我最终回溯到德理文（d'Hervey）和雷慕沙（Remusat）同样不准确的说法^[3]，它们可能是西方语言中对杜甫生平加以研究的最早文字。此事见载于北京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神父（Father Amiot）撰述^[4]，并于1780年出版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纪录》（Me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第五卷。钱氏著书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学者屡有关于杜甫生平的文字问世。还好，总的来说他们的错误都比较少。不过，这些文字都没什么趣味。【3】

在中国，若干世纪以来，对杜甫生平以及杜诗的理解经历了一个逐渐增长的过程。这一发现的过程远远没有结束。直到公元813年，第一次介绍诗人生平的文字才问世。它遗漏了关于其生平的许多重要事实，比如生卒年，经过好几百年的研究才最终确定为712和770年^[5]。第一次尝试编纂杜诗全集已经迟至1039年。最终编成的20卷文集包含了1 405首诗歌和29篇文章。这一过程直至1667年才告结束，最终的版本包括1 457首诗歌和32篇文章。

如果杜甫本人将自己的诗作清晰地注明年月，就像他对某些诗篇所作的那样；如果这些诗篇由杜甫本人由时间顺序加以编排（据记载，最早的手稿本六十卷就是如此编排的，不过这一版本在杜甫去世后不久就散佚了）；或者如果大部分可以和他当时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的诗篇没有被晦涩的隐喻和艰深的典故掩盖起来；或者如果所有流传下来的诗篇都确实可信；或者如果这些诗歌文本能够祛除历代编纂、传钞以及刊刻者的鲁鱼朱亥之误，那么，重构诗人生平的任务将会变得容易。

事实上，这一任务看似迷人，实则无望，如同七巧板拼图一般。试想一下，你手里有一袋子的不规则碎片，拼在一起，将会呈现出古罗马的城市地图，但是碎片上的线条黯淡而无法卒读。你知道还没有完成，但是许多碎片的边缘已经被老鼠啮去，某些碎片又被发现属于其他的地图，你无法确知有多少不相干的碎片搀入袋中。当你考证并比较这些碎片，在桌上把它们移来挪去，你感到万分烦恼，它们就是没法严丝合缝，偶尔你会激动不已，因为有不少碎片能够完全拼合。这真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游戏。

第一个试图摆弄七巧板、给杜甫建立年谱或年表的是吕大防（1027—1097）。显然，他把大部分考验他耐性太久的碎片都放回了袋子；如此而来，最后得到的年谱就过于简单，而且许多碎片还放错了位置。在吕大防之后，还有不少人也试过这个游戏。1153年，鲁訔编撰的年谱分量充实，大量杜甫生平行实被恰如其分地置于年谱中，后世学者可以欣然享用这些成果。【4】

黄鹤是这些七巧板游戏者中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他给每首诗篇贴上日期的标签，而且常常附上证据。重要的是，尽管如此，黄鹤编于1226年的版本并未按照编年顺序排列诗歌，而是保持了旧本的面目。原因很明显。黄鹤《补注杜诗》编次的不协调、不确定及未完成颇为醒目。这个任务留给了仇兆鳌和杨伦来完成，他们按照黄鹤的编年重新编排了诗作，尽可能地前后调整了某些篇章。尽管这两人的注本刊行于1713和1791年，但其中仍有许多难点，当然，这些问题大多是黄鹤遗留下来的，不应归咎于他们。仇兆鳌的注本经过了二十四年未曾间断的修订。该书包括了对杜诗典故最为细致的解释，以及对杜诗技巧最为全面的讨论，其中尽可能地引用了前人的相关论述，当然，有时缺少敏锐的辨识力，难免繁琐。杨伦的注本则删去了他认为不切题的冗馀部分，将仇兆鳌笨拙庞大的注本缩减为比较适宜的篇幅。这些，伴随着其他一些特点，例如对诗篇的进一步重新编排，对某些新解说和注释的增加，尤其是当时对钱谦益——此人我在后面会论及——注本的禁毁使得杨伦注本在一个半世纪以来广为流传。

已故的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教授尝试重新构建杜甫生平，其长篇论述刊行于1930至1931年间。闻一多教授相当明智，他并未将那些没有明确系年证据的诗篇加以编年，而是将关注点放在那些能够提供杜甫生平经历信息的诗篇上。不过我有点遗憾，闻教授没有注意到诗人生平思想的发展变化。他也未能充分辨识那些把我们对杜甫的理解弄得颇为糊涂的伪作。而且，闻一多教授的研究有点过分依赖仇兆鳌的注本了——他没注意到杨伦注本对某些诗篇有更好的重新编年。

我曾被问起：为什么诗歌需要背负编年？我的回答既顾及一般状况，也针对特殊情形。当我们聆听鸟儿春天的歌唱，我们会对它述说的内容心有灵犀，因为我们知道并理解歌唱的背景：阳光、绿叶、灿烂的花蕊、游弋的昆虫——这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身处于春日的气息之中。假设我们录下鸟儿的歌声，在北极的某处播放，冰天雪地，暗夜无光，我们仍然可以设想鸟儿歌唱的背景，至少部分地欣赏其中的含义。但是一只碰巧听到这歌声的北极熊能够体会到这些含义吗？它可没有关于春天气息的任何认识。【5】

对我们而言，诗人总是比鸟儿更容易理解。一首诗常常能自我提供背景，但这并不绝对。即使在日常谈话中，我们也需要上下文语境，以便理解辞语。一个文本，例如一份电报，如果不知道发送者和时间、地点等信息，就很难理解。一首中国诗歌就很像一封电报，其中口语式的简省是意料之中的事，代词和连接词总是被省略。一两个字词常常代指一个典故，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思考和情境，需要整段文字才能阐明。

相较而言，中国诗歌的主题其实与西方诗歌类似，尽管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惯用的显著修辞两者并不一致。亚瑟·威利（Arthur Waley）在他的《中国诗歌译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纽约，1919，1941）序言中不无钦羡地指出^[6]，他发现当西方诗人还在全神贯注地沉溺于爱情之际，爱情作为主题的重要性在中国诗歌中已经逊色于友谊了。关于诗歌的形式技巧，威利也发现传统的中西诗歌有着极其明显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诗歌韵律和节奏方面。不过，中国诗歌的节奏与音节重读的不同组合无关，而与音节声调的不同组合有关。我想补充一点，中西诗歌最显著的不同，是中国诗歌普遍的简短。中国诗人仅仅提笔写下迷狂和灵感的最高体验。戏剧能够繁复，故事可以细腻；而在诗人看来，这些细节应该尽可能留给读者去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

我们将遇到的杜甫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乐于用最精简的辞句去讲述最丰富的事物。但在我们欣赏其信息的逻辑完整性之前，我们常常不得不在字里行间去想象一个背景，去补充遗失的线索。我们对时间、地点和史实背景了解得越不精确，我们就越可能理解得不够正确，我们要么会误解这首诗，要么干脆没法理解它。

杜甫的绝大多数诗篇都有着社会背景，包含了重大的社会信息。杜甫生平的雄心是要通过施展政治才能以报效国家。即使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三年中，当不断增加的疾病使得他确知所有任职朝廷的希望都付诸泡影时，他写给朋友的诗篇还总是激励他们要作良吏忠臣。他对自己的诗才极其自信，也为自己的诗作感到骄傲。但是对他而言，诗歌仅仅是一种个人天职，而非社会职业。作一名职业诗人远非杜甫的理想——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职业。只是在近些年来，随着商业性新闻事业的兴起，诗歌才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6】

杜甫以诗为简寄给朋友。他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悲欢：一个人欢乐时，他会歌唱；杜甫在这种场合会唱出自己的歌声，有时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他伴随歌声的手舞足蹈。一个人极度悲伤时，他会哭泣；杜甫含着泪水写下诗篇，我们常常感到他的诗行间涕泗涟涟。因为他想要做一名政治家，须臾不忘国家和人民，所以他的焦虑和渴求总是同朝廷的兴衰成败、人民的幸福与灾难、战争与和平联系在一起。他的观察如此敏锐，描写如此鲜明，以至于他的诗歌被公认为研究他所处时代不可或缺的篇章。可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一个当时全世界最为辉煌的帝国，它享受过长期的宁静，拥有繁荣灿烂的文化，却忽然被抛入了最深、最混乱的漩涡，造成这一切的是政治阴谋、腐败和战争。

一位十世纪的作家写道^[7]，因为杜甫的诗歌如此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他所在的时代，当时人已经称他为“诗史”。我怀疑杜甫诗歌对历史的重要性是否在他的时代就被意识到了。我们能看到一些杜甫的朋友写给他的诗篇，其中并没有关于诗史的暗示。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在诗人的诗歌声名上升到顶峰之后，在新的一代人开始好奇他们的祖父辈所处的那个令人震惊的时代之后，杜诗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得到了广泛地承认。

据说，文宗皇帝（827—841）喜欢读杜诗。从《哀江头》一诗中，他意识到在长安遭受战争破坏之前，曲江两岸有着许多美丽的宫殿，因此他决定加以重建^[8]。也许从这个时候起，学者们开始欣赏杜甫诗歌与他所处的时代历史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如果没有了历史背景，某些诗篇对我们而言将毫无意义。我们还会发现，某些诗篇将如何帮助我们补充重要的散佚史实，纠正唐史记载中令人困惑的讹误。所以说，杜诗应该尽可能以正确的编年顺序阅读，这一点极其重要。

一种杜诗选本，如果不是以编年形式纂辑，那么除非它的编辑意图是通过对杜诗的题材或体裁加以分门别类，以便说明杜甫的诗歌技巧，否则就不具有充足的理由。1929年由艾德纳·卫斯理·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翻译刊行的一部杜诗译本就是不具有这种充足理由的杜诗选本。它完全没有任何编排原则。有时，同一首诗被译为不同文本，冠以不同的标题，被随意地放置在290首选篇中。选译者对于杜甫诗歌的随意性有时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我还没有算上字里行间的误译和增删。当然，甚至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也常常误解这首或那首杜诗。当他们将杜诗从诗歌体裁翻译为散文形式，他们也总是不得不添加许多词语，或者删去一些。诗人总能获得诗歌的特许证，杜甫就很有这个资格。话说回来，他恐怕也不能反对自己的阐释者和翻译者同样拥有那么一点特许权力，如果对方的目的只是想负责地传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另一方面，杜甫也许很难对这样的特权鼓掌叫好，因为这往往伴随着对其作品的篡改，把一部分改头换面挪到另一部分。没准儿他还会大吃一惊，举个例子，十九世纪的法文诗用英文翻译了，居然伪装成杜诗出现。【7】

而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与厄温·冯·萨克（Erwin von Zach）关于杜甫的著作则完全没有这种无中生有的例子。艾思柯女史刊行于1929和1934年的两卷本选集，包括了470多首诗，全部或部分译为英文，或多或少是按照编年顺序编排，并且相当清晰地标明了它的中文原本（杨伦《杜诗镜铨》）的页码。此后，孜孜不倦的汉学翻译者冯·萨克博士在1932到1938年出版了一部完整的杜诗德文译本，载于两期刊物和一卷附录。这一译本以张溍的《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二十卷的正文和注释为基础，该书完成于1673年，大概刊行于1698年；诗歌译文自然也遵循同样的次序。

冯·萨克对版本的选择不像艾思柯女史那样得到过很好的建议。尽管他也研究杜甫长达二十四年，但张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他的方法比较业馀。张溍版本源于许自昌题为《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的版本，该书刊行于十七世纪上半叶，追寻源头，可以上溯到高崇兰刊行于1303年的版本。寻绎诗篇的编排，可以看出张溍的版本并非直接源于高崇兰本，而高本在编年上遵循的是鲁訔本，鲁訔本对黄鹤本有轻微的修订。当然，这样的编排不能与杨伦本相提并论，因为杨伦本受益于几个世纪以来对杜诗的研习讨论。

就注释内容论，张溍本也不如杨伦本。杨伦本受益于仇兆鳌本的辛勤工作。张溍本则几乎完全承袭了高崇兰本对十一到十三世纪大量注释的删刈。张溍对杜诗阐释方面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阅读了同时代两位学者——钱谦益与朱鹤龄——的著述，全书主要由他对某首诗某部分的平淡说明构成。冯·萨克的浅显翻译显示出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这些时时出现的平庸阐释。尽管冯·萨克从未提过，但他一定时不时苦恼地觉得张溍本实在无趣，从而常常把目光转向丰富庞大的仇兆鳌本。颇有一些冯·萨克的译文与仇兆鳌的阐释密切相关，例如仇氏对某些诗篇段落的调整。无论如何，有这么一些例子存在，让人希望冯·萨克曾将张溍本与仇兆鳌本参互而观，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就能减少译文中那些不幸的错误，这些错误源于张溍，而在仇兆鳌的版本中已经被纠正了。【8】

和冯·萨克的译作相比，艾思柯女史的译作则具备两个优势。她相当明智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杜甫与作为诗人的杜甫不可分割。当冯·萨克满足于仅仅翻译杜诗本身时，她还能另外花精力介绍杜甫其人及其时代。尽管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对可疑史实的琐碎分析上，而且她的注解往往错误，她的编年还需修改，不过这在她都是可以原谅的缺点。她对中国文言的阅读能力很有限，很大程度上依靠她的中文教师和助手，在书中她也不吝赞美之词表示了谢意。这位仁兄，我们仅能知道他的别号——艺竹生——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一位饱学之士，但他对唐史的了解则颇为肤浅，关于杜甫的知识也过于匮乏。不过至少，艾思柯女史那些令人惊讶的结论一定是出自此人提供的错误信息，杨伦本在这个问题上无须负责。

艾思柯女史的另一个优势是她对杜诗只是部分选译。冯·萨克博士决定翻译全部一千四百首杜诗——无论诗篇的真伪、优劣及其重要程度——实在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野心之举。有些杜诗是如此梦幻般的不合逻辑，古里古怪的暧昧不明，处心积虑的晦涩难解，以致尽管我们揣测在这些怪异外表下有着暗藏的信息，但也无法探知，因为我们无法建构一个严密的史实背景。善注者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对这类诗篇无能为力；而劣于注疏之人则会继续拿出旧有的谬说，或者自己创造出新的怪论奇谈。好的翻译者应该避免这些。艾思柯女史确乎做到了这一点。她的编选原则是优先挑选那些她认为最能勾画出杜甫生平的诗篇，以及那些她个人中意的作品。【9】

至于谈到翻译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冯·萨克博士拥有汉学大师的优势和翻译家的老到。撇开杜诗文本原有的难点和张溍解释的错误，撇开偶尔的疏漏，冯·萨克给出了一个尽管平淡然而准确的译文文本。相较之下，艾思柯女史的译文就逊色多了。她对自己新的翻译方法颇为自负。但是……唉！真是无可辩讳。这一方法的源头还要追溯到艾思柯女史和洛威尔（Amy Lowell）于1921年合作英译并出版中国诗选《松花笺》^[9]。这一方法首见于《松花笺》一书的开头，然后出现在两卷本杜甫译著的序言中，最后见于两位翻译者卷帙不薄的来往书信集中。此书于1942年由艾思柯女史的第二任丈夫，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刊行^[10]。

这一方法的基本设定是：构成一首诗歌的中国象形文字的语源学出处最为重要。假设有两个字，在当下的习惯用法中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为何诗人挑选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呢？她们相信这一选择是如此决定的，即取决于“描述性典故”或是“潜在的意味”如何能更好地丰富诗歌的“韵味”（perfume）。为了达到“描述性典故”与“潜在的意味”，翻译者必须研究汉字的结构和组成部分，了解其变迁渊源。在任何语言中，通过语言学途径去了解字词的含义乃是正确的方法，不过我颇为疑惑，诗人挑选同义字时会首先考虑其本义及相互联系。诗人对同义字加以辨别通常是从音律价值出发。这种辨别也经常不得不基于习惯用法、这个词和同一行中那个词、词组的相互关系。如果诗歌是写给一般读者看，诗人会倾向选择当下的、习惯性的用法；如果诗歌是写给有学问的读者，诗人则会希望这种字词组合是引自于某些公认的名篇杰作，以此证明这一用法的正当合理，或者诗人会希望这种字词组合相当新颖，以此证明这一用法并未被当下的、习惯性的表达所滥用。字词那模糊古老的源头和联系很少是诗人首要考虑的对象，除非他想要传达某种神秘信息——在这种罕见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以一种令人吃惊和使人迷惑的组合来运用字词，以便迫使他的读者在深深的语源潜流中由筌得鱼。【10】

让我们举例说明艾思柯女史的方法何以未稳。在杜诗《夜宴左氏庄》中，第一行诗的直接意义如下：

风　 林　 纤　 月　 落

wind forest slender moon drops

有好几种方式可以将这行诗译为可以接受的英文句子。出于与下句要对称、与全篇要和谐的缘故，此句可译为：

Behind the windy forest，the slender moon has dropped.

艾思柯女史的译法完全不同：

Wind weaves， of forest shadows and fallen moon-light，a pattern，white in warp and black in weft；

在第一卷译作的序言中，她引用这句译文说明其方法。经过一番考察汉字渊源的努力，她在一本字典里发现，“纤”除了通常的“纤细”含义之外，还有一个意思是“白经黑纬交织的丝段”。因此，这就是“纤”字已经迷失了的渊源，应该把它引入翻译以丰富诗歌的韵味。而且她认为杜甫是有目的地用“白经黑纬交织的丝段”作为形象去描述他所见到的月光。作为忠实的译者，她绝不能简化这个美丽的形象。

我颇为怀疑。首先，我想知道一片有图案的织物是否适宜于作为透过森林的月光的形象。即使承认这一点，为什么这不应该更像是黑经白纬交织的丝段呢？其次，好诗应该引导读者看见为他准备好的画面，而非告诉他这是什么，尤其是当这一画面还很难描述的时候。杜甫恰恰是这样的好诗人，他只用了有限的五个字，就让我们在想象中看到熹微的月光透过森林中曳动的树叶。如果将我们引入画面之后，他再继续告诉我们，较之我们眼前所见之景，还有一种质地特别的货色，那么他真是一个十分乏味的劣等诗人。

第三，就算这是一首恶诗，译文仍然需要被证明是准确的，否则很可能意味着艾思柯女史将自己进入诗人构造景色之后的想象带入到杜诗中。而翻译是否正确可不能由一个小小的“纤”字来定夺。不管是否涉及其本义，当某个汉字占据着诗行中的某一个位置时，它不能单独担负决定译文正确的重担。它既受本句中字词顺序的限制，也受对句中第三字的约束，在这里“纤”是一个修饰词，修饰接下来的“月”。它必定是形容词“纤”，而不是名词“……丝段”。【11】

最后，艾思柯女史喜欢引用《说文》（121年）来说明汉字的语源来历。这部古代文字学典籍给“纤”的解释仅仅是“纤细”^[11]。二世纪末的一位作者^[12]，在为某部后来的经典佚文作注时，就涉及了这个“纤”字，它被大胆地推测为名词，意指白黑经纬交织的织物。这一特别含义仅仅适用于那条颇为可疑的佚文，尽管字典的编纂者也把它收入其中^[13]。所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纤”字的祖先，不如说是它臆想出来的远房亲戚！

当洛威尔和艾思柯两位合作翻译《松花笺》时，后者的计划是首先尽可能按照字面意义，作逐字对应的翻译，然后最大限度地将字词析为一幅幅本义的画面。接下来，前者将依照以上信息写出草稿，然后把它缩减为一首诗歌。作为一名意象派诗人，洛威尔自然对经剖析而产生的丰富意象倍感兴味。只要想想，“纤”字能被分解出这么多意象，多有意思！通过其良好的诗歌训练和经验，洛威尔的确在《松花笺》中创作出了许多琅琅上口的好诗，自然，它们未必符合其原意。

对杜甫诗的翻译原本也准备由两人合作完成。但洛威尔于1925年去世之后，艾思柯女史只好将自己的手稿修订出版。从可读性的角度来看，它几乎不能与《松花笺》中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相比。我们上面引用的诗行就是这种独特翻译方法所得到的最好结果之一。在别的许多地方，杜甫听上去嘟嘟囔囔，尽说些白痴般的废话。无疑，艾思柯女史对我们诗人的热情，她试图介绍诗人的历史背景和诗歌的美好计划，她在字里行间的小心谨慎，都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也会疑惑，那些她所选定的诗篇是如何符合她那善良的意图和尽职尽责的努力的？我们应当明白，正是这种新颖的翻译方法导致了最后的讹误。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的基本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和艾思柯女史相似。总的主题是：依照杜甫的生平与时代，将我对杜诗的理解和赏析，加以阐释，并附上我英译的374首杜诗。在对杜甫时代的描述上，我将侧重于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细节，这将使我们更切近地窥见诗人的生平和思想。同时，略去许多制度和人物，它们也许对了解时代的完整图景很重要，但和杜甫关系不大。同样，我会强调杜甫的交游，但又不会涉及那些为数众多却对他并无影响的人物，除非这种交往碰巧能够解决杜诗系年的某些难点。我赞同杨伦对杜诗加以系年的许多观点，杨伦本也是艾思柯女史采用的版本。言及此，不禁想起杜诗中描述他两个女儿的罩袍上补缀的装饰物，杜甫写道：“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北征》^［89］）我试图将这些零散碎片拼缀而成一副杜甫生平的新图景，唯愿能将某些一直被颠倒的细节归于原位。只怕现在呈现出来的图景中仍然存在许多错位。【12】

由于我想将此书保持在一个比较适中的篇幅，所以在挑选杜诗加以翻译时就比较谨慎。含有杜甫生平重要信息的诗篇最先选入。其中某些以文学的视角看来较为平平。只要它们并非伪作，我就出于史料学的缘故选入。相当多的诗篇，因其名气太大，我也酌情选入。诗题后所附罗马数字代表此诗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同时也意味着杜甫写作它们的时间先后顺序。杜甫知道自己的诗篇将永垂不朽。因此，我选了《偶题》^［324］一诗的第一行，附于本书的标题之下。

就翻译而言，我的原则是要说明我所认为的诗人想要表达的意思，这既要对照文本，也要参考历史语境，后者通常将远远超出个人诗歌的范围。诗歌的翻译将不会逐字逐句进行。对汉语白话口语的逐字翻译简单易行；对书面汉语的逐字翻译也是可行的，而且效果不错；但对文言的逐字翻译不但困难，而且容易令人误解。享受一顿社交晚宴，并不需要将桌面的装饰也一并吃掉，而热情和友谊则不可或缺。在典雅的汉语中，桌面装饰往往只是稍加涉及，以满足礼仪上的客套；真正的待客之情在宴会过程中自然会显现出来。

我也发现很难将译文以英语的节奏韵律表现出来。想要避免中国谚语所谓的“削足适履”几乎不可能。因此，我只试图传达杜甫的思想和精神，减少对形式的关注。我的通常做法是先译出自己的草稿，然后拿它与我所能找到的各种译本参照。这些译本列于附录卷中的注释。我对其中大部分译本都要表示感谢，它们常常能给我灵感，刺激我对草稿加以修订。除了大的谬误，我一般对其他译本不予评论。冯·萨克的译本经常给出了其他译本的线索。他的参考书目使我知道了大量不常见的版本，这是我没法从其他途径了解的。撰有中国典籍译本书目的玛莎·戴维斯（Martha Davidson）女史，惠我以大量杜诗译本书目。这些都是我在注释中特别提及的。【13】

还必须提到我的翻译所依靠的杜诗文本。人所共知，翻译杜甫不能仅从一个版本出发。不同的读解需要归类，选择必须要有一定的原则。在《杜诗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序中，我曾经对杜诗重要版本的源流关系作过广泛讨论。我提醒过使用钱注杜诗的版本（1667年）时需要审慎，并且使用在它之后的几乎一切版本都需如此，因为它们或多或少都受到钱注杜诗版本的影响。

钱谦益（1582—1664）治学博大精深，文学天分很高，而个性多疑。他对杜诗的阐释作出过某些重要贡献，纠正过许多流传已久的错误观念。他身前身后对杜诗学者的影响既要归功于他的显赫声名，也有赖于他对杜诗研究的真正贡献，更与钱注杜诗版本密不可分。钱注杜诗的版本建立在钱谦益所宣称的1133年成书的吴若版本，此本与诸本在文本上的异文颇令人印象深刻。钱谦益还雇了一位名叫朱鹤龄（1606—1683）的年轻学者，帮他从其他一些版本中捡出更多的不同文本，其中包括收录有杜诗的早期诗歌选集，然后把它们添加到吴若版本。之后，两人为了著述权发生争执，合作告终，每人都各自准备刊行自己的版本。钱谦益的版本直到他死后三年才问世，其刊行被委托给他的一个同宗和学生^[14]。朱鹤龄版本不久之后就问世。两种版本在阐释方面比较而言，钱本更见才气，而朱本更加谨慎。后来的注释者一般不是采用此说，就是采用彼说。

就文本方面而言，普遍认为钱本最好。不过，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强烈憎恶对钱谦益的追忆，下令全面禁毁他的文字著述。从1776年到几乎十九世纪末，署名钱谦益或是提及钱谦益的书籍只能冒险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不过，钱谦益的影响继续存在，尤其是关于杜甫的注释方面。大量新的版本主要遵循钱本，只是不提到他的名字。【14】

据我判断，所谓吴若本及其所载的精彩异文——这一版本仅仅为钱谦益一人独有，之后再也无法找到——是一个相当聪明的赝本，出自1204年的一个剽窃的版本^[15]，又加入了大量的变动。有比较明确的证据指出钱谦益本人就是作伪者。我的研究细节及其结论见于上面提到的《杜诗引得》序^[16]。在此提及这一问题，主要是为了指出我的翻译与其他译本不同，除了其他一些因素，还要归结于文本基础的不同。每首诗我都标明其在《杜诗引得》下卷中的页码和序号，该索引包括了编纂于1183年的文本的再版^[17]。我总是优先考虑这一文本。当异文问题重要到了值得考虑的地步，那我将转而参考钱谦益本与仇兆鳌本。如果一个理由充分、意义适合的异文出现——也就是说，在杜诗版本中它所处的位置属于较早的谱系——在经过十三世纪的伪王洙本^[18]、1204年蔡梦弼本的确证后（两书皆有重印本，易得），我才会接受这一异文。《杜诗引得》上卷包含了一份前后对照表，以给出每首诗在众多杜诗其他版本中的确切位置。

举个例子，关于“风林纤月落”一句，仇兆鳌本作“林风”，而非“风林”。为什么仇兆鳌接受这样的倒置呢？不仅是因为仇兆鳌认为它更好，还在于钱谦益的“吴若本”指出这一异文出自一个945年的版本！因为我没法通过其他途径证明它，我只能认为它是钱谦益伪造的，不予置评。

我心目中这一卷的读者乃是并非汉学专家的学者。汉学家自然愿意由汉语原文入手欣赏杜甫。不过，因为我提出了一些关于杜甫生平和时代的新假说，某些汉学家也许会对此感兴趣，我欢迎他们的批评。附录卷的注释以及中文索引主要是为了他们的便利起见^[19]。

在重建杜甫生平的过程中，我严格使用当时的地名。在杜甫的时代，一个地名一般都经过三次更改。这些更改及其日期、加上地名的今称，都可以在索引中找到。地图中地名的标示则参考了近来的研究成果。我并未在本书中放进杜甫的图片，因为没有任何一张真正可靠。【15】

[1] 关于杜甫诗歌文本的传承和重要版本的价值比较，可以参见我为《杜诗引得》（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系列，NO.14，1940年，3册）所做的序言。在本书的注释卷中，给出了每首英译杜诗在《九家注杜诗》中的卷数和页码。以下列出的是本书使用的若干杜诗版本：（1）《九家注杜诗》，36卷，1181年。（2）《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32卷，以及伪王洙注，约1189年。1913年版。（3）《分门集注杜工部诗》，25卷，约1195—1224年。《四部丛刊》本。（4）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50卷，1204年。《古逸丛书》本。（5）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36卷，1226年。此书为朱鹤龄和仇兆鳌所引用。（6）玉几山人，《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20卷，《文集》，2卷，1536年。（7）钱谦益（1582—1664），《钱注杜工部诗》（1667），20卷，据称以1133年吴若本为底本，但很可能只是1204年蔡梦弼本。（8）朱鹤龄，《集注杜工部诗》（约1667年），20卷。（9）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撰于1673年，刊刻于1698年），20卷，我使用的是1841年版。（10）卢元昌，《杜诗阐》（1682年），33卷。（11）仇兆鳌，《杜诗详注》，25卷；《首卷》，1卷；《附编》，2卷。其于1703年被刊削，附录部分编于1711和1713年。我引用杜甫的文章都来自《杜诗详注》卷24—25。（12）浦起龙，《读杜心解》（1724年），6卷；《卷首》，1卷。（13）杨伦，《杜诗镜铨》（1791年），20卷。我用的是1872年的蜀中刊本。

[2] 【译者按】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曾任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领事馆官员。1891至1932年，继威妥玛之后任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通史》（Histoire Generate de la Chine）四卷本、《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2》（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1860—1902）、《中国名人大辞典》（又名《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等。

[3] 【译者按】德理文（Marie-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雷慕沙得意门生儒莲的学生，法兰西学院第三任汉学讲座教授。1862年在巴黎出版《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被认为是法国出版史上第一本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选集。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法兰西学院首任汉学讲座教授，著有《新亚细亚杂纂》（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s）。

[4] 【译者按】钱德明（Amiot Jean Joseph Marie，1718—1793），字若瑟，法国传教士，著有《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纪录》十六卷（Me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5] 最早的杜甫生平梗概是元稹在813年为杜甫所作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这篇文字保存在《元氏长庆集》中，但这还不够，以下文本都可以参考：（1）编撰于945年的200卷《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其中全文引用了元稹所撰的墓志铭。（2）《唐文粹》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3）《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和蔡梦弼所编杜甫集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4）1814年所编1000卷《全唐文》中收入的元稹所撰墓志铭。另外，编撰于1060年225卷《新唐书》卷二百一，尽管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旧唐书》杜甫本传，但其中根据王洙于1039年编纂的《杜工部集》序言作了一些改动。吕大防（1027—1097）、赵子栎、蔡兴宗和鲁訔（1153）等人编撰的较早的杜甫年谱，都可以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和蔡梦弼所编《杜工部草堂诗笺》中找到。在稍晚的年谱中，朱鹤龄和浦起龙的作了一些新的补充。近年来中国学者所作关于杜甫的年谱和年表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具有历史价值的不多。其中，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是相当用心的一部。【译者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载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1931年第一卷第一号至第四号，页189—207，247—255，477—492，691—713。洪业下引闻一多考证杜甫生平观点只出页码，均据此书。

[6] 【译者按】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译有《论语》、《道德经》、《猴》（即《西游记》）、寒山诗等。

[7] 【译者按】此处应指孟棨的《本事诗序》。孟棨《本事诗序》所作时间为“光启二年十一月”，即886年。按照陈尚君《〈本事诗〉作者孟啓家世生平考》考证，孟棨应为孟啓，作《本事诗》时已逾七旬。洪业先生可能是凭印象“孟棨为唐末人”而写下“十世纪”，但比较可靠的时间是“九世纪”。

[8] 【译者按】此事见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圮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

[9] 【译者按】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美国女诗人，庞德之后的意象派诗歌领袖。后期诗歌作品受到了中国和日本诗歌的影响。

[10] 【译者按】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1891—1947），美国汉学家。1912年来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同时担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特约编辑和《教务杂志》编辑部执行委员。1936年回美，历任华盛顿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远东史教授。

[11] 【译者按】《说文》：纤，细也。

[12] 此人为郑玄，关于他的种种奇思妙想，可以参见我为《礼记引得》所作的序。

[13] 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上海：医学书局，1928年，5812b—13a。

[14] 【译者按】此人即钱曾，字遵王。其事可参见周采泉《杜集书录》157—1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5] 【译者按】此指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有集注之实而无集注之名。

[16] 【译者按】此说后来得到其他学者如张元济等的辨正，参见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二“《杜工部集》（吴若）”条、卷四“《杜工部集》（钱谦益）”条。洪业于1962年所作《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也对此说有所修正。

[17] 【译者按】即洪业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提到的嘉庆年间翻刻乾隆武英殿翻南宋宝庆乙酉（1225）广南漕司重刊淳熙八年（1181）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

[18] 【译者按】这里指包含有伪王洙注的1216年初刊，1226年重刊的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

[19] 【译者按】此中译本已将附录卷注释（即注疏卷）摘要译出，散为脚注，原中文索引所载文献信息多已随文译出，故于此中译本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