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创造社的“异质性”——日本文学的存在
(一)“异军突起”的创造社
人们常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最重要的两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使然。尤其是创造社的成员，其大半都是留日学生。这从世界文学史来看也是罕见的现象。
虽说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多数是没有留学经历的新文学家，但是《文学研究会宣言》的执笔者周作人，及提出此会方针——“为了人生的文学”——的鲁迅都是留日学生。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文学团体，是不断普及写实文学的最大文学组织。中国现代文学——就像周作人指出的那样——不可忘记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的功劳，这恐怕是因为“小说的首脑就是人情”的写实主义本质，给予五四新作家以很大的启示。而创造社在1921年6月，比文学研究会晚半年，在东京宣告了它的诞生，第二年的5月1日发行了同人杂志《创造季刊》。创造社前期成员不仅全部是留日学生，并宣称以“内心的要求”聚集在新浪漫主义的旗帜下。信奉新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登上中国现代文学的舞台，显示了从正面与文学研究会对立的姿态。
自发生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新文艺被一两个偶像所垄断，文艺的新局面似乎要被扼杀了。创造社一同奋起，要打破社会的旧习。与主张艺术独立的无名作家们一起，期望中国未来的国民文学的兴起。
正是这有名的出版预告，成为引起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持续长久的大论争的导火索。在这儿，“偶像”及“旧习”还有“艺术的独立”，初看似乎是莫名其妙的表现，然而对中国新文坛来说却具有相当强烈的挑衅的意思。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原点是西洋启蒙思想，虽说纷繁缭乱的各种西洋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土壤上撒了种，但是难以扎根。任何思想都必须要在中国社会中得到检验，必须要与中国文化融合，否则就不可能被接受。文学研究会所提倡的写实主义包含着各种各样文艺思潮的营养，并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但是这种写实主义有继承传统中国文学的连接点，因此中国的读者很容易适应。而创造社带来的新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坛来说是一种新的理念，也就是说它在中国社会，是还没有被检验过的异质，因此，创造社的登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到的评价是“异军突起”，这显示了这个异质的文学团体给予文坛的强烈冲击。
新浪漫主义原本是从19世纪末的欧洲传来的艺术新思潮。在西方社会，科学与工业的发达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问题，即贫富悬殊的问题，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对科学万能学说产生了不信任感。在文学领域，以科学为基础的写实的自然主义的根基开始动摇，欧洲的这种动向，导致日本的文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自然主义的凋零，同时代欧美的纷繁芜杂的新思潮一下子涌进了日本文坛。以现代文学的自律性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特色的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作“大正文学”，前期创造社成员的留学时期，正好穿越了这个大正时代。日本的现代文学，新一代的文学家从前代的文学中汲取了养分，有时会模仿他们的作品来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打着反自然主义旗帜的唯美派及白桦派等新一代的作家们也受到来自自然主义的强烈影响。但是，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没有类似这样的承继关系。
在日本诞生的创造社，没有从中国先辈那里摄取营养然后再从那儿迈出第一步，他们和同时代的日本文学家一样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名著。日本文学家为在文学方面没有落后于世界而自豪，而创造社成员也为自己能置身于这样的环境，站在文艺思潮的最前沿而骄傲。他们用新浪漫主义取代了当时主导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认为比起写实主义，浪漫主义是更前卫更崭新的文艺理念。大正风潮，这个标志着日本自然主义的终结和包容各种新思潮的艺术进化论的登场，无疑给他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面对有着现代文学开山之功的前辈——文学研究会，他们无所顾忌，夸耀自己的“崭新度”，大胆地向写实主义挑战。就这一点，可以说创造社和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学家是同根生的文学团体。
但是，中国文坛的情况和日本不同。写实主义是在与旧文学经过激战之后，建立起的现代文学的基础，受到新一代读者的极大信任。创造社以自己在日本的感觉，断言写实主义落后于时代，要求世代交替，结果遭到了当时文学家的激烈抵抗。
这场战斗，因创造社的自我批评，以写实主义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后来创造社否定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并规定了文学的定义：文学必须“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后期创造社打出了新写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将中国文学引导到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的道路上。解放后，将自身改换成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策的宣传角色，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另外，在浪漫主义前面加上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定语，不时出现在文坛上，但是已不再是能对抗写实主义的势力了。从那以后，写实主义已经不是局限于文学方法、个人风格的选择，以及包括文体内在性规范的文学内部问题了，而是一跃成了特权的概念，作为权威性的存在，君临中国的文坛。
但是，对于前期创造社的“突起”，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并不一定都表示出批判的态度。瞿秋白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这样说：“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黎明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从“健全的”一词可以管窥到当时中国文坛写实主义一边倒的时代风潮，并且通过“血路”这样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略知前期创造社与全体文坛战斗的激烈程度。
作为“异军”的创造社也许妨碍了整齐行进的写实主义的队列，但是创造社的登场，使得中国文坛首次出现了与写实主义势均力敌的流派。“流派的出现是，‘五·四’小说对我国传统小说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现代小说意识觉醒的另一个突出的标志。”
(二)具有浓厚私小说风格的创造社小说
创造社为什么是新浪漫主义？对此，郑伯奇的解释基本上成了定论。
第一，因为他们都是在国外住得很久，对于外国的(资本主义)缺点，和中国的(次殖民地)病痛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双重失望，双重痛苦，对于现社会发生厌倦憎恶。而国内外所加给他们的重复压迫只坚强了他们反抗的心情。第二，因为他们在国外住得很久，对于祖国便常生起一种怀乡病；而回国以后的重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未回国以前，他们是悲哀怀念；既回国以后，他们又变成悲愤激越，便是这个道理。第三，因为他们在国外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这也使他们走上了反合理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
创造社之所以把新浪漫主义作为自己的文学理念，在国外的生活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同时代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们，比如徐志摩，一方面宣扬唯美主义，另一方面绝不写“暴露自己”那样的作品。因此如果不考虑创造社全是留日学生的特殊情况，也许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艺术立场。创造社带进中国的新浪漫主义，具有唯美和颓废的自我暴露倾向，这种自我暴露的倾向不可否认是来自同时代日本文学的影响。
对创造社来说，“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就是说“他们的信条是美即真即善”。没有“真”，“美”就不存在。夸张的忧郁、病态的美都有“真”的感觉，创造社追求的唯美主义不用说有着日本特色的投影。
郁达夫的《沉沦》所收的《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一个苦恼于青春期忧郁和病态心理的留学生的虚幻无常。这些小说被说成是某种类型的“私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出场的主人公，或被称为“他”，或被称为“伊人”，他们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并都是病弱瘦小的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这些感情细腻的人有时过于敏感，常为一些琐碎小事而流泪忧伤，这让人想起作者郁达夫本人的性格。《银灰色的死》以“他”在东京街心的突然死亡落下了故事的帷幕；《沉沦》以“他”跳入东京湾，迎来了故事的尾声；《南迁》的结尾则是主人公的“伊人”因高烧而倒下，这种高烧暗示着当时不治的病症——肺病。亲眼看到自己的死，这在自传小说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在私小说的世界里是行得通的。对郁达夫来说，通过第三人称吐露自己的心情，也就是他的感受，是他最拿手的写作方法。郁达夫的艺术观——“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已经体现在他最初的作品中。不仅仅是郁达夫的小说，张资平最早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成仿吾的《一个流浪者的新年》、陶晶孙的《木犀》、郭沫若的短篇小说集《塔》等，都具有私小说的倾向。
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以书信和回忆的形式记录了一个留日学生鹤鸣的成长历史。表面上，这是一篇记述了作者对父亲满腔热爱和深切怀念的自传文，但是字里行间委婉动情的回忆，有很大一部分是虚构的，虽然张资平与主人公鹤鸣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人物。这篇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既不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它是一种崭新的小说体，称为“私小说”。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被推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当然也是最早的长篇私小说。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记述了一个留学生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寂寞春节的故事。一些来自贫弱国家的小人物们对自己故国的思念，是这个故事的主题。然而，时间、地点、人物都不清楚，只有忧郁的情绪作为小说的主线条，引导读者进入故事。大年夜的早晨，大雪覆盖了大地，使得隆冬的昏暗世界分外明亮。主人公“他”看到这美丽的景色，不由自主地朗诵起一位朋友的诗：“一个银白的宇宙！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Opensecret哟！”这位朋友就是郭沫若。把朋友的事情作为创作小说的素材，众所周知是日本私小说的特征之一。成仿吾没提及私小说，但从他不多的四篇小说中有三篇是讲述他自己以及朋友们的作品来看，不可否定私小说曾给予年轻的成仿吾以强烈的影响。在国外，迎来寂寞的新年是创造社的伙伴们所共有的经历。《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把这些朋友们作为想象中的读者，因为那种忧郁的情绪及寂寞是他们共有的，因此获得了朋友们的强烈共鸣。在同期的《创造季刊》，郁达夫说，这篇小说“其实是一篇散文诗，是一篇美丽的Essay，我们中国的读者阶层恐怕还不能够懂得”，他为这篇小说使用了新颖的浪漫主义手法感到骄傲，期待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能扮演一个先驱的角色。但是，中国文坛对此并没有投入任何特别的关注。郑伯奇也以同样的心情赞颂了这篇小说：“人生的怠倦，这是无论何人，都有时尝过这滋味。难得他形容得如此尽致。通篇全被一种灰色的气分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象征的词句，色彩的字眼，音乐的文章，和所特具的那副Melancholic(忧郁)的情调，怎融和的那么妙，谁还能读了不动心？”
以这样的忧郁美为基调的私小说的倾向，在陶晶孙的《木犀》中也出现过。郭沫若认为用日语写的《木犀》更出色，并为翻译后的中文远逊于原文感到惋惜。我们虽然阅读不到日文原版的《木犀》，可是它的中译文也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篇中篇小说在中国文坛上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木犀》记叙的是一个叫素威的少年回忆他和名叫淑子的美女教师之间的短暂恋情。这样的恋爱犹如朝露一样，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然而也在转眼间消失了——最后以淑子老师的死而告终。这种牧歌式的小说，讴歌了少年的纯情和老师的美丽，把清纯的情感留在了读者的心中。虚幻的爱情思虑，难以实现的梦，以及瞬间消失的美，《木犀》将刹那间的美作为真正艺术来追求，它的中心思想，毫无疑问与传统的日本艺术理念是重合的。
《木犀》为悲伤的爱情结果鸣屈，其矛头不是对着封建主义，而是对准了被说成是命运的这种抽象概念的存在。在中国，在新文学运动的早期，恋爱小说，主要是以批判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及封建的恋爱观为主流。像《木犀》这样以瞬间的美和虚无缥缈的人生为主题的小说当然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的。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看，译成中文的《木犀》与其说是中国文学，还不如说它是日本文学的一种延续。
郭沫若的小说和剧本集《塔》除了三篇历史小说，还收集了他早期的四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既充满着浪漫美丽的虚拟，又表现出浓烈的自传性格。其中名为《叶罗提之墓》的小说，描叙了少年叶罗提与嫂子之间的虚幻的恋情，然而这也被说成是少年郭沫若对自己嫂子的异常的爱的自白。《塔》的出版在中国文坛引起的震动，虽说不像《沉沦》那么大，但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批评家们把剧中人叶提罗与作者等同起来，对郭沫若本人的伦理观进行了质问。
郁达夫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最大。他不但把自己的私生活拽入了文学的世界，甚至到了故意“自我暴露”的程度，连家庭生活的信息也敢与读者分享。实际上郭沫若也是一样，他是把自己的感情坦率地告知读者的“高手”。妻子及孩子们，在他的笔下也成了读者熟知的出场人物。在《歧路》中，他这样描述了将妻子及孩子们送去日本后的苍凉和悲哀的心境：
但把房门推开，空洞的楼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气。他噤了一下，走向房里的中央处静立着了。触目都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两张棕网床，一张是空无所有，一张还留下他盖用的几条棉被。他立了一会，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张靠书台的藤椅上。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还是只好借笔墨来攻破了。他把书台的抽屉抽开来，却才拿出了他儿子们看残了的几页儿童画报，又拿出了一个两脚都没有了的洋囝囝。在这些东西上他感觉着无限的珍惜情意来。他起来打开了一只柳条箱子，里面又发现了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国的棉衣，他低下头去抱着衣裳接了一个很长的接吻，一种轻微的香泽使他感受着一种肉体上的隐痛。
像这样细腻入微的描写与他的热烈奔放、气势宏大的诗作形成了很好的对照。对自然主义的手法并没有什么兴趣的郭沫若，其观察力和准确的描写力丝毫不亚于张资平。他所描写的久久吻着妻子的棉袄的场景，让人想起田山花袋《蒲团》，这里没有色情的倾向，却仿佛是一首浪漫的抒情诗。
中国现代文学把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等作品视作为“身边小说”。这些小说基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与表现出“随笔”风格的虚拟小说不同，显然有着日本私小说的浓厚影响。不在意情节的构成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观察和详细描写，创作的主题往往是作者的主观情绪，这是这些小说的特征。尤其是作者通常通过叙述者或出场人物来表白自己的心境，有时会夸张地暴露自己“丑陋”的一面，这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私小说将“我”看作是艺术的基础，要求作者的实际生活和作品的内容具有同一性。一般来说私小说排斥美化的“理想”和写作技巧，比起对外部事物的描写，更注意把重点放在对作者心境的露骨表述上，他们这些表现了青春苦闷的作品往往带有忧郁情绪的倾向。创造社的这些“身边小说”继承了私小说的“自我暴露”的手法，然而在表现技巧上却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很大，通过散文般的，或诗一般的表现方式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方法。
这些充满了忧郁的情绪，具有幻想般的美以及神秘感觉的作品，酿出了一种异国情调的氛围，刺激了年轻的读者，然而创造社并不像日本私小说的作家那样满足于自己的行业公会，而是有着取代“守旧的”、“权威的”写实主义，使得中国文坛面貌一新的志向。
(三)日语对“创造体”白话文的影响
创造社早期的小说可以说就是青春小说。郁达夫的《沉沦》、东山的《最初之课》、郭沫若的《残春》、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张资平的《木马》、陶晶孙的《木犀》等充满着青春的忧郁和异国情调的小说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创造社拥有众多的青年读者，因为它的作者也大多和他们年龄相仿。但是，这些小说带给年轻读者新鲜的感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应忽视，这就是创造社小说使用的被称作“创造体”白话的语言。
要想三言两语来说明“创造体”白话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郭沫若的激情、郁达夫的忧郁、成仿吾的清纯、张资平的明快等，这些特征在他们各自的文笔下自然流露了出来，他们的语言带有各自浓郁的风格。尽管如此，他们的语言也有共同点，简单地说，就是具有清新的青春气息和浓厚的异国情调氛围的新鲜的语言。
同时代的散文家朱自清在谈到创造社小说时说，“他们笔锋上的情感，那像狂风骤雨的情感”，丰富了中国的白话文。这“暴风雨”的比喻生动地表现了“创造体”白话的激情、自由奔放的一面，说明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创造社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怎样的冲击。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创造体”白话充满了纤柔、缠绵的情调的另一面。青春的忧郁和过剩的自我意识让他们凝视自己的内心，精练了独白及沉思的语言。“创造体”白话一时风靡文坛，之所以出现了青年人模仿“创造体”白话，当然是因为它具有“暴风雨”般的激情，但是纤柔缠绵的情调也是拨动青年人心弦的原因之一。
“创造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现象，引起了今天的研究者们的关注。方锡德就创造社小说的独特文体这样说道：“中国的白话作品中，不论老的新的，从没有过这个。他们的白话文，使个性解放时代的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们，爱好欲狂。”这种说法不能说是错的，但需要作一些修正。就是说这“口语”是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间通用的口语，但不一定就是普通百姓使用的口语。
根据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应该看作中国白话文学史，在这里他明确地将口语体的语言定义为白话，他说，从《史记》、《汉书》开始，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都应叫做白话文学。对于这一说法虽说多少有一些异议，但一般相对于士大夫的文言文来说，在民间流行的用旧白话写的小说被看作是白话的雏形。关于五四运动的白话运动，换句话说应该是言文一致的运动，是大众语言的普及运动。但是原本有着通俗性质的白话文学受到西洋文学的刺激，突然作为启蒙教育的手段而受人注目。新文学家们将受到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看作是自己的读者，他们提倡清晰流畅的白话文的应用，但没有要求语言能使大众理解。新文学一方面在彻底地驱逐繁琐难懂的八股文腔的语言，另一方面却时常使用未经翻译的外国语言来表现深奥的思想，这种语言“主要不是吸收民间文学而是文人文学的养分，不是更口语化而是更书面化”。前期创造社成员们的语言中有着数种文脉，包括中国、西洋和日本等许多要素，概念性的语言也很多，然而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最接近口语呢？如果不考虑日语对他们的影响的话，是找不到更适合的答案的。
郭沫若他们四人在国内一边接受文言文的教育，一边读了许多明清时代的小说，但是没有受过用白话文写文章的训练。对他们来说，正式的现代教育是从留学日本开始的，因此，日语对他们生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当时的中国，即便有通用语言“官话”，但那是一个连收音机都罕见的时代，由于各自方言的障碍，人们连互相交谈都似乎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郭沫若有四川口音，成仿吾有湖南新化口音，张资平有客家口音，郁达夫有浙江富阳口音，交谈时，经常因对方浓重的乡音而困惑。因此，他们互相之间经常用日语交流，通信也用日语进行。如张资平所说：“住在日本，在有些地方用日语更能明确地传达(所说的事情)。”
日语的具体、感性、柔软的特征影响他们白话文的形成，毫无疑问对最接近口语的“创造体”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也不能忽略日本文化传统的美的意识对“创造体”文学的影响。据加藤周一的解释，在日本文化中文学和造型美术的作用比音声的艺术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日本文化“根据具体的、非系统的、感性的人生的特殊情况，而使用语言”的倾向，自古以来是一贯的。对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确实可以用细腻的感情和高雅的美的意识来表现，但是在对抽象的、概括性的事物，日语表现明显缺乏力度。到了自然主义盛行的大正时代，这种现象越来越显著。对客观敏锐的观察，对内心活动诚实的记录，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根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彻底排斥了写作的虚构性和故事性，崇尚如实记述的文学手法，因此，正确的表现和精确的语言就成了他们文学的重要特征。然而，尽管他们学会了对具体的、局部的、感性的场景的细腻描写，却并不关心文本全体的构造及情节，在创造社初期的小说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特征。郭沫若的《残春》、郁达夫的《沉沦》、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清楚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当然，对这种小说抱有疑惑的中国读者大有人在。
一位叫“摄生”的读者对郭沫若的《残春》进行了这样的批评：“我从第一章第二章继续看下去，简直不知道全篇的Climax(最高点)在什么地方。都是平淡无味。不过在每章每节里发表他的纪实与感想罢了，而且他，Conclusion也没有深的含意与联络。”摄生这样的观点，成仿吾认为是受制于中国传统文艺的旧习，是不完全的。成仿吾用图表，对小说的内容和情绪的关系作了解说，想以没有“Climax”则“比那有最高点的，还要饶有余味，还更有使我们低徊享玩的余音”的科学性的方法，证明《残春》的前卫性。当然，对创造社的小说提出异议的不只是摄生，文艺评论家陈西滢也说：“郁达夫的作品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是生活的片段，并没有多少短篇小说的格式。”他指出了郁达夫早期小说没有整体的构造及情节的关联性。摄生和陈西滢的观察没有错，然而，创造社小说并不是缺乏对“Climax”及“小说规则”的注意，而是作为一种新手法，有意地使用平淡且没有“Climax”的文体风格。
中国的传统小说，比如说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在通过众多人物的出场和不断发生的事件展开的巨大画卷中，让情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创造社的小说无视情节要素，而是跟随说故事人的感情表现出诗一般的境地，因此语言要素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像《残春》及《沉沦》那样，用的是“平淡”的“生活片段”来吸引读者，这样，是作品的语言而不是情节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把创造社语言说成“创造体”，严格地说，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草率，但是，那几乎是有些饶舌的长句、赤裸裸的感情表白、思索流动般的抒情表现、敏锐的观察以及纤细的感觉等，其中虽说也有着西洋文学的影响，然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受到了来自日本文化的美的意识所影响的痕迹。郁达夫在离开日本前从船上眺望日本美丽的景色促发了灵感，感叹道：“须磨的西面是明石，紫式部的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滨，参差雅淡的别庄，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如果他没有熟读《源氏物语》，大概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联想吧。
毫无疑问，“创造体”的异国情调刺激了新文化运动后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青年们。这些青年与充满着青春忧郁和烦恼的创造社有着同感，并享受着以日本为背景的留学生生活的详细记录中的异国情趣。但是，即使说“创造体”的白话是最口语化的，也不能说明它是通俗性和大众倾向的语言，恰恰相反，它似乎是朝着更加艺术化、知性化水平的提高磨练。不要忘记这是反映了年轻知识分子志向的语言，在像英文的《艺术与人生》、法语诗《Chanson de Fleur Morte》、《戏曲的五线谱》等那样需要一定专门知识的作品中，德语、法语、日语等外语作为“创造体”白话的一部分被频繁地使用。尤其是他们省去开场白，将日本的地理、风俗和事情写进小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读者应该也具有关于日本的知识。创造社的小说有时候直接使用“御驰走”、“万引”(郭沫若)、“八叠”(腾固)等日语，有时使用“fusuma”(郭沫若)、“baka”(东山)等日语中的罗马字，有时使用像“沙库拉”(即樱花，张资平)、“撒波”(sabo，郭沫若)等用中国文字标注日语发音的用词，有时候还使用“住めば都”“盫医者”这样的日本谚语。上述日语不加翻译就写入了他们的文本中，这对于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的创造社成员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创造体”白话与日语有着剪不断的密切关系，但是如果缺乏有关日本的知识的话，同时代的中国人恐怕也难以享受到所谓的“创造体”白话的乐趣了。
近代中国社会，方言杂多，偌大的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口语。“官话”作为一种拥有特权的书面语言，在士大夫阶层之间得以通用。这种书面语言具有统治中华帝国的绝对权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一环的白话运动也是言文一致运动，创造了汉民族的统一语言，对现代汉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白话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特权在五四时期得到广泛使用。中国的白话运动比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晚了30年，然而对现代国家的建立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秀#在阐述日本现代的言文一致运动时指出，“直接担起从音读共同体向默读共同体转变运动领导责任的是民族主义成功者的‘书生’们”，他注意到“文学的默读共同体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形成，意味着日本摆脱了‘中华’文化圈而独立了——在文化上相对地自立了，在政治上却成为了帝国主义”，指出言文一致运动和现代国家形成的密切关系。因为白话运动的推进者毫不隐讳地鼓吹白话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所以白话运动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回归到促进现代国家形成的国家主义运动。
(四)创造社的传统和现代
在日本度过了多愁善感青少年时代的创造社成员们，作为贫弱之国的国民，在经受被歧视的痛苦的同时也接受了精英教育。他们在教室里梦见了理想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而在现实社会中却必须忍受歧视及偏见。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得他们的内心非常复杂。他们坚信向日本——这个迅速成为世界强国之一的国家——学习现代科学和民主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同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许是因为面对傲慢的日本，他们唯一的思想武器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
郭沫若很早就通过《三叶集》，作为一名热情的孔子崇拜者登场。他称赞了孔子的天才，认为这样的天才在哲学、科学、教育、艺术、文学等领域的全面发展，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更断言能与孔子相提并论的只有歌德。他认为“定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底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对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表示了不同意见。
创造社从自由恋爱开始，毫不留情地对封建主义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批判，但是对孔子，他们不但没有批判，反而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歌颂孔子功绩的文章。因为新文化运动将孔子思想看作是封建主义制度的核心，所以“反孔”一词是被当作反封建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但是在创造社成员的眼里，孔子就是一个“大同”主义者，是一个具有赞成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的现代思想的人，是必须要作为中国人的榜样来学习的，是“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
甲午战争后，日本深感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华思想的弊病，在喧闹的舆论发展到“脱亚论”的背景下，国内外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日益显著。在日本生活的创造社成员当然必须面对这样歧视中国的倾向。如郁达夫后来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指出的：“在四千余年古国的中国，又被日本人鄙视为文字之国的中国。”传统的中国统治阶级尊重“文章经国”的理念，对“文字”十分重视，然而，对于因崇尚实学而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来说，这种光是高谈阔论而没有一点用处的“文章”，只不过是一无是处的废物，这个“文字之国”就是“无用”之国，因此难免有轻视中国的倾向。当然，与歧视“文字之国”相反，日本人无法不崇拜因实学而强大的西洋现代国家。郭沫若是这样回忆当时日本的情况的：“一些研究中国学问的所谓‘支那学者’，连中国文都还读不断句，而他们的心目中却彻底地藐视中国人。但一遇着西方的‘支那学者’的横行文字的著作时，却奉若拱璧，不是‘马斯伯乐(Maspero)曰’就是‘卡尔格伦(Karlgren)云’。”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郭沫若他们对传统文化予以肯定的态度，可以说是对日本社会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抗议。成仿吾指出：“不论是一般的人或是专门的学者，不论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没有像我们文化的精神与思想被他们误解得这样厉害的。”他痛斥了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偏见。创造社高举着反封建主义的旗帜，却又肯定了孔子的学说。尽管他们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步调有些不一致，但是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要回到传统和过去，而是想在中国的传统中找到现代的精神。酒井直树说：“非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涉及自身的问题时，往往会将自国文化和传统作为特列，首先将‘西洋’作为一般参照物来判断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指出在非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充满了以西洋思想为普世价值观的西洋中心主义。创造社所崇拜的孔子当然不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之上的孔子，而是以西洋思想价值观进行解释的孔子。他们把孔子看作一个泛神论者以及现代科学精神的体现者，想以现代的实证精神来肯定这位古代中国圣者的道义。对于创造社这种倾向，闻一多在论及郭沫若的《女神》时，是这样分析的：“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他的环境当然差不多是西洋的环境。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无怪他所见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并且，闻一多问郭沫若，他在收集于《女神》中的《上海印象》的现代诗中，为“满目骸骨”、“满街灵柩”的上海恸哭，为什么却看不见西方毒害东京、横滨、长崎、神户等城市的罪孽。为此，闻一多断定郭沫若“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他(郭沫若)的精神还是西方的精神”。当然对这一说法有必要进行慎重的讨论，然而《女神》时代的郭沫若等人的“孔子崇拜”确实与中国传统的回归没有任何关系。闻一多面对西方文化及现代化持否定和批判态度，但是他否定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同样发源于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
20世纪20年代初，几个西洋学者为拯救人类，抱着对现代西洋科学主义的疑问来到了中国。英国的罗素(1872—1970)和印度的诗人泰戈尔(1861—1941)是最具影响力的两个人。此外还有美国的哲学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他是几个后来成了著名学者的中国留学生的老师，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他们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这三位学者各自的思想体系不同，但在批判西洋的现代文明，试图找到拯救中国文化的方法等方面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创造社崇拜孔子没有共同的基础。
罗素认为西洋人有战争、发财、传教这三种动机，想要征服世界，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欧精神。他主张不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对中国人在现代世界如何生存下去，作出了这样的呼吁：“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
白璧德是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他批评了卢梭提倡的自然主义，对现代西欧的科学文明持否定看法。在《中国及西方的人文教育》(1921年9月)的讲义中，他指出，“在西方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过程中，所孕育的今天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展至今基本上是追随了西方的路线”；并对追求西欧式现代化的五四运动的错对提出了质询。此外，他发现儒教体系是最有人性的，高度评价了“人文主义者”孔子。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领域里，西欧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思潮在互相斗争中，形成了各自的体系。越是向现代化迈进，贫富之差就越悬殊，看到难以从贫困和战争中脱身的西欧各国的现状，那些相信西欧化的知识分子对是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因受到上述西洋学者的影响，中国文坛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了国学运动，而创造社成员虽然宣称自己是“孔子崇拜者”，但这绝不是回归传统的保守思潮。成仿吾在批判国学运动时指出，国学运动不过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主义心理，回归封建主义的一场活动。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初的罗素确信帝国主义是毁灭传统、文化、文明的敌人，他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之所以变得同情社会主义，正如蒙克(Ray Monk)所指出的，“因对保护自身文化有着深刻的忧虑，他相信资本主义使得战争难以避免，它从娘胎里就带来了某种侵略性的竞争”。尽管罗素敏锐地看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他却没有根治资本主义弊害的灵丹妙药。成仿吾等敏感地认识到传统与旧文化正在被恢复，被当作抵制强大的帝国主义的力量受到吹捧。面对这种趋势，他对白璧德鼓吹的新人文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因为外国人近来喜欢研究我们的国学而沾然自喜的。这种外国Exotics不满意于科学(实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妙想天开，以为极东的苍天之下有一块常青的乐土；他们不再想起做过他们幻想之背景的，和在科学上做过他们的先生的阿拉伯或印度，都更很远很远地画出一个这样的Paradise(中国)来。虽不免出人意外，然而他们这样满足他们的幻想，是谁也不能干涉的，不过我们这极东的苍天之下的若偏信以为真，那却是非狂即盲了。不懂什么是科学的人，我们尽可任他们胡说，然而我们当知数千年来的疲弊之后，科学不仅为我们的素养最紧要的命脉，而且是恢复我们的生命力之唯一的源泉，我们当对于科学维持我们的信仰。
郭沫若就泰戈尔的来华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在西洋过于趋向动态而迷失本源的时候，泰戈尔先生的森林哲学大可为他们救济的福音。但在我们久沉湎于死寂的东方民族，我们的起死回生之剂却不在此而在彼。”
这个时期的他们，逐渐改变了自己在日本时代对艺术的神圣性深信不疑的想法。但是，在日本文坛，从1921年开始创办的《播种的人》，到第二年平林初之辅的《第四阶级的文学》及有岛武郎《一个宣言》的发表，真正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开始了，然而，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新运动的开始。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的源泉”和“药”，仍然是科学知识和文明思想，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现代科学和文明思想造就了日本强大和繁荣的事实，他们相信，如果新中国未来的蓝图能够参照西洋化的日本，就一定能够追上和超过西洋，中国一定会有希望。
虽说闻一多对郭沫若“爱中国不爱中国文化”的论断非常唐突，但是在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的日本面前，不只是郭沫若，国内不少知识分子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作是沉重的负担，这也是事实。考虑到怎样才能快速地跻身于现代国家，郭沫若首先把汉字作为负面的文化加以责难。
实则汉字本身根本是不便当的，日本人也受到汉字的限制，千辛万苦的很想摆脱，但也不容易摆脱。……据我一两年的编辑经验，我觉得外来的投稿能自由运用国语的也实属寥寥，我们从可知：我们中国的骨董汉字早迟是不可能不废的了。
郭沫若的想法早在明治时代那些醉心于欧化的日本文化人中就已经有了。暂且不说森有礼提案把英语作为日本国语的极端例子，就说作为“现代化榜样”的名人福泽谕吉，他的《学问的推荐》合计17篇，共销售了340万部，其原因之一就是“以比任何人都浅显易懂的文章提供了比任何人都丰富的一般知识”。在追求彻底的西洋化，完成强大的“明治国家”的变革中，福泽出色地发挥了口语的最大功能。1924年，似乎是郭沫若等人把眼光从所谓的“为了艺术的艺术”的迷宫中转向外部世界的时期，他们相信消除社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只能寄望于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即使他们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时，也没有改变对科学和现代化予以肯定的态度。简洁易读的现代日本语在日本民众的教育普及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年轻的郭沫若的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解放后，郭沫若也为汉字简化计划出了力。他提出了“先限制字数，然后，简化难认的笔画多的汉字，创造简化字。最后，实现拼音化”的想法。但是，在实行拼音化时除了复杂的技术问题之外，也不能无视由汉字培育起来的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及中国人对汉字无限的热爱和留恋。就传统和现代之论争，郭沫若等人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最多不过是激进的文化言论，然而，到了后期创造社，连他们这样的想法都受到了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和个人主义的政治言论主宰了中国的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