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怀富国强军之梦，走文学家之路
(一)富国强兵和兄长们的留日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渐渐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一举歼灭。就在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接受这惨痛结果的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不仅从昔日的“东夷小国”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大国，而且成了世界五大列强之一，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
中日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留学救国”的呼声
，清政府不得不制定了奖励出国留学的政策，中国迎来了留日热潮。
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是以1896年派遣唐宝锷等13位青年为开端的。在中国人看来，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古代开始两国之间就有文化交流，所以是最适合中国人留学的国家。
支持这种观点的张之洞在他的名著《劝学篇》中是这样说的：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事半功倍”之语不仅道出留日热潮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焦躁情绪的写实。当然，也不能看漏日本方面对留学热潮的援助。中日战争以来，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其中有以侵略中国为目的而专心研究的团体和个人，但也不乏希望中日友好相处的知识分子。从事教育的人围绕着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意义的主题，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政府及社会应该接纳中国留学生。在中日双方的鼓励下，中国留学生每年都在增加，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为止，有人数达2万之说法，然而至少有8000人是确实的事情。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三人的兄长都随着留日的热潮，抱着富国强兵的志向来到了日本。
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和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碰巧三人都是在1905年留学日本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文人阶层的家庭里，“学而优则仕”是至高追求，长子则是家中最大的希望。作为长子，科举中榜，为官晋爵，侍奉国家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宿命。当然，成为国家的栋梁是家族的骄傲，而高薪俸也使他们成为支撑一家生活的顶梁柱。科举制度，把国和家直接连在了一起，最能在“读书人”身上体现出“忠”“孝”的封建伦理。郭沫若等人的大哥们，为了科举考试拼命地学习四书五经等古书，但在鸦片战争后，亡国的危机感驱使他们走进了“新学堂”，并积极地学习现代西洋的科学和文化知识。他们不惜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入了反清运动，想要推翻封建王朝，建立起民主国家。在那动乱的年代，他们不得不舍弃一切，顽强地生活，虽有文才但是没有时间去顾及文学。作为兄长的他们不仅给弟弟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还为他们指出了前进的道路。郑伯奇就郭沫若为什么留学日本是这样说的：
他们(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正当中国辛亥革命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潮风靡一时，他们自然不能不受这时代潮流的影响。他们三人的哥哥都曾留学过日本，入学志愿自然不能不受这种自然环境和家庭的影响。
选择专业是现代的产物。在封建时代，学习的目的除了做官，别无所图。辛亥革命后不久，除科学之外，政治、法律、军事等专业的人才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这些专业关系到治国之道。看到那些利用历史潮流在本质上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新官僚，郭沫若他们虽然决心远离这些专业，却没有自己选择专业的自由。
众所周知，创造社前期成员没有一个是文学专业的。郭沫若的专业是医学，郁达夫是经济，成仿吾是兵器，张资平是地理，各自的专业领域不同，但学的都是“实学”。虽说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并不一定满意，但却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只有具有“实学”的能力，才能够为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郭沫若也多次提到选择医学并不是自己的意愿。
他们对法律、政治、经济抱有厌恶感，不屑于这类专业的学习；他们认为文学和哲学在实践中是没用的，所以不想学习。理工科是最适合的，但因不擅长数学，也没有学习的欲望。于是他就选择了医科，接受了第三部的考试。郭沫若这时考医科完全不同于在国内报考军医学校时的心理。小野认为郭沫若当时确实想学医，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为了支付学费和生活费，郭沫若报考了天津陆军军医学院，但根本没有打算当一名军医，在要放弃学医的时候，他哥哥极力劝说郭沫若“学习实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报考“实学”——“在那时候，留学生只想获得官费，对于专门是否适合于自己的本性却罕有人加以注意”。张资平在《曙新期的创造社》中回忆说。据说张资平自身也因少年时的经历对法律及政治抱有厌恶感，然而他不喜欢尸体解剖，所以选择了地理专业。听说在前期创造社同人中，最年少的成仿吾之所以报考兵器学部，也是因为受到当军官的大哥劭吾的影响。
如上所述，留日热潮之所以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紧密相关。
尽管留学日本有地理上相近、经济上实惠、同为汉字文化圈等有利条件，但在当时的青年看来，美国是具有发达的科学、民主主义思想及民主制度的强国，他们非常憧憬美国，把它作为中国的榜样。尽管路途遥远、费用昂贵，但是他们最希望去的地方似乎还是美国或欧洲。当时的留美学生分成自费、官费、奖学金三种。奖学金学生很少；官费学生基本上都是由各省或各个大学派遣的少数优秀的学生；自费留学生最多，但大多为商贾、买办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而中产阶级的子女受限于经济条件，只有选择留学日本。旧世家出身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当然不可能自费留学欧美，此外因为参加官费考试的机会不多，就跟随兄长们踏上了留日的道路。留学日本还是留学欧美，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个人的选择不同，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中观察到那时代的风潮。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对具有新知识的教师的需求急剧增加，留学生即使只在日本学习了一二年，甚至几个月，就可以执教鞭为人师了。就连经过几番波折终于进入广州一所法政学校的青年张资平也因那些教师的低劣资质而惊讶不已。“当教员的都是只来日本一年便领到三年才得毕业的文凭，日本话也听不懂一句的私立大学生。”终于，连清政府也察觉到了留学生素质的低下，于是，在1906年对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一场“举人考试”。在接受考试的约100个人中，虽说留日学生占了80％，但合格的学生却都是留美学生，因此第二年清政府取消了留日速成生的派遣。然而这个决定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应。从1908年开始留日学生人数剧减，1910年，官费和私费留学生总计不到3600人。日本方面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清政府的考试造成的，他们对留学生设立的制度，即“第一留欧美学生，第二日本东西两京大学的毕业生，第三日本私立大学大学部毕业生，第四日本私立大学专门部毕业生”这种制度颇为不满。日本的舆论认为这种制度的存在贬低了人们对留日学生的评价，导致了留欧美学生增加、留日学生剧减的现象。因此这种制度“不仅不利于清朝人留学日本，我国也不能忽视这种现象”。当然，日本方面所担心的不是留日学生的素质问题，而是留日学生将来在中国的地位问题，即将来亲日派在中国会有多大势力的政治问题。中日战争爆发时，日本当局为强化侵略政策，大肆利用留日学生，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众所周知，张资平成为汉奸，郁达夫被杀害，等等，都与他们曾是留日学生有着深切的关联。
由于留日学生回国后的考试成绩太差，自然人们对他们的文化素质就产生了怀疑。不仅仅是清政府对留日学生不敢轻易任命要职，整个社会也出现了青睐留欧美学生、轻视留日学生的现象。民国成立后，上述的“举人考试”制度自然而然地被废除了，但是在留欧美学生和留日学生之间依然存在着看不见的差别。如郭沫若所说，那时最高目标是去欧洲、美国留学，其次才是日本，最后才是北京、上海。张资平也是一样，第一志愿是去美国留学，在《冲积期化石》中他提及这件事。从他们留学欧美的志愿，可以看出当时崇拜西洋的时代风潮，然而留日学生，尤其是毕业于名校的郭沫若，敏感地察觉到其中存在的偏见和不公平，因此他对留学欧美的学生始终有着“竞争者”的意识。
虽说郭沫若等人没有富商及大官做靠山，但也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有站在时代前列、开山铺路的兄长们。清末，怀抱大志的青年们向往着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洋的政治、军事、法律，为新国家的成立准备人才。郭开文、郁曼陀和成劭吾就是这样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者。这些兄长们一边在日本拼命学习，一边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孙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活跃在民国初期现代国家的建设中。
郭开文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归国，马上就被任命为四川军政府的交通部长，后出任川边经略使驻京代表，作为社会精英度过了一生。郁曼陀先在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之后又在法政大学学了三年法律，在辛亥革命前夜归国。他因为在清政府的外务部工作过，所以就成了京师高等审判庭大理院的推事(法官)。直至1939年11月23日殉职为止，他坚决按法律行事，深受民众及法律界的信任，被任命为上海高等分院刑庭庭长这样位高权重的法官。另外，成劭吾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机械造船学科学习，但因辛亥革命，早早回国。他在家乡建立了当地最早的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后来任国民革命军湘军第一军需所长，1924年在广东去世。兄长们的出息发达，使得弟弟们就不必致力于出人头地，可以从容不迫地走上通衢大道。三位大哥不仅为弟弟们提供了经济支援，应该说对他们的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觉醒与日本文坛的关系
文学救国的观点是近代的产物。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正逢日本的政治小说盛行之时。小说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如此说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诙谐，故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梁启超之所以赞美政治小说并不是受惑于文学艺术性的魅力，而是欣赏以小说的形式包装其中的政治内容。按照以往的说法，小说不过是街谈巷议的世俗传说，是不能登上政治及国家等“大雅之堂”的，梁启超的确对这一新发现抱有过高的期望。1902年，他在横滨创办杂志《新小说》时，主张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所以要利用小说的特点，必须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形式把各个领域的知识介绍给民间。但是中国文坛并没有把梁启超看作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其原因恐怕是《新小说》尽管翻译了许多东西，但其创作方法依然没有摆脱旧小说的影响。只考虑到把小说作为政治工具的时代风潮，离具有主体性的现代文学的诞生还为时过早。
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是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起点的，他以崭新的方法站在中国革命的巨大转折点上。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向社会诉说反封建先驱者的苦闷。《狂人日记》以悲痛的格调和激情的文笔象征性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希望，对养育了封建社会基础的礼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作为政治工具的文学从政治的卵壳中拖了出来，使具有主体性的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鲁迅从1902年到1909年在日本学习，他的弟弟周作人从1906年至1911年住在日本。兄弟两人在祖国富国强兵的热潮中，认识到即使有富足的物质也不能将中华民族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一个民族要想强大必须要有自身的精神健康和自信，于是他们放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踏上了文学的道路。
众所周知，鲁迅原本是医学院的学生。1906年，当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观看记录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时，看到片中的中国人麻木不仁地旁观自己的同胞被人杀害的画面，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愤，最终放弃了学医，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文学。此后他去了东京，频繁地出入神田一带的书店，一边学习近代文学，一边进行文学评论及翻译的尝试。但是留学生的主流依然对科学、军事、政法等学科抱有兴趣，他们大多进入了这一类学校。这种状况直到创造社成员到日本留学时都没有改变。如同郭沫若所言，那时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使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在这种时代潮流中，他们“虽说有文学的天赋，但是不得不注意去克服这些”。
有人说跳开日本就谈不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无论从“推进近代启蒙主义与小说艺术相结合的开山匠人”梁启超，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或是浪漫主义先驱创造社，他们都被日本文学的热情所刺激，对现代文学有了醒悟。但是，梁启超仅仅将文学作为国家改良的媒介物来考虑，因此他的小说论和日本的政治小说一样，进入不了真正的现代文学的范畴。鲁迅是不断地将现代文学的理念在中国文学中进行亲身实践的第一人。鲁迅认为要拯救下一代就必须摒弃中国人的劣根性；唤醒浑噩愚昧的国人，科学和医学都不是最佳选择。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文学上，对他来说，文学是刺向封建主义及不合理社会制度的犀利匕首。鲁迅的文学肩负着拯救一个民族的重任，他的文学是“为了人生”的文学。而创造社执着于“文学首先是艺术”的理念，虽然他们的作品也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但是他们鼓吹遵从内心进行艺术创作，通过文学确立自我的文艺理念。这种艺术理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崭新的尝试，引发文学界贬褒大争论也不足为奇。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团体，并不是机缘巧合，它是时代的产物，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些条件，创造社的诞生也不可能。
1.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
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等人的兄长们那样，目睹了封建王朝的轰然倒塌，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深切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土地上，一定要建立起一个新秩序的国家。在这种使命感的压力下，他们无暇顾及自我和个人主义，他们把民族利益建立在一切之上。他们之所以成为管理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政治家、法官、军人，与其说是自己的选择，不如说是正逢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已。但是，他们的弟弟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他们的弟弟们较他们年少十来岁，因此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有了一些变化。经过新文化运动，随着科学精神的不断渗透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知识分子在人道主义及人格价值方面的意识得以觉醒，文学这个崭新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2.日本文坛的特殊性
经过崇拜西洋的明治时代，日本终于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对西方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虽说在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方面依然落后于欧美等西方社会，但从大正早期到昭和七八年为止，日本文坛饥不择食般地介绍了欧美现代文学的所有思潮，因此文艺书籍，尤其是小说及文艺评论等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平。“譬如，在法国有一个受到赞誉的作品，如果最先翻译的是英国，那么第二或第三个翻译的就一定是日本了”。处在这种环境下的郭沫若等人，虽然身处日本却总是能迅速地接触到最先进的欧美知识和思想，可以直接获知现代欧美文坛的新思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在日本整个社会都轻视中国的时代风潮中，只有文学家们还能以世界人的意识对当权者和世俗社会采取批判的态度。日本文学家们在“骨气、判断力和正义感”上，远超过一般的日本人。而郭沫若等人也和日本文学家持有同感，意识到文学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使命，意识到文学家一定要具有超越国境的宏大胸怀。因此，他们反对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认为文学家应该没有国界，他们关于文学家是一种特殊存在的观点，恐怕就是在这段留日时期形成的。
3.日本的外语教育方法
郭沫若在谈到他们再次燃起对文学的热情时，曾多次提到最单纯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外语课上对用作教科书的外国作品感到十分新鲜好奇。他们的外语能力和西洋文学知识几乎都是在日本高中时代学的。因此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日本的外语教育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原本就具有文学素养的他们比起自己的专业课更喜欢上外语课，因为除了日语之外还可以阅读许多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论及欧美语言，他们具有绝不输给欧美留学生的信心。既不能挑选专业也不能选择留学国家的郭沫若，刚刚来到日本时，情绪沮丧焦虑，然而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学问氛围中，渐渐沉静下来，亦有了对文学及艺术感兴趣的几分从容。
(三)走向文学之路——创造社的诞生
创造社的诞生日，根据不同当事人的回忆有所差异。郭沫若说是1921年7月上旬的某一天；而张资平在《新曙期的创造社》一文中说，是1921年春天的某一天；但根据郁达夫的小说《友情和胃病》推测，应该是在1921年6月中旬某一天成立的。要确认创造社准确的诞生日实际上是不可能了。一个文学团体对其最重要的创建日期居然没有留下记录，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当事人当时是处于多么慌乱的状态。实际上创造社的诞生有过许多曲折，期间花费了三年的时间。
1918年夏天，郭沫若进入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在福冈的博多湾与张资平邂逅。据郭沫若说，在博多湾他向刚回过国的张资平打听国内文化界的近况时，张资平抱怨说“中国真没有一本可读的杂志”，叹息道“中国现在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郭沫若在此之前就有创办一个纯文学的同人杂志的念头，听了张资平的这番话，就提出了办一本纯文学杂志的建议。要办同人杂志就需要有同人，两人当时就想起了郁达夫和成仿吾。虽说由于同人太少多少有些不安，但张资平却比较乐观，他提出：“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个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就便可以做印费吗？”此行的博多湾谈话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强调应该把这次谈话看作是创造社的“受孕期”，中国现代史也沿袭了他的观点。
1919年10月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科，张资平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他们与两年前已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兵器学科的成仿吾在同一所学校汇合了。因为彼此很容易见面，就很自然地谈起了同人杂志的事情。但是仅仅几个贫穷学生要办杂志还是件很困难的事。在1920年春天的某日，郁达夫在下宿的不忍池畔的“池之端”的二楼，与张资平、成仿吾一起第一次商量办同人杂志的事，然而因本应该出席的田汉没有来，第一次会议无果而终。那段时间，身在福冈的郭沫若不时寄来一些书信和诗作，鼓励伙伴们尽早成立文学团体。虽然他没有参加这第一次会议，但把自己的书信和诗作交给成仿吾，就杂志的发行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四人约定大家相互交换习作，予以评注，当作品达到一定数量就在同人杂志上发表。但是对于既无金钱又无地位的学生来说，办杂志所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的多。张资平谈到他们帝国大学的三人在寒冷的深夜坐在皇居的壕沟旁，商量关于同人杂志出版的事情，那走投无路相互哀叹的场景时，感慨万千地说：“此情此景真是不堪回首。”
创造社的孕育期不仅花费了三年的时间，而且《创造季刊》的出版过程也是十分艰难曲折的。1921年年初，成仿吾受同乡李凤亭的推荐，未等毕业考试，就决定去上海的泰东书局编辑部赴任。临行前，他将赴任的消息告诉了在福冈的郭沫若。郭沫若认为这是同人杂志问世的机会，便在门司与成仿吾会合，一同坐船到了上海。不料泰东书局的老板赵南公却对受人注目的新诗人郭沫若十分中意，成仿吾为能够顺利地出版同人杂志，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沙找工作去了。郭沫若在泰东书局任职半年的时间里，编辑了包括《女神》在内的几本书，却没有接到正式的任命，拿不到稳定的薪水。赵南公对郭沫若提出的新的文艺杂志出版计划，除了稿费之外全盘赞成。在获得书局的允许后，同年6月，郭沫若急急忙忙回到日本，在东京的杏云医院会见了因胃病住院的郁达夫，与他商量成立创造社的事宜。数日之后郁达夫出院，在他下宿的第二改盛馆举行了创造社的成立大会。此时成仿吾已经回国，出席者除了郭沫若、郁达夫和张资平外，还有田汉、何畏和徐祖正。这次会议决定了创造社的成立，及作为机关杂志的《创造季刊》创刊等具体事宜。会议掺杂着闲谈，气氛十分轻松随便。张资平是这样回忆的：“我们坐着先谈着，话题都是异性呀电影什么的。郭沫若最拿手的是对精神病的研究，听他讲了电影《卡里加利博士》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很难清楚地记住成立日子的。
加藤周一谈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文学界的状况时，指出，“当时的文学青年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卡里加利博士》(Das Kabinet des Doktor Caligari)的上映(1921年)”，他们还非常热衷于表现主义。20世纪20年代初期许多青年对表现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研究更怀着浓厚的兴趣。对1921年刚在日本上映的《卡里加利博士》如痴如梦的郭沫若，可以说恰如一位站在文艺思潮最前沿的同时代的日本文学青年。
成立了创造社之后，郭沫若返回日本重新开始了医学的学习，把《创造季刊》的发行等事务交给了郁达夫。1921年9月29日，郁达夫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刊登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此次预告公布了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成仿吾、郭沫若、郑伯奇等七位创造社成员的名字，《创造季刊》在1922年5月1日创刊时，其成员实际上已经达十数人之多。他们这些文学青年，因“富国强兵”的理想选择了留学的道路，结果却醉心于文学，不得不放弃专攻了多年的专业，放弃了可以为国为家作出贡献的初衷，这个舍弃并不是轻易的决定。不用说，直到下决心献身文学为止，他们因选择而在彷徨烦恼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
郭沫若在17岁时因患重伤寒，耳和脊椎受到影响，一生都受着两耳重听的折磨。由于身体的障碍，要让他完成临床医学的学习几乎是不可能了，但如果不能毕业，他便无力承担养家的责任。为此，他陷于极度的苦闷之中，狂乱到几乎不愿去上学的地步。此后尽管艰难地毕了业，但是他终究没有成为一个医生。乍看迫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似乎是听力障碍，然而成为文学家对他来说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啊。从少年时代起就涉猎的文学，为他准备了文学素养，在日本遇到的西洋文学唤起了他对文学的热情，难道不正是这些原因引导他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吗？
临毕业前，选择了文学道路的成仿吾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如前面所介绍的，成仿吾进入兵器学科是受到其大哥的影响，但是在学校通过学习德语，他知道了歌德和席勒。这两位艺术家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他还遇到了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是成仿吾的至爱。他甚至准备专门研究托尔斯泰，收集并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的书籍。现代文学的知识和现代人道主义的精神动摇了他选择兵器学科的基础，百般苦恼的结果使他最终放弃了毕业，转而奔向了文学的道路。
郁达夫是经济学科的学生，不需要做实验什么的，他在参加文学活动的同时顺利地毕了业。但是，他仅仅在1923年在北京大学担任过短期的统计学讲师，此外再也没有做过与经济学有关的工作。他从医学部转到经济学部，最后选择了文学家，其职业动机与郭沫若及成仿吾同出一辙，就是对富国强兵的理想感到幻灭。原本就有文学素养的他在从“实学”转向文学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苦恼。他在名古屋时，给《新爱知新闻》写过汉诗，在东京时拜访过佐藤春夫，很早就和日本文坛有了接触。
四人中靠“实学”糊口的只有从地质学科毕业的张资平。他作为前期创造社的成员，发表了许多作品，起到了支持同人杂志《创造》的重要作用，然而，他与创造社的接触，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出生于没落世家的张资平，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父亲抚养长大的。他比郭沫若小1岁，比郁达夫大3岁，比成仿吾大4岁，同生于急剧变动的时代，怀抱富国强兵的大志，踏上留学的旅途，但他自幼多劳苦，日子过得艰难，所以比起其他三人，他的生活观更加现实。1910年夏，张资平考取广州两广高等警察学堂，似乎实现了官吏梦想的第一步，然而与考入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的郭沫若有着同样动机的他，根本没认真想去当一名警察。但是他没有像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那样，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前面有着不得不退学的苦恼。他既没有能够从容停学甚至退学的家产，也没有能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兄长。在复杂的社会里怎样明智地渡过人生的难关，全部要由他自己作出判断，因此他似乎拿定了主意——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妥协。这样，他一面无奈地排遣着无聊的日子，一面等待新的机会。1912年，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向欧美及日本派遣留学生，考生的第一个条件是“对民国有贡献的人”。所谓的“贡献”就是指以某种形式参加过反清运动。当时只要是进步青年，不用说谁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张资平在广东革命时期逃到香港避难去了，当然也就失去了考试的资格。不过为了实现留学的愿望，张资平竟然伪造了履历。同年的8月28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官费留学生登上了去日本的法国邮船。成为官费留学生不仅把他从困窘的经济中解放出来，也意味着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的将来有了可靠的保证。年轻的张资平和许多有见识的青年一样，为了祖国的强大，发誓一定要学有所成，一定要学以致用。他感叹道：“从事研究物质文明，图早日与列强并驾齐驰也无实力，虽新思想家，人道主义家，理想主义家，文学家，哲学家，盈天下，焉有用！”这些话热忱地表达了“实学”的救国谋略。在如此险恶的道路上跋涉的他虽然感叹“在中国纯文学很贫乏”，然而到底还是没有放弃“实学”。
生活在民国前后的中国知识青年，因主权和国威的丧失都有深深的自卑感和挫折感。他们是在一个共同的信念——富国强兵——的驱使下，对现代国家的建设作出了最大努力的一代人。但是，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同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常常严肃地提出这样的疑问：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家是否真正强大？鲁迅选择文学，是对“富国强兵”的空洞内容抱有怀疑的最明显例子。如果说鲁迅放弃医学是他的理性选择，那么郭沫若对文学的追求则是出于他本能的要求。他们为了富国强兵的大义和理想，压抑了自己对文学的热情，然而，他们这群知识青年在日本相遇了，多彩的异国文学为他们多愁善感的青春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也触发了他们潜在的文学才能。
郭沫若他们四人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选择了“实学”。但是几年后，在他们回国的时候，郭沫若放弃了成为医生的追求；成仿吾没有提交毕业论文；郁达夫只教了几个月的经济统计学课程之后，再也没有拿起经济学的教鞭。只有张资平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有在矿山工作过，对地理学的教学也很热心，但是他和其他三人同样，几乎把精力都倾注在文学创作上了。他们多彩多产的文学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期的奇葩，他们四人也无愧于成为五四期间重要的文学家。
郭沫若充满激情和浪漫色彩的新诗给单调灰色的中国新诗坛带来了生气，一举成了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新诗人。郭沫若在小说、文艺评论、剧本等众多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作为现代诗的先驱，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郁达夫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不时发表一些古体诗，即使在日本也与日本的汉诗界有过密切的交流，写了许多古体诗。有人说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家中是写汉诗最好的，然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地位的是他的短篇小说和小品。对郁达夫早期的小说，评论界褒贬不一，各种说法都有，然而异国情调的文笔给了当时写实主义一边倒的中国文坛以强烈的刺激，自此形成了各种流派争妍斗艳的时代。成仿吾在早期文学创作中，写出了不少让人感到吹拂着甜美气息的抒情诗，以及手法新颖、趣味迥异的短篇小说，但是确立他在中国文坛上地位的，还是其犀利的文学评论。中年以后，虽说他远离文坛，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张资平着重于小说的创作。他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作家，即便在中国文坛，单从作品的量来说，他也是屈指可数的高产作家。中年的张资平被称为“恋爱小说之王”，虽说几次坐上了畅销小说王的宝座，可文学界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然而不可否认，他的《冲积期化石》是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的先驱。
如上所述，他们四个人走上文学道路的经历各有不同，但有两个条件是共同的：第一，从小专心于古书的阅读，养成了作为文学家对事物和自然的强烈的感性；第二，学习了许多西洋文化知识。当然，只要是创造社的研究者，谁都不会忽略这两个条件，但是笔者在此希望本书读者要注意的是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日本度过的青春期。因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在日本生活，他们学到的知识和教养与日本学生是一样的，同时也将日本文化作为自身教养的养分自然地吸收了。他们的细腻感性和敏感的自我意识，以及为艺术的热情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家中是从没见到过的，这也是他们与同时代的日本文学家共有的特征。伊藤虎丸称前期创造社的成员为“大正青年”，因为大正时代是培育了他们文学素养的环境。总之，时代的影响，作为创造社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要素应该受到重视。不过研究者的视点几乎都集中在郁达夫身上，而其他成员与大正时代的关系往往被忽略。当然郁达夫多次谈到日本文学，所交的日本文学家的朋友也是最多的，得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但阅读了前期创造社其他成员的早期文本我们可以知道，大正对他们的影响不应该被忽略，因为他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形成离开了日本就无从说起。因此，笔者认为要阐明同时代中日文学的关系，研究其他成员和日本文学的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他们所共有的留日经历对他们的文学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学校里，他们从卢梭和易卜生等处学到了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思想，可在校外，却有着备受歧视的屈辱经历。在这种荒谬的感情和理智的对立中，他们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他们选择了把文学作为发泄感情的最有力的武器，将自己的夙愿——实现富国强兵——托付给了文学，将文学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如果说他们从“实学”转向文学的原因只是这些，那么顺理成章地，他们更应该提倡“为了人生的艺术”的艺术理念了。可是从他们早期的题材来看——有性的苦闷、不自由的婚姻造成的痛苦、在日受到的歧视、留学的经历等——他们走向文学并不只是为了富国强兵，更多的是在凝视自己的内心，想以美的感觉表现他们青春的苦闷。这与当时提倡“为了艺术的艺术”的同时代日本作家的步调是一致的。不问主义或流派，随“内心的要求”的创作精神，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新奇之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登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