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晚清以降，中国古典诗歌（或称“旧体诗”，或称“文言诗”）遭遇重大挑战，却又新变迭出、成就斐然。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方热土。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近代诗歌即是当事者品评和研究的对象。从清末民初的大量诗话，特别是张寅彭先生主编的《民国诗话丛编》（其中辑入《石遗室诗话》和《光宣诗坛点将录》等诗话34种）和王培军先生所辑录的《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中，可以窥其大略。老辈学人，如陈衍、汪国垣、钱仲联、叶嘉莹等先生专注于诗词，合力开创了近代诗学。此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如刘梦溪、马亚中、张寅彭、胡晓明、胡迎建、刘梦芙、孙之梅等先生，都曾作出重要贡献。最近十余年来，近代诗歌研究出现“井喷”之势。大量别集、诗话、传记资料整理出版。相关论著、课题、学位论文层出不穷。大批中青年学者，如张剑、王培军、胡文辉、栾梅健、马大勇、汪梦川、李遇春、杨萌芽、张煜，长期耕耘于斯，各有专攻。研究古代的学者顺流而下，创获颇多。研究现代的学者（比如夏中义先生）乘兴而来，也有精彩的论述。与此同时，海外学人如孙康宜、魏爱莲（Ellen Widmer）、方秀洁、王德威、胡志德、吴盛青、陈国球、施吉瑞（Jerry D. Schmidt）、寇志明（Jon von Kowallis）等，也早已把目光转向这片领地。总之，各种力量进入近现代诗歌研究领域，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做出的成果堪称赡富。

尽管如此，这片领地远远未被充分开发。大量诗集和相关资料等待整理出版。大量作品亟需编年、笺注。而且，由于近代诗歌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相较于近代之前的诗歌，其中蕴含着更为丰沛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情感信息。近代诗歌可以视作中国古典传统死亡、幻化、转型与新生的一块精神“息壤”，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八面来风”式的解读。

自准备博士论文之日起，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近代诗学，努力追求用自己的眼光对近代诗史做一颇具个性的透视。然而，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或许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我在不断反思文化传统、不断眺望异域文化和不断自深深处的复杂过程中，的确体验到一种类似于树根在土壤中持续深进的愉悦。

由于工作需要，我在阅读近代诗歌的过程中，炮制了一些小文章，其实不过是广义的读书札记而已。2017年，我得到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当时提交的研究计划是“古典诗歌的现代嬗变”，因此，有机会以此为题出版一部关于近代诗歌研究的论文集，也算是对自己十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小小的回顾。近代诗歌博大渊邃，我所闻见，不过沧海一粟。所作论文数篇，多是浅陋之见，不足方家一哂，但无数岁月销磨其中，也不免有敝帚自珍之意。

本书拟分三辑收录我十余年来在近代诗学方面发表过的文字。第一辑是关于同光体诗人及相关人物的研究，收录关于超社逸社、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曾寿、王国维的论文六篇。第二辑是关于南社人物的研究，收录关于苏曼殊和李叔同的论文四篇。第三辑是关于新文化运动人物的研究，收录关于鲁迅和陈独秀的论文三篇。同光体诗人呈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面相。南社人物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陈独秀和鲁迅则呈现出更深刻的现代性，而且具备对抗消极现代性的能力，成功铸造了理性而自足的现代主体。所以，从同光体到南社再到陈独秀、鲁迅，存在一个精神演进的历程，其实质是现代性在中国诗性心灵中的深进与调整。

我之所以进入近代诗学的领域，回想起来，纯属偶然。但步步深入，偶然之中又蕴蓄着命定似的必然。大学时代，我一度痴迷于古典文学。后来，阴差阳错，得以进入萧功秦先生门下，学习中国古代史。但萧老师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我很幸运，研究生三年，几乎每周一次，一次两到三小时，都能在老师的书房里聆听他的高谈阔论。其中两年，我还是唯一的听众。萧师健谈，议论风发之际，几无旁人置喙之机。但我在长期亲闻咳唾之余，深受影响，对思想史，特别是近现代思想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回到华东师大，跟随胡晓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胡师的兴趣相当广泛，从先秦、六朝、唐宋直到明清、近代，都有著作行世。我在阅读了《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后，选定超社逸社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从本科时沉迷于王国维、陈寅恪，转了一圈，又回来研究与王、陈关系密切的同光体诗社，俨然有命定的成分。

完成博士论文后，我感到亟需从浓重的文化悲情中挣脱出来。于是，更多地阅读了一些当时热衷于革命的人物的诗歌。另一方面，沉闷的生活也需要有力的刺激，促使我开始有意识地接受西学的资养。于是，生命中的另一种潜质被慢慢激活了。早年读过的苏曼殊、刘三、李叔同、鲁迅等人，再加上后来偶然进入视野的陈独秀，一一还魂返魅，在我的精神世界唱起了主角。我由此感觉到，古典诗歌的现代嬗变，核心不是诗语和技法的变易，而是创作主体的精神新生，亦即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永无休止的存殁和缠斗。原来我沉迷于古典，所以在古典终结的时代不免有浓重的文化悲情。后来，我又接受了现代艺术。正如王尔德所言：“我在许多现代艺术中听到了玛耳绪阿斯（Mirsyas）的呼号。”（《自深深处》，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一个人一旦听到现代艺术的呼号，恐怕就很难再回到醇正的古典世界了。所谓“玛耳绪阿斯（Mirsyas）的呼号”，很多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所以，我颇服膺王尔德的论断：“模仿的结束才是（现代）艺术的开始。”因为我们“无法把所受的种种苦放进它们过去的任何形式中”。（《自深深处》第106页）这些感受，深深地影响了我对近代诗歌的判断。人类早已经进入了现代的深渊。只有深刻地体验和适应现代，才可能找到回溯的出口。所以，我反对再从乌托邦或文化悲情的角度解读近代诗歌，宁愿将一系列近代优异的心灵视为率先进入深渊而且勇于探寻出路的先行者。差别仅仅在于，有些人在深渊中悲不自胜，有些人则隐隐看到一丝亮光。我们应当尊敬哭泣者，但更应勇敢地追寻那一线亮光。

经过这般转变，回头再看早年的文章，自然不满意的多，满意的少。比如，关于《野草》和境界说的研究，就很稚嫩。即便是关于同光体诗人的研究，现在看来，沉潜得还是不够深，许多悖论性的精神冲突，开掘不够。另外，道德和艺术在无意中先行，也影响了判断的精准性。后来，当我读到爱伦·坡的《诗歌原理》和波德莱尔关于爱伦·坡的那几篇著名的评论文章后——爱伦·坡将人的精神世界划分为纯粹的理解力、审美力和道德感这三个不同的部分，而让审美力居于精神世界的中心位置。而波德莱尔紧承爱伦·坡的旨意说：“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说他的作品拙劣，亦不冒昧。诗不能等同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便不禁爽然若失地意识到十余年前关于郑孝胥的判认过于武断，也记起胡志德先生（Theodore Huters）当年不点名却有些愤愤不平的评论：“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要把诗歌跟道德绑架在一起！”随着认识的深入，少作通常是令人后悔的，但其中仍然蕴含着当年追求真知的纯真渴望。而且，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中，一流的诗人不仅是美的信徒，通常也经由美的途径，自然而然地步入道德的洁净领地。没有纯洁的如水晶般的心灵，不可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家。如果将陈曾寿与郑孝胥做一对照，我仍然大致认同当年过于年轻气盛的判认。正因为如此，本书仍然收入关于郑孝胥的那篇文章，没做任何改动。其他文章的情况大抵相似。

在研究李叔同、柳亚子和马一浮时（关于柳亚子和马一浮的文章本书暂未收入，读者如有兴趣，可在中国知网查阅参考），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夏中义先生的影响。夏老师的“发生学”功夫和对个案的沉潜掘抉，令我叹服。所以，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夏老师和萧、胡二师。他们是我学术生涯的引路人。与他们的相逢都是偶然，但后来都成为我命定的必然。不过，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从最痛切的存在感受出发，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在关于陈独秀的那篇论文中，其实这已经有一点点苗头。但惭愧得很，这本书仍然主要是过去的遗迹，更富个性的发明只能寄望于来兹。读者诸君，倘若偶尔有所契会，或肯指陈谬误，则是我的幸运。

本书所收文章，在发表过程中曾经得到夏中义、张中良、彭国忠、刘晓荣、张宁、晋海学、伍纯初、李青果、陈斐、李松睿诸位先生（或女士）的帮助。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则多赖庞坚先生和责编时润民先生的支持。本书最终得以出版，系因受到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朱兴和自识于泱莽室

2019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