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体诗人及相关人物研究
超社逸社：被历史遗忘了的文化遗产
民国初年，在上海租界之中，曾经出现过一批遗民诗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超社和逸社。这两个诗社的成员，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樊增祥和陈曾寿等，大多是清末民初旧体诗诗坛中的重量级人物。但是，对于超社逸社，一般研究者还相当陌生，因为长期以来，它们未能进入文学史的叙事框架之中。不仅各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没有提到超社和逸社，甚至连关注新旧文学演进轨迹的近现代文学史著作，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到超社和逸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最近几年，超社、逸社才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之中。较早注意到超社和逸社的是胡晓明、李瑞明主编的《近代上海诗学系年初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书中多次提及超社和逸社。紧接着，袁进在《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近代编中也提到了这两个诗社，并且有相当正面的评价。可惜，由于体例的原因，这两部著作中涉及超社逸社的部分非常简略。两年后，杨萌芽在《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的第三章第三节中，专门谈到超社和逸社在上海的结社活动，甚至对诗社的集会做过一些考证工作，这是近年来最细致的研究工作，可惜超社逸社只是他庞大架构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的研究仍不免简略。本文拟依据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对超社和逸社做一个综述性的介绍和分析。
一、超社逸社小史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大批清朝官吏和士人先后避居于上海租界之中。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清末就已经是著名的诗人，还有一些人是喜欢吟诗作赋的高级官员。他们大多住在以跑马场、静安寺和张园为中心的区域之内，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或宴集，或打诗钟，或举行五角会、十角会，彼此间的往来十分方便和频繁，而交往之中心活动则是诗歌唱和。
到壬子（1912）年底和癸丑（1913）年初，由于居所的毗邻、彼此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共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意识，经过一年有余的接触，终于形成了一个成员相对稳定的诗人群体。主要成员有瞿鸿禨、樊增祥、沈曾植、陈三立、沈瑜庆、缪荃孙、梁鼎芬、周树模、左绍佐、吴庆坻、吴士鉴、王仁东、林开謩。很快，他们就组织了超社。后来，超社解体，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逸社诗人群体。现将超社和逸社主要成员的基本情况列在下表之中。
续表
续表
超社的成立是这群诗人共同协商的结果，但具体源起于樊增祥的一则启事。大约在癸丑（1913）年正月二月之间，樊增祥在诗人群体内部发布了一个名为《超然吟社第一集致同人启》的启事[1]。这是超社成立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由此可知，超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打发时光、联络友情和琢磨诗艺。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批旅居的遗民诗人需要一个交流存在感受、互相温暖、砥砺风节的社交空间，当然，这一点樊增祥并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一直是维系诗社的关键因素。超社的活动形式是“或纵情清谈，或观书画，或作打钟之戏，或为击钵之吟。即席分题，下期纳卷”。集会的核心内容是分题赋诗。超社的社集频率是“月凡再举”，即每月集会两次。当然，这是最初的设想，后来并未贯彻到底。超社与以往的古代的文学社团有很深的联系。小启中“惟兹吟社，略仿月泉”一语，即点明了超社与南宋遗民诗社月泉吟社的渊源关系。启中还提到司马光退居洛下所组织的“真率会”。除月泉吟社和真率会之外，超社以及后来的逸社实际上与一系列诗社（如汐社、白莲社、东林社、几社、复社）都有很密切的精神链接。
1913年3月29日（癸丑展花朝日），超社同人在樊增祥寓所樊园（今南京西路）举行了第一次雅集，超社正式宣告成立。与会者11人，主人是樊增祥，主题是看樊园杏花，限东韵做七古一首。紧接着，第二次雅集于4月9日（癸丑上巳日）在樊园举行，主人是瞿鸿禨，与会者10人，主题是用杜诗《丽人行》韵作七古一首，再以“暮春之初天朗气清群贤毕至”序齿分韵，赋五古一首。此后，超社举行了多次集会，每次集会的形式基本上与这两次集会相同或相仿，即，有一个约定的时间（时间点通常有一定的文化意味），有一个约定的地点（通常也有一定的文化意味），轮流由某位成员做主人（特殊情况下也有多位主人），其职责是负责召集此次集会并且承担宴集费用，每次集会都有一个主题，众人须围绕该主题赋诗。
超社成立之后一年之中，社集频繁，成员们有相当充分和愉快的交流。但是，1914年初夏开始，超社社员周树模、左绍佐、樊增祥先后北上，接受了袁世凯政府的官职，这是对超社同人基本政治立场的背离。与此同时，清史馆开馆，缪荃孙和吴士鉴接受了清史馆总纂和纂修之职。这些人的“出山”或“半出山”，尤其是樊增祥的出仕，直接导致了超社社事的停顿和解体。于是，逸社随之出现。
1915年3月10日，在瞿鸿禨的召集之下，十四位遗民诗人在沈曾植寓所举行集会，宣告逸社成立。逸社实际上是超社在新阶段的新名称，因为除了冯煦、陈夔龙、朱祖谋和王乃徵四人之外，其他成员还是超社的原班人马，活动方式和宗旨与超社也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逸社其实就是超社的延续。
逸社至少了存在13年之久。十余年中，社史变迁颇多，但初步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5年3月10日（逸社第一集）到1920年逸社重开，大约有五年时间。第二阶段是1920年4月7日逸社重开直至逸社自然消亡，至少有八年之久。
逸社成立之初的集会还比较频繁而有规律，但是，从1915年秋天开始，纷繁复杂的政局吸引了大部分成员的注意力。一部分人甚至直接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无暇旁顾。因此，逸社的集会活动时断时续。张勋复辟失败之后，逸社的集会活动更加稀少，后来几近于消停。在此情形下，几位不甘寂寞的人（主要是陈夔龙、沈曾植和冯煦）开始酝酿重开逸社。
1920年4月7日，在陈夔龙、沈曾植、冯煦等人的推动下，逸社重开，并在陈夔龙寓所花近楼举行了第一次雅集。逸社重开之后，最初的集会比较有规律，每月十九日定时集会，月必一集。但是，四次社集之后，集会再次“失常”，又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状态。是年冬天，诸老发起了较有规律的消寒社集。消寒社集是逸社社集活动的一部分，以消寒为目的，一般自冬至前后开始，每冬共有九次左右的集会。逸社消寒社集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从陈夔龙《花近楼诗存》中的记录来看，自1920年至1927年，除1924年冬天情况特殊以外，年年冬天都有消寒会。
逸社十余年社史就是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历史。1920年逸社重开其实已经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员更迭。参加重开第一集的诗人当中，初期逸社的成员只有五位，而新人却有七位，他们是：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陈夔麟、章梫、胡嗣瑗、陈曾寿。后来，由于老社员的不断去世，逸社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不断地接纳新的成员。自1921年起，先后参加逸社集会的有陈邦瑞、郑孝胥、郑家相、朱荣璪、吴庆焘、秦炳直、汪诒书、沈铭昌、黄心霖等人。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郑孝胥。但是，无论怎样不断地“新陈代谢”，重开之后的逸社难以恢复超社和初期逸社的盛况。除了1920年有比较经常的社集和此后数冬的消寒会之外，逸社社集一直时续时辍，没有长性。困扰逸社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员的迁移不定，二是社员的老病或去世。随着人物的不断凋零，逸社越来越衰败。
1928年之后，逸社消寒会还存在了几年。最后阶段，除了陈夔龙以外，参与逸社消寒会的还有秦炳直、喻长霖、黄心霖、汪诒书、林葆恒、袁思亮、沈麟雨和夏敬观等人，相较于初期逸社，这些都是“硕果仅存”的“新面孔”。几经蜕变，最后阶段的逸社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逸社了。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使这个“面目全非”的逸社完全解体。在日军侵华的炮火声中，逸社彻底风流云散了。
超社存在的两年之中，集会活动至少在26次以上。平均下来，基本上每月都有一次集会。逸社存在的十余年中，至少有109次以上的集会。超社和逸社的每次集会几乎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关于集会之时间、地点、与会者、主人、主题等基本情况，笔者曾经有过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且形成了三个表格，可惜，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无法列出这些表格。[2]
二、超社逸社诗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
超社逸社的成员中，绝大多数曾经是清王朝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倾向非常明显。超社成立小启中“吾属海上寓公，殷墟黎老”之语即可说明超社的自我定位是遗民诗社。它的政治立场很明确，即，忠于清朝而拒绝民国。这是超社成立和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后来，因为樊增祥等人背离了这个立场，使超社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当时的上海租界中甚至有人讥讽“超”社成员“闻召即走”[3]，因此，超社不得不宣告解体。逸社的成立是对忠清立场的再次宣示，其主要成员都是真心忠于清室的遗民。
遗民意识成为影响超社逸社诗人生活和生命的第一要素。例如，辛亥除夕，缪荃孙在日记中写道：“闻上已逊位，清国遂亡，自此以后，偷息人间，与已死何异。”[4]《艺风老人年谱》的编写到此戛然而止，最后的几句话是：“国破家亡，生不如死。”[5]从某种程度上说，清朝的覆亡对于他们而言，无异于宇宙秩序的崩毁和精神生命的终结。从这一刻起，对清王朝的痛悼和对民国共和的痛恨便主宰了他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他们大多在清亡的那一刻就已下定了要以遗民终身的决心。例如，1911年11月14日，郑孝胥曾对来访的朋友表示：“吾为人臣，惟以遗老终耳。”[6]陈三立亦在感叹清帝逊位的《无题》诗中说：“生逢尧舜为何世，微觉夷齐更有山。”[7]他们不仅以遗民自处，有时甚至还称自己为“流人”、“罪人”、“戮民”，这些称谓中既包含着深深的自责，又带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情感色彩，表达了他们对清王朝和古典政治理念的无限忠诚以及拒绝接受现代政制的绝决姿态。
超社逸社诗人的政治理想人各有别，但是，多数人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因此，恢复清帝的统治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复辟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梦想。他们不仅通过诗歌的方式对故国进行深情叹惋，而且，还以实际行动为复辟出谋划策、劳碌奔波，从而深深地走进了民国政治史的电光尘影之中。于是，政治密谋的成败便与超社逸社的社集活动有了相当密切的关联，也与诗人们的生活境况和情感状态形成了直接的联系。
自清朝覆亡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开始致力于复辟的事业，直到日军战败和伪满覆亡为止。三十余年中，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颠覆袁世凯、张勋复辟和筹建满洲国等一系列的重要政治事件。
在超社逸社诗人的眼中，袁世凯是“只手覆人国”的“窃国大盗”，是清室复辟的最大障碍，因此，颠覆袁世凯的统治就成为复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13年年初，恽祖祁在谈到复辟战略时说：“第一要着为先除掉袁世凯，在北京举事，拥宣统复位，号令天下。”[8]而恽祖祁正是包括沈曾植、郑孝胥等人在内的上海复辟派的中坚人物之一。沈、郑等人经常与其密筹复辟之策。1912年，刘廷琛等人在青岛潜楼密谋发动叛乱，恽祖祁、沈曾植、郑孝胥、梁鼎芬等人也曾参与此次密谋活动[9]。二次革命之后，沈曾植等人看到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开始加紧复辟密谋活动。他们为倒袁和复辟做了长时间的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915年袁世凯策划称帝，倒袁的最佳机会才真正来临。为了倒袁和复辟，超社逸社诗人曾经联络和结纳过多种力量，其中有北方复辟实力派、其他的上海遗民、地方军阀和海外援助力量，甚至还包括革命党人，俨然组成了一个反袁的同盟阵线。例如，沈曾植与康有为在上海“日夕同画沙”[10]；章梫为沟通南北复辟力量而奔走于上海与青岛之间；沈、郑与日本联系密切，甚至王国维也成为沈曾植等人的“情报员”。选派有生力量使其打入军阀内部是他们重要的策略之一。年轻有为的胡嗣瑗是沈曾植等人派出的一位“谍报人员”，与此同时，康有为也派出了门生麦孟华和潘之博。他们先后打入冯国璋的幕府，后来确实发挥了棋子般的作用。在沈曾植、瞿鸿禨等人“合纵连横”的策略之下，复辟派与革命党联合行动，促成了西南的独立，最终导致了袁世凯帝制梦想的破灭。
袁世凯去世之后，相当一批逸社诗人又卷入了张勋复辟的密谋和行动之中。例如，从1916年年底到1917年初，沈曾植的诗作几乎都在隐说复辟之事，字里行间都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丁巳（1917年）正月，沈曾植、瞿鸿禨、沈瑜庆、郑孝胥等人为《灵武劝进图》题诗，表现出空前的亢奋情绪。1917年春夏，逸社诗人大多处在焦虑和兴奋之中。6月初，胡嗣瑗从北方给上海遗老带来了确切的复辟信号。6月8日，沈曾植连忙给刘廷琛发去了密信一封，信中附有代拟的《复位奏议》、《第一月行政大略》和《第一诏书》，建议实行复辟应在“疾雷不及掩耳之时”[11]。接着，在张勋和刘廷琛的邀请之下，胡嗣瑗、陈曾寿、沈曾植、王乃徵等人先后奔赴北京，直接参与了张勋复辟。复辟内阁名单中，逸社成员就有五位，他们是：胡嗣瑗（内阁阁丞）、沈曾植（学部尚书）、陈曾寿（学部右侍郎）、王乃徵（法部右侍郎）、章梫（学部左丞）[12]。在以宣统为名义所发布的一系列诏书之中，瞿鸿禨被授予大学士之职，陈夔龙、邹嘉来、冯煦、朱祖谋等人被授予弼德院顾问大臣之职，郑孝胥也被明令召往北京（未赴）。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曾参与复辟的密谋。宣统师傅梁鼎芬更是直接卷入复辟事件之中。
张勋复辟的失败对逸社诗人的打击非常之大，但是，他们并未放弃复辟的梦想。他们开始以一种更隐蔽、更炽烈、更压抑、更悲凉的方式想望着复辟。随着政局的风云变幻，紧跟着清室小朝廷的动向，他们把近乎幻想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又一个的军阀或国外势力身上。但是，军阀和国外势力的立场不断改变，因此，他们的晚年一直处在希望与失望并存的心境之中。大部分超社逸社诗人都在颓唐失意之中离开人世，长寿和较年轻的则又与伪满洲国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4年逊帝出宫前后，郑孝胥、胡嗣瑗、陈曾寿、杨钟羲、林开謩等人纷纷北上，成为溥仪身边的侍臣。1928年6月之后，国民革命军控制了京津地区，清室复辟基本无望，甚至连逊帝何去何从都成为一个很急迫的问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溥仪和复辟派带来了意外的生存空间。溥仪成为日军侵华战略中的一个棋子，这使逸社诗人陷入了忠于君主还是忠于国家的伦理困境之中。
早在清朝覆亡之初，部分清室复辟派尤其是宗社党就有回到“龙兴之地”的想法。但是，上海遗民如瞿鸿禨、沈曾植、陈三立等人都坚决反对这个设想。然而，“九一八”之后的局势与民国初年有很大的不同。“九一八”之后，日军占领了东北大部，迫切需要扶植一个傀儡政府，溥仪则是他们的首选人物。在是否应该支持逊帝投靠日本人的问题上，逸社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分歧。郑孝胥力主利用这个机会在东北“建国”，而陈曾寿、胡嗣瑗和绝大部分逸社诗人都持质疑或反对的态度。但是，溥仪没有听从反对的意见，秘密抵达东北。郑孝胥与日本军方签订了出卖东北利权的密约，伪满洲国建立。在“君臣大义”的约束之下，胡嗣瑗和陈曾寿抱着见机挽救的希望，无可奈何地进入东北，为溥仪继续效力。最后，因为企图为溥仪争取更大的权力，他们被日本军方视为眼中钉，不得不先后辞职。而郑孝胥也被关东军解职，“曲线救国论”完全失败。
东北变局使许多逸社诗人陷入了难以申辩的痛苦之中。最后，在抗战和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绝大部分诗社成员离开了人世。他们要么被钉在耻辱柱上，要么被历史的风尘所掩埋。
三、超社逸社诗人的文学成就和文化追求
曾经参加过超社、逸社活动的至少有32人以上。这些人中，有诗集流传下来的大约有23人，他们是：瞿鸿禨（《超览楼诗稿》）、樊增祥（《樊樊山诗集》）、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缪荃孙（《艺风堂诗存》，《艺风堂文漫存》中也有部分诗作）、沈瑜庆（《涛园集》）、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周树模（《沈观斋诗》）、沈曾植（《海日楼诗》）、陈夔龙（《松寿堂诗钞》、《花近楼诗存》、《鸣原集》、《庸龛诗钞》）、陈曾寿（《苍虬阁诗》）、郑孝胥（《海藏楼诗集》）、杨钟羲（《圣遗诗集》）、章梫（《一山诗存》）、吴庆坻（《悔余生诗》）、吴士鉴（《含嘉室诗集》）、余肇康（《敏斋诗存》）、王乃徵（《嵩洛吟草》）、朱祖谋（《彊村语业》、《彊村弃稿》）、冯煦（《蒿庵词》，《蒿庵随笔》中有部分诗作）、王仁东（《完巢剩稿》）、左绍佐（《竹勿生诗钞》）、王秉恩（《养云馆诗存》）、吴庆焘（《竿珠仙馆诗存》）。其中，当时已有诗名的就有十余人。例如，进入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的有15人，分别是：陈三立、沈曾植、梁鼎芬、陈曾寿、郑孝胥、樊增祥、朱祖谋、冯煦、吴士鉴、瞿鸿禨、陈夔龙、周树模、沈瑜庆、杨钟羲、王乃徵。若以作品的特色和成就论，相当一部分人有资格进入文学史书写，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文学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他们的文学成就被否定或被低估了。
十余年来，由于国学热和陈寅恪的被发现，陈三立最先被学者们重新发现。随后，沈曾植、郑孝胥等人也开始成为晚清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以超社逸社成员为对象的个案研究著作和论文。但是，力作不多，人员有限，有深度的更少。从诗学的角度来说，新时期的研究大多还不能超越汪国垣等一批民国学者的研究水平，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是我们进入晚近诗学的一座桥梁。
在汪国垣、钱基博和钱仲联看来，陈三立、沈曾植和郑孝胥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人物。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列出了两位“诗坛都头领”，把“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的宝座交给了陈三立[13]，其寓意是不言而喻的。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陈三立为“托塔天王晁盖”，以陈为“诗坛旧头领”[14]。在钱仲联的观念当中，沈曾植是清末诗坛的集大成者。郑孝胥的诗学成就也得到了多位诗学研究专家的认可。樊增祥则是清末民初中晚唐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钱基博和任访秋的著作当中，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席位。因为有陈、沈、郑、樊四人的存在，超社和逸社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更何况，超社逸社诗人群体中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
除上述四人之外，至少还有陈曾寿、梁鼎芬、周树模、瞿鸿禨、陈夔龙、朱祖谋、冯煦等人在诗词创作上有相当高的成就。朱祖谋和冯煦是著名的词人和词学家，近年来，他们已经成为词学界的研究热点，此处无庸赘论。最缺乏研究的是陈曾寿、梁鼎芬、周树模、瞿鸿禨和陈夔龙。就成就而言，最不应被忽略的是陈曾寿。陈三立曾在《苍虬阁诗序》中说：“比世有仁先，遂使余与太夷之诗，或皆不免为伧父。”[15]对陈曾寿的评价相当之高。可惜，长期以来，因为曾在满洲国政府中供职，陈曾寿的诗学成就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其实，陈曾寿供职于伪满是迫不得已之事，经过考证辨析，其爱国精诚可大白于天下。陈曾寿诗歌的品格是清雄高古、孤往澄明、绚丽凄馨。其诗学成就和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陈三立媲美。梁鼎芬的诗歌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辛亥革命为界，其作品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作品有秀雅悱恻和豪宕超逸两种风格。后期作品因为清朝覆亡之故，则变为缠绵凄怆和刚烈悲愤。梁鼎芬为人耿直狷洁，嫉恶如仇，道德人品可以成为后世之风范。周树模之政治品格有可议之处，但是，其诗仍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由于受老庄思想影响最深，所以，周树模集中多精洁超逸之作。瞿鸿禨诗歌的特点是典正，虽有台阁气味，但是在艺术上也相当成熟。陈夔龙的创作量相当之大，总体质量虽然一般，但披沙拣金，仍有一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例如，悼亡组诗、《甲子腊月雪后半淞园题壁》组诗[16]和《春晚杂感》组诗[17]，发自内心，毫无虚矫之感，都是集中上乘之作。这些人物都是古典文学“落日余晖”的具体体现，可惜，学界对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近现代文学史，基本上可以下一断语，即，超社和逸社是中国古典诗史终结时期最重要的诗社之一，其地位甚至不亚于南社。其实，在历史现场之中，南社诗人的诗名远远不如超社和逸社的代表人物（如陈三立和郑孝胥）。因此，超社和逸社诗人一度是南社的“假想敌”和“眼中钉”。1916年到1917年，南社内部唐宋之争发生的背境就是以超社和逸社为代表的旧派诗人与革命党新派诗人之间的暗中角力。虽然柳亚子等新派诗人处于攻势，实则他们在当时尚不足以撼动宗宋诗派的地位。后来，因为政治和历史的位移，以超社逸社诗人为代表的旧派诗人和以南社诗人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在文学地图上的位置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形成了直至今天仍然居于主流地位的近现代文学史图景。
当年，在南社和新文学的攻击之下，超社逸社诗人也有所反击。例如，1917年8月，郑孝胥曾在日记中提及南社内讧[18]。1920年，陈夔龙曾在一首诗中说：“但适我辈适，罔忌纤儿怒。”[19]“纤儿”指涉的就是攻击清遗民诗人的文学革命者。同年，沈曾植也在逸社第四集社作中说：“近来才人贵颞颥，性情不持法度殊。颇闻雌黄议坡谷，或有轻薄哂扬卢。瀛奎髓为鼓吹奴，何怪言訞鼓咙胡。”[20]“颞颥”和“雌黄”即妄言，沈曾植讽刺的“才人”当是指“议坡谷”、“哂扬卢”的柳亚子、吴虞和胡适等人。可见，旧文学和新文学曾经有过紧张和交锋。在旧派诗人的眼中，新文学家未必是对手。如果不以政治立场作评价标准，也许这也正是历史事实。由“但适我辈适，罔忌纤儿怒”一语可以推断，重开逸社含有回应新文学挑战的意味。虽然此种回应比较含蓄和超然，但由此亦可窥见1920年前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
超社逸社诗人在文学上的成就和自信来自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守和坚持。这批人大多经受过欧风美雨的冲击，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观念，但是，从未放弃过对中国文化的信念。进入民国之后，他们更是自觉地充当了传统文化守护人的角色。例如，1912年，沈曾植积极参与、发起了孔教会，沈瑜庆、王仁东、郑孝胥、林开謩等人组织了读经会。此外，他们或参修典籍，或捐献图书，或组织学社，或著书立说，参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竭力为传统文化招魂返魅。
超社和逸社的社名可以体现他们的文化观念。超社又名“超然吟社”，而“超然之义，取诸超览。”超览楼是瞿鸿禨罢相之后退居之所。在清末腐败的官场当中，瞿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廉洁奉公的高官。同时，他曾在权力中枢与袁世凯和奕劻做过斗争，所以，赢得了清流士大夫的赞誉。“超然吟社”寄托了超社诗人对于清末政治的意见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更深一层说，无论是“超览”还是“超然”，都寄寓了不肯“同流合污”的政治立场和文化态度。“超”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即，在政治和道德上坚持正义和真理，在人生哲学上追求卓越和自由。逸社的命名也有一番深意。逸社第一集时，与会者曾围绕“逸”字作足了文章。瞿鸿禨云：“命名窃比古逸民，茹恤同为旧朝士。”陈三立说：“为招四老人，古之逸民选。”[21]沈曾植也说：“逸礼不台记，逸书不师传。逸品画不圣，逸曲琴无弦。天壤廓无际，逸者象其先。古今邈无朕，逸者游其玄。……吾方耽逸病，放意怀与安。”[22]通过一“逸”字，他们将自身处境与历史上的隐逸传统联结在一起，而隐逸传统的实质就是以儒家礼乐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基本精神见于《后汉书·逸民列传》。据《后汉书·逸民列传》可知，隐居求志、回避全道、静己镇躁、去危图安、垢俗动概、疵物激清是逸民传统的文化要义，其核心精神是重道和适性。“重道”的精神主要来自儒家，“适性”的精神则与道家又有了密切的关联。沈曾植等人以“逸”名其诗社，取义高古，在清民之际道术将堕的背景之下，又蕴含了特殊的时代意义。陈三立在逸社第一集社作中说：“酒酣悲生肠，八极仍血战。蝮蛇伺我侧，吞噬逼寝荐。束手与俱亡，果验儒术贱。雁影迷关山，鸡声静庭院。留此歌泣地，聊许道不变。”[23]这几句诗感受惨烈，忧心如焚，说明逸社诗人并不满足于只做自保其身、自全其道的隐士，他们已经在非常严肃地思考近现代中国的深层问题，亦即现代中国立国之本和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大问题。沈曾植诗云：“天壤廓无际，逸者象其先”，似乎暗寓着逸社遗民乃是天地之间的文化先知之意，隐含着中国文化复兴必须从兹开始的意味，然则其自我期许不可谓不大。此类文字，在超社逸社诗人诗文集中比比皆是。而这种文化意识是超社逸社诗人诗学之根、精神之本，也是最值得后人去发掘、发现的精神矿藏。
客观地说，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文化、道德上，超社逸社中确实有一批诗人是清末民初知识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当然，并非人人如此）。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没落的痛苦和重生的可能。
结语：同情地理解超社逸社诗人群体
上述数节勾勒出了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的基本面貌。对于今人而言，走进超社逸社诗人最大的障碍恐怕还在政治观念的隔阂，这确实也是七八十年来他们被历史遗忘或者说有意过滤的根本原因。政治立场先行是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的特征，因为民族危亡一直是晚清民国需要应对的大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烽烟已散，我们完全可以以更宽松的心态去打量那段历史，去审视和理解超社逸社诗人群体。
从革命史的眼光来看，清民之嬗递是新政治、新文化对旧政治、旧文化的胜利。但是，从超社逸社诗人的角度来看，民国初年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他们存在的宏观时势。他们有其充足的理由拒绝新政权和新文化。首先，清朝覆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最显著的后果是连年不断的战乱，大部分诗人深受其害。第二，进入民国之后，国家最高权力基本上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第三，民国政府对领土和主权的丧失无能为力。第四，进入民国之后，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迅速沉降。第五，传统文化在民国呈现出加速没落的趋势，这是清遗民怀念清朝和拒绝民国的根本原因，也是清末民初最深刻的社会变迁。除宏观时势之外，微观的成长和生存环境也对政治、文化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超社逸社的所有成员在利益上早已与清帝国形成了紧密的粘连，进入民国之后，绝大多数人都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第二，超社逸社诗人大多与清朝君主有过直接的接触，接受过君主的恩惠，这是忠君观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许多清遗民在与君主的接触中，对君主（光绪或溥仪）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是忠君观念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第四，长期的教育和仕宦经历已经深深地将三纲六纪的理念植入了他们的心灵之中，成为他们生命的支柱，这是他们政治认同和文化观念的来源，他们由此而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崇高感。因此，在宏观时势和微观境遇的综合作用之下，超社逸社诗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样的政治和文化观念。
如何评价超社逸社诗人群体，需要有一个超越政治观念局限的更为远观的立场。这就需要我们对晚近的中国历史有更深刻、宏观的认识。在笔者看来，晚清民国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与其说是民族的生存危机，不如说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裂变。传统中国未能有效应对民族危机，使得古典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受到了全所未有的冲击，越来越受到新一代知识精英的蔑视。这里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新旧之间缺少接续的局面，使得新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信念还有相当大的缺陷，难以统摄人心和应对更大的民族生存危机，其历史后遗症是相当严重而深广的。历史尤其是文化的演进决不是新与旧的简单更迭。超社逸社诗人对古典政治和文化理念的坚守，不仅合乎人情，在很大程度上也合乎历史演进中的真实逻辑。
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超社逸社诗人的存在既是对激进主义的观念形态的抵抗（表层），也是对祛魅和现代性的抵抗（深层）。其实质是对美好的普世价值的守护，是本土文化的自尊和自爱。虽然他们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虽然他们的力量如此微弱，虽然他们的抵抗如此痛苦和不合时宜，但是，他们的呼吁和挣扎不应该被遗忘，更不应被曲解，而应该被吸纳、分解、转化，成为新文化、新人文、新政治的血液和养分。从这个意义来说，超社逸社诗人群体不仅是清民之际的文学遗产，更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本文原发表于《中国文论的直与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 樊增祥《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82—1983页。
[2] 详细表格可参见朱兴和《超社逸社诗人群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2—44、62—63、79—83页。考证文字详见该文附录。
[3] 王存善语，见于《郑孝胥日记》所抄录的章梫之《答金雪孙前辈书》。《郑孝胥日记》，劳德祖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第1572页。
[4]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449页。
[5] 缪荃孙《艺风老人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736页。
[6] 《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356页。
[7]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20页。
[8] 宗方小太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近代史资料》第48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92页。
[9] 宗方小太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第91、94页。
[10] 若干年后，康有为在沈曾植挽诗之中，追述他与沈曾植的交往和相得之谊，在谈到1913年到1917年的往事时说：“癸丑（1913年）重握手，黄浦客礼渣。昔者相对忧，恐国步蹉跎。今者相对泣，见荆棘铜驼。公劝留沪居，国事得切蹉。巨君谋帝制，假尧衣帝佗。与公谋覆之，日夕同画沙。偕公被密捕，头颅巨万赊。竟能夷大盗，久已备刀靴。覆袁既惨淡，结张乃协和。摩燕鸟集阙，复辟黄发皤。夔典乐教胄，卿云烂暮霞。良谋未见听，一败为虫沙。勿谓秦无人，竖子奈尔何。吾避戴南冠，公归老东坡。从兹号寐叟，犹为醒时歌。”（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1页。）这些诗句很详细地描述了沈、康二人在上海秘密策划复辟的经过及其结局。
[11] 沈曾植之《行政大略》的策略是，恢复满清官制，电召遗老，以武力解散国会，以秘书掌握实权。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449页。
[12]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36页。
[13]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8页。
[14]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9页。
[15] 陈三立《苍虬阁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139页。
[16]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七编卷一，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4—37页。
[17]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八编卷二，第10—11页。
[18] 郑孝胥在1917年8月7日日记中说：“上海有南社者，以论诗不合，社长曰柳弃疾，字亚子，逐其友朱鹓雏。众皆不平，成舍我以书斥柳。又有王无为《与太素论诗》一书，言柳贬陈、郑之诗，乃不知诗也。”9月2日，又写道：“南社社友登报，举高吹万者为社长；柳弃疾以逐朱玺、成舍我事被放。”《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1678、1682页。
[19] 陈夔龙《花近楼诗存》五编卷一，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页。
[20] 《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1323页。
[21]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8页。
[22] 《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第865、866页。
[23]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