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逃亡之后的在日活动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戊戌政变。梁启超马上跑到日本公使馆〔见图2.1〕避难，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逃亡申请。此时伊藤博文正在公使馆，他对梁启超的逃亡表现得非常友好。林权助首先把梁启超转藏到天津领事馆，9月26日帮助他乘上了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大岛舰（荒木舰长、平贺航海长）。如此，梁启超得到了日本的保护。军舰上，与他在一起的是受平山周、山田良政帮助逃到天津领事馆的王照。大岛舰于10月11日离开塘沽，10月17日抵达吴（Kure，广岛南部的一个军港）。10月21日，梁启超抵达东京。（此处内容参照外交文书和报刊等资料，若无特殊情况，出处略去不表。）
图2.1 日本公使馆前门（《太阳》第6卷第15号[1900年12月]卷首）
其间，梁启超早早地就开始活动。9月27日，梁启超在大岛舰上给伊藤博文和林权助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西太后要刺杀光绪的阴谋，由此请求拯救光绪。
在信的追加部分，他还提到希望去拯救被逮捕入狱的谭嗣同等人，但正如大家所熟知，六君子在清政府无视法律程序之下于28日全部被处死，因为西太后急于解决这件事。虽然林权助确实收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这封信，但没有任何直接的迹象表明曾经有何效果。
自从跑到北京的日本公使馆以后，梁启超就完全处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之下。他在东京的生活也由于到达后马上“在此受彼国政府之保护，其为优礼，饮食起居一切安便”。一个月后，他甚至还说，“在此乃受彼中朝廷之供养，一切丰盛，方便非常。以起居饮食而论，尤胜似家居也。”正如“政府的保护”“朝廷之供养”所形容的那样，梁启超得到了日方无微不至的保护，几乎是在一种被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了亡命生涯。直接负责照顾他的是著名政治家犬养毅的部下柏原文太郎。当时，犬养毅在被称作最早的政党内阁宪政党的大隈重信政府（1898年6月30日至11月8日），代替尾崎行雄担任文部大臣（1898年10月27日至11月8日）。大隈下台后重组内阁的是山县有朋（1898年11月8日至1900年10月19日）。
到达东京后的梁启超迅速开始向日本政界展开活动。他从实现维新的自己这一方面对政变进行分析，把为拯救皇帝而提出的救援申请看作应对政变的对策。他活动的对象，首先就是时任首相的大隈重信。有一封日期是1898年10月26日的梁启超信函，在《日本外交文书》中的题目是《救援大清皇上之请求》（清皇ノ為メ救援ヲ乞フノ件）。这篇文章在对开头和结尾作一些修改后发给了日本政界有势力的人，并刊登在宣传媒体上。比如，他写给非常有权势的亚洲主义团体东邦协会会长副岛种臣伯爵和副会长近卫笃麿公爵的信就刊登在《东邦协会会报》第53号上。副岛是一位在外交界尤其拥有声望的大佬，近卫作为年轻的贵族院议长前途无量。此外，这封寄给东亚会的信函还被刊登在三宅雄二郎（三宅雪岭）的《日本人》中。
梁启超文章的结构如下：
（1）国此次政变其原因约有四端，一曰帝与后之争，二曰新与旧之争，三曰满与汉之争，四曰英与露之争；
（2）然要而论之，实则只有两派而已，盖我皇上之主义在开新，用汉人联日英以图自立，西后之主义在守旧，用满人联露西以求保护，故综此四端，实为帝后两派而已；
（3）支那之安危关系全地球和平争乱之局……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
（4）然支那之自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支那之能改革与否，全系乎皇上位权之安危……此启超所以不能不为秦庭之哭，呼将伯之助，而深有望于同洲同文之大日本也。
他把因政变而造成的大清皇帝失势与国际形势相结合，希望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帮助恢复皇帝的权力。此处，他参照日本维新，把皇帝比作天皇，把太后比作将军，把湖南比作长州，由此来强调自己所进行的改革事业是对明治维新的继承。这一请愿并没有说服日本政界的上层人士，山县政府反倒顾念清朝政府，开始驱逐康梁一派。
与王照联名，《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第8卷，塙书房，1980年，第413页。
10月29日（九月十五日）致李蕙仙信，“梁年谱上海本”，第167页。
11月26日（十月十三日）致李蕙仙信，“梁年谱上海本”，第168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一分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年，第6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