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支持者
日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非常关心清朝的改革运动，并希望给以支援。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这位对梁启超请求救援皇帝书明确作出反应的人。《日本人》第80号（1898年12月5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写给东亚会的请愿书和内藤的文章《如何对待康有为等人》（康有為等をどうするか）。内藤说：虽然改革因政变而受挫，而与此同时批评维新“过急”之风渐起，但由于山县内阁计划驱逐康梁，所以呼吁“在野人士”为他二人“实现伟业”提供方便。12月10日和11日的《万朝报》刊登的《读梁启超的政变论》（梁啓超が政変論を読む）对梁启超进行了高度评价，称梁启超的讨论“颇公允，深通我国历史，最明现状”，还说他自立必须改革，改革成败在于皇帝之安危的观点与我等甚合，呼吁“我国论，若不为此而动，不仅是我国民之耻，亦乃天不眷我邦也”。
着手进行此类帮助的团体是东亚同文会。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于1898年11月2日合并组成。图2.2是东亚同文会成立以前亚洲主义团体的变迁图，为了把这些组织合并在一起而成立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是近卫笃麿，会员有柏原文太郎、平山周、宫崎寅藏（宫崎滔天）、三宅雄二郎、白岩龙平等人。“保全中国”“帮助改善中国”“讨论中国时事以期实行”“唤起全国舆论”这四条既是该会的纲领，也是“组会决议”。1898年12月10日，东亚同文会成立一个月后，开始发行机关报《东亚时论》。志村作太郎担任发行兼编辑。（此处有关东亚同文会的相关叙述参见《东亚时论》创刊号。）
创刊号在“杂录”一栏刊登了梁启超的《上副岛近卫两公书》，在“寄书”一栏刊登了更生（康有为）的《唇齿忧》和梁启超的《论支那政变后之关系》。前者讨论了光绪帝复位对日本而言亦有利，后者后来被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的第五篇《政变论》（一部分作了删除和修改）（《清议报》没收录）。
图2.2 明治时期亚细亚主义团体的变迁简图
仅此足见对康梁二人的帮助，而《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25日）的这面旗帜则更加明显。卷首的配图是谭嗣同的半身像，图片顶部是梁启超的题词“支那大侠浏阳谭君遗象”〔见图2.3〕，背面的《赞》（为目录之语）中印的是更生“哀谭京卿复生题其像”、佛尘（唐才常）“挽谭君联”、梁启超哭权“亡友浏阳谭遗像赞”〔见图2.4〕。“杂录”一栏还刊登了梁启超的《政变始末》（后来作为第三篇《政变前记》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前半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无署名（逸史氏）的《清国殉难志士故谭嗣同君传》、任公（梁启超）的《横滨清议报叙》。逸史氏是山根虎太郎，他的文章转载自上海《亚东时报》第4号。通过对六君子中最富盛名的谭嗣同进行表彰，提高维新派的声名，通过揭露政变内幕以扩大帮助的幅度，其目的已再明显不过。
图2.3 谭嗣同像（《东亚时论》第2号卷首）
从杂志版面构成来看，已无须对编辑发行者要帮助康梁的意图有何疑问了。但是现在控制朝廷、统治清国的是西太后，拥护逃亡者就意味着反对政府，在清朝从事实业的日本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从事航运业的东亚同文会会员白岩龙平在12月25日写给近卫笃麿的信中说，对于康有为等人所散布的日本非常支持他们的行动这一谣言，他已经进行了反驳，但《东亚时论》创刊号却刊登了康梁的文章以作宣传，如此一来他们自己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由此可以了解到当白岩接到《东亚时论》第2号时内心有多么震惊。
图2.4 谭嗣同像中的各家题字（《东亚时论》第2号卷首）
近卫收到白岩的来信以后在日记里写道，“得到消息说保护康有为等人不利于本邦”，由此开始在政治上全力以赴驱逐康梁离开日本，而且利用会长的权威令《东亚时论》修改了编辑方针。《东亚时论》第4号成为刊登康梁文章的最后一期。所以梁启超不得不在逃亡者的限制中生存。
[日]内藤虎次郎：《如何对待康有为等人》，《内藤湖南全集》第4卷，筑摩书房，1971年，第419页；《读梁启超的政变论》，《内藤湖南全集》第2卷，筑摩书房，1971年，第538页。
关于白岩龙平对近卫对华政策的影响，中村义曾有评价（见《白岩龙平日记——亚洲主义实业家的生涯》，研文出版，1999年，第66—72页）。
《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8年，第2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