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亚近代史的“文明史”时段划分
诞生并发展于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圈，在前近代的历史中因既拥有人类史的共通性，又拥有文化史的异质性和独特性而共存于世。异质性和独特性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语言和文字、文章的不同。当然，每个文明圈中都有像东亚文明圈里的汉语和中文这种处于优势、从高往下统领各低级语言的部分。地球上曾同时存在好几个类似这样的所谓大文明圈。但是，始于西方的近代文明不同于以往的所有文明。众所周知，西方文明充斥整个世界，它席卷全球，使其他文明圈走向近代文明化。
由于战争，清朝走向开国，语言成为日常交往和交流不可缺少的因素。在前近代，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基本上都是在同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近代则是以西方文明处于优势这样一种结构为前提展开，因而导致出现如何填补这种落差、如何让传统的体系应对新的状况这种问题。虽然很复杂，但这里希望以词汇和概念之间对应关系的产生过程为中心，概观其展开的轨迹。
笔者以往把“近代”（当代以前）东亚的语言接触史划分为以下四个时间段。
划分的标准是在东亚发挥主要作用的中国（清朝）和日本在所谓“话语权”中哪一方占主导地位。
（1）始发期（1840—1860）——从鸦片战争到《北京条约》：清朝占主动时期
（2）发展期（1860—1895）——从《北京条约》到《下关条约》：日清两国各自发展时期
（3）成熟期（1895—1919）——从《下关条约》到《凡尔赛条约》：日本占主动时期
（4）决裂期（1919—1945）——从《凡尔赛条约》到日本投降：日本侵略破坏时期
当然，近代以前也有前史，起点是16世纪中叶，也就是西方近代的始发期，具体包括从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东方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比较漫长的时期。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耶稣会等天主教传教士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日本必须提到《日葡辞书》（长崎学林，1603年；“补遗”，1604年）。该书收录的词汇量达3.2万条，成为16世纪日语中无法替代的宝库。他们在传教时首先试着去理解当地人的语言，并将之编纂成规模庞大的辞书，这一态度令人叹服。该辞书还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日西辞书》（马尼拉，1630年），此后经过很长时间，又被翻译成法语《日法辞书》（巴黎，1868年）。除此以外，《日本大文典》《日本小文典》等语法书也是他们的重要成果。明末清初，在中国出现了《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等许多重要的翻译成果。若论在学术上的作用，传教士在中国的成就要高一些。
但这些成果随着17世纪初德川幕府和18世纪初清朝政府发布的禁令，都没有直接流入近代。此后，18世纪开始出现的“兰学”（幕府末期发展成以“英学”为中心的“洋学”）在日本成为与近代相连的纽带。中国（清朝）自19世纪初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文明。作为这一进程的里程碑，1807年，也就是《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编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的那一年格外受人重视。如果把重点放在西方，那么这也是一种划分方式，但若从东西方的遭遇这一视角来看，即便其间曾有过断裂，但作为前史还应该设定为16世纪以后。
（一）始发期（1840—1860）
这一时期林则徐为处理鸦片问题开始努力了解西方，于是有了魏源的《海国图志》（60卷本，1847年刊）。1853年7月，佩里的黑船到达日本，次年3月，双方签订《日美亲善条约》。虽然美国总统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下令不准发动战争，但幕府并不知道这一情况，所以非常担心会发生日本版的鸦片战争。要应付这一事态，必须了解美国（西方）。不过当时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消息闭塞，所以《海国图志》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消息来源。日本的反应非常迅速，这从他们翻印《海国图志》的情况可以窥见一斑。
《海国图志》在1851年的冬天才第一次传到日本，当时一共有3部。正在实行锁国政策的幕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慎重考虑，最后的处理方式是让将军御用的红叶山文库、昌平坂学问所和老中牧野备前守购置。这意味着幕府独占了这部书。不过，佩里来航的冲击使事态发生变化。当时出版书籍需要手续极为复杂的幕府批准，尽管如此，1854年7月，“中山传右卫门校”的训点本《海国图志阿墨利加洲部》依然获得了销售许可。接下来，广濑达太郎的日译本《亚米利伽总记》《续亚米利伽总记》和正木笃的《美理哥国总记和解》相继问世。除美国以外，还有盐谷宕阴、箕作阮甫的训点本《翻刻海国图志》（《筹海篇》部分）、正木笃的《英吉利国总记和解》、大槻祯的《重译俄罗斯总记》等。有幕府相关文书显示，这些书籍都是在嘉永七年九月（1854年9月前后）以前就已经开始在筹备发行，即各藩从第三次传入日本的15部《海国图志》中购置8部这件事发生之前，所以翻刻和翻印的应该是刚刚提到的幕府所拥有的那3部。让人惊讶的是幕府中枢在普及世界知识方面的积极态度。不仅译本的日文非常流畅，对专有名词所加的假名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具体内容在此略去，不赘言。
现在的调查结果表明，短短三年时间里，日本共复制了22种《海国图志》，其中1854年有15种，1855年为5种，1856年为2种，包括训点本和日译本。这些翻印并没有对全书进行复制，而是选取了其中的精华部分，从中也可看出这是一种临机应变的权宜之计。日本人对必要的内容都集中精力进行了学习。补充一句，在朝鲜，虽然《海国图志》被当作1860年代开化运动的指导书，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
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年刊），这本书稍晚于1861年获得翻印。该书在地名等上面注上了荷兰语的注音假名，表示以往的兰学积累和新来的信息交错形成了新的知识基础。地图的精密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东西两半球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当然，与西方的地图相比，甚至还没有描绘经纬线，但与以往的地图比起来已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瀛寰志略》被当作地理书籍传播很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清朝已经解除禁教令，新教传教士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起合作，集中发行了许多书籍。根据熊月之的研究成果，1843—1860年间发行的此类图书共有434种。其中近8种成为传教用的宗教书，还有105种关于天文、地理、医学、经济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这一时期，虽然与基督教相关的图书都无法在日本发行（1873年禁教令才废止），但其他的大部分书籍在日本都得以印制或改编，当时日本人接受能力的旺盛实在令人惊叹。
（二）发展期（1860—1895）
其开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缔结《北京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天朝独尊的中华体制受到动摇，一直以来对周边国家（观念上涵盖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始终一副高高在上、君临天下态度的清王朝被迫承认与西方各国是“平等的国家”。为处理国家之间的交涉事务，1861年清朝新设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了学习外语，京师和上海分别于1862年和1863年设立了同文馆（上海同文馆日后改称为广方言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还成立了翻译馆鼓励发行译著。官方（朝廷、与政府有关的机构）自行发行译著使这一时期与过去相比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与西学有关的书籍。其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表现最为积极，由它发行的书籍，到1909年约40年间数量达到了160种。虽然从重要性来看，这一数字少得令人惊奇，但依然是个令人刮目的成就。这一点从1872年清日修好条规全权副使柳原前光到上海时买回了当时发行的12种（31册，102卷）图书，可以证明。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翻译是中国的文人和懂汉语的外国人合作的成果，前者把后者对原书的口译通过“文言文”的形式笔述出来才算翻译完成。〔见彩图1〕
也就是说，并非是靠一个人的脑袋把东西两大文明联系起来进行认识，所以在同文馆等处学习外语的人，作为“通事”（通办），在社会上只被看作最下等的知识分子。比如《万国公法》，丁韪良（W.A.P.Martin）获得何师孟等人的帮助，以惠顿（H.Wheaton）撰写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为底本，用《万国公法》作书名，由京师崇实馆于1864年末出版。崇实馆是丁韪良到同文馆任教以前在北京开办的学校。
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以后，日本迈出了开国的一步，这一时期在对西方关系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转变。学问的基础从“兰学”变成了“洋学”。“洋学”的中心是“英国学”，然后是“法国学”和“德国学”。
此处应该注意的是学者们在接触西方语言方式上的不同。日本的兰学者在当时（19世纪）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口译笔述与他们的直接翻译之间的差别。《重订解体新书》里面，“又挽近天文星历之诸术，取西洋所说之诸编而成者殊伙，闻是召洋人于本地，传译笔录，以所纂修云，亦是异于吾辈之直就彼邦书横文，抗颜强译者也”一句也是明证。这一传统在洋学者中不但没有变化，反而更加突出。
这一时期，日本的“蕃书调所”从1862年起改名为“洋书调所”，1863年又改组为“开成所”，这些都是与清朝总理衙门和方言馆同步进行的。《万国公法》在北京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65年（庆应元年），标注有训读符号的《官版万国公法》由开成所出版发行。幕府为了普及这一图书，还令老皂馆万屋兵四郎出版了民版的《万国公法》。据安岡昭男介绍，自此次之后一直到1894年，日本发行的《万国公法》至少有21种。
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新政权上台。到19世纪70年代（明治十年前后），日本大量出版、翻译清朝已出版的汉译洋学书籍的情况持续不断。但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日本人直接翻译的活动。以惠顿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为例，由于丁韪良的译本是摘译，瓜生三寅深以此为憾，为全面准确地翻译此书，他于1868年出版《交道起源·一名万国公法全书》。但该书翻译了原著的第一卷第一章之后，没有再出，所以他的这一壮志并未实现。但这本书在勇于尝试以更加贴近原著的态度上超越了汉译本，所以值得肯定。与此同时，大量针对原著（包括西方各语种的英译本）的翻译作品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而翻译时遇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带来的日语本身的巨大变化，稍后将作叙述。
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的作品在接下来的成熟期（1895—1919）以洪水之势涌入中国，近代东亚文明圈开始形成。在此后的决裂期（1919—1945），日本的侵略逐渐升级，并发展成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最后以日本战败、中国“惨胜”而结束。1945年以后至今，也就是“当代”，是冷战和对抗性竞争的时期。
以上是按照不同时期对于东亚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过程中的应对情况所作的概括叙述。与新文明的接触必然会衍生出新的词汇，从而在近代产生了一些顺应时代的词汇——“近代语言”，并逐步普及开来。宫岛达夫通过辞书中的例句考察了1000个现代语的基本词汇从何时开始使用，比较了法语、英语和汉语、日语的变化过程。〔见图1.2〕
法语和英语从13世纪开始到16世纪已经基本完成了向近代语言的转变，到19世纪初完成度已经近乎100%。而19世纪初，汉语才有930个近代语汇，日语中也只有约850个近代词语，远远低于英法两种语言。也就是说，基本词汇既已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从原则上讲，这一落差需要通过创造新词来填补。（无须赘言的是，在科学等新领域，这一比率有飞跃性的提高。）
图1.2 法、英/中、日基本词汇使用开始变迁表（1800—2000）（宫岛达夫作图，载于陈力卫《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第267页）
从图1.2中基本可以了解到大致的情况：日语是从1853年佩里来航之后才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到发展期晚期即1895年前后，日语中已经有约960个近代词汇；成熟期末尾，即1919年前后，达到990个。而汉语的变化则相对缓慢，当然这或许与其原本水平较高有关。1880年前后，也就是发展期过程中，日语和汉语的近代词汇已经旗鼓相当。虽然不是很明确，但1895年前后，也就是发展期末尾时，汉语的变化又稍有加速，从成熟期尾声开始急速转弯，到1945年决裂期终结时达到990个词汇。日语是在1960年左右100%成为近代词汇，而汉语则是在1980年前后。总而言之，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百年间，日语与汉语都进行了“近代化”，而其间近代词汇在各自语言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具体反映了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一个侧面。
日中词汇交流史研究的先导沈国威把1840—1919年之间的80年划分为（1）准备期：1807—1840左右；（2）发展期：1840—1860；（3）官方翻译期：1860—1880；（4）停滞期：1880—1895；（5）引进日语期：1895—1919。（“关于新汉语的思考”，载《文林》第32号，1998年）若不考虑名称的差异，沈国威除了把笔者主张的“（2）发展期1860—1895”又分成了两部分以外，其他基本相同。
[日]森睦彦：《〈海国图志〉从舶来到翻印》，《兰学资料研究会研究报告》第206号，1968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页。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499页。
陈力卫：《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汲古书院，2001年，第290—291页。陈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了这些书籍在日本的收藏以及使用情况。见陈力卫：“江南制造局的出版物在日本的传播和利用”，载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编：《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
[日]安冈昭男：《万国公法在日本的接受与适用》，《东亚近代史》第2号，1999年。
[日]宫岛达夫：《现代基本词汇1000语的使用开始时间变迁表（1800—2000年）——法语、英语/汉语、日语》，见陈力卫：《和制汉语的形成与发展》，汲古书院，2001年，第2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