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对于逃亡前的梁启超的意义
关于梁启超其人，我想可以不用具体介绍，但在进入正式论述之前，还需要让大家了解几点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据说其父连生员都没有考取，在老家做了一辈子私塾教师。所以他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农村士绅家庭。其作为神童的声誉极高，12岁（虚岁，下同）那年，也就是1884年（光绪十年）便考取生员，1889年17岁时以广东乡试第八名的身份考取举人。此后虽然没能成为进士，但在传统的教育中，毫无疑问他是一流的知识分子。
首先谈一下他对日本的了解。成为举人的梁启超于1890年春（18岁）进京参加会试。在回来的路上途经上海，买了一本《瀛寰志略》来读。
年十八计偕入京师……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这篇回忆录因记载了梁启超第一次知道地球上有“五大洲”、有许多国家而异常有名。由此可以推想，对于日本，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概念。
此时《瀛寰志略》已经出版四十多年。徐继畲、魏源的伟业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充分理解这种震惊，才能够理解接触西方近代文明时梁启超内心的情感。相比之下，在日本，《瀛寰志略》被翻译出版三十年以后，有关世界的知识（例如地球上有五大洲等）便迅速在知识分子之间广泛传播，在1890年前后成为连小学生都了解的知识。
几个月后，梁启超为了寻求新的道路进入康有为门下。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梁启超的学问与知识开始具有世界的广度。1896年，他讨论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称“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其实，此时他虽然做《西学书目表》等，进行各种努力，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刚刚入门。虽然他对于日本的了解已经有了大幅的增长，不过他的信息来源主要是令他赞叹不已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稿，1896年前后发行）。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日本的胜利在于其吸收了西方近代文明，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亟待解决的难题。
此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想到一条学习西方的捷径，即通过日本翻译的书籍学习西方。他认识到学习正统西学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可以先学习在日本已经被翻译和吸收了的成果。为了表明这一主张具有切实的依据，康有为从1896年底开始编写《日本书目志》，于1898年春出版。该书目录涵盖的图书种类逾七千，规模之大已令人惊叹，同时还加入了超百条按语，即对中国重要程度的解析。
在自序中，康有为阐释了他的意图：
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倍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大地之中。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治效不著。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
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
意思是说，日本三十年就实现了西方五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如果学习日本，那么中国三年就可以完成。以此作为假设的条件，康有为开始注意到中日文字的共通性。
且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但稍杂空海之伊吕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使明敏士人。习其文字。数月而通矣。于是尽译其书。译其精者而刻之。布之海内。以数年之期。数万之金。而泰西数百年数万万人士新得之学举在是。吾数百万之吏士识字之人。皆可以讲求之。然后致之学校以教之。或崇之科举以励之。天下响风。文学辐辏。而才不可胜用矣。
这段引文说的是中国与日本的文字相通，所以容易学习，而且重要的内容已经被日本人都翻译过来了，所以不用费劲就可以得到西方花时间和劳动才取得的成果。当然这一太过乐观的态度，并没有认识到事情的本质，这一点自不赘言。然而这就是19世纪末担负关系清朝国家命运的政策变革的重要领导人康有为的想法。
梁启超为老师的这本书写了一篇跋文，发表在《时务报》第45号。这篇跋文也很是奇特，只在《日本书目志》康有为自序的前后分别增加了一些六十多字和二百多字的短文。如，“若能不负南海先生的期望，各界人士积极重译日本所翻译的书籍而提供读者，则‘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如此而已。”无须说，这是为了出版该书所作的宣传，但如此也可以刊登康有为的文章，这必定是梁启超为了表示要牢记康有为思想而故意为之。
此后，1897年11月，梁启超来到湖南，表现得非常活跃，次年参加戊戌维新后便亡命海外，从此登上其波澜万丈的政治舞台。亡命时，梁启超脑中所构想的框架——为了中国的改革，需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从日本的成功中开始学习是最为有效的——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6页。（以下《饮冰室合集》的文集、专集简称“文集”、“专集”。）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文集一，第129页。
沈国威（《或问》第5号，2003年）和茅海建（《〈我史〉鉴注》，2009年）分别对康有为自称此书是其所购图书和藏书的目录表示怀疑，并认为该书是根据某一目录制作而成。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出处考》，载《汲古》第57号，2010年）找到其依据的目录，使围绕这一问题的历史面貌得以复原。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年11月，《时务报》第45号，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文集一，第5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