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一
中国古典诗发展至唐代，已经完全成熟。诗歌研究者与文学史家普遍认为唐代是中国古典诗的黄金时代，唐诗代表中国诗的最高成就，鲁迅曾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诸如“高峰”、“黄金时代”之类话，在中国文学史上随处可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隋唐五代诗”（当然在这里把隋与五代跟唐放在一起是不恰当的）条也写道：“隋唐五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主体唐诗更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最高峰。”其中尤其是盛唐被后人推崇备至，李白、杜甫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整个唐诗的代表作家，是高峰上的两颗最为璀璨的明珠，光耀千古，被后人视为难以逾越的高峰。
中国诗走过漫长探索的道路，到唐代才完全成熟，这当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大多数人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唐代（特别是盛唐）经济空前繁荣。其实，经济的繁荣与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繁荣从来不是同步的，不然曾经强盛繁荣过的汉朝不仅出不了屈原这样的大诗人，就是像陶渊明、鲍照这样的诗人也出不了。反而在这之前，六国纷争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国出了大诗人屈原；在这之后，同样战乱频仍的东晋南北朝出了陶渊明、谢灵运、谢朓、鲍照等比较杰出的诗人。只能说经济繁荣有助于文学繁荣，但不起决定性作用。唐诗之所以跃上了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内部三教并存，虽然各个时期有所偏重，但儒、道、释三教并存的大格局始终存在。社会环境宽松，思想自由、活跃，人性不受压制，为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也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诗歌不受政治左右，很少有诗人因写诗而获罪，诗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写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基本上不干预文学，这是历朝历代所少有的。比较自由、活跃、宽松的政治思想环境，人性不受压抑，个性得以自由张扬，这正是诗歌繁荣、发展的先决条件。
第二，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地位提高。在东汉以前，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诗赋只能作为政教的工具。到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文章”这个概念，文章家入《文苑传》，经学家入《儒林传》，文学有了独立的地位，并与经学并列。到汉末魏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同时，他还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十分明确地把诗赋与其他文章区分开来，使诗赋不再担任政治说教工具的角色，把美的创造定为它的首要任务。曹丕以帝王之尊提的意见，其作用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此后，晋代陆机在《文赋》中，进一步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往一直诗赋并提，在这里则又进一步把诗与赋区分开来，二者担当了不同的任务，赋予诗以抒情的内涵与辞采华丽的外形，明显不同于要求明晰清朗状物的赋。诗抒情、赋状物，分工明确，至此诗有了独立的地位。接着在齐梁间，钟嵘在《诗品·序》里对“欲丽”与“绮靡”进一步发展，对“缘情”有更高要求，诗里的抒情必须强烈到“感荡心灵”，强调强烈的抒情是诗美的重要标志。梁代萧纲、萧绎弟兄俩接受了陆机的观点，把“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视为诗歌的本质属性，除此之外，更提出了“文章且须放荡”的观点，主张情感张扬，个性解放。在唐代，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又不忘“诗言志”的诗教，把诗既作为表达政治理想的载体，又不被政治紧紧束缚，赋予文学创作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功能。把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与“且须放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文学（特别是诗）既不失其崇高地位，又不受儒家诗教制约，为中国古典诗登上顶峰提供了保证。唐代又把诗列入进士考试的必试科目，虽然说那些应试诗几乎没有可取的，但这样规定毕竟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激发了士子学诗写诗的热情，大大推动了诗歌的繁荣和发展。
第三，中国古典诗自身的发展，到唐代趋向成熟。中国诗歌自先秦萌生以来，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探索，到隋代，一些先决条件几乎都已具备，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从声韵到格律，等等，应有尽有，只是有待于完善。唐代诗人善于吸收继承，勇于开拓创新。他们在继承前人的成就上，有兼容包举的魄力和胆识，但不是生搬硬套，全盘接受，而是推陈出新，有继承有扬弃，尽去前朝诗质木与纤弱的弊病，而取其精华，将建安风骨与南朝诗的绮丽融为一体，形成了雄健刚劲的风骨、高远浑成的意境、清水芙蓉的自然美，韵味醇厚，蕴涵深远，令人一唱三叹。
第四，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虽然文学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不是同步的，但关系是极为密切的。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才能使更多的人有条件接受教育，诗人队伍才得以壮大。魏晋南北朝比起两汉来，诗人队伍有显著的扩大，但当时的诗歌创作者主要局限于宫廷和士族，唐代却不同，诗歌的作者不仅有帝王将相与高级官员、豪门贵族，还有大量的下级官吏与寒门士子，更有和尚、道士、优伶、妓女、役夫、走卒与卖浆者流等也参与了诗歌创作，显然没有文化的普及这是达不到的。同时，只有国力强盛，人们才能精神振奋、乐观高昂、充满信心，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雄健刚劲的盛唐之音才得以产生。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南北文化得以交流融汇，在交流中扬长避短，产生了新的文化。还有，当时社会安定，交通发达，诗人们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条件，大大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内容充实的诗来。当时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在年轻时，都有过在国内漫游、造访名川大山的经历，其他不少诗人也有同样的经历。此外，入幕府与贬谪外放，也同样增加了跟外界的接触。诗人只有眼界开阔、思想解放、见多识广，才能有诗境的开阔、诗思的清新、诗意的充实。
第五，豪门贵族受到打击，一大批出身低微的士人逐渐抬头，不少人还身居要职。诗坛不再是宫廷与豪门士族把持的天下，他们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大批门第不高、政治地位也并不显赫的人，如从初唐四杰、吴中四士、陈子昂、孟浩然到李白、杜甫，以及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等，都出身庶族，政治地位不高，但驰骋诗坛，“千首诗轻万户侯”，睥睨公卿，名重千古。庶族士人由于出身不高，长期接触下层社会，洞悉社会矛盾，熟知民众生活，因此能写出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好诗。
第六，重视对外交流，从异族乃至异国的文化中吸取养分，成为新鲜血液。特别是西域文化，从安西乃至波斯、大宛、大胝、罗马；还有南亚与东南亚，特别是印度，都有很好的沟通。另外，与日本、朝鲜等也来往频繁。在不断地沟通与交流中，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得到了很大的丰富与发展。
二
我们之所以说唐代是中国诗发展中的鼎盛期，唐诗是中国古典诗的高峰，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品与诗人的数量比先唐的总和还多。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及后人辑录的《全唐诗逸》、《全唐诗外编》共收录了近52000首诗，有姓名的作者达2300多人。当然数量与质量不是一回事，但是没有数量，也就谈不上质量。
其二，质量高。中国古典诗的顶级人物李白、杜甫都是盛唐诗人，还有白居易、王维等不少享有崇高声誉的诗人，并有一大批名家，如初唐四杰、吴中四友、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等灿如繁星，照耀着唐代诗坛。唐代产生了大量传诵千古的名篇，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及一些绝句名篇，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及一些律诗名篇，王昌龄、刘禹锡的七绝，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及“新乐府”中的一些诗篇，等等，都脍炙人口，光耀千古。
其三，题材广泛，种类繁多。唐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反映，大至国家兴衰、朝政得失、民生疾苦，小至生活起居、花鸟鱼虫，无不入诗，题材极为广泛。在内容上种类繁多，有政治诗、哲理诗、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隐逸诗、题画诗、寓言诗、咏史诗、言情诗、饯别送行诗、羁旅思亲诗，等等，不一而足；在诗里反映出来的有济世安民的雄心、立功边陲的壮志，也有落魄淹蹇的牢骚、壮志难酬的愤懑，还有不计得失的洒脱、安贫乐道的达观，唐人的各种心态一一呈现在诗中，一部唐诗勾画出了唐代的社会众生相。在体裁上，中国古典诗的各体到此时已具备。正如胡应麟在《诗薮·外编》中说，到唐代“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不备矣”。虽然这些体裁在唐以前已经出现，但其中不少是到唐代才完善的，至于律诗则是到唐代才正式形成的，五言律、七言律与排律完全是唐人的创新，唐以后不见再有新的体裁出现。
其四，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具有鲜明的独特的风格，个性突出，这是创作成熟的标志。对此，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有较为详细的述说：“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馀韵犹有存者焉。”当然高棅的概括并非完全精确，但对唐代诗坛风格多样的情况，为我们大致勾画出了一个轮廓。
在唐以前，虽也有流派存在，但不像唐代那样众多而且突出。在唐代诗坛上，主要的大流派就有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派，韩愈、孟郊的险怪派，元稹、白居易的通俗派，等等，不一而足，李白、杜甫二公卓尔不群，一为浪漫主义旗手，一为现实主义师表，万世景仰。
风格与流派关系密切，流派是由风格相近、主张相同或相似的同时代人结合而成，风格是流派的基础，不同风格形成了不同流派，多种多样的风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流派。唐代诗坛上风格多样决定了当时必然流派纷呈。
其五，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唐代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化，各种体裁具备，表现什么样的思想感情，适合用什么样的形式，唐人对这一点是很讲究的。五古常常用于表现较为严肃的政治性比较强的题材，例如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都是政治思想性强、艺术性高，二者完美统一的作品，尤其是杜甫，在用韵上也很讲究，《咏怀》与《北征》都是用入声韵，读起来令人有一种压抑感与愤激感。当然同是五古，各家风格也不相同，有的追踪汉魏，颇具风骨，显得高古遒劲，如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人的作品；有的效法陶潜，貌似清淡，其实韵味醇厚，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人的作品。七古、七言歌行体容量比较大，适合表现起伏跌宕的感情与曲折离奇的事件，或铺张排比，或流丽婉转，或飘逸豪宕，或豪迈激荡，或奇幻多变，或沉郁顿挫，或遒劲刚健，或奇崛拗峭，或声情凄婉，表现力极强，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王维的《老将行》、《洛阳女儿行》，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等，都是七古与七言歌行体（包括杂言体）中的佼佼者。律诗是唐人的创新。五律虽然在南朝陈代已接近成熟，但实际上到初唐四杰时，仍未尽合律。七律则完全是在唐代创立的，到杜甫笔下才完全成熟。律诗是在南朝永明体讲究声律、重视清新流畅、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的基础上，吸收骈文注重骈偶，形成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平仄相对、词义对仗等程式化要求，从而加以定型，形成五言八句的五律、七言八句的七律以及排律，同时还影响到绝句，形成了律绝。律诗声调和谐，句法关联，圆顺流畅，对仗工稳，跳跃性大，时空转换灵活，便于写景抒情，常常情景融合，浑然一体。唐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优秀的律诗，其中尤为著名的五律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王湾的《次北固山下》、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王维的《山居秋暝》、李白的《渡荆门送别》、杜甫的《春望》和《登岳阳楼》、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七律有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杜甫的《登高》和《蜀相》、李商隐的《锦瑟》及《无题》等。绝句有古绝与律绝之分，大致上唐人五绝多用古绝，七绝则多用律绝。唐人绝句大都能谱乐歌唱，所以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绝句，唐乐府也。”初唐绝句，音律未谐，韵度尚乏，因此没有太出色的绝句。盛唐绝句，兴象玲珑，句意深婉，情景浑成，不假雕饰，无工可见，无迹可寻。李白、王昌龄擅长，他们的作品一直被视为绝句中的正宗，其他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翰、王之涣、崔国辅、崔颢、储光羲等，也各有至处，离正宗不远；只有杜甫与众不同，偏离正宗，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中唐绝句，以意为主，情致委婉，效法杜甫，探求创新，精工打造，韵味隽永，李益、刘禹锡独步，其他如韩翃、韩愈、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韦应物、张籍、张仲素、李贺等也不落人后。晚唐绝句警秀深微，委婉多致，语言秀丽，议论精警，杜牧、李商隐称胜，其他如张祜、温庭筠、韦庄、崔橹、韩偓、许浑、张乔等也多有好诗。
其六，精湛的语言。唐以前的文人诗，读者理解起来常常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颜延之等人的诗芜杂深奥，令人难以卒读，有些诗虽能读懂，但令人感到总隔一层，缺乏亲切感。那些优秀的唐诗则不然，语言作为情感符号，融进了全民族的文化，传达着全民族的心声，人人读起来都能心领神会，如同从自己的肺腑里流出来一般。唐诗的语言，超越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族的语言，很多诗无须注释，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都能理解，而且感到十分亲切，常读常新。不要说一些写日常生活的诗人们容易理解，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难道用得到多少注释（这里李白诗中的“床”应注明指井上的围栏，有人说是板凳或马扎，不妥，当然更不该理解成今天我们用来睡觉的床，因为这首诗中所写的环境应该是庭院，不是室内），甚至搞什么“今译”，岂非多余！就是一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人们也易于理解，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等等，即使不了解多少当时的时代背景，读者也完全能够理解。甚至那些富有哲理的诗，也无须多做注释就能读懂，如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柳宗元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些也是无须注释，人们一般都能读懂。唐诗语言的平易、生动、凝练、概括，千古常新，一直为人赞赏。
其七，体现了中国人共通的审美理想。千百年来中国人养成了一种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审美习性，不太喜欢一泻千里恣意汪洋的铺张，不喜欢把话说得太直太露，不欣赏溢于言表的直抒情怀，而是更偏重于欣赏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讲究神龙藏首与尺幅千里，对诗来说常常寻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追求含蓄、朦胧、沉稳之美和恬静、超脱的诗歌意境。唐诗正好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性。唐诗特别是唐人绝句晶莹明净，剔透玲珑，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可以感悟到，但不可触摸，在朦胧中透出了几分神秘，令人如醉如痴。这就是唐诗的魅力，让人常读常新，百读不厌。
三
在中国诗的发展过程中，除唐代，再也没有一个朝代独立成为一个发展阶段。把隋和五代跟唐放在一起是不恰当的。因为隋是由南北朝至唐朝的一个过渡期，而五代则是由唐到宋的一个过渡期，跟唐诗都有明显的差别。
唐诗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从武德元年（618）至先天元年（712），是起步时期。
第二，从开元元年（713）至大历五年（770，杜甫去世），是全盛时期。
第三，从大历六年（771）至贞元中期（800前），是过渡期。
第四，从贞元后期（800，白居易初露头角）至大中末（858前后，李商隐去世），是再度辉煌时期。
第五，从大中末（858以后）至天祐四年（907）朱温篡位，唐王朝灭亡，是衰落结束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