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陶渊明与田园诗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初的名将,出身寒门,以军功都督八州军事,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封长沙郡公,死后追赠大司马,但仍为世族所不齿,讥为“溪狗”、“小人”。祖父陶茂曾任太守,父亲亦曾出仕。在他父亲去世后,家境逐渐衰败,生活贫苦。他从29岁起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因不满官场污浊,辞官归隐。36岁时他第二次出仕,任桓玄的幕僚,次年借口丁母忧,辞去官职。40岁时第三次出仕,陆续任镇军参军与建威参军。从29岁到40岁这11年里,他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晋义熙元年(405)他41岁时,任彭泽令,历80馀天,便弃职而去,彻底离开了官场,过着隐逸生活。这是他一生中前后期的分界线,在此以前,他时仕时隐,在矛盾中痛苦挣扎;在此之后,他便决心当起了隐士,一直过着隐居乡村躬耕陇亩的生活,并不断写诗,成为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隐逸诗人。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而是出于对当时政治腐败官场黑暗的不满,同时也与当时士人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有关,因此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从此,他在家乡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写了大量优秀的诗,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诗人。
历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个“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他现存的120多首诗中,为人们传诵最多的,大多是描述农村景色和村居生活的作品。在归隐以前他就已在诗中表现出了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在归隐以后,经过躬耕陇亩的实践,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诗中表达得更为明确。他的代表作都是归隐以后所写,其中尤以《归园田居》五首最为著名,相应的还有《饮酒》二十首。《归园田居》组诗五首中第一首是自传式的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是他辞去彭泽令后不久所写。诗里充分抒发了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热情歌颂了田园景物的美好,写出了对隐居生活的热爱。诗人在这首诗里把官场与田园生活对立了起来,在诗人心目中,仕途是“尘网”,是“樊笼”,辞官归隐则如出笼的小鸟自由快乐地返回自然。在他看来,当时恬静的农村是世上唯一的净土,因此不禁热情歌颂:十馀亩方宅盖了八九间草屋,还有村里的炊烟、深巷中的犬吠、桑树上的鸡鸣,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了,但在诗人心目中却无不充满诗情画意。这些农村景物虽然平常,但它纯真、质朴,蕴含着自然美。诗人在诗中把它与污浊的官场对照,衬托出诗人离开“尘网”、“樊笼”后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欣喜,表达了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和情操;反过来,诗人的诗又给自然景物增添了生气,显示了自然美。诗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自然景色的美经过诗人的提炼后再反映到诗里,就更集中更完美了。这首诗一共20句,却用了6组对偶句,共12句,占全诗的百分之六十,为后来排律的形成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归园田居》第三首向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里,诗人以愉悦的心情描写了从早到晚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景象,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体力劳动。当然,这里也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辛,但在心理上已得到满足,无违吾愿,显示出归隐的决心与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把日常生活诗化,是陶渊明诗的最大特色,他总是把普通的农村景象和平常的生活写得诗意盎然。另外,《饮酒诗》二十首中的第五首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是陶渊明诗中最著名的一首,传诵千古: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是一首富有哲理的诗,在看似平淡自然中却有极丰富的内涵。前四句说虽然不离“人境”,却能免除车马之喧的侵扰,关键在于要心境旷远,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获得如同身居偏远处一样的宁静。下边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千古名句。后一句历来在理解上有分歧,但无论是在采菊时悠然看到了南山,还是看到了悠然的南山,都同样表达了目光与南山相遇是在不经意中,也表达了此刻心态的恬静,悠然忘情。接着表达傍晚山岚缭绕,倦鸟结伴归林,从中感受到了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并悟出了返朴归真的哲理,显示出归隐理想获得实现的欣慰。然而诗人对此都不明说,而故意说“欲辨已忘言”,实在“忘”得好,留给读者去深思,加深了诗的内涵。他追求的是自然质朴,淡泊宁静。当时社会不安定,既有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还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因此他向往一个平安宁静、无争无斗、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在那里人与人真诚相处,没有尔虞我诈,一心追求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其核心是道家的崇尚自然。这在他的《归园田居》、《饮酒》及其他很多诗中都表现了出来,而最典型的就是《桃花源诗》并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记》其实只是《桃花源诗》的一个序言,但后来其影响反而超过了诗本身。不过要窥探陶渊明思想的全貌,二者结合起来读就更为清楚。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自给自足、全封闭的社会,正是道家倡导的“小国寡民”。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和平相处,真诚相待,其乐融融,特别是“秋熟靡王税”,无剥削、无压迫,使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人民无限向往。一个多么美好的“乌托邦”,比英国人莫尔在1516年写的《乌托邦》早出一千多年。
陶渊明大多数田园诗所描述的境界以冲淡平和为主,因此前人对他得出一个“静穆”的评语。但他还有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内心强烈情绪的诗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咏荆轲》与《读山海经》中的一些篇章。先让我们来看《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诗中对暴秦的反对,对荆轲的赞扬,溢于言表,特别是最后四句对荆轲刺秦的失败,表示了无限惋惜。再看《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是传说中海上的小鸟。据说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其魂化为精卫,为报被淹死之仇,不断衔西山的木石来填东海。刑天原是天神,因与天帝争位,天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诗人在这里热情歌颂精卫与刑天至死不屈、不断抗争的英雄气概,所以鲁迅先生指出陶渊明不只是一味“静穆”“悠然”,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尽管如此,陶渊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由他开创的田园诗。田园诗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平常的农村景色,日常的农业劳动,不仅都可入诗,而且都能写成富有情趣的独具审美特色的诗。
由虚幻的游仙到实实在在的隐逸,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隐逸诗人。在当时尚华丽重雕琢的诗风下,他却独独追求古朴、清新、自然、淡雅、本色的诗风,没有浓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黏滞的句子,重视诗艺的整体性,追求意趣浑成,如清水芙蓉,美而不艳,形成了“自然”、“淡雅”的诗风,一直影响着后世,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就深受他的影响。而宋代苏轼则在陶诗的质朴平淡中看到了另一面,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就是说在朴素中见绮丽,在平淡中见警策,这构成了陶诗的特殊魅力。他的隐逸生活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隐逸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是与统治者不合作的行为,在他以前还没有一个士人真正做到隐逸。从屈原到嵇康都对现实极端不满,这些人最终或自杀或被杀,没有一人是真正隐退的。其实,儒家虽然重进取,但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说法,还明确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至于道家,庄子更是重隐退,曾盛赞许由不接受尧的禅让,还在惠施面前把宰相之位比作腐鼠,陶潜把儒、道两家的隐逸思想融为一体,真正实践了隐逸生活并体现在诗里。因此,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隐士,也是第一位隐逸诗人。从文学上的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陶渊明无愧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屈原以后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