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谢灵运与山水诗及其他

第三章 谢灵运与山水诗及其他

公元420年,刘裕取代东晋建宋,史称南朝宋。在北方,拓跋焘于公元423年嗣立为北魏帝,不久统一了北方。南北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都无所获,于是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当时朝代更替频繁,除北魏维持了149年外,其馀都只有几十年。但这些朝代更替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政变式的,因此破坏不大,经济、文化仍不断发展,特别是南朝,江南得到迅速开发。南朝的几代皇帝中,又不乏在创作上或文学批评上有一定成就的人,而许多宗室也都喜爱文学,并招纳文士。这种最高阶层对文学的提倡,必然形成一种风气,从而有力地刺激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南朝文学的风气,最为突出的是求新求变,因此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文学的面貌发生了不小变化,新题材、新形式、新风格不断出现,为唐诗的繁荣铺路架桥,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刘宋时,诗坛上首先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东晋末年一度盛行的玄言诗逐渐淡出,山水诗兴起。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总体说来是由对峙到亲善。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是惧怕、敬畏,觉得山山水水都有神灵在主宰,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开始局部驾驭自然。再后来则对自然有了进一步认识,并能把握自然。人类处于畏惧自然时,当然欣赏不了自然美,也就产生不了山水诗。到人类能局部驾驭自然时,才逐渐发现了自然美,在诗歌中也就出现了一言半语的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赞美。只有人类在思想上认识了自然,把握了自然,与自然有了进一步沟通,才能产生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的山水诗。因此山水诗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一次飞跃,也是人类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东晋初,北方的士大夫随晋室南迁,看到江南山水秀丽可人,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兴趣。随着江南的不断开发,士人对山水的兴趣更浓,不少人达到沉湎的程度。

山水诗的开创者是东晋的零陵太守庾阐,他现存诗20首,专写山水的有6首,其馀有《游仙诗》10首,也常常涉及山水,《采药诗》和《江都遇风诗》中涉及山水更多。他的山水诗总体说来质木少文,形象性不强。例如《观石鼓诗》:“命驾观奇逸,径骛造灵山。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妙化非不有,莫知神自然。翔霄拂翠岭,绿涧漱岩间。手澡春泉洁,目玩阳葩鲜。”这是一首记述游览石鼓山的诗,已开始摆脱玄言诗的抽象成分,加入了不少自然景物的描写。这首诗虽然不出色,只客观描述了游山时所见所闻的景物,但已具有写景时注重词句锤炼、讲究色调鲜明、声音铿锵、句子对仗等六朝人写景的特色。谢灵运的山水诗正是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的,并彻底扭转了东晋时期玄学侵入文学后,造成文学所呈现出的枯寂乏味现象。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得好:“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一、谢灵运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世族家庭,其祖父是淝水之战的主将谢玄。他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入宋后依例降为侯爵),故世称谢康乐。他门第既高,又资质过人,然性格高傲,政治上企望也大,然而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与涵养,显得敏感、外露、急躁,因此常遭失败。少帝时,因卷入了最高层的权力之争,加以他常诋毁执政大臣徐羡等人,因此被遣,出为永嘉(在今浙江省)太守,不久称疾隐居。后又出任临川(在今江西省)内史,他的山水诗大多是在外放期间写的。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还说“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由此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当时影响很大,跟他差不多同时的陶渊明却无此殊荣。尽管在唐代以后,陶渊明的名声远远盖过谢灵运,但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并无多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语言风格上,谢灵运以富丽精工的语言模山范水,因此他更能迎合当时社会尚华美的风气。其次,在内容上,奇丽的山川比平常的田园更吸引人,特别是贵族,对普通的田园景色是不屑一顾的。再次,身份地位不同,谢灵运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豪门世族,这是陶渊明所无法比拟的,地位高当然容易受到贵族的重视。谢灵运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变,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的山水诗派。而且由诗影响到画,中国画在此之前都是人物肖像画,在此以后才出现了山水画,同时还产生了诗画结合的题画诗。

谢灵运之功在于开创山水诗派,使诗从玄言诗向山水诗演变,创作了大量山水诗。他注重对山水的感性美的刻画,人性觉醒在诗里的表现得到进一步深化,人跟大自然进一步亲和。但毕竟处于开创时期,从整体来看,他的诗还不够完美,对景物刻画虽然逼真细致,但过于雕琢堆砌,正如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颇以繁富为累”。他的山水诗不少是记述游历经过,记得烦琐,似写日记如流水账,缺少概括提炼。他的诗从玄言诗演变过来,但是变得不够彻底,因此写景之后,常常还拖一个粗长的玄言尾巴,或宣扬老庄哲理,或述说佛学,显得枯燥乏味,令人不愿卒读。他还喜好掉书袋,多用典故,用语也深奥,读起来既拗口又费解,不像陶诗那样明白流畅。我们不妨来读一读他毛病较少的名作: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

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

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登池上楼》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

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

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

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

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

美人竟不来,阳阿徒晞发。

——《石门岩上宿》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

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濑》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

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

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

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

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入彭蠡湖口》

以上几首是谢诗中较为出色的山水诗,我们所说的毛病少一些,但也还存在。其优点在于着力模山范水,重视形似,注重做到形象逼真;赋予山水以一定的人格精神,在山水诗中透露出他那种超拔俗流、孤芳自赏的情怀;注重锤炼词句,诗中常有优美、精致的句子,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等。在这些诗里我们看到,谢灵运和陶渊明的诗风截然不同,并由此开创了两种不同的诗风。陶渊明体现了高古、质朴、自然、淡雅的诗风,谢灵运则开创了清新、华美、精致、典雅的诗风,尽管如此,山水诗也好,田园诗也好,二者都以自然景物为审美对象,因此后世把田园诗与山水诗合二为一,到唐代形成了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二、颜延之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孤贫,居陋室,喜读书,无所不览,年30犹未完婚。先仕于晋,入宋后官至光禄大夫,故世称颜光禄。他居身清约,不营财利,自奉节俭,布衣蔬食。同时,他又好饮酒,性情疏诞,恃才傲物,不肯曲阿权要。儿子颜竣为宋武帝器重,做了高官,但他仍过着俭朴的生活,不受儿子资助,还常对儿子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他在当时诗坛上名噪一时,与谢灵运并称颜、谢。颜延之的诗作与他的性格之间存在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反差极大。他虽然为人清高节俭,不贪图名利,不曲阿权要,而他现存的诗却大多为应诏侍宴之辞、应酬唱和之作以及一些拟古乐府的诗歌,这些诗突出地卖弄学问显示才华,因此语言艰深,大量使用典故,爱铺陈,重藻饰,喜对仗,形成了繁密深重、华美典雅的风格,极端发展了陆机的诗歌修辞化倾向,《南史》本传引鲍照对他的评论:“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颜延之与谢灵运同时,正是玄学清谈盛行之时,他不受这股风气影响,而是信仰儒学,诗中大量引用的典故都出于儒家经典。崇尚儒学,正是当时皇权政治的需要,刘义隆即位后,大肆鼓吹儒学,确立以儒学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颜延之的诗正是在这股潮流中形成的“诵美之章”。颜诗的锤炼词句,在艺术上刻苦追求,对后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与谢灵运、鲍照合称“元嘉(文帝刘义隆年号,424—453)三大家”,但三人诗风不同,生活年代与诗歌创作活动时间亦先后有别,由此可看出元嘉诗风不断流变的过程。颜延之介于谢、鲍之间,代表一种不同的诗潮存在。他也有比较平易的诗,如《登景阳楼诗》,俨然是一首五言诗:

风观要春景,月榭迎秋光。

沿波被华若,随山茂贞芳。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