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编 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一章 对建安前的回顾

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献帝的年号,从公元196年至220年共25年。建安年间,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作者之多与质量之高,都是空前的。这个高潮的来临,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而是有其必然原因。

东汉立国之初,继承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思想,大力提倡今文派经学与谶纬之学,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了愚妄和迷信。其实,当时的儒学早不是孔孟的儒学,而是在儒学的外衣遮盖下,脱离了真正的儒家经书,讲什么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专门伪造种种神秘妖异的预言,荒诞不经,迷信可笑。当然,越荒诞也就越容易被人看穿,东汉初年就出现了王充(27—约97),他著有《论衡》85篇,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后来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今文经学与谶纬之学产生了有力冲击。其实在西汉末年,就有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派经学已经对今文派进行揭发批判;同时庄学盛行,对董仲舒们的伪儒学也构成了很大冲击。王充的学识也不是凭空而来,是在古文经派与庄学对董仲舒儒术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只是在思想学术上的冲击,还有更大的冲击在后边。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皇朝的统治。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统一的汉皇朝已不复存在,两汉的政治制度与经学体系双双崩溃。在政治制度方面,地方军阀割据,中央则先有董卓后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成为傀儡。在经学体系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董氏儒学也被彻底冲垮了。以上还是外部条件,从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来看,也逐渐成熟。由于西汉时辞赋与散文兴盛发展,经学再也无法对其限制包容了。到东汉,开始出现了“文章”的概念,文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是与经学平等并列,《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经学家入《儒林传》,文章家入《文苑传》,大大提高了文章家的地位。汉灵帝光和六年(183)立鸿都门学,这是一所国立高等学府,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和三公举送,多至千人,出校后都授予高级官职,文人地位得到很大提高。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指出,汉灵帝在政治上是个昏君,在文学艺术上却是个有力的变革者,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的新气象,是在他代表的变革派的努力下出现的。还说:“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关键欤!”(《文心雕龙·时序》范文澜注)。东汉末年,政治集团演变成了文人集团,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成了文坛上的领袖,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文人焕发出了很大的创作热情。从文化文学本身的条件来看,经过由秦至两汉400年的发展变化,一切条件也都具备了。第一,天下统一,南北文化交流加强。第二,秦汉都有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南北融合。第三,汉初曾大收天下篇籍,使诸子百家的学说得以流传。第四,汉代学宫的建立,加速了人才培养与文化交流。第五,与匈奴交往以及通西域,吸收了外族文化。在楚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下,产生了汉乐府。同时,五言诗到东汉末年也由萌芽发展至完全成熟。两汉诗人虽然不多,但毕竟有人在写诗,特别是一些名望较高的人如班固、张衡等都写了好几首诗,这对后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鼓励,对文人写诗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根据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提出的,各种文明诞生之前都是被压制的。我想这完全适用于建安时期文人创作高潮的出现。从秦到东汉末,残酷的压制是有目共睹的,秦始皇采用的是暴力摧残文化,汉武帝采用的是倡导董氏伪儒学来钳制文人的思想,最后,终于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把压制的力量冲得粉碎。压制的力量愈强大愈久长,反抗的力量也愈强大,反作用的力量常常与作用的力量成正比,一有机会就会突然爆发。由于人性长期受到压制,到建安时期,一股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要求高扬人性的力量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喷薄而出,形成无比壮丽、灿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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