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崭露头角

第三编 崭露头角

第一章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为什么诞生在“蛮荒”之地

《诗经》中最晚的一首诗是《陈风·株林》,这是写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导致陈灵公被夏姬之子夏南(夏征舒)所杀,这件事发生在周定王八年(前599)。从这年距离屈原诞生(约前340),中间相隔近300年,在中国诗坛上这段时间一片空白,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时值春秋(前770—前476)后期到战国(前475—前221)后期,这时的士人忙于到处鼓舌游说,百家争鸣,无心顾及诗歌创作。当时周王室衰微,无力派采诗官去各地采风,各诸侯国则忙于你争我夺,一心称霸称雄,无心派人在国内采风。总之,当时文士只热衷发表政治见解,发表治国方略,无心写诗;民间即使有歌谣也无人采集,终归湮没无闻。

战国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已成为政治制度较完善的军事大国,而东方的齐国经济发达,威王、宣王又优礼聘请各国的贤士学者,当时的著名学者聚集于齐国,居于稷下城,各派学者在此著书讲学,形成了著名的百家争鸣,齐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其他中原各国也各有优势。而楚国则处于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南方,当时不仅中原各国把楚国看作蛮夷之国,就是楚国国君自己也承认是蛮夷之国,楚武王三十五年曾对随人说:“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可是中国的第一位大诗人,不出在齐国,不出在秦国,也不出在中原其他四国,偏偏出在这“蛮夷”之邦楚国,这是什么原因?

先说楚国以外的六国出不了大诗人的原因。首先,当时六国的士人热衷于到处游说,一旦主张被哪一国的国君采用,就可位列上卿,施展才能,实现主张。他们治国的主张,无非是王道、霸道,仁政、法治,后期还有合纵连横。他们热衷于争鸣,但争论的内容都离不开对治国的主张与基本的世界观。当时的“显学”是儒、墨、法,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世界观各不相同,但对诗歌不重视则是一致的,儒家虽然学《诗经》,但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写诗,没有把《诗经》当文学作品来读,而是为了从中揣摩为政之道。其次,“显学”的门徒,为人处世都很实际,不允许有想象与幻想,“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诗歌偏偏需要奇突的想象,要有神话世界。再说当时的“显学”都主张克制自己,抑制人性,要求合乎礼合乎法,而诗歌恰恰需要高扬人性,具有鲜明的个性,因为只有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诗才具有震慑读者心灵的魅力。人性受到压制,个性的泯灭,必然带来了诗的泯灭。另外,《诗》在这时已被奉为经典,是儒家“六经”之首,被用于神圣的宗教祭祀,还用作特殊的言谈交往工具,“不学诗何以言”,特别是在外交场合,说话时都要引几句诗,为自己的意见找有力的根据,同时也显示自己的水平。《诗》成了真理的依据、道德的楷模,成为从政的规范、生活的指南、士人学习的教科书,唯独忽略了它的文学性。既然是“经典”,那就十分神圣,至高无上,无人可以企及,当时的人们都只有引用的资格,没有创作的权利。因此两百多年来,不见有新诗出现。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楚国以外的六国产生不了诗,更产生不了大诗人。

再说楚国的情况。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江、汉流域一带是各种族杂处之地,由于各种族间的文明程度不同,而且民风民情与文化都与黄河流域迥异,因此被黄河流域的各部落视为异类,以“蛮夷”目之。然而在西周初年,芈姓氏族崛起,周成王时,其后人熊绎受封于楚蛮,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始立为国。一代代筚路蓝缕,辟土开疆,至春秋时,已兼并了长江流域中部的许多邦国。熊通自立为武王,势力向中原扩展,开濮地,与中原抗衡。其子文王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北),已相当强盛,“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楚庄王时,已不甘心独霸南方,他窥视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曾陈兵周郊,问鼎于周室。至战国时,楚国东灭吴越,西抵汉中,成为在战国诸雄中,疆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当时的国力而论,楚国也有统一全国的可能,但最后却为秦所灭。楚亡后,楚国民心不服,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后来楚地的反秦起义最终推翻了秦王朝,项羽、刘邦都是楚地起义军的首领。汉王朝建立,可以说是楚人的胜利,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融汇,形成了“汉族”。

楚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各族杂处,由多种文化相互影响,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江南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存条件优于北方。当时楚国的居民,被北方人称为“蛮夷”,没有北方那种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也没有严格的礼教,因此对人性压制较少。楚地的宗教习俗也与中原不同,是“民神杂糅”、“民神同位”,巫文化发达,有很多超现实的想象,神可以具有人性,人神可以往来,还可以恋爱,给楚文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各部族的融会,也给楚文化增添了活力。同时,楚文化也吸收了中原文化。这构成了楚文化在人性上较少受到压制,较为宽松自由,能够拥有极为广阔的想象天地;在文化上,既有楚地本土各部族的相互交融,又有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多种文化互相影响,以至融合而形成楚文化,因此更显得丰富多彩。我想正是这种种原因,才致使先秦时中国诗的高峰——中国的第一位大诗人出现在被中原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

中国第一位大诗人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楚国人,是楚王的同姓贵族。楚武王的一个儿子名瑕封在屈地,称屈瑕,其后代子孙便以屈为氏。另外还有景氏、昭氏。屈、景、昭为楚国三大家族,合称为“三户”或“三闾”。楚国设三闾大夫,管理王族,据说屈原曾任此职。据《史记》记载,屈原年轻时,颇得怀王信任,官至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成为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

当时,楚国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危机四伏。在屈原看来,这种政治危机是由于楚国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造成的,他们对内争权夺利,唯利是图,求索不厌,贪图享乐,不求进取,排挤正人,任用宵小;对外则屈服于强秦,苟且偷安。因此,楚国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微。屈原一心要革新楚国政治,使楚国强盛起来,能够完成统一六国的使命。

后有上官大夫妒忌他,在怀王面前进谗,“王怒而疏平”。在外交上,怀王受秦使张仪之骗,破坏了屈原奉行的联齐抗秦政策,与齐绝交,从此孤立无援,深受秦国欺压,结果怀王受诱骗入秦,死在秦国。怀王入秦后,其子顷襄王继位,任命他的弟弟亲秦派子兰为令尹(相当于宰相)。第七年,竟与秦国联姻,以求苟安。屈原对此持反对态度,并斥责子兰对其父怀王屈辱而死于秦国负有责任。子兰大怒,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流放屈原。

关于屈原的流放问题,有人说前后流放过两次,即怀王时一次、顷襄王时一次。但据《史记》记载,怀王听了上官大夫的谗言后,“王怒而疏平”,只是疏远不信任屈原,并未流放。在顷襄王时,由于上官大夫的进谗,“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一带。屈原被疏被迁,原因有二:一则是楚国统治者腐败无能,得过且过,不图革新;二则是屈原的政治主张与当局不合,而屈原又生性耿直,缺少迂回周旋、从容应付的能力。凡是个性很强、诗人气质浓的人,必然要造成与环境的矛盾,互不相容。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功的诗人往往是失败的政治家,政治上的失败却造就了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无不如此,李煜更是这样。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其中《怀沙》还全文引录。《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但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辑录的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共11篇)、《天问》、《九章》(共9篇)、《远游》、《卜居》、《渔父》,把《哀郢》、《怀沙》归入《九章》中,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宋朱熹《楚辞集注》从王逸。现代研究者多数认为《招魂》应遵从《史记》,为屈原作品,先师胡小石先生对此曾进行多方论证。《远游》、《卜居》、《渔父》3篇,现代的多数研究者认为非屈原之作。

《楚辞》是中国诗的另一个源头,跟《诗经》并无继承关系。当然,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屈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诗经》的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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