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学术道路上的“理想”之思
这些年，身边有几位老师和同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郭老师一直坚持从不同侧面关注着理想问题，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成果。他们问我，为什么对理想问题如此“情有独钟”？
回顾我的学术历程，确实是这样的。1982年8月24日，我在《新华日报》发表《共产主义理想人格浅谈》一文。这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不长，只有1600多字，谈不上有多深邃的见解、多新颖的观点，但其中就提到了“理想”和“理想人格”等关键词。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再到新世纪初、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对理想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一直持续着。坦率地说，这其中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或者说是从偶然到必然的过程。前期，是对社会热点问题有感而发，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后来，随着对伦理学研究的加深，愈加强烈意识到理想问题的关键性，便有意识地坚持和加深对此问题的研究。伦理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归根到底在思考“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好的人生”，这就是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理想，是对伦理学本质问题的深度追问，是在追求一种超乎现实的道德境界。正因如此，理想问题才展现出无穷的思想魅力，引领我持之以恒关注思考。
上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选择谈理想问题，与那时候大家广泛关注的一场人生观讨论有关。1980年5月，发行量超过2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历数了作者受到的教育与现实相差太远所带来的困惑、理想从建立到幻灭的过程、寻求友谊和爱情时遭到的背叛、在寻找人生意义时感到的茫然。其中，“潘晓”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文末还写道：“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潘晓讨论——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事件后来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这场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但其中首提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却在全国伦理学界萦绕多年，相关讨论越来越深化。在伦理学课堂上，同学们也会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争论。“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对于“潘晓”这个观点，我认为是片面的，这实质上涉及伦理学中的理想人格或者说道德理想问题。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理想的设定可能不尽一致甚至背道而驰，但却不能因此就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不能因为“实然”的不足而否定“应然”的价值。
我这篇文章专门谈共产主义理想人格。那时，一提到共产主义理想人格，有人便觉得这是“假、大、空”的说教，如果有谁按照这种人格的要求去做，便认为他是“假”或“傻”或“正统得可笑”。我在文中分析了共产主义理想人格的内涵和本质，列举了现实生活中的先进典型人物，说明“理想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认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人格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生活在世，就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如何做人的问题，并且必然产生各自的标准。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能给人以鼓舞、教育和鞭策，正像在沙漠里走路需要路标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步，亦需要以理想人格为榜样。
文章发表后，我对理想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并没有停止。1985年，我又和潘洁老师一起完成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旨在解开理想教育中的若干理论困惑。文中，我区分了科学理想与非科学理想，认为“人们在思想上确立起来的，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经过奋斗能够实现的想象和目标才谓科学理想，它表示对未来事物的合理的追求和向往”，这不同于空想、妄想、幻想。理想有不同的层次，包括社会理想、道德理想、职业及其成就理想、生活理想等，而社会理想是最根本的，既规定和制约着其他理想，又不能脱离其他理想而孤立存在，必须使之与其他理想统一起来。我还谈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与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一致的。脱离群众的实际利益，把理想教育变成抽象空洞的讨论是不会有成效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讲物质利益，而是如何讲物质利益。除此之外，我还围绕理想与现实、远大理想与阶段理想的关系阐发观点。这篇文章先是提交给1985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伦理学会第四次讨论会，后来在1988年收入中国伦理学会编著的《道德与改革》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篇文章基本上把相关问题讲清楚了。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和践行着这样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初，受市场经济浪潮下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冲击，青年群体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又一次站在了理想选择的十字路口。1993年4月，南京大学校报编辑部收到一份署名为“柯望”的来信，信中诉说自己的困惑：“现在，没有理想成时尚了……有一次春游时，大家在一起闲聊，团支部书记讲理想，大家都感到好笑。有理想有追求的人似乎活得都很累，没理想没有追求的人反而叫人看了似乎很充实……有些事情，用理想解释不通，用功利一说就明白了，功利真是解开一些困惑的钥匙吗？”这封信在校报刊登后，全校同学就此问题畅所欲言，一场名为“重塑理想”的讨论迅速展开，并有许多教授、学者纷纷发表意见。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较大篇幅刊登了相关通讯报道，把讨论及时推向全国，大批高校学生、部队官兵等参与讨论。我迅速断定，这个讨论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就是因为把一些难以回答或无从得到明确答案的问题摆了出来，激起了大家的共鸣。
这场讨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恰恰是我长期思考关注的理想问题、人生观问题，也激发了我的讨论热情。那段时间，我在《党建研究》《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紧扣大家讨论的热点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直接回应青年群体的思想困惑。在中组部主办的《党建研究》杂志，我发表《谈谈理想问题》一文，重申对于理想问题的基本认识。那时，《新华日报》推出“理想啊，怎么越想越累？”专题沙龙，我以《让理想伴你远行》为题，和读者进行文字交流。在江苏省委主办的《群众》杂志，我以《理想“越想越累”吗？》为题，引导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我的观点是，青年人要先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切忌忘记社会理想为何物而大谈“自我实现”“自我设计”，不能以个人利益为最高原则而排斥了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青年人要让理想构筑在现实的土地上，而不能以拔苗助长、一口气吞下一个太阳的方式来追求理想，也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套上理想的光环；建议青年人摆正理想与功利的砝码，走出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沼；青年人要把个人理想融入共同理想之中，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而不能满足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应该说，当时这场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引导青年走出思想误区，正确对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摒弃“理想虚无论”的观点，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对理想问题思考的日渐深入，我认识到，对青年群体的理想重塑，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既要深挖科学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看待理想问题，又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资源和营养。1995年开始，我重点研究儒家的理想人格问题，并和伦理学学科的其他同仁一道，推出一批相关研究成果。
通过仔细研读儒家经典，理解儒家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理想人格问题是儒学的重大关切之一。从道德实践看，理想人格问题也一直是古人从事道德修养所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先秦的“圣贤理想、君子人格、大丈夫精神”到宋儒的“孔颜乐处、圣贤气象”，都在教导人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关切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而言，儒家伦理思想中有两类理想人格是世人所推崇的：一是圣王人格，一是君子人格。前者是儒家所设定的做人的最高典范，后者是做人的一般范型。在孔子看来，圣人是至高、至大的理想人格，孟子、荀子等都对此进行发展和完善。但对于普通人而言，理论上的圣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儒家树立起君子人格，这对普通修养者来说是切实可行、贴近实际的道德偶像和学习楷模。简单来说，君子有重义轻利的素质、安贫乐道的风范、自强不息的精神、坦荡宽容的品行。
儒家的理想人格，对于处理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奋发向上的大无畏开拓胸怀和对国家、对民族、对真理的奉献精神，对于帮助青年群体振奋精神、走出迷茫具有直接价值。后来，我对老子《道德经》中的理性人格思想也有了一些分析探讨。我的这些思考，在几篇论文中作了集中阐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理想信念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激发我对理想问题的再度思考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对此，我发自内心地认同，这抓准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正视的关键问题。2017年9月，中宣部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治国理政论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列理论研讨会”第四场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全面从严治党”。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为题，交流了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意义、判断标准和实现途径。后来，这些观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