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何去何从？

汉学，何去何从？

张穗子 译

面对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划时代的巨著，我为这次学术讨论会所做的努力显得很有限。不能说我真正理解了于连的全部观点。但是，我对他已有的了解，仍有助于我从批评的角度审视当代陷入深刻危机的汉学。“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1975），我在北京学了一年中文。在此期间，我与于连很可能在北京语言学院见过面。他从1975年到1977年，曾先后住在北京、上海。那时我们大概互不相识，今天我们却拥有同样的经历背景。我们都知道，在大喇叭播放出的早、晚新闻中，一个名字的出现或失踪，预告着重大的历史变迁。人名名单不只是人名排列，也是一种政治程序。当年的阅历使我们明白：在中国，每一个不显眼的细节都有含义。也许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它使于连的汉学著作与其他汉学家的如此不同，也使他在美国、德国汉学家中至今没有地位。不论是那些考证文字的汉学家，还是那些注重意识形态的汉学家，都不喜欢他的著作。美国没有受到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冲击，那里的一些汉学家仍能在传统的气氛中，进行纯文字考证。对这些汉学家来说，于连是一个形而上学者。而那些执着于意识形态的汉学家，他们犹如马克思主义的接班人，把阶级斗争的词汇融入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这些汉学家来说，于连在政治上是误入歧途。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语的胜利进军，在汉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印象：似乎高水平的汉学仅存在于英语国家。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例如，以美国为标准的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说，德语国家的汉学不过是一个小吃部。作为母语是英语的汉学家有一种优越性，他们容易被世界了解，他们的著作也能在世界范围内被阅读。这一种优越性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借助于全世界通行的母语，他们可以在世界各国出版自己的著作。—— 也许除了中文以外，他们不需要努力掌握其他外语。坏的方面：因为以自己处于优势的语言体系和封闭的思想体系为标准，必然不会将目光投向其他的语言和不同的思想。谁不能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那样写作，谁不能符合北美汉学家的集体思路，谁就没有希望在英语国家办的专业杂志中发表自己的论文。人们喜欢说起欧洲的反美主义，却从未说过潜在的美国反欧主义。显而易见，欧洲的研究成果经常由于语言和思想方面的原因，被美国国际会议论文出版物拒之门外。对此可以举出一系列的例子，但是最好还是免去这种痛苦的罗列，以便直接涉及主要问题。

美国汉学的主流，特别是在现代、当代汉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追随着两种预定的思想和一种延续下来的方法，即：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后殖民主义话语以及一个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很成问题的教科书学术方法（教科书学术 + 即时实用文学理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汉学研究迟早会脱离科学的轨道。总之，欧洲是潜在的对手。老欧洲—— 从黑格尔（Hegel）、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开始 —— 喜欢引用一个否定性的目录来描述中国与欧洲的不同。在这方面于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美国却喜欢以“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论点，来强调东西方原则上的平等。于连像德国波恩大学退休汉学教授陶德文（Rolf Trauzettel）在他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具体地否定：中国古典哲学家拥有那些在欧洲哲学核心中决定哲学本质的哲学概念。无论是他的哪一部著作，都充满了大量的下述观点，以致不必再为它们引证出处：在古代中国，没有存在的概念，没有上帝的概念，没有上帝启示的概念，没有真理的概念，没有自由的概念，没有独立的概念，没有主体的概念，没有主观性的概念，没有内向性的概念，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在对话中进行论证并说服别人的才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公开的演讲，没有公开的质疑，没有美学的概念等等，我赞同于连的这个否定性的目录，但我不赞同他由此引出的如下论点：

如果有人对我说：‘中国的思想不是哲学的’，我会说：‘对，因为中国思想原来可以发展成为哲学，但是它没有选择这个发展方向。’

对欧洲这种个人发出的声音，汉学界的美国思想群体以及其他国家中跟随着它的一些代表，异口同声地说：中国哲学早就拥有一切与欧洲哲学同样的核心问题。他们经常在无意中使中国哲学处于理所当然的先驱地位。美国汉学家中很少有人会有一种清晰的历史意识，他们经常喜欢把不同世纪、不同时代的各洲混淆在一起。从这种方法产生出令人质疑的研究成果，它带来了无人敢得出的结论。例如，最近有人断言，中国从孟子以来就有了欧洲直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时代才逐渐形成的解释学。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哲学史必须重写，更确切地说，整个哲学史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希腊或者从德国开始写。那么狄尔泰（Dilthey）和伽达默尔（Gadamer）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支流。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敢这么做。

最令人不安的不是政治正确性这种意识将导致严格地重新讨论以往的历史和历史学。最令人不安的是政治正确性这种意识将西方作为评论中国的唯一标准。对此，于连曾明确、公开地表示反对。实际上，从政治正确性出发的汉学家们，他们对中国所做出的各种肯定，仔细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些投出去又飞回原处的飞镖。西方学者如果从原则上承认，中国拥有欧洲才会有的特点，实际上是把中国拉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按照这种方式，中国没有任何自己的特点，而只有欧洲也有的特点。虽然一些学者会对中国比欧洲更早，或是更晚拥有这些特点做出解释，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学者只是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于连所主张的那条穿越中国走向自己的迂回道路。人们只能从别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人们在与陌生人的接触中，只能重复自己，而不能通过别人对自己提出疑问，或者不能让他人提出疑问。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美国汉学家只会盯住自己。在他们那里，听不到于连根据帕斯卡（Pascal）的“摩西（Moses）或中国”反复强调的二者选一，而只能听到唯一的原则“摩西（Moses）”。与少数敢于提出中国不同性的欧洲汉学家相比，主张政治正确性的美国汉学家更“欧洲主义”。

汉学在自己的学科之外没有什么地位，根源在于汉学家们没有历史性的思路。因此我经常开玩笑地说，大部分汉学家们不会思考。如果人们不希望有一天自己成为科学嘲讽的对象，就应该返回到起点，用批评性的方法去比较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能用西方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典哲学，这是当前非常时髦的一种方法，而只能把东方、西方真正的同时代人彼此并列，这就是于连的方法。他把中国古典哲学家与希腊古典哲学家进行比较。但是人们会发现，不少汉学家根本不想以于连为榜样，他们通常更喜欢用尼采（Nietzsche）和德里达（Derrida）来解释庄子，因此他们把古代的道家作为尼采和德里达的先驱。除了现在住在法国南方的德国哲学家君特·沃尔法特（Günter Wohlfart），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像巴黎汉学家、哲学家于连那样使用这种同时性的比较？原因很简单，汉学家，至少是美国汉学家，基本上不掌握古代的欧洲语言。他们不懂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另外，他们出于一种完全错误的考虑动机，认为必须使中国比它原有的样子更现代。他们这样做，当然也多半误解了自己的文化。

总之，美国汉学界不太可能喜欢于连，因为对那些主张政治正确性的人来说，他必然带来一种挑战。特别是他坦率地反对世界的美国化。另外，他与陶德文一样，把中国看作是成功抵抗美国影响的唯一希望。在此，应该公平地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于连为进一步认识欧洲，也编排了一个否定性的目录：欧洲没有气的哲学；欧洲不能与事物共处一体，去体悟事物，而只能面对事物，去思考事物。第二，这位巴黎哲学家在德国汉学界也没有地位。虽然长期以来几乎他所有的著作都被译成德文出版，但是他只在汉学专业之外受到赞赏。显然，德国有不少汉学专业的代表受到美国的影响。老欧洲与少年美国之间的某种文化斗争，也呈现在汉学领域。尽管老欧洲目前处于一个不利的起点，尽管老欧洲有不少弱点：它使用多种语言；它复杂的历史告诫人们在科学上没有捷径，应该小心谨慎。但是我敢说，从长远来看，老欧洲将在这场文化斗争中获胜。

二

我对欧洲在文化上“对抗”美国所抱有的信心，跟美国汉学界第二个思想因素（后殖民主义话语）有关。这个思想因素像瘟疫一样侵入美国汉学界并开始损害它。请不要误解，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要保留我原来对美国汉学所做出的高度评价，在目前显得越来越困难。这是近几年来，我越来越多地对后殖民主义表示批判的原因之一。我不持反美观点，而是为美国从前很高的学术水平下降担忧。后殖民主义是一个用来谴责欧洲的思想武器。它将现存的科学解释为纯西方的科学，就好像科学不是全人类的财富，而只与某个国家或地球的某一部分紧密相连。后殖民主义把欧洲对中国的思考嫁接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言而喻，在科学上，中国追随着美国。从下面可以看到中国反对于连：

赫尔措格：在中国人们如何讨论你的著作？

于连：我的著作在中国经常受到批判。有人对我说，我对另外一种文化感兴趣，只是为了通过它得到好处。我应该中国化。

于连很少去中国，因为他到中国后，什么都不再认识。他承认，他思考中国的原因是出于欧洲的利益。但是中国如此生硬地批判他，这难道是对的吗？哪一个法国的罗马族语言文学家会期望一个中国的罗马族语言文学家法国化？哪一个德国哲学家会要求他的中国同事日耳曼化？于连要求从外部远距离地来看欧洲，也就是说，从中国来看欧洲。他的这种要求本应得到高度的赞扬，而不是轻蔑的指责。他以穿越中国走向自己这样一条欧洲的迂回道路继承了一个很少被注意到的欧洲传统。法国医生和作家维克托·塞加伦（Victor Segalen，1878—1921）在论异国主义的美学著作中（Essai sur l'exotisme）要求东方旅游者应该从陌生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维也纳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要求欧洲应该学会从亚洲观察自己。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能超越美学理论，直到于连才使这种理论成为科学实践。不过我必须承认，至今我还不清楚于连对欧洲的认识是什么。看起来，他穿越中国的那条迂回道路还没有结束，他还没有回到欧洲。与此相比，他对中国古典哲学的解释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深度。这是一种我在中国同事那里经常找不到的深度。法国人于连能够比一个中国哲学家更深刻地解释中国哲学，肯定与他从外部进行考察的立场有关。他是用另外一种哲学语言来看中国思想，无论这种语言是希腊文、拉丁文还是法文。同时，他是从另外一个思想体系来看中国思想。因此，他才会发现差异与疑问。正是这种差异使他能够重新去了解至今被主观判断为没有价值的对象。例如，从黑格尔到现在，孔子经常被当作一位过时、平庸的思想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德国，我曾不得不经历这方面的教训。于连的著作能让人开始重新思考。就这点而言，他反对中国化，有益于科学。他不是去重复中国的解释，而是为深刻地了解那些不显眼的细节，敞开一个远景，并承认中国文化有自己不同于欧洲的特性。

三

于连没有仇恨。这种仇恨今天危害着科学，仇恨的理论也总是一些可以预料到的老调重弹。在于连那里，科学重新变得引人入胜，充满了未知数。我这样说自然另有含义。现在人们经常可以事先预料到不少汉学家著作中所涉及的结论。这些结论与集体性的思路有关。这个思路来自美国，目前正在欧洲扩大它的影响。人们引用同样的原始资料：目前是后现代的法国哲学；人们引证同样的理论：目前是后殖民主义和性别研究；人们使用同样的概念：目前是（城市）空间、性别、他者、自我等等；人们列举同样的权威：目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 Jameson）、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特别是人们看同样的教科书。在这些教科书里，通过翻译摘要性地介绍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理论。每个人都可以援引原著最难被看懂的那些欧洲哲学家的思想，就好像这些哲学家是家中的常客，这种情况已不足为奇。在这方面，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最突出的例子。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章，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写的，都会提到他。但是，能看懂原著的人都知道，谁对犹太学没有足够的知识，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在集体性的思想交流中，报刊评审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拒绝一切不符合标准的思想。在美国，学术自由只对那些既不发表文章，又在大学中没有职务的人有效。那些仿佛写在制图板上的汉学研究，究竟有多大价值？我常有一种感觉，我不仅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胡言乱语，也被迫听到了一些被预制的思想杂技。

像陶德文和他的学生们所代表的波恩学派一样，于连同样不属于这种即时实用理论。陶德文和他的学生们喜欢引用被禁忌的法国汉学家马塞尔·格内特（Marcel Granet）的思想，他们长期分担着由于连造成的令人喜爱的命运。他们都不属于主流。但是在今天，也许只有从边缘才能维护欧洲原有的仔细阅读的高尚道德。于连几乎没有引用法国后现代主义来接近中国古代的对象。他努力使用在雅典和罗马哲学学派学到的哲学概念，来区分中国思想轮廓。今天许多汉学家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概念肯定会使这些汉学家产生疑问。然而正是在这里，放着一把既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又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人的钥匙。应该看一下，巴黎汉学家如何整理中国古典哲学特点的碎片。从政治正确性的标准来看，他是完全不正确的，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他是完全正确的：古典希腊、罗马的概念触摸到了自己和早期中国思想的区别，同样也触摸到了欧洲与中国在时间与四季上的差别。于连敢于为中国的时间与四季下定义，这曾被看作是有损名誉的行为。几十年前，有一个著名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有与欧洲同样的时间概念。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因为它只能继续把我们引向“汉学的迷途”。我们宁愿转向另外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我们在迂回的道路上更好地了解陌生人和自己？欧洲通过中国，中国通过欧洲？这只能是一种希望。这种希望有两个前提：确切掌握各种语言知识和语言背后的历史。只有这样，汉学才能成为知识性的对话。陶德文和于连已经这样做了。

2004年11月

1. 我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个已经被简单化了的流行术语，人们用它来尽力回避那些对中国的固定描述（“中国没有……”“中国人是……”）。在其它情况下，我很明白这个术语的复杂性。参见Marc Fabian Erdi：Die Legende von der politischen Korrektheit．Zur Erfolgsgeschichte eines importierten Mythos．Bielefeld：transcript 2004．
2. 我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关论文，在此不再一一列出篇名。
3. 参见Karl-Heinz Pohl的论文：Zur Diskussion über Theorien im interkulturellen（chinesisch-westlich）Kontext或Ein Amateurversuch in Richtung Metatheorie，in：Berliner China-Hefte 23（2002），S.41-53．
4. 为了把老欧洲与新欧洲加以区别，新欧洲乐于不多加思索地接受美国的思路。
5. Franois Jullien：im Gesprch mit Roman Herzog：Chinesisches Werkzeug．Eine fernstliche Denkposition zur Archologie des Abendlands，in：Lettre International 64 / Frühjahr 2004，S.91 a.
6.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见我的论文：Chinese，Hermeneutics-A Chimera？Preliminary Remarks on Differences of Understanding，in：Ching-I Tu（Hg.）：Interpre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York u.a.：Transaction 2005，S.311-319．
7. Franois Jullien：im Gesprch mit Roman Herzog，S.98a.-顺便提一下，北京清华大学的肖鹰认为：中国对于连的评价并非如此极端。
8. Franois Jullien：Der Umweg über China．Ein Ortswechsel des Denkens．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Mira Kller．Berlin：Merve 2002，S.144，148．
9. Franois Jullien im Gesprch mit Roman Herzog，S.96c.
10. Victor Segalen：Die sthetik des Diversen．Versuch über den Exotismus．Aufzeichnungen．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Uli Wittmann．Frankfurt：Qumran 1983．
11. Wolfgang Kubin：Schlanke Flamme oder schmale Leier．Hugo von Kofmannsthal und China，in：minima sinica 2/2001，S.118-130．
12. 于连（Franois Jullien）有开创性的著作，如：ber das Fade-eine Eloge．Zu Denken und sthetik in China．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Andreas Hiepko und Joachim Kurtz．Berlin：Merve 1999；ders.：ber die Wirksamkeit．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Gabriele und Ronald Voullié．Berlin：Merve 1999；ders.：Der Weise hngt an keiner Idee．Das Andere der Philosophie．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Markus Sedlaczek．München：Fink 2001；ders.：ber die »Zeit«．Elemente einer Philosophie des Lebens．Aus dem Franzsischen von Heinz Jatho．Zürich-Berlin：diaphanes 2004．
13. 有关这个问题，请参见 Merkur 665/666（Sept./Okt.2004），Sonderheft zum Thema Ressentiment！Zur Kritik der Kultur.
14. Franois Jullien：Umweg und Zugang．Strategien des Sinns in China und Griechenland．bertragung ins Deutsche von Markus Sedlaczek．Wien：Passagen 2000，S.214f，231．
15. 请在此参见我的论文：Zeitbewutsein und Subjektivitt．Zum Problem der Epochenschwelle in China und dem Abendland，in：Hans-Jürgen Gawoll，Christoph Jamme（Hg.）：Idealismus mit Folgen．Die Epochenschwelle um 1800 in Kunst und Geisteswissenschaften．Festschrift zum 65．Geburtstag von Otto Pggeler，München：Fink 1994，S.325-336．
16. 请在此参见我的论文：Der Holzweg der Sinologie，in：Ingrid Krüssmann-Ren u.a.（Hg.）：Der Abbruch des Turmbaus．Festschrift für Rolf Trauzettel．Nettetal：Steyler 1995，S.15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