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辗转求职

1943年的寒冬，川北边境的山路上，一群群逃难的老百姓踽踽而行，他们衣衫褴褛，面带饥色，有些还拖家带口、扶老携儿，一看便知都是从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逃出避难的人们。王世襄和几位同学也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自11月时挥别父亲，离开北京城，开始踏上往大后方的路途，奔波行进将近两月。先由商丘坐排子车，穿过了皖北界首的日军封锁线，又绕道河南、陕西两省，有时坐敞篷运输车，有时只能徒步前行，一路上可谓担惊受怕，饱经风霜雨雪。1943年岁末，王世襄终于进入了四川境内，从这段行程中，他目睹了中华大地因战事而民不聊生的景象，希望能在大后方，找到谋生立足之处，发挥所学之长。

王世襄到四川后首先来到成都，当时因抗战内迁的北方各高校联合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¹⁾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燕京大学在北平的分校遭日军侵占封闭后，原燕大的师生迁往西南，也已在成都复校，成立燕京大学成都分校。因复校不久，教师紧缺，恰王世襄从北京到来，梅先生很希望他能留下，力邀他作中国文学系的助教。但王世襄觉得自己所学不足为人师表，而且志不在成为国文教员，他一心希望能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尽管成都是当时西南条件最好的城市，他还是婉言谢绝了梅校长的好意，重新上路，离开成都，决定去重庆。

战时的重庆，云集了大量迁往西南地区中央机构的办事处，故宫博物院的办事处便设于重庆南岸的海棠溪。王世襄到重庆后，首先去办事处求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²⁾。马衡早年在北大任教，后因清华国学院王国维自沉未名湖和梁启超逝世，陈寅恪于1928年提议聘马衡为讲师从教清华国学院。但从1935年起，马衡先生一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为故宫资深院长，为故宫博物院服务了27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衡与王世襄家颇有渊源，他与世襄父亲是上海南洋公学的同窗，后又同在北平为官，而逢故宫有外宾参观时，马衡还会邀世襄父亲王继曾陪同接待，遇有外文函件也常请他代为故宫翻译并拟复函。故宫南迁之前，世襄父亲还曾受聘为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两人可说交谊深厚。王世襄小时便知道有位父亲的同窗好友马老伯，马衡也可说是“看着世襄长大的”前辈。现在抗日大后方的重庆见到马院长，王世襄便直截了当地向其表达了自己希望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之愿望，渴望能有机会尽自己所长，献身中国的文博事业，马衡院长听了世襄的话后，深为其热切而感动，当即表示：“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欢迎！”

然而，当时故宫文物“西迁”后，为防止日军偷袭掠夺，都保存在四川乐山、峨嵋山和贵州安顺的山洞里，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几乎因战事而停止了。所以，马衡院长在答应世襄留任的要求后，也只能坦率地告知他若想在故宫工作，目前只能是人事秘书之类的行政管理。王世襄了解这一情况后，觉得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伏案写公文乃至做些应酬工作，无法看到文物，更学不到知识；对自己一心想做的研究也无法开展，于是，他爽快地将这一想法告诉了马衡先生。马院长明白了他的心意，毫不介意地答应说：“那也好，将来故宫复原，肯定要增加研究人员，那时你尚可参加。”尽管当时王世襄没有留在故宫，但与马院长的这次见面，已吐胸臆，无疑让他与故宫博物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后，他最终得以进入故宫博物院，并走上文博家的发展道路，无疑与马衡院长的关怀、提携密不可分。

离开故宫办事处后，王世襄思忖再三，又来到位于重庆聚贤新村的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希望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历史语言研究所主要从事考古、历史、语言等相关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史语所成立初期分设3组，第1组为史学组，第2组为语言学组，第3组为考古学组，李济长期任第3组主任。到1934年时，又增设第4组，即人类学组。

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汇集如李济、梁思成、梁思永、吴金鼎、董作宾、郭宝钧、刘尹达、夏鼐、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在内的大量有识之士，其所长傅斯年⁽³⁾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王世襄到了办事处想求见傅斯年所长，但他与傅先生素昧平生，又无人引见，自然不便贸然求见。正当他徘徊犹豫之时，一个清瘦微微有些背弓的身影渐入他的眼帘，王世襄遇到了梁思成先生。

梁家与王家是世交，梁思成的父亲、清末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还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而梁思成又与世襄的大哥王世富⁽⁴⁾是清华的同学，后来两人又同时留学美国。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娴，则又是王世襄母亲金章的闺中密友。王世襄在燕京大学时，还与梁思成的外甥是同学，同住过一间宿舍。梁思成先生此时认出了王世襄，尽管两人在北平时仅有几面之晤，但这次在重庆的不期而遇，彼此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当时梁先生恰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当他了解到王世襄想求见傅斯年所长时，便主动代为引见，并陪同他去傅斯年处。王世襄终于见到了傅先生这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并向其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愿望。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办事认真，当即便询问他之学术背景，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

谁知，傅斯年一听立刻断然拒绝道：“燕京大学出来的人，根本不配进我们史语所！”当然，傅先生的话，兴许太看重学校背景了，也确出乎世襄的意料，弄得介绍人梁思成也没办法。这可能因为当时燕京大学，没有像清华国学院那样曾有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国学大师任教过，所以傅斯年竟会以毕业学校来论人才了。傅斯年的冷遇对王世襄来说仿佛当头浇上一桶凉水，不禁有些挫折心冷。一旁的梁思成看出了他的失落，也看出了王世襄对文物事业的一片热诚，想起了自己任职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应多吸纳像他这样有志的青年，于是便对他说：“你的志愿是搞美术史，如对古建筑有兴趣，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职位是助理研究员。”经历过两次满怀信心的求职不成，特别是被傅斯年冷淡地拒之史语所门外后，在这样的进退为难时刻，难得有梁思成先生之提携，王世襄一时真有“莫愁前路无知己”之感，于是便欣然接受此聘。

说起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营造”一词在古语中即“建筑”之意，可理解为“中国古建筑学社”，1929年在北京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是朱启钤⁽⁵⁾。中国营造学社的日常工作，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最初的办事地点，设在北京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由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抗战开始后，他们带领一批青年学者辗转入四川，继续研究工作，工作机构设在李庄。

由于梁的提携，王世襄走入了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1944年1月，他跟随梁思成先生乘江轮溯水而上，前往距离重庆200公里的李庄。在这长长的200里水道上，面对那烟波浩淼的长江，面对两岸崇峻秀丽之风光，梁思成先生与王世襄谈起自己对战时古迹保护的些许忧虑，随着战事之进展，中国文物被破坏的事例也逐一增多，这确令梁百思愁结于心间。当他们俩谈起那些令人心醉的古刹、宋墓等古建筑时，无不令小于梁十多岁的世襄所神往。正是这一刻的变化，梁思成将年轻的王世襄引入了另一片崭新的文化世界，并成为日后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