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修身篇——自修求强,自己做主

第一辑 修身篇——自修求强,自己做主

“诚、敬、静、谨、恒”是曾国藩的修身五字。修身,须以“诚”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强修养,做谦谦君子;要淡泊、豁达、宽容、勤俭、廉洁、忍让、恭敬,方能游刃有余,铸造精神,升华价值。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业。

致沅弟:至于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原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二十一日来信,俱悉一切。

弟辞抚之意如此坚切,余二十二日代弟所作之折想必中意矣。

来信“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十字实获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请将钦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兹将片稿抄寄弟阅。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犟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巢县既克,和、含必可得手,以后进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函告鲍、萧、彭、刘四公。余相隔太远,不遥制也。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弟公文不宜用“咨呈”。用“咨”以符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译文】

沅弟左右:

二十七日接到贤弟二十一日的来信,所有情况都已知晓。

既然贤弟对于辞去巡抚之职的决心如此坚定迫切,那么我二十二日代你写的奏折也一定符合你的心意吧。

你来信中说“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这十个字实际上说出了我的心声。今天我有一片折子,也是请求把钦篆、督篆这两官位分出一席,另外选一名大的官员来担任这一职位。现在将稿子抄给你看。我们两兄弟要常存一颗兢兢业业的心,将来如能遇到机会,就能抽身而退,这样才可以善始善终,这样应该能避免犯大的罪过了吧?

至于担当大事,全凭“明强”二字。《中庸》中所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其要点就是要使愚蠢变为贤明,柔弱变得坚强。弟一向本性很倔犟,不可因为处在高位就立刻去改变。要知道凡事没有倔犟的志气是做不成的,没有刚毅的性格也不能成大事,即使是修身齐家,也必须以“明强”二字作为修身的根本。

巢县既然已经攻破,那么和、含等地也一定能够到手。日后进攻二浦,希望你能够自己主持大局,并写信给鲍、萧、彭、刘四位将军。因为我离你太远,不能遥控指挥你。

顺便问候近况可好。国藩手草。贤弟的公文不应该用“咨呈”来写,用“咨”才符合通例。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使自己做成大事,内心决不能缺少一股倔犟的精神,这一点很重要。在生活中,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挫折,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摊烂泥,望天长叹,退步不前。曾国藩终生的信条是:欲成大事,“明强”为本。

曾国藩在给沅弟的信中强调《中庸》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点就是要使愚蠢的变得贤明,柔弱的变得坚强。其意是说,一个人要想在困难面前成为一个强者,光有勇气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也就是说必须从“明智”的“智”字做出来。这个“智”可以是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可以是不畏困苦的毅力,或者是另辟出路的智谋。只要能够自始至终都不屈服顺从,而不是一味强硬地去做,那便是明智之举。

譬如:子路问:“什么叫强?”孔子从容不迫地回答:“有南方的强,也有北方的强。南方的强,意指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面对蛮横对待也不报复,这是君子的强;用兵器甲盾当枕席,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不退缩,这是北方的强。”所以说,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政治清明时不改变志向,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正的强。

以勇士北宫黝为例,北宫黝肌肤被刺不退缩,眼睛被戳不逃避,不但如此,北宫黝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也不受大国君主的羞辱,听到斥骂的声音一定反击。这种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是外发的,这种人有某种体格或武功上的卓越之处。

再以孟施舍为代表,孟施舍对待不能战胜的敌人,就像对待足以战胜的敌人一样,即使自己的兵力比别人少,但士气高于对方、内心坚定,就一定可以打败对方。孟施舍认为,必胜的秘诀就是无所畏惧,这种勇气是内敛的,很不容易做到。像北宫黝、孟施舍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强者了,但是曾子这个人只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那就会“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使面对千军万马也不畏惧。由此看来,北宫黝只是好勇斗狠之辈,而曾子则被后人奉为“宗圣”。空有血气之强的勇士,仍是远远不及拥有明智之强的儒者。

因此,曾国藩作为曾子的后人,以自身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在曾国藩的思想中,认为“思必明,柔必强”。从孔子对南方之强的见解来看,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以道德的实践者为真正的强者。

此外,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也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起,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候再俯首服输,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再者,我们正处于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闹出大祸。

由此可见,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

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也是很坚强倔犟的。从曾国藩的诗文和军事生涯中都可以看出他意志坚强,并非懦弱之辈。他的诗文,很少有意味平淡之作,而多豪言壮语,雄奇之气溢于笔端,坚强的性格跃然纸上,如他30多岁做京官时作的一首诗: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刬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在书法方面,曾国藩不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而喜欢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字体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虽是小事,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有些善于识才的人仅凭一个人的字,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

致沅弟:凡郁怒最易伤人

【原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证果愈几分,凡郁怒最易伤人,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直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内疾外症,果然好了几分。凡属抑郁发怒,最伤身体。我有过错,弟弟尽管可以一一直说,不要埋藏在心里。凡是嫉妒我的人,都希望我弟弟做错事,只愿我弟弟对我不恭敬。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为兄做错事,只想我们兄弟不和。弟弟如果看破了这种世态,便会知道世道的艰险,那么心里就会自发地克制自己的忧郁,而心境也会反转为平和。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解读】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很多逆境,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和攻击,多于来自同僚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

曾国藩对弟弟们常说,“忍”是走出逆境的良方。弟弟曾国荃在湖北的巡抚衙门失了火,他说对外只能说是仆人不小心失的火,不可怀疑匪徒或仇家纵火。如果大惊小怪,胡思乱想,就会节外生枝,增加许多仇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处之泰然,行若无事。此外,曾国藩认为“忍”也是保养身体的重要因素。他说:“凡郁怒最易伤人。”他主张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要少恼怒就必须忍。他的弟弟曾国荃脾气十分暴躁,身体也不好。他在信中提醒弟弟:“凡是属于抑郁发怒的情绪,都最伤身体。弟弟性格十分偏激和暴躁,这恐怕就是导致患有内疾外症的原因。”所以要他修心以忍耐为主。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都善于忍耐,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三国时期诸葛亮侮辱司马懿的故事可谓人人皆知。诸葛亮六出祁山时,驻扎在五丈原。而司马懿自知不如诸葛亮有智慧,就采取拖延的战术而不肯出兵。于是诸葛亮就派人将一套女人服装送给司马懿,并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不敢出兵,就要恭敬地跪拜在地上接受投降;如果你还有些羞耻心,有点男人的骨气,就要立刻回信,答应出兵迎战。”司马懿看完信后,十分气愤。但是他却忍了下来,依旧坚守不战。没过多久,诸葛亮的将士又到营帐前来送战书,司马懿便问道:“你的主公近来可好?”将士则回道:“主公每天都军务在身,非常繁忙,只是有时候饭吃得少了?”司马懿听后,暗喜。在他看来,诸葛亮现在吃饭少,肯定撑不了几天。结果正如司马懿所料,没过多久,就有人报信说诸葛亮因劳累成疾,病死帐中。而司马懿则没伤一兵一将,不战而胜。这便是“忍”的结果。正如古人所说:“必须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触犯和忤逆,才能成就别人难及的事业功名。”

曾国藩十分明白这一道理,所以他对弟弟说:生活中,如果我有过错,弟弟一定要直言给我指出,而不要自己深藏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会生出病来。还有,作为官员,会有很多人都嫉妒我,而且还希望弟弟做错事情,希望弟弟对我不尊敬。而嫉妒弟弟的人,则希望哥哥我做错事情,如此来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导致我们不和。所以,弟弟一定要看破这世态,这样你就知道世道的险恶,而就不会凡事都忧虑和发怒,心境也会变得平和起来。

事实如此,生活中总会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去挑拨离间,而且斤斤计较得理不饶人,甚至会为了一点利益跟别人大打出手。所以,这种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而如果这些人都能看破这些人情世故,那么就会如曾国藩所说:“知道世上道路的艰难,那么内心就会更加抑制畏惧,心气反而会更加平和了。”

致沅、季弟:满招损,谦受益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做,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唯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

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

【译文】

沅、季弟左右:

沅弟因我批评指责的信,痛加引咎自责,害怕陷入危机,而想走上谨言慎行的道路,能够这样做,一定是弟弟终身得福的好事,也是我家的幸运,季弟的信也是平和温雅,比往年的极具傲慢之气强多了。

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入翰林院庶常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在屋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并请教他说:“这次进京城,请求祖父给予教导训示。”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完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是不要骄傲自满。满招损,谦受益,你如果不骄傲,就更好了!”这个遗训还没多远,到现在还如同耳提面命,回响不断。

现在我用这段话告诫两位弟弟,总以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唐虞时代,有个叫丹朱的恶人,傲慢;有个叫象的人也傲慢;桀纣的无道,说自己能力强,可以拒绝一切忠言,能言善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的命运受之于天,说敬重不必实行,这些都是傲的表现。

我自从八年六月再次出山,便努力戒傲,以改正自己没有恒心的毛病。近来又力戒惰字。徽州战役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点自以为是;失败之后,我就更加深入反省。大概军事上的失败,不是傲就是惰所造成的,二者之间一定占有一方面。达官贵人家的失败也如此,不是傲就是惰,二者必占其一。

我在初六所发的奏折,十月初可接到圣旨。我如果奉旨被派往外地,十天之内便要起程,兄弟远别,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相见呢?唯一希望的是两位弟弟戒傲戒惰,并嘱训诫各后辈子孙也戒这二字,遵守家规,那便是我心中莫大的欣慰了。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解读】

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遵循祖父星冈公的训诫:满招损,谦受益。因而他为人谦虚谨慎,无论对上级还是对手下,丝毫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也正是因为他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他才能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于不败之地。

在曾国藩看来,无论军事失败还是达官贵人家的落魄,都是因为骄傲和懒惰其中一点所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去掉傲字为第一重要。同时他还认为不论是聪明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欠缺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取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自己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幕僚出高招、献良策。湘军攻占金陵后,朝野官绅奔走相告,曾国藩每天都要多次接见向他庆贺的人,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同样意思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大体都是官样文章,无非说一些“英谋才略、戡定大乱”之类的话。曾国藩自然不会认真。

可是,有一封洋洋三千言、文采恣肆、寓规于颂的书信却引起了曾国藩的极大兴趣。上书人开头讲了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空拳与太平军相斗,号召学生子弟忍饥转战,备历艰阻但百折不回,终于成就大功的过程。文字简练有力,说到了曾国藩的心里。

书信的最末一段尤其让曾国藩掩卷沉思:两江总督不但手挽三省,而且管辖治河、漕运、盐法、水师等常人难以处理的事。国家和平时期只有才兼文武、有威望又知大体、可以信赖又有魄力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现在江南哀鸿遍野,西方各国又张开大口,群相逼伺,狡黠不可测度,如果没有安内攘外的本事,没有戡大乱于未萌的才能,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读着读着,不禁为上书人所叹服。更让曾国藩警觉的是,自己位高权重,应该时刻保持谦逊,切勿因功自傲。

曾国藩之所以成大事,有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与曹操的名言“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意思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胸怀广大,心平气和,从不居功自傲,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儒。凡是有人向他进言,对的就采纳,不对的他也不予以辩驳。他在安徽祁门时,在官署衙门里设置了一个信箱,上书告示:“本部堂示:凡言本部堂之过失、文武官之贤否、军士之骚扰者,投此桶内。不收词讼,投者焚之。”到了晚上,曾国藩就取出来审视,其中不可行的就搁置一边。

凡是读书人来求见的,不论是进谏还是来求职,曾国藩没有不见的。李鸿章曾经直言他的老师,说他“懦缓”,即做事胆小、谨慎太过、迟缓、效率低下。曾国藩并不怪其无礼,而是欣然表示同意。

曾国藩行为不傲,与祖父星冈公的教导有关。曾国藩离家进京之前,他侍奉祖父于阶前,向祖父请示:“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能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这段话对曾国藩影响很深,多年以后,他回想到这,仍如同“耳提面命”。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自己在官场上的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犟,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笔。《尚书·大禹谟》曰:“侮慢自贤,反道败德。”以自满对己,则止步不前;以自满待人,则贵己贱人,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自满者必自贵,自贵者必贱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尊重,就不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打掉傲气,谦逊待人。谦逊就是对自己的短处和不足有高度的自觉,永远以自己的短处和他人的长处相比较,虚心向他人学习,以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自满自足的人总是只见自己的长处和他人的短处,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而别人一无是处,于是自高自大,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能发现他人的优点,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谦逊作为一种美德,既能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对他人的尊重,又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

不但做人要谦虚谨慎,为官更要戒除傲气,虚怀若谷,采纳他人谏言。位高权重并不代表自己一定强过手下之人。只有虚心纳言,才能聚众人所长补己之所短,为国家出力。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试想如果项羽不是刚愎自用,能戒除傲气,虚心纳言,在鸿门宴中杀了刘邦,那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写法!刘邦若不是听取三杰的谏言,又如何能得天下?可见,骄傲自大的人难以成就大事!

骄傲是军事上最忌讳的。诸葛亮挥泪将骄傲自满的马谡斩首,只因为马谡自恃熟读兵法,满于厚重的兵家书卷,不听取他人的良言,最后失守街亭。要知道,作战兵法多变神奇,又怎能因饱读诗书而满?可谓人满则亏,物无止境!

官宦之家,因为手中有权有势,而比别人多了些许优越感,所以做起事情来,常常不会顾及很多,更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言谈举止则会表现出张扬和蛮横,处处给人一种仗势欺人的印象,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一种傲气和惰气,衰败也会逐渐显现。

因此,曾国藩写信给弟弟说,做官和做人一定要力戒骄傲和懒惰。告诫他们唐虞时代,丹朱就是傲慢的典型例子。真正有学问的人,则从不自满。

譬如,古代圣贤孔子可谓知识渊博,但他却从不自满。他始终教导自己的学生:“满招损,谦受益”。一天,他带着弟子子路去参观周天子的太庙,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外形很精巧的陶器,就问看庙的人:“这叫什么陶器呀?”看庙的人则回道:“这是放在座右的欹器。”

孔子听后,则说:“这个欹器,我听说如果装满水,它就翻倒;如果空着,也同样倒下。只有把水装得正好,它才能立着。是这样吗?”看庙的人回道:“是的,先生说的话没错。”

于是,孔子就叫子路取水来试验一下,结果确实如此。这时候,孔子叹了一声,说道:“世界上哪有‘满’了不倒的呢?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里面一定有深刻的道理啊!”

子路听后,也似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问道:“老师,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它不倒吗?”

孔子则说:“不能自满啊!这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就要谦虚而恭敬,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一个富贵的人,要勤俭节约,财产才不会减少;为官的人要勤于职守,不能懈怠;做学问的人,则更要听取别人意见,不要固执己见。我想这个放在座右的欹器大概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些道理吧!”

孔子一生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欹器的启示,所以从不自满,直到晚年,他还说:“如果能够让我多活几年,多读点书,那么我就可能知道得更多些,犯的错误也会更少些。”

由此可见,古代圣贤如此,何况我们现今的人们,更应该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无论治军还是公示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与人争夺功名,贪图权势。相反,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正是这种谦让退却的态度,使曾国藩保身有道,安享晚年。所以说,一个人要想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每天都有进步,那么就要常有一颗谦虚之心。

致沅弟: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原文】

沅弟左右:

十四、十五六日接弟初十日函,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二函。贼已回窜东路,淮、霆各军将近五万,幼泉万人尚不在内,不能与之一为交手,可恨之至!

岂天心果不欲灭此贼耶?抑吾辈办贼之法实有未善耶?目下深虑黄州失守,不知府县尚可靠否?略有防兵否?山东、河南州县一味闭城坚守,乡间亦闭寨坚守,贼无火药,素不善攻,从无失守城池之事,不知湖北能开此风气否?

鄂中水师不善用命,能多方激劝,扼住江、汉二水,不使偷渡否?少泉言捻逆断不南渡,余谓任逆以马为命,自不肯离淮南北,赖逆则未尝不窥伺大江以南。屡接弟调度公牍,从未议及水师,以后务祈留意。

奉初九、十三等日寄谕,有严行申饬及云梦县等三令不准草留之旨。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初十前。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子美倘难整顿,恐须催南云来鄂。鄂中向有之水陆,则格格不入者,须设法笼络之,不可灰心懒漫,遽萌退志也。余奉命克期回任,拟奏明新正赴津,替出少泉来豫,仍请另简江督。

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译文】

沅弟左右:

十四、十五、十六日三天收到弟弟初十来的信,十二日酉刻及四更两封信。敌人已经向东路返回流窜,淮军、霆军各近五万人,幼泉部的万人还不包含在内,而还不能与捻军进行一场交锋,真是可恨到极点!

难道这是上天的意愿不想剿灭这股敌人吗?还是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确实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眼前很担心黄州失守,不知道府城及其各县还可靠吗?是否有部队防守?山东、河南州县一向闭城固守,乡村也是闭寨坚守,敌人没有火药,一直不善于进攻,从来没有丢掉城池的事情。不知道湖北是否先开丢掉城池这个风气?

湖北水师不善于用命抵抗,能否多方面来激励他们,坚守长江和汉水,不让敌人偷渡呢?少泉说捻军绝对不会向南渡江,我则认为任柱以马为命,自然就不会离开淮河南北,赖文光也何尝不打江南的主意。几次接到你调动部队的公文,从来没有提到水师,日后还希望老弟一定要留心。

接到初九、十三等日所传来的皇帝谕旨,对湘军这次失败进行了严厉批评,革除了云梦等三县的县令。你的忧虑,我想一定比初十以前更严重。然而此时心力困顿,忧心忡忡,正是磨炼英雄,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直忍耐,慢慢地图谋自强的方法,因此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平日咬紧牙关,立下大志的秘诀,没想到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亥年间被京城权贵之人所唾骂;癸丑、甲寅年间被长沙的人所唾骂;乙卯、丙辰年间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兵败岳州、兵败靖港、兵败湖口,大概打掉牙的时候多着呢,没有一次不是和血而吞。你这次和郭军的战败,三个县的丢失,也如同打掉门牙的样子。你来信经常埋怨运气不好,这可不是好汉说的话。只有一个字都不说,咬紧牙关,慢慢图谋自强才可以。

子美如果很难整顿,恐怕必须要督促南云来湖北。湖北以前的水师陆军,有格格不入、与我之间有阻碍矛盾的,必须想法去笼络接触,不能灰心丧志,马上生出引退的念头。

我奉命在限定的日子里回去担任两江总督,打算奏请皇上让我在新年之前去往天津,替出少泉到河南来,依旧请朝廷另选人担任两江总督。

顺便问候近来状况可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

【解读】

曾国藩一生之所以成功,归结于“坚忍”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如果曾国藩没有坚强的意志和足够的忍耐,那么他的一生也必是失败的。”

由此可见,要想成就事业,坚忍是必不可少的。曾国藩一生遇到的困难无数,但他最终却能够克服困难,取得令人敬仰的成就,可见他具有钢一般的意志。对此,曾国藩这样看待坚忍: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的忍耐性格,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畏惧。这样才能够所向无敌。生活中如果有了这样的坚忍,就会大有所为。

1864年4月底,曾国藩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希望再占领该城,疏通皖南到浙江的粮道。这场仗关系十分重大,如果能取胜,则周围三县都有粮饷接济;失败,则三县皆保不住。

为此,曾国藩内心十分焦虑。他多次登楼观望,但依旧忐忑不安。到中午一场大雨的降临,更让他心如火燎。傍晚的时候,接到报信说各部因雨而失败,心中又担心又气愤。曾国藩看到进攻一直都无法取得战果,心中更是着急,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只顾盲目地下令官兵攻占城墙,结果被太平军瞄准时机,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打败湘军。

曾国藩狼狈地带着残兵逃回了祁门。他悲观地交代手下为自己准备好后事。但伤心之余,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放弃再次应战,而是重新考虑战略。为了稳定军心,他分别在安庆和祁门两处派兵坚守。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曾国藩自己驻守皖南,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同时,他给咸丰皇帝写了一封奏折,预测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如果皖南能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一定能攻破,那么局势就会有大的转机。他愿意苦守坚持。

结果,正如曾国藩所料,他的这一部署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从而减轻了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使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产生了矛盾,两军互相仇杀,为安庆会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便是困难面前,坚忍的表现。所谓: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事情的成功与否,就在于你的意志是否坚定。因此,在这封书信中,曾国藩劝诫弟弟心力困顿,忧心忡忡,正是磨炼英雄,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还说失败就如同打掉门牙的样子,只要你能忍住,咬紧牙关,慢慢图谋自强,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在现实生活中,因困难而放弃的人有许多,更多的则是他们因放弃而产生的后悔。所以,艰苦磨炼能铸造成功的品质。面对困境,具有一颗坚强的心是取胜的关键因素。因为坚强的意志可以坚定必胜之心,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我们一定要记住,当苦到极点和难到极点的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力气,更不是放弃,而是坚忍和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原文】

澄侯四弟左右:

二月初一日唐长山等来,接正月十四日弟发之信,在近日可谓极快者。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

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

此间鲍军于正月二十六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全行退出,风波三月,至此悉平矣。余身体平安,无劳系念。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译文】

澄侯四弟左右:

二月初一这天唐长山等人到来,为兄就收到了正月十四日弟弟寄出的信,在近些日子到达的信件中,速度也算是很快的了。

弟弟说家里子弟没有一个不谦和恭谨的,我看事实并非如此。我观察弟弟近日就开始心生傲气了。凡是敬畏别人、不敢对人妄加评论的人,都是谦和恭谨的人;凡是喜欢讥笑评论他人短处的,都是骄傲的人。对于营中的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位君子,弟弟都在来信中讥笑评论了他们的短处,而且有两三次之多。对于营中与你比较生疏的人,你都要毫不留情地讥笑评论,那乡间与你熟悉认识的人,自不必多说,你对他们的睥睨和斥责,更是可想而知了。弟弟尚且如此,那其余的子侄目中无人、藐视一切、信口雌黄的行径想必也不在少数。

古时有谚语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从此句来看,并非只有锦衣玉食、对人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才称得上是骄傲,其实言语间流露出的志得意满、毫无顾忌,开口闭口议人短长,这就是骄傲的极端体现。我正月初四的信中说戒除“骄”字,就是要以不轻易非议嘲笑人为第一要义;戒除“惰”字,就是要以不晚起为第一要义。望弟弟常以这两点来反省自己,并时时告诫子侄谨守。

这里鲍军于正月二十六日大获胜仗,去年建德大股敌军全部退出,三个月的风波,至此终于全部平息了。我近来身体无恙,健康平安,无须挂念。

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解读】

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要始终怀着敬畏的心对待别人,如果能作到不轻易对任何人进行评论,那么就能够使鬼服神钦,见识日进,正气日刚。否则,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必定有被别人看不起的那一天,所以不可不慎重。

曾国藩在这封书信中,对弟弟说,凡是属于敬畏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人都是谦和恭谨的人。凡是属于喜欢讽刺和批评别人短处的人都是骄傲的人。其意是告诫我们在修身做人上,一定要谨慎行事。这正如《周易·系辞下》中所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思想修养好的人,言语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一个极力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要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受人尊重。曾国藩实际上是个十分倔犟的人。特别是早年,曾国藩的脾气很暴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常常出口伤人,不顾及别人的脸面。

曾国藩常对家人说:“仁者,即欲立立人,欲达达人。”用孔子的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教导子侄尊重他人。他对同僚也非常友善,主张“说人长每长一分,说人短每短一分”。

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罗荣桓:“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罗荣桓元帅历经百战,还当过总政治部主任,值得称赞的地方有许多,而毛泽东同志特别赞扬他“不背地议论人”,令人深思。

对于背后议论人短长,古人也是十分慎重的,三国时名人李秉说:“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轻论人,勿轻说事,如此则悔吝何由而生,患祸无从而至矣。”的确如此,一个喜欢在背地乱评价人的人,如果不在言语上谨慎,那么往往祸患就由此而出。

此外,曾国藩还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不该轻易去嘲笑别人,因为有时候当你在嘲笑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嘲笑了自己。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两军交战,有一方士兵大败而逃,只要逃离战场有五十步的距离,对方就不会对自己的性命构成威胁。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撤退五十步的士兵嘲笑撤退一百步的,因为他们比自己更胆小。

其实,撤退五十步的人的这种嘲笑是愚蠢的。因为按照战场规则来说,他们或许是聪明的失败,而撤退一百步的人将最起码的尊严都丢失了,是彻底的失败。但这种嘲笑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只不过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同样也是临阵脱逃啊!所以说,嘲笑别人的同时,也嘲笑了自己。

为此,曾国藩说,要成为一个不骄傲的人,就要以不轻易议论和讥笑别人为第一要点。这是为官、做人所必须具备的品德,也是当领导的处理好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的准则。

譬如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时就应该坦诚相见,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消除隔阂,化解矛盾,增进友谊。如果对同事的做法不满或同事身上有错误,就要当面指出,帮助分析其错误产生的原因、后果及改正的办法,这样不仅可以使同事少犯错误,及时改正错误,还能增强同事之间的情谊,别人会把你当成好朋友。

还有,如果一个领导能够做到“不背地议论人”,那么他的手下也会被他坦然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高尚人格所感动,无后顾之忧,工作起来心情舒畅,即使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这样不但能够增强人的人格力量,还会赢得员工的爱戴,使领导与员工团结一心,创造出更辉煌的业绩。

因此,我们一定要谨记曾国藩的告诫,不轻易议论和讥笑别人,让自己凝聚更多的人脉,被更多的人所欣赏,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

致九弟:毋存郁损之怀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在湖口专丁送去一缄,至南昌由驿递发去一函,均接到否?不接我弟家信已四十日,焦灼之至,未审弟病已痊愈否?余于二十四日出省城登舟,二十五日开船,二十六午刻至瑞洪。闻吴国佐二十七八可至南昌,故在此稍等。兹因谢兴六赴吉安之便,再寄一缄,询问近状。如吉安尚无克复之势,千万不必焦急。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

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顺问近好。兄国藩手具(于瑞洪舟次)。

咸丰八年七月廿八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在湖口我曾经派专人送去一封信,到达南昌后又由驿站寄出了一封,不知道信都已经收到了吗?从上封信开始,我已经四十多天没接到弟弟的家信了,心中十分焦虑不安,不知道弟弟的病是否痊愈。我在二十四那天登船,二十五日船行驶,二十六日中午时刻到达瑞洪。听人说吴国佐在二十七八日可以到达南昌,所以我在这里等候。如今因为谢兴六想要奔赴吉安,我顺便再寄信一封,询问弟弟的近来状况。如果吉安近日还是无法攻破,弟弟千万不要太过焦急。达生编的六字诀,有时候也可以用在军队上,现在我写下来,希望弟弟能够见之一笑。

我虽然常常处于顺境,但心中仍然有抑郁沉闷积压,在军中更是如此。我这次之所以专门寻求快乐,就是不想再有忧郁存在心中。《晋》初爻所说:“初六爻不能见信于人,所以应当宽裕缓行,待时而动,方可无咎。”希望弟弟能够从“裕”字上下工夫,安安稳稳地为人处世。

顺便问候近况可好。兄长国藩手具(于瑞洪舟次)。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解读】

顺境比逆境更能考验一个人。一个人战胜了逆境,那么他是一个强者,如果一个人战胜了顺境,那么他就是一个理智的强者。

孟子说,上天要把重大的使命降落到一个人身上时,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炼,使他的筋骨受到劳累,使他的身体忍饥挨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做事总是不能顺利。这样才能激发他的心志,磨炼他的性情,增长他的才能。

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在逆境中劈风斩浪,却在顺境中触礁搁浅。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能向吴王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最终,越王勾践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受人所不能受之苦,卧薪尝胆二十年,终于打败吴国,使越国富强了起来。

曾国藩在信中对弟弟说,自己虽然常处于顺境,但是心中却常常被忧虑和沉闷所积压,尤其在军中更是如此。这便道出了曾国藩每天都要面临许多事情,如果自己不能妥善处理,那么就会因此而使自己心中抑郁沉闷。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自己去寻找快乐,让自己的身心保持乐观和积极,这样才能够想出事情的解决办法。

曾国藩引用《晋》初爻所说:“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其意是说在晋升之初就受到挫折,坚守正道可获吉祥。不被人信任,那就暂时等待,不会有害处。

这也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即不要担心没有职位,而要担心自己没有胜任职位的才能。不要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而要通过事实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才能。

总之,“裕无咎”里的这个“裕”字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暂缓,待时,有退一步之意,就是懂得忍耐;其二,就是宽阔、宽广,即心胸宽广。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晋升中的挫折,所谓大肚能容,能容领导的不信任,能容竞争对手的打击,能容晋升受挫的事实。

这也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为人处世,应从“裕”字上下工夫的关键所在。所以作为今人,我们也一定要做到一切顺其自然,不要凡事都去忧虑和烦恼,那样只会给我们徒增更多的不快乐。而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他会胸怀自然之心,做到顺境勿喜,逆境勿忧。

禀祖父母:大器晚成,不必忧虑

【原文】

孙男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系七月父亲在省所发;内有叔父及欧阳牧云进制致函,知祖母于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药而愈,可胜欣幸!高丽参足以补气,然身上稍有寒热,服之便不相宜,以后务须斟酌用之,若微觉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强时,和入丸药内服最好,然此时家中想已无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单丸药之用否?若其不足,须写信来京,以便觅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试又不得志,颇难为怀。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虑。闻六弟将有梦熊之喜,幸甚!近叔父为婶母之病劳苦忧郁,有怀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则叔父含饴弄孙,瓜瓞日蕃,其乐何如?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其令嗣极孝,亦系兄子承继者,先生今年六十五岁,得生一子,人皆以盛德之报。

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广东曾经就抚,其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千一百万者,又有言此项皆劝绅民捐输,不动帑藏,皆不知的否?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回,议抚之使,系伊里布、耆英及西江总督牛鉴三人。牛鉴有失地之罪,故抚局成后即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广东,代奕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化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孙身体如常,孙妇及曾孙兄妹皆平安,同县黄晓潭荐一老妈吴姓来,渠在湘乡苦请她来,因其妻凌虐婢仆,百般惨酷,黄求孙代为开脱,孙接至家住一日,转荐至方夔卿太守(宗钧)处,托其带回湖南,大约明春可到湘乡。今年进学之人,孙见《题名录》,仅认识彭惠田一人,不知二十三上都进入否?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题名录》刻黄生平,不知即黄星平否?孙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详,以后务求详明,虽乡间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写出,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门。各族戚家,尤须一一示知,幸甚!

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余容后呈。孙谨禀。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译文】

孙儿国藩跪禀:

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我在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是七月间父亲在省城所发的,信中还有叔父和欧阳牧云的信函,从信中得知祖母在七月初三那天不小心着凉而导致感冒,没有吃药就自然康复了,真是令人十分欣慰。高丽参具有补气的疗效,但是倘若身上稍微有些寒热就贸然服用很不合适,因此,以后一定要谨慎用药。平常身体并无大碍的时候,可将它同丸药一起吃最好。我想现在家里也没有多少剩余了,不知道能否供应明年一个单子的丸药用量。如果不够用,就写信到京城,以便我托人顺便带回家。

信中还说四弟、六弟考试又没有考中,十分难为情,其实大可不必。成大事者往往成名都比较晚,堂上大人也不必因此而过多费心焦虑。听说六弟家有将要生儿子的喜兆,真是我家很大的幸运!近来叔父因为婶母的生病辛苦忧郁,心里很苦但无处诉说,每天都郁郁寡欢。如今六弟家第一胎就怀上了一个男孩,那么叔父便可颐养天年了,子孙满堂的晚景,该是多么的美满啊!唐镜海先生的品德威望在京城里首屈一指,他的儿子对他也十分恭顺孝敬,也是从兄长处过继过来的。先生今年六十五岁,又喜得贵子,人家都说这是他一向积德行善所得到的补偿。

英国人在江南一带,当局已经制定了安抚的决策,大概英国人已经扼住了金陵这个南北的咽喉之地,这可是重要的军事要害,所以我方只能采取和戎的策略,以安抚百姓,平息战火。去年在广东,英国侵略者曾经受到了安抚,其花费用了六百万两银子,这次的费用,外面传闻说是二千一百万,又传说这项费用都是劝说绅士和百姓的捐款,没动用国库,都不知道这些是否是真的。现在洋船已经全部出海,各处防海的兵陆续撤回,天津也已撤回,和谈的使节,是伊里布、耆英以及两江总督牛鉴这三个人。牛鉴具有守地失守的罪过,所以和谈后,会立刻革职拿问。伊里布去往广东,代替奕山为将军,耆英为两江总督。自从英国侵略者挑衅生事到现在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这两年内,我朝军中带兵的将领不懂得如何打仗,当兵的不奋勇作战,甚至不听军令,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我朝的威望。这次的议和,实在是出于不得已,但是如果能让英国人从此不再侵犯边界,四海都安然平静不受骚扰,大事化小,这种承受天命的举动,又何尝不是上策呢!

孙儿近来身体很好,孙媳妇以及曾孙兄妹都平安健康。同县黄晓潭向我举荐一位吴老妈子给我们家做下人。他在湘乡苦苦央求这位老妈子来,但是得知黄晓潭的妻子虐待下人,十分残忍无道,因此黄晓潭求我为她开脱,让吴老妈子到孙儿这,孙儿接她来家里住了一天,便转荐到方夔卿太守家,托他将她带回湖南,大约明年春天就能够到达湘乡。今年进学的人,孙儿看了《题名录》,只认识彭惠田一人,不知我乡二十三岁以上是否有人进学。谢党仁、吴光照取一等,都是年少得志,真是让人羡慕,一等第一名《题名录》上刻黄生平,不知道是不是黄星平。孙儿每次接到家中的来信,总是感觉信写得不够详细,以后请务必写得详细明了些,即使是乡间田地房屋、婚姻嫁娶的事情,不妨都写上,以使在外的游子如同身在家中一样熟知各种事情。尤其是各族亲戚家的事,一定要一一告知,拜托了!

敬请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其余容我以后再禀告。孙儿谨慎禀示。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解读】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就出人头地,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容易得意忘形。人生总有不得志的方面,大器晚成也是一种成功,因此不必拘泥于暂时的失意和挫折。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人们解决矛盾的办法。曾国藩一生屡遭大风大浪,但他的本领就在于实践了他化大为小的战术,结果处处平安,一步一步走上成功的台阶。这种技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纵观古今,很多大人物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在崭露头角之前,总比一般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来完成,只要你坚持得够久,生命总是会有所回馈的。

东汉时,有个名叫马援的人在12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是他哥哥将他抚养成人。马援少年时期很有理想,但是他天性并不聪明。当时和他同村的有个叫朱勃的人,和他同样的年龄,却能够张口背诵《诗经》、《尚书》。马援知道后,自愧不如,便向哥哥提出要去边疆放牧。哥哥很了解弟弟,便安慰他说:“你是很有才能的人,只要发奋努力,克服自卑,时间长了,定成大器。”马援听后,更加努力学习,坚持不懈,终于在55岁时被封为伏波将军。而且在东汉建立的过程中,他还屡建奇功,成为了“大器晚成”的名将。

大器晚成的还有袁绍身边的一位门客,名叫崔琰。他从小喜习武艺,到了23岁才开始读《论语》、《韩诗》,拜师学习。由于他刻苦努力,学问也逐渐渊博了起来。崔琰有个堂弟叫崔林,年轻时一事无成,也没有名望,亲戚朋友都看不起他,但崔琰却很器重他,他经常对人说:“才能大的人需要长时间才能成器,崔林将来一定会成大器。”结果,崔林果然当上了翼州主簿、御史中丞,还在魏文帝手下任过司空。

同样,八十几岁的画坛耆宿刘其伟先生,38岁才开始无师自通地拿起画笔,40岁就举办了生平第一次画展。习画两年就可以开画展,而且刘先生从来都没有拜师学画,完全靠自修学习。为了绘画,他深入生活,结果又使他成为了人类学家。

由此可见,大器晚成的人很多。从这些大器晚成的伟大人物的发展历程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都是不断刻苦钻研,朝着自己感兴趣的山峰不断攀登。不在乎起步迟早,无论年龄大小,只要为成功付出了相当的努力,就有希望成功。

曾国藩在信中得知,四弟、六弟考试又没有考中,便安慰弟弟不必因为一次的失败而羞愧。只要发奋努力,就一定能够成功。并且还说成大事者往往成名都比较晚,还劝慰祖父母更不需要因此而过分忧虑和担心。

的确如此,只要将成功寄希望于长期努力上,不急于求成,一旦悟透“大器晚成”的道理,不求速度、不求数量,始终坚持把眼前的事情做得更完美,那么就会比别人更快地获得人生的成功。

禀父母:做事当不苟不懈

【原文】

男国藩跪禀: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亲三月初九日手谕,并叔父大人贺喜手示,及四弟家书。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沉剧,父叔率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昼夜之间,无须臾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

闻华弟、荃弟文思大进,葆弟之文,得华弟讲改,亦日驰千里,远人闻此,欢慰无极!男近来身体不甚结实,稍一用心,即癣发于面。医者皆言心亏血热,故不能养肝,热极生风,阳气上肝,故见于头面。男恐大发,则不能入见,故不敢用心,谨守大人保养身体之训,隔一日至衙门办公事,余则在家不妄出门。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儿妇及孙女辈皆好,长孙纪泽前因开蒙太早,教得太宽。顷读毕《书经》,请先生再将《诗经》点读一遍,夜间讲《纲鉴》正史,约已讲至秦商鞅开阡陌。

李家亲事,男因桂阳州往来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不对。常家亲事,男因其女系妾所生,且闻其嫡庶不甚和睦,又闻其世兄不甚守俭敦朴,亦不愿对。纪泽儿之姻事,屡次不就,男当年亦十五岁始定婚,则纪泽再缓一二年,亦无不可,或求大人即在乡间选一耕读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总以无富贵气习者为主。纪鸿对郭雨三之女,虽未订盟,而彼此呼亲家,称姻弟,往来亲密,断不改移。二孙女对岱云之次子,亦不改移。

谨此禀闻,余详与诸弟书中。男谨禀。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译文】

儿子国藩跪着禀告: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到父亲三月初九日的手谕,和叔父大人贺喜手示以及四弟的家信,得知祖父的病还没有好,而且日益加重,父亲、叔父带着诸位兄弟服侍已经超过三年,不分昼夜,没有片刻可以松懈。只有儿子一个,远离膝下,没有尽一天孙子的职责,罪责太深重了。

听说华弟、荃弟的文思大有进步。葆弟的文章,得到华弟的讲解和改正,也一日千里。这让远方的我听了,十分欣慰。儿子近来身体不是很好,稍微操些心,脸上的癣便发了出来。医生都说这是心亏血热,才导致不能养肝,热极生风,阳气上肝,所以表现在脸上。儿子担心癣疾大发,不能觐见皇上,所以不敢用心,谨记父母保养身体的训示。隔一天到衙门去办公事,其他时间都待在家里不随便出门。现在衙门的各种事情,儿子都已熟悉了。属下各司官对于儿子都十分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也很和睦。儿子虽然身在礼部衙门,依章为国家办事,很认真从不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的。

英国人在广东,今年又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令外国人佩服竟然没有进入城内,从此再也没有英国人的骚扰,皇上为此进行了嘉奖十分高兴。算命先生每次都说皇上连年命运,交上了劫财运,去年冬天才脱离。皇上也经常对臣子说,今年的气象,果然国泰民安,真是国家的福气。

儿媳妇和众孙女都很好,长孙纪泽,因为启蒙早,教得十分广,现在已读完《书经》,请先生再把《诗经》点读一遍,晚上讲《纲鉴》正史,大约已讲到秦商鞅开阡陌。

李家亲事,儿子因为桂阳州往来不方便,已经在媒人唐鹤九处回信表示抱歉。常家亲事,儿子因他家女儿是小妾所生,并且听说他家嫡庶不太和睦,又听说他世兄不够俭朴,也不愿对。纪泽儿的婚事,多次不成,儿子当年也是十五岁才订婚,纪泽再缓一两年,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或者请父母在乡里选择一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儿子在京城为他确定,总要以没有富贵气习为主,纪鸿对郭雨三的女儿,虽然没有订盟,双方呼亲家,称姻弟,往来亲密,绝对不可改变。二孙女对岱云的次子,也不可改变。

谨此禀闻,其他详细地写在给弟弟的信中。儿子谨慎禀告。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读书、做事、为官,无一不是兢兢业业。在他看来为国家做事,就该认真不能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

做事尽心尽责,一丝不苟,能够培养人坚毅的品格,它能带领人走向好的方面,又能鼓励优秀的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能够凡事都领悟其中的道理,就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曾国藩一生能够有所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得混乱,就是因为多数人心中都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自私自利。从而给社会带来了危害。当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自私的人就会首先四处逃避,而不肯出一点力气来为国家做事。而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就会在这时候挺身而出,为治理国家的动乱而参军报效朝廷,为保护儿女而牺牲自己的前程去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们就会以有责任心的人为榜样,将苟活的人看做是羞耻。”

事实如此,君子之所以能够鼓舞人心,历经战乱并且能够平定战乱,都是因为他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曾国藩对于国家就是如此尽责的。他亲身实践,提出“躬身入局”,也就是说不当旁观的人,而是从自己做起,虚心从事,尽力办事。这就是把责任感和具体的行动结合起来。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对父母说,儿子虽然身在礼部衙门,依章为国家办事,很认真从不松懈,一律按规矩办理,这也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从中可见他对国家的忠心,以及让父母放心自己在外做事的孝心。

纵观那些古代圣贤,凡是有才能的人都被举荐任命,委以重任,也正是他们这些人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才会太平和安定。

殷商时期,商纣王亲近奸臣,排斥良臣,残害百姓,变成了人人憎恨的暴君。他的哥哥微子几次劝说,他都不听,最后微子只好离开了他。他的叔父箕子对他的行为进行了指责,商纣王便将他囚禁起来。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劝谏,致使有的人投奔到周武王那边去了。

有个名叫比干的人,为国家重臣,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就苦苦规劝纣王要改正自己的行为,但纣王执迷不悟。无奈中,他叹息说道:“君主有过错不劝谏是臣子的不忠,怕死而不敢说真话是不勇敢,即使劝谏不听导致杀身之祸,也算是尽到了忠臣的责任了。”于是他再次劝谏,纣王被他责问得无言以对,就问比干:“你为什么要如此坚持?”比干回答说:“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士有诤友。下官作为朝中大臣,劝谏君王痛改前非,为的是保住商朝的江山。”但商纣王却依旧不以为然。接连几天,比干依旧进谏,最后纣王恼羞成怒,对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现在我要挖你的心来验证一下!”于是他就令人将比干的心挖出来观看,最终比干因为进谏而被摘心而死。

这便是忠臣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格。曾国藩便有这种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品质,所以他一路走来,官运亨通,被人们所敬仰。

所以说,世上成功的人,他们无不是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具有广阔的胸怀和出众的品质,勇敢而又坚强,成为了人上人。其实,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样,但是需要你真正懂得“责任”这两个字,做事当不苟不懈。

致诸弟: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枟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唯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植)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之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唯捐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五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

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

书不详尽。余俟续具。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译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近几天京城家里大小平安,我的癣疾又已经复发,幸运的是病情还不算严重,任由它去吧。湖南的科举考试榜单已经发布,但我们县中竟然没有一个中榜。沅弟来信说,温弟的文章富丽堂皇,才思出众,也同样被压抑,不知在各位弟弟中,将来科举考试能取得什么样的功名。以祖宗的积德,父亲、叔父的修心立行,各位弟弟应该可以多得到些好报。凭借各位弟弟现在的风华正茂,即使稍微晚一点获取一科状元,也不会过时。只是哥哥近年来公务繁忙,精神也逐渐耗损,所以心中希望各位弟弟中能有继我而起的人,可长期住在京城,助我一臂之力,成就大业。而且还希望各位弟弟能够为我卸去一些重担,能使我稍微休息一下,轻松些过日子,但这个愿望却一直都没有实现,致使我心里孤苦无靠。

植弟今年这一病,使什么事情都荒废了,再加上在考场中又患眼疾,学问自然就很难见长。温弟的才能,在各位弟弟中首屈一指,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惰。前些日子在京城不用心看书,也不写文章,我心中便开始担忧。最近听说他回家后,性情还是依旧,常常空发牢骚,甚至好几个月都不动笔。我家中之所以无人继起,对其他各位弟弟都无法指责,只有温弟不能推卸责任,实在是自暴自弃,不能把责任都归结于命运的不公。

我经常看见朋友中也有每天发牢骚的人,结果一定会历尽坎坷,一生遭受挫折,如吴枟台、凌荻舟等人就是如此,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毫无缘故地怨天,天一定不会允许;无缘无故地埋怨别人,人也不会服气。天人感应之理,只能顺其自然,不要过于强求。温弟现在所处的境遇,正是读书人最有利的境遇,但是时常满腹牢骚怨言,处处不如意,这实在让我无法理解。我希望他日后一定要努力改掉这个毛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前车之鉴,时刻告诫自己,每当想发牢骚的时候,就深刻反省思考,到底是因为哪些不足而积蓄了这些不公平的怨气,你就会豁然醒悟,坚决舍弃。若真能这样做,不仅可以使心中平和谦虚,早取得科名,还可以养成平和的心态,略微减轻病痛。万望温弟再三细想,不要认为这些话又是老生常谈,不放在心里,不值得理会。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任钦差职位,昨天传下圣旨,任命他担任江西巡抚,我掌管刑部,这份差事恐怕要等到明年才能交卸。袁漱六家中昨天又出生了一个女儿,现在他家一共是四个女儿,不过早已死了两个,再加上又失去两兄弟,而且没有谋得一个差事,穷翰林真是难当啊。黄麓西近日由江苏引见入京,得到了皇上的召见,他与过去初中进士时的气象大不一样,现在竟然有管理经济的才能。王衡臣在二月初九引见,皇上任命为知县,后来在月底搬到下洼一个庙里住,竟然在九月初二日晚无缘无故死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一起住的文任吾谈到二更。第二天早饭时,便奇怪他怎么不起床,推开门一看,他已经死了。生与死的这种道理,好人的这种报应,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家乡劝说捐款,弥补亏空的事情,我前不久在信中说道,万万不可勉强勒索,我县的亏空,一半亏于官员,一半亏于书吏,老百姓是无辜的。向来书吏都是从中得利,上面吃官,下面吃民,名义上是包征包解,其实当征的时候,就把百姓当做鱼肉而吞吃。解送的时候,又以官为招引的雉媒而从中作梗。官员从书吏手上索取钱粮,好比从虎狼口里求食,再三请求,还是不肯吐出。之所以积累成大亏,并不是民众的拖欠,也不是官员独自侵吞。

今年父亲商议粮饷的事情,一破从前包征包解的陋风,实在是官民两处得利,而不利的只有书吏。就是见制台留朱公,造福一方的功劳也不小,各位弟弟都应该帮父亲大人办成这件事。只是捐钱补亏空这事,不可操之太急,一定要让人自愿捐才行。如果稍微有人勒索,那么一件好的事情,反而成了危害人民的举动,将来或者反而成为书吏的借口,并且一定会串通各处劣绅,闹着要恢复包征收包解送,千万不能不提前作好准备。

梁侍御处的二百两银子,月内一定要送去。凌宅的二百两,也已经交纳。举人来交纳的六七十两,作为送亲族之用,也一定不能耽搁了。但京城家里最近艰难窘迫,除上述几处不可再交纳。

县令既然与我家商量办公事,便自然互相应酬,然而诸弟若可以的话,就不该常常进入县衙。陶、李两处,等我稍后回信。本县很难保证没有假借他人名字请托的,澄弟应该预先告诉我。

信写得不够详细,其他内容以后再写。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解读】

曾国藩在谈求学处世的方法中,强调了力除牢骚的重要,并且告诫他的四个弟弟不要一味发牢骚,凡要发牢骚的时候,必须躬身自问:有什么事情使你不满足?为何你心中怀不平之气?积极反省自己的内心,心怀一团和气,养本固元,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接受后,再想法去改变;能改变的改变它,不能改变的接受它,没有什么值得埋怨的。

牢骚太多,是无故而怨天,如果真有天在,天必不允;无故而尤人,他人无故而遭谤,心必不服。责人先责己,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方可求万事顺遂;事事怨他人,也反衬着你的无能。没有人愿意听你的牢骚,他们只需要结果。任何事情,结果最重要。

生活中,我们常常都会在遇到艰难困苦时、遭到各种打击时怨天尤人。圣人也和我们一样有时会发出感慨,但是,圣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不会陷入苦恼之中,不会因为大道不能推行于天下而怨天尤人,更不会牢骚满腹不付诸行动。

对此,孔子告诫我们应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这里一个“愠”字,有着“怨天尤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如果能够真正具备了很深的修养,就会不怨天,不怨人。

遇到事情,能够经常反省,自己内心里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那么我们也就会很快找到问题的所在,并能冷静处理,找出一种解决办法。

所以说,“人不知,而不愠”是一种胸襟、一种气度。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胸襟、气度,才能做到知识越多,地位越高越不得意忘形;事不顺而不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否则,就必然会“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致九弟:息怒忍耐很重要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刻,代一自县归,接弟手书,俱审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病势甚重,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证,两耳已聋,昏迷不醒,间作谵语,皆惦记营中。余将弟已赴营,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嘱其静心养病,不必挂念营务,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渠亦即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若调理得宜,半月当可痊愈,复原则尚不易耳。

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渠因负疚在身,不敢出外酬应,欲来乡为避地计。黄子春官声极好,听讼勤明,人皆畏之。弟到省之期,计在二十日,余日内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无一人归来,岂因饷事未定,不遽遣使归与?

弟性褊急似余,恐怫郁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为要!兹趁便寄一缄,托黄宅转递,弟接到后,望专人送信一次,以慰悬悬。家中大小平安,诸小儿读书,余自能一一检点,弟不必挂心。

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时,代一从县城回来,接到弟弟的手书,知道了一切,十三日未时文辅卿回到家,病势非常严重,从醴陵带了一个医生陪同,好像是瘟疫的病症,两只耳朵都已经聋了,昏迷不醒,偶尔还会说梦话,都是惦记军营中的事情。我把弟弟已经去军营,省城可筹半饷这些事情,给他说了四五次。他已经醒悟,而且脸上有了喜色。因此叮嘱他静心养病,不要挂念军营中的事务,我代他传话通知南省江省。他也便放心了。十四日由我家雇人送他回家,如果调理有法,半个月就应当可以好转,复原则还不太容易。

陈伯符十二日来到我家,他因为心怀愧疚,不敢外出应酬,想要到乡里来躲避一下。黄子春官声非常好,办理诉讼案件勤政明断,人人都害怕他,弟弟到省城的日期,算下来在二十日。我每天都十分盼望你来信,不知金八、佑九,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回来,是不是军饷没有敲定,不急着派人回吗?

弟弟褊急的性格像我,恐怕会生出肝病来,息怒忍耐很重要。现在趁着方便寄信一封,托黄宅转寄给你,弟弟接到信后,请派专人送信,以安慰我的悬念。家中大小平安,几个小孩读书,我自己也能一一检点,弟弟不必挂念。

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解读】

人处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会使事情难以成功;如果长期让自己的心情处于这种状态,也会容易生出病来。所以,息怒、忍耐很重要,只有静心凝神才能万事可达。

人生中,麻烦和挫折谁都会遇到,但是却很少有人能作到耐烦。曾国藩曾告诫弟弟,在军中做事,遇到麻烦的事情会很多,有时候处理一件两件可以,但是多件就会让你措手不及,以至于让你因此而大动肝火。这时候,你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为官之人,之所以要作到耐烦,就是因为要接连不断地应对这些麻烦事情,不让这些麻烦事情牵绊着你,所谓“无官一身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做官,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心事。

因此,做官修养心性,首先就要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无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对事情进行清晰地分析和判断,也能为部下带个好头。否则,一味发火动怒,焦急忧虑,只会让事情更加混乱,部下也会失去方向。

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张飞就是因为经常对属下发怒并且对他们进行刑罚,最终使属下忍无可忍,趁他熟睡的时候,将他杀死在帐房中。这便是愤怒所引起的灾难。

此外,一个人如果凡事动辄就发怒,当怒不可遏的时候,正所谓“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就有可能做出些偏激的事情来,甚至还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因此,发怒是致病的第一因素。

《孙真人已生歌》指出:“卫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欲并大醉,三者若还有一焉,须防损伤真元气。”《老者恒言·戒怒》中也说:“人借气以充身,故平日在乎营养。所忌最是怒。怒气一发,则气逆而不顺,窒而不舒,伤我气,即足以伤我身。”这些都指出了发怒而导致人体受害的原因及其严重的危害性。

愤怒是人的一种消极情绪,当人对客观现实不满的时候,或者欲望得不到满足,遭受挫折、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愤怒情绪。要知道,人在愤怒的时候,交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跳会加快,血压会上升,人的呼吸也很急促。长期发怒,会使人患上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同时,愤怒还会让人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甚至对于一些疾病患者,愤怒还会导致他们很快死亡。正如中医所说“怒伤肝”“气大伤身”等。

所以,曾国藩十分明白愤怒产生的危害,劝诫弟弟凡事都要以不发怒为之,要使自己心态处于平和状态。这是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也是应该加以重视的,时刻记住:“长寿应止雷霆怒,求健须息霹雳火。”这样便能使身心永远健康。

致沅,季弟:天地之道,刚柔互用

【原文】

沅、季弟左右:

沅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而言及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自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译文】

沅、季二位贤弟:

沅弟对于人概、天概的说法,不十分确切。而说到“势利的天下,强欺弱的天下”难道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古代的帝王将相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强自立做出来的。就是圣贤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他们能够独立、不惊慌、不害怕,坚强得不可动摇。我过去在京城时,喜欢与有声名、有地位的人作对,颇有点特立独行、不怕强暴、不受支配的气概。

近来悟出天地间的道理,刚柔互用,两者都不可偏废。太柔了会顺风倒下,太刚就会折断。刚不是暴虐,是坚强;柔不是低下软弱,是谦逊退让。办事情、赴公差,要强;争名逐利的事,要谦逊退让;开创家业时要坚强,守成享乐时要谦逊退让;出去和别人办理交涉要坚强,回到家里和妻子儿女享受时要谦逊退让。

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声名远扬;一面置田建屋,贪图舒适,这两种情况都会有盈满的迹象,没有一点谦退的念头,那么肯定不会长久,这是我十分坚信不疑的。两位弟弟最好能够默默地去体验。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解读】

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曾国藩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因此,他总结出柔非怯懦,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权变,一种骄敌之志而暗蓄力量的极高计谋。自己示弱,可以使敌人不注意而得保全。太“刚”者,锋芒太盛,容易招惹是非,暴露自己之不足,为“柔”者所败,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至刚无刚”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随后他遍走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太平军。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自古以来,常人受到的教诲都是:人要表现坚强,不要表现柔弱;人要表现聪明,不要表现愚笨。而事实上,凡事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既柔又刚,不可推崇其中一面,否则就会让事情夭折或失去控制。真正的成事之道就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用柔的方法,成刚强之事,才是真谛。

致九弟:树大招风,不图虚名

【原文】

沅弟左右:

此次洋枪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处,一一指出,盖前次亦花大价钱买来,若过于吃亏,不能不一一与之申说也。吾因近日办事,名望关系不浅,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则谓我不应述及。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可秘而不宣?鄂之于季,自系有意与之为难。名望所在,是非于是乎出,赏罚于是乎分,即饷之有无,亦于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数人参劾,后至抄没其家,妻孥中夜露立,岂果有万分罪恶哉?亦因名望所在,赏罚随之也。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酷热不能治事,深以为苦。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译文】

沅弟左右:

这次的洋枪合用,先前解送去的一百支是否合用?如果不合用,要一一指出来。因前一次的枪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如果太吃亏,不能不一一向对方说明原因。我由于近来办事有些名望,关系也较密切。故把湖北怀疑季弟的说法告知,弟弟却说我不该谈到。外面指责我家兄弟的过失,我听后,自然一五一十地告诉弟弟,当面责备、委婉劝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怎么可以放任而不说呢?湖北对待季弟,自然是有意与他为难,名望在了,是非便出来了,对人要赏罚分明。就是军饷的有无,也应该在这里判断。

去年冬天金眉生几人被人参奏,后来,抄了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和儿子半夜站在露天地,难道果然有万分的罪过?也是因为名望太大,赏罚也就跟着来了。众口铄金,开始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如何停止。有才能的人愤恨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因此全然不顾,但毁谤依然沸沸扬扬。有品德的人,害怕这种没有根据的毁谤,压抑自己继续修德,而毁谤也逐渐平息。我希望弟弟取抑然自修的办法,不希望你取全然不顾的态度。弟弟要认真听我的建议,兄弟采取同一个姿态,来抵御外来的侮辱。不希望弟弟各逞己见,在门户之内计较胜负,反而忘了外面的忧患。

至于阿兄窃居高位,又窃取虚名,时刻都有颠覆坠落的危险。我通观古今人物,像这样的权势,能够保全得到善终的极少。生怕我全盛的时刻,都不能庇护弟弟,而到我颠覆坠落的时候,却连累到你们。只有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常常用危词苦语,互相劝诫,也许可以免于大难吧!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解读】

曾国藩一生崇尚内敛与务实。他向我们阐述这样一种思想:做事应该尽力而为,为人更要脚踏实地,坚决避免侥幸、投机取巧,窃取虚名的行为。

儒家经典里也有个故事,孔子的弟子看见一个老头抱着瓮去汲水,弟子好心告诉他用机械可以省力,老头说我知道有这种投机取巧的东西,我就是不用,用投机取巧的东西就会有投机取巧的心,孔子称赞说老头是贤人。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他看来富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他也愿意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还是干自己喜欢的吧。这种靠投机取巧而得来的财富,对孔子来说,就像浮云一样,飘浮不定,不可捉摸,免谈!

孔子的话中含着“可求”和“不可求”一正一反的道理。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应该做,必须对事物有是非判断的能力。如“不可求”,就不应该去做,这和富贵没什么太大的联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还是应该脚踏实地,走好自己的路。

吕不韦原不过是一位“阳翟大商人”,《史记》称他“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也不过一投机取巧、左右逢源、机灵奸诈之商人。吕不韦经常用金钱财物资助子楚,但是他觉得这样做还不能彻底笼络住子楚,他发现子楚一直对自己的小妾赵姬很感兴趣,于是,他便忍痛割爱,把赵姬献给了落难公子子楚。他把这个漂亮女人作为控制嬴异人的筹码,最后吕不韦当上了宰相。从买卖的角度看,吕不韦是个大赢家。如果吕不韦就此住手,本本分分地做他的宰相,静下心来编他的著作,也许能在宰相的职位上求个善终。但吕不韦骨子里就缺少本分,心也静不下来,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自杀身亡。

由此看来,投机取巧乃不正当的手段,不用投机取巧的人,就是圣人。相反,会用投机取巧的人,只能是小人,最终只会落得一无所有。

对此,曾国藩力倡本分做人,不做投机取巧之事。常言道:“树大招风”。在他看来,由于家业大,兄弟等人又在朝廷做大官,所以一定会招来别人的注目。他纵观古今,深知像他这样的位高权重的人,能善始善终的很少。因此他很担心在自己全盛的时候,不能保护弟弟,而一旦衰落,又连累弟弟。所以他叮嘱众弟弟做事情一定不要固执己见,万事都要脚踏实地,在平日里要以修心来劝勉自己,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官场中不会招来灾难。

致九弟:积劳之人,非成名享福

【原文】

沅弟左右:

接初四、初六日两次来信,知初五夜地道轰陷贼城十余丈,被该逆抢堵,我军伤亡三百余人,此盖意中之事。城内多百战之寇,阅历极多,岂有不能抢堵缺口之理?

苏州先复,金陵尚遥遥无期,弟切不必焦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恒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军务,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积劳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积劳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则不必问及,享福二字则更不必问矣。

厚庵坚请回籍养亲侍疾,只得允准,已于今日代奏,苗逆于二十六夜擒斩,其党悉行投诚。凡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淮指日肃清,真堪庆幸!

郭世兄于十二日到此,大约暂留安庆小住。牧云定于十五以后回湘。弟近日身体健旺否?吾所嘱者二端:一曰天怀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谨防援贼、城贼内外猛扑,稳慎御之!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接到初四、初六两天的来信,得知初五晚上用地道轰陷敌人的城墙十余丈,后被敌人奋力抢着堵塞,我军伤亡三百多人,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城内的敌人多数都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哪有不去抢堵缺口的道理?

苏州已经收复,金陵的攻克还是遥遥无期,但弟弟大可不必着急。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以这次军事而言,如果攻克收复武汉、九江、安庆,劳累多的人就是成名的人,从天意上说,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以居功。我们兄弟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厚庵坚决要求回家赡养父母,侍奉病中的亲人,我只好答应,已在今日代他上奏朝廷。苗逆已在二十六日晚被擒获斩首,他的党徒全部投降。寿州、正阳、颍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复,长江、淮河之间不日可以肃清残敌,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郭世兄在十二日到来,大约暂时停留在安庆小住一段时间。牧云定于本月十五日后回到湖南。

弟弟近日身体好吗?我所叮嘱的有两条:一是淡泊宁静,不要求速效;二是谨防援救的敌人与城内守敌内外猛扑,要稳妥谨慎加以防御。

顺问近好。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弟弟说:“自古以来大战争、大事业,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占十分之七,往往劳累多的人并非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也并非享福的人。”这体现了他的“求阙”精神。阙就是“不知足”的意思,时时告诫人们物极必反的道理。“累计劳苦的人,并不是功成名就的人,而成名的人,也并非是真正享福的人。”其意是说万事讲求留有余地,不求至善至美,懂得知足常乐;还有就是说等待时机,再发制人,绝不是心甘情愿屈居第二。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知道适可而止,就会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是人无法长久拥有的,富贵而骄傲,一定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淡泊一切功名利禄,才符合自然法则并且保持长久。也就是说人只有知足,才能常常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韩非子《说林·下篇》中说:工艺木雕的要领,首先在于鼻子要大,眼睛要小,鼻子雕刻大了,还可以改小,如果一开始便把鼻子给刻小了,就没有办法补救了。为人做事也是一个道理,凡事要留有余地,留有后路。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遭遇失败。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考中翰林,又从军,做官,这被很多人羡慕。但是他历经多年的磨炼,深知世态的险恶。所以他在信中对弟弟说,军事上,如果能够取得胜利,那么你劳累最多,可谓是成名的人,从天意上也是十分公道的。但是你万不可居功。因为曾国藩为官多年,深知其中的险恶,在他看来官场最容易丧失权威和荣耀。在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内心知晓,而背后遵循。这些规矩,一是忌直言说人长短;二是懂得取悦别人,也就是说与人保持和气最重要;三是小心小人捣乱。并举例说,苏东坡可谓才华横溢,但是正是由于他不懂得这些官场上的潜规则,才屡次遭贬。所以,曾国藩叮嘱弟弟,我们在官场上,一定要谨慎行事,时刻认识到颠覆的危险。我们为官要在积劳二字上下工夫,成名两个字则不必太在意,享福两个字就更不必去提它了。

由此可见,大凡成功的人,名望越高,他就越珍惜自己的名誉。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自己从未抱有任何大的希望,在自己的弟弟身上让他看到了名望掩盖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想到自身,所以他将自己的深刻认识和担心传达给弟弟们,鼓励、劝勉他们为官要多为百姓做事,不要被名望二字所累。

曾国藩的劝诫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生中名利乃身外之物,而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功名视为尘土。人世间的喜悦荣耀很多,并非只有功名一种。看透这些,你就会使自己的身心处于一种淡泊的境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累。

致九弟:宜自修处求强

【原文】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接弟八月廿七八日信,初十日接初五樊城所发之信,俱悉一切。

顺斋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换替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

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田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贼匪此次东窜,东军小胜二次,大胜一次,刘、潘大胜一次,小胜数次,似已大受惩创,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窜陕、洛,即窜鄂境,或可收夹击之效。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余详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九月初六收到弟弟八月二十七、八日的来信,初十收到了你于初五在樊城写给我的信,了解到所有情况。“顺斋”的事已经上奏,只希望内廷诏谕能不露痕迹,接任者不很掣肘,那我就很庆幸了。弟弟认为是命运做主,我是深信的。至于说自强的人,每次都能胜券在握,而我不是很相信。凡是国家富强,一定拥有许多贤臣;凡是家庭强盛,一定拥有许多贤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在于人的谋划。至于一个人自身的强大,不外乎北宫黝的勇敢、孟施舍的仁厚、曾子的义理三种,孟子集仁义于一身而仍不满足,也就是曾子的反躬自问,约束自己的意思。

只有曾子、孟子和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略微可以久长些。此外,斗勇斗力的强,有的因此而大兴盛,也有的为之大败。古代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横行独秀于一世,他们的祸败也与寻常人大不一样。近代如陆、何、萧、陈都又自以为是英雄,而都得不到善终。所以我们在自修方面求强是可以的,在与人争胜负时求强就不可以了。福益这一家人如果专门为争夺胜负而逞强!其能力是否能强到底,未必知道,即使一生因强横而安稳,也是君子所不屑一提的。

敌人这次东窜,山东军队小胜两次,大胜一次,刘潘部大胜一次,小胜多次。敌人似乎已经受到重创,不像上半年那样猖狂了。但求敌人不流窜到陕、洛,即使流窜鄂境,或者可以收到夹击的效果。

我定于明日续假一个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然留在军中,刻一方木印,办理中路剿匪事宜罢了。其余详细记在日记中。顺问近好。

同治五年九月十二日

【解读】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大人物,区别于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完善自己的人格,同时又以人格修养的完善来促进功业的建立。

在曾国藩看来,人生是一个努力追求自己目标、自强不息的过程。所以他所立下的志向,“其大者”,“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不管是否有成,均“以此毕吾生焉”。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这两个目标正如孟子所说的:“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便是君子的自处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可谓是追求成功者心目中的完人,他有道德,有军功,有文章。他的一生中把修身当做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即:诚、敬、静、谨、恒。

首先是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要修炼自己的诚。第二个是敬,所谓敬就是敬畏,人要有所畏惧,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是谨,指的就是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第五个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上述五个字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是指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说人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自己的独处。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每天都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检查、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进行检讨。

道光二十二年,他在一天的日记里这样记载:昨天夜晚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醒来之后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梦到,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是羡慕。他在日记里写明,刚刚上午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

最为可贵的是,从三十一岁开始的修身,一直贯穿了曾国藩的后半生。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即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仍然坚持每天反省以修养身心。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致九弟:能立能达,不怨不尤

【原文】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唯有处之泰然,行所无事,申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箴砭,必有大进。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鄂督署的五福堂遭受了火灾,幸运的是人没事,上房也没事,只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那里的房子是木地板,墙壁是用纸糊的,本来就容易着火。凡是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说是打杂的人失的火,不要怀疑是敌军的阴毒诡计,尤其不要责怪是仇家的奸人所做。如果大惊小怪,胡乱猜疑、添枝加叶,那么流传出去非常快。只有泰然处之,装做没事,如同申夫说的话那样,“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说的,“有福的人善于退财”,这才是处于逆境人自安的好办法。

弟弟要我随时训示,我自问,近年来全在于一个“悔”字诀。我以前很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时常看见别人的错误。自从丁巳年、戊午年大大悔悟后,才知道自己并非有本领。凡事都看别人有几分正确。所以自从戊午年到现在九年间,我与四十岁以前完全不一样。大致上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就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就是办事周到,行得通的意思。

我九年以来,痛下决心改掉这个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来没有间断。选择将士操练士兵,也是时常留心,这都是自强自立的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没有一句过分的语言,没有一个自夸的词语,这都是办事圆融练达方面的功夫。至于说到怨天原本不敢,尤人还不能避免,也都随时强制自己去克服。

弟弟如果想自己警惕,似乎可以学为兄丁、戊两年的悔悟,然后痛下决心改正,一定会有所收获。立达二字,我在己未年曾经写在给弟弟的手卷上,弟弟也时刻想自立自强,但对于达字还缺乏体验,对于不怨天尤人,还难以克制。我在信中随时指点,劝说弟弟要强制自己。赵广汉原本是汉朝的贤臣,因为星变而弹劾魏相,后来身受灾祸,可以引以为鉴。心里暗自存一个“悔”字,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挽回的。

同治六年正月初二日

【解读】

曾国藩阐述了一个重要观点:为人的气魄应该能立能达,对命运与他人的态度要不怨不尤。这是人处于不同时期对待人生、调整心态的根本大法。

立者,发愤图强,能站得住,不容易倒下。人生在世,要想立得住脚,就应该努力向上,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孔子也说,“三十而立”,“不学《礼》,无以立”。他说的“立”,是事业有所成就,在某方面已经深深扎根,立足成“家”,这是大范围的“立”。

关于达,是说办事圆融,行得通。办事要想行得通,就该懂规律,懂得怎样做得圆融。为人处世,单靠自己的发愤图强往往行不通,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行得通,就能达。《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能立能达是根本,就像房屋里的大梁。“立”是温饱,“达”是发达富裕。能立不一定能达,但能达一定已经能立了。

如果说“以能立能达为体”是对自己的要求,那么“以不怨不尤为用”就是对天命和别人的态度。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不怨天,那是因为孔子知道,天命不可违背,不可改变,一个劲埋怨,无济于事。

古今中外,伟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时刻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生活与命运的不同方式及各种看法。尽管他们观点不一,但都存在普遍认同:为人自立自强、能屈能伸,对人生与他人的态度应是心存感激,切不可怨天尤人。

我们都熟知韩信胯下之辱的故事。面对屠夫的讥讽:“你韩信不是厉害吗?有种你拿匕首杀我,如果你不想,那么马上从我两条腿之间爬过去。”韩信并没有大动干戈,而是忍受了这个耻辱,从那个人的胯下爬了过去。之后,韩信找到刘邦,把张良给他的推荐信呈上去,最后当上了大将军。试想如果韩信当初杀死那个小混混,杀人偿命,韩信也不会当上大将军,更不会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天下。这便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精神与境界。

因此,人生在世,“立”要靠自己,而“达”并非一人就能如愿,这就需要学会变通方可成事。当然,现代社会并不提倡人们做两面三刀的人,而是要掌握处事圆通的技巧。这样办事情才能顺利,人际关系才能和谐,你才能在世上立足。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劝诫弟弟一定要能立能达,凡事不要怨天尤人,而要从内心深处去反省自己的行为,这样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取得事情的成功。这也是作为今人的我们应该谨记的要点。做一个立达之人,就能在这个21世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致九弟:人生要有“硬”字与“悔”字诀

【原文】

沅弟左右:

接李少帅信,知春霆因弟复奏之片,言省三系与任逆接仗、霆军系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举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书告少帅,谓弟自占地步。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又添此至交龃龉之事,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朱子尝言:“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又尝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兄意贞字即硬字诀也。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闻左帅近日亦极谦慎,在汉口气象何如?弟曾闻其大略否?申夫阅历极深,若遇危难之际,与之深谈,渠尚能于恶风骇浪之中默识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接到李少帅的信,知道春霆因弟弟在奏章里说省三是与任逆接仗、霆军是与赖逆交锋,大为不平,自奏伤疾复发,请开缺调理。又以信向少帅诉说,说弟弟行事霸道。弟弟处于这种百事不顺的时候,又加之与好朋友闹矛盾的事,想你心绪更加难堪。但事已至此,也只有逆来顺受了。仍然不外悔字诀、硬字诀罢了。

朱子常说:“悔字如春天,万物蕴藏积蓄的生机开始生发;吉字如夏天,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天,万物开始败落;凶字如冬天,万物开始枯萎凋谢。”又常用元字配春天,亨字配夏天,利字配秋天,贞字配冬天。为兄以为,贞字就是硬字诀。弟弟处在艰危的时候,如果能够以硬字诀效法冬天收藏的德行,以悔字开启春天的生机,也许可以挽回一二吧。

听说左帅近来也很谦慎,在汉口情形如何?弟弟知道大致的情况吗?申夫的阅历极深,如果遇到危险,可和他深淡,他还能在恶风骇浪之中把好舵,领好航,在司道人员中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解读】

曾国藩强调“硬”、“悔”两种人生要诀。“硬”字诀者在储藏实力,“悔”字诀者在迸发生机。这是帮助一个人度过危机的办法。

“硬”者,对他人态度而言,是指倔犟之气。人立于世,必须有一股“浩气”支撑着,对待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态度,对自己正确的行为应该始终坚守,而不能随波逐流。对那些凶恶的人,就该以恶治恶,决不能面慈手软,错过整顿的最佳时机。

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也好、威胁也好,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

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如不怕杀头仍秉笔直书的晋国史官董狐;坚贞不屈,誓死不降,在匈奴牧羊十九载的苏武;被俘后大唱“蜀中只有断头将军,而无投降将军”的严颜;率部渡江北伐、中流击楫、发誓收复中原的东晋名将祖逖;还有充满忠贞正直之气的《出师表》的作者诸葛亮等。

“悔”字启春生之机,这的确是渡过难关与危难的妙计,其奉行的是阴阳消长,刚柔相推的人生哲学。

“悔”者,是从自身角度来说,即对自己言语和行为的检点和反省。人只有知其短,才能补其过;只有知其陋,才能补其缺。自省是促使自己继续进步的动力,不断提高聪明层次的“智慧树”。

人生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挫折。有些人面对挫折,往往就此沉沦,而有的人则从自省中感悟生活的真谛,汲取人生的智慧,开拓新的旅程。

不仅逆境时要自省,顺境时更要自省。当自己得到满堂喝彩的时候,应及时反省自己的纰漏,梳理自己的言行,从而找到前进的方向。自省,还要有开阔的胸襟,做到“宰相肚里能撑船”。只有容得下过去,才有进步的动力。另外,要知识渊博,善于自省。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只有时时自省、弥补缺点、纠正过错,才能了解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才能在这其中找到生活的真谛。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圣贤,就是因为他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并且能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还时刻反省自己,这样才使他的性格逐渐完善。

例如:有一次,曾国藩同好友窦兰泉一起讨论理学,在讨论中,曾国藩并不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就妄自发表意见,而且言语十分刻薄,使两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表示当时由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口出狂言,这个毛病自己一定改掉。但在1843年的正月,曾国藩的两位同僚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件事情做得让他十分不满,他就大发脾气,一发不可收拾,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友人对此劝阻,但他依旧是破口大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反省后,又开始检讨。

由此可知,认识自己是个好的开端,但只有付诸行动才是关键。于是,曾国藩给自己约法三章:凡是和自己往日游戏争逐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是减少往来,相见必敬,这样才能改掉互相争逐的毛病;平日同自己夸夸其谈的朋友,不能很快就沉默不语,只能逐渐低卑,少说话,多听,谨慎思考才能改变狂妄的性格。曾国藩的这种自省,痛下决心的改正固然好,但是他却走向了极端,自己刻意要疏远朋友,认为保持距离,就能增加几分敬意,殊不知这是一种破坏人际关系的表现。

要知道,与人交往一定要有真诚和谦逊的心,而不是客观地去抑制,真正想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是从内心开始的。他的朋友吴竹如曾对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友情虽然是上天赐给的一种缘分,但是好多时候都是由人力决定的。所谓“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都归于天,比如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朋友的投缘,君臣的巧遇,原本是有定分的,然而也是因为积诚所致。曾国藩听后,十分受启发,他开始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缺陷,从此每天都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查,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把检点自己看做是事关身心修养的大事,逐渐地使性格完善起来。

《周易》中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就是在每日的言语自律中度过的。每个人都有缺点,都会犯错误,但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所以说,有错必改,有过必纠,这是正确的选择。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反省精神和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作到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才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致鸿儿:功名得失,命里皆有定数

【原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译文】

字谕纪鸿儿:

从家中到军营来的人,许多人都称赞你举止大方,我心里少许宽慰。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做大官,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孙做大官,只希望他们能成为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惯劳苦,可以享受安乐,也可以适应节俭度日,这就是君子。

我为官已有二十年,从不敢沾染一点官场的陋习,饮食起居,还恪守贫寒朴素的家风,极其节俭可以,稍微丰盛些也行,太丰盛我就不敢了。凡是官宦的家庭,都是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由奢侈返回节俭很难。你的年纪还小,切不可贪慕奢侈的享受,不可以养成懒惰的习惯。不管大家庭还是小家庭、士农工商,只要勤苦节俭,没有不繁荣兴旺的;如果骄傲奢侈倦怠,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不能间断,早晨要早起,不要忘记曾高祖以来历代承袭的家风。我的父亲、叔父,都是黎明就起来,这些你都是十分清楚的。

富贵功名之类的得失,都是命中定数,一半靠人力,一半在于天命。只有学做圣贤,全靠自己的努力,与天命没有一点关系。我有志向学做圣贤,可是少年的时候忽视了居家恭敬谨慎的修养,所以到现在还不免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言语谨慎,这样就能为道德修养打好基础。手谕(此时在江西抚州门外)。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

【解读】

对于做官一事,曾国藩认为:“凡是富贵功名,都是命中注定,一半是靠人的努力争取,一半是由上天决定。”对于不可必得的功名富贵,如果一味追求,反而会迷失本性。所以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做圣贤,多读书,因为这件事全由自己做主,诚如孟子所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以学做圣贤为目标,才不会误入歧途。

道光十五年,曾国藩寓居在京城的长沙郡馆,参加了全国的会试,没有取中,便留在京城里研读经史。道光十六年再次出榜,仍没有取中,他意识到“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

于是,他便走出京城,决定前往江南漫游一次。道光十六年,曾国藩经过清江、扬州、往金陵溯江而归。因在京城住久了,所带的钱财所剩无几,弄得经济很紧张,他便向时任睢宁县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先生借了一百两银子。在经过金陵古城的时候,他将借来的银子全部买了书。因所借银两还不够,他又将随身携带的衣服、皮袍卖掉加以补充。回到家中时,他将自己所购的《廿二史》全部摆出来,其父非常吃惊。问清其缘由,竹亭公高兴之余又告诫儿子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为你还债。你如能圈点一遍,这才不辜负我对你的殷切期望。”

曾国藩听了父亲的话很震动,从此以后,黎明即起床读书,直到半夜才休息。他足不出户,几乎整整一年,硬是将《廿二史》圈点了一遍。

此后,曾国藩由考试途径一路晋升,十年七迁,连跃十级。由道光十八年的赐同进士出身,先后晋升为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协修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到道光二十七年的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至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的曾国藩正月诏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任宗室举人复试阅卷大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生平科名,极为顺遂。”

人生中有得有失,得可以使人欢天喜地,失可以使人捶胸顿足,这是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人得意忘形,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些人因为失望而彻底绝望。一个人一生不要因为一点成绩,就窃喜起来,要知道还有更大的目标等着你去追求。同时,也不要因为一点挫折,就怨天尤人,要知道,有多少人都是从逆境中闯出来的,从而取得了成功。古代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他们的悲喜不受客观环境和事物的影响,也不因个人得失而变化,而是所谓“得失随缘”、“得不足喜,失不足忧”。

致诸弟:苟能发奋自立,人人可做圣贤

【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何?即格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碧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

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译文】

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日,我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出的信,信中有路上日记六页,另外有药子一包。二十二日我接到九月初二寄出的家信,感到很欣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忧虑,恐怕道路变故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看了九弟的信,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千辛万苦,总算到家了。真是幸运!姓郑的伙伴靠不住,我早就知道了。郁滋堂这样好,我实在感激不尽。在长沙的时候,没听九弟说起彭山屺,这是为什么?又知道你为祖母买了皮袄。这很好,可以弥补我的过失了。

四弟写的信很详细,他发奋自立的志向,流露在字里行间。不过他一定要去外面找学堂,边学习边教书,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说是因为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误学习,不如外面安静。然而到外面从师求学,不会有什么耽搁;如果像你说的到外面边教书边学习,那耽搁的时间比在家里还要多。

况且真的要发奋自立,那么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就是荒郊野外,热闹场所也可以读书,背柴放牧,都一样可以读书;如果不能够发奋自立,那么不要说家塾读不了书,就是清净的地方,神仙一样的环境,都不适合读书。何必要选择地方?何必要选择时间?只要问自己:自立的志向是不是真的!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我也深表同情。不过,要是仅仅因为小的科举考试不中就发牢骚,我暗自笑你志向不大,心中装不下大事。君子的立志,有包容万物万民的气概,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功业,而后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人。

所以君子忧虑的,是因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长进而忧虑。所以,会为顽固的刁民难以感化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上进的人无路而忧虑,会为黎民百姓得不到恩泽而忧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悲天命而怜悯百姓的穷苦,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至于是个人的得与失,一家人的饥和饱,世俗的荣辱与贵贱和流言飞语,君子是没有时间想这些的。六弟科举没中,就抱怨命运不好,我暗笑他所忧虑的东西太小了。

人如果不读书就算了,只要自称是读书人,就应该按照《大学》里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要有三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都是我们的分内事情。如果读了书却不能联系到自身,说这三点与我丝毫没有关系,那读书又有什么用处?即使能写好文章作出好诗,博学雅闻自己吹捧自己,也只能算是个识字的牧童而已,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称得上是明理有用的人呢?朝廷以制艺来录取士人,也是说他能代圣贤立言,能够明白圣贤的道理,以圣贤为榜样去做,可以做官管理民众,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如果明德、新民为分外事,那么虽说是能写文章能作诗,而对于修身治人的道理实际上是茫然无知,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和用牧童做官有什么不同呢?

既然自称为读书人,那么《大学》的纲领应该是自己所关注的事情,这是明显的。《大学》应修的科目共有八个方面,依我看来,能使人成功的,只有两条:一条叫格物;一条叫诚意。格物,就是说要弄清事物的原理;诚意,是说凡事要身体力行。物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与末。身体、精神、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都可以称为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所用的,所做的事情都是物。格是什么?就是考究事物以及追求它的原理。比如侍奉双亲,定期探望亲人,这是物;探究为何要侍奉双亲,就是格物。跟随兄长,这是物;弄清为什么要追随兄长,这是格物。我的心,是物;深入考察自己内心,就是格物了。我的身体是物;探究养生之道、如何保养身体的道理,这就是格物。每天所看的书,句句都是物;结合自身深入思考,认真研究其中含义就是格物。以上是对事物的认识。所谓诚意,就是要遵循自己所弄清楚的道理而力身行事,这才是诚实的态度。弄懂一句,就实践一句,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格物和诚意同时并进,那么就可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境界。

我的朋友吴竹如在格物上下的工夫十分深,每件事物,都要弄明白它其中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在诚意上下的工夫很深,每天都写日记,一天中的一念之差,一件事情的过失,一言一行都要记载下来,字都是正楷。三个月合订一本,从乙未年起,已订了三十本。因为他处世十分谨慎严格,虽然有时也有杂念,但必须立刻纠正,并记载下来。因此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切合自身的良药。现在我将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页寄回,给弟弟看。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也以艮峰为榜样,每天一个念头,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提醒自己纠正过失,字体也用正楷。冯树堂和我一样,从同一天开始记日记,也有日记的册子。树堂非常虚心,爱护我就如同他的兄弟,敬重我如同老师,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我一向具有没恒心的毛病,从这次写日记后,也可以保证自己一生有恒心了。有名师益友的帮助,我只有进步没有退后。本想抄我的日记给弟弟看,由于今天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所以我就没来得及抄。十一月再有信差来,我一定抄几页寄回去。

我的好友中,如倭艮峰的冷静端庄,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要求尽善尽美,一言一行,实事求是;吴子序、邵蕙西擅长经学,深思明辨;何子贞喜欢谈论书法,他精妙的看法,与我不谋而合,我特别喜欢听他谈论诗。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作了十八首,现在抄了两页,随信寄回与弟弟看一看。冯树堂、陈岱云志向高大,急切而不慌忙,也是我的好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拿着礼物去请求授业,但心里是把他当成老师看待。

我每次给各位弟弟写信,总会不知不觉就说多了,我想你们或许已经厌烦得看不下去了。但是弟弟要是写长信给我,我会十分愿意看,就像获得珍宝一样。人本来就是各有性格的啊!

我从十月初一日开始写日记,总是想改过自新。回忆起以前与小珊有点矛盾,实在是一时气愤,不近人情,本来是想立刻登门道歉。正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晚上我到小珊家谈了很久。十三日我和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我们又开始有说有笑,冰释前嫌了。

金竺虔报满之后担任知县,现在居住在小珊家中,喉咙疼痛有一个多月了,现在已经痊愈了。李碧峰还在汤家。易莲舫要外出读书,现在十分用功,也在以倭艮峰为榜样。同乡李石梧已经升官担任陕西巡抚。

两大将军都被押到京城治罪,准备处斩。英国人的事情,现在已经议和。用了两千一百万两银子,又在全国让出了五个码头,现在英国人已经全部撤退。两江总督牛鉴,也被押到刑部定罪。

近期的事情大致就是这样,容我以后再写,兄国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一直劝弟教儿立志向学,可见他非常重视“立志”对一个人人生的重大影响。他曾给自己写过一个对子:“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他把当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因为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是圣人和贤人的人屈指可数。在他看来,无论帝王将相,无论圣贤豪杰,各自都有各自的志向,只要你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就好了,莫问收获,只问耕耘,重点在耕耘两个字上。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从刚开始走上科举之路,到后来平定了太平天国,直至做到直隶总督,不同阶段他都有自己的志向。在一次秀才考试中,曾国藩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为此他十分高兴,于是为自己取了“涤生”这个名号,希望自己能够借助这一好成绩,蒸蒸日上。从表面意思看,“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而生者,则采用了明朝袁了凡的话:“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就是说我今后所做的事情,就仿佛我要重生一样。这可以说是他立下了一个非常大的志向。

随着人生的不断向前,曾国藩在道光十二年参加湘乡县学考试时却被学台亮了红牌,认为他文理不通。后来再次应试,他也仅得了一个备榜,即秀才的最后一名。这对于一向不服输的曾国藩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于是他告别家乡,进入省城就读于当时极富盛名的岳麓书院。在岳麓书院,他勤学苦读,每一次考试都力争第一,后来在参加省城的乡试时,终于不负众望,考中了举人,后来又考中了进士。在进士及第之后,他又立下了更加宏大的志向。

由此看来,曾国藩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孩子一路走来,遭受了很多挫折,真不容易。可以说,当年的立志正是曾国藩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每当他在科举路上遇到困难时,人们总能看到他为此立下志向,并付出努力这样一个过程。

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无不将“立志”看做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并把它作为排除万难、驶向理想彼岸的原动力。抚今追昔,古人立志的勇气与精神、毅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现在,我们拥有开阔的眼界,悠久的传统历史积淀,更该立下较古人更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成为一个社会栋梁之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致沅弟:存倔犟以励志

【原文】

沅弟左右:

十九日接弟十四日缄,交林哨官带回者,俱悉一切。

肝气发时,不唯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儒释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犟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糜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犟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犟。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犟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新编五营,想已成军。郴桂勇究竟何如?殊深悬系。吾牙疼渐愈,可以告慰。刘馨室一信抄阅,顺问近好。兄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正月廿日

【译文】

沅弟左右:

我在十九日接到弟弟十四日捎来的信,是你交给林哨官带回来的那封。信中的一切都知道了。

肝火上升的时候,身体不只不平和,内心也不害怕,的确有这种现象。不只是弟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像我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也时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只要强迫自己控制它,便可以降伏这样的心情。正如佛家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只是我们兄弟是这样的。重要的是稍加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强烈。降龙用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贤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控制怒火,就是伏虎。佛教、儒教的道术虽然不同,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宗旨就是克制自己的嗜好欲望,以免残害自己的身体性命。

至于“倔犟”这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气质。功业文章,都需要有这两个字的精神贯穿其中,不然一生都会委靡不振,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从“倔犟”二字引申而来。我们兄弟继承了母亲许多的品德,其精髓就是倔犟二字。如果能够消除仇恨的欲望,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而多些倔犟来激励心志,那么就可以有无限的长进。

新编的五个营,想必已经成长成一个军旅了。郴、桂的士兵到底操练得怎样了?我心中很是挂念。最近我的牙疼已渐渐减轻,可以稍微欣慰,不必过于挂念了。现将刘馨室的一封信抄寄给你看。

顺便问候近来可好。兄长国藩手草。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

【解读】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着重阐述了“倔犟”这两个字,告诫弟弟这是为人不可缺少的气质,建功立业、修学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否则就会让自己变得懦弱而一事无成。

曾国藩一生遭遇过很多挫折,但纵观他的一生,每每遇到挫折的时候,总有一种“倔犟”的精神支撑着他,使他走向成功之路。

曾国藩在乡试中考得不错,位列第三十六名举人,然后就去考会试。会试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三次才通过,可殿试只得了一个三等第四十二名。这三等如同进士出身,享受进士的待遇。曾国藩觉得没有脸面见家乡的父老乡亲,但他骨子里却有种不服输的气质,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劝他说还有机会,殿试之后的考试如果能取得好成绩,你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

于是,在这个挫折面前,曾国藩便咬牙坚持了下来,第三次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考得一等第三名,正是这个成绩使他进入了翰林院。翰林院是清代科举人才的最高机构,只有进入翰林院才有机会接触最高统治者,否则只能成为下层默默无闻的小吏。而曾国藩面对挫折,迎难而上,凭借自己的倔犟,在科举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面对挫折的态度,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卑地退缩,认为自己把志向定高了,于是退而求其次;还有一种则是以无比自信的态度来面对挫折,曾国藩就是采用了后者。

曾国藩这种倔犟性格,在他刚开始带兵的时候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当时是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出来带兵的,他没有地盘,没有粮饷,每件事情都依靠别人。但曾国藩却是个骨子里倔犟的人,什么事情都勇于承担。因此,他同地方官员的关系势同水火,经常发生冲突。加上开始同太平军的作战屡战屡败,更使他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依旧没有灰心丧气,在与官场政敌和太平军的双重搏斗中,造就了他咬牙立志,不肯认输的脾气。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话可谓人人都耳熟能详,或许当你看到这段话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也饿过肚子,也受过劳累,更经历过各种痛苦,可是上天并没有降大任于我呀?”

其实,只是遭遇了挫折、困苦,并不是已经完成了全部苦难。要知道困难的完成和升华是需要人们先去克服它。有智慧的人在遭遇挫折之后,他不会怨天尤人,委靡不振,只会冷静地去思考,如何去解决问题。相反,缺乏智慧的人只会哀叹命运的不公,整日以泪洗面。受挫之时,正是长进之机,如果你能懂得如何去解决问题,便能关闭苦难之门了;而不能运用理智果断解决问题的人,只能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藉悉一切。

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唯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

家中四宅平安。季弟尚在湘潭,澄弟初二日自县城归矣。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处尚顺遂否?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嚚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嚚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横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帖。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九弟妇近已全好,无劳挂念。沅在营宜整饬精神,不可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这天,刘福一等人从军中回来,接到了你的来信,信中知晓一切。

城内敌人已被围困多日,估计不久便可攻克。只有断绝敌军情报是最重要的事,弟弟应当亲自出马,以免出现差错。

家中四宅都平安无事。季弟还在湘潭,澄弟初二从县城回来了。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初二住在白玉堂,晚上辗转无法入睡。温弟哪天能到吉安?在县城、长沙等地的行程还算顺利吗?

古人说凶德导致失败的原因不过两条:一是骄傲,二是多言。丹朱不成才,就是因为他“傲”,因为他“嚚讼”,即多言的意思。看看各个朝代的名声显赫的公卿大臣,多数因为这两条而身败名裂。我一直有固执的毛病,这是德方面的“傲”;虽然不多说闲话,但是笔下却近乎多言。有时候静心反省,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其根源不外乎这两者。

温弟的性格与我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言谈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之势,并非只通过言语来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的神态有英姿勃发的姿态,面色却有蛮横之相,最容易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以你的性格,心中绝对不可以有所依仗,心中有所依仗就会自然表现在面貌上。从门第上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子弟要因此而受到牵连;从才识上说,近来军队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弟也没有过人之处,都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只能抑制自己,一味讲求忠信、讲求礼仪,行事诚笃敬谨,这样或许可以弥补自己的过失,显示新的气象。否则,人们都会讨厌你鄙视你。沅弟为人处世谨慎小心,很稳妥,让人放心。而温弟却经常与人谈笑讥讽,强充老手,不免沾些旧的坏习气,所以必须狠狠反省!立刻痛改前非!我还听说温弟在县城的时候,经常放任自己胡作非为,随意嘲讽他人,还时常责怪他人的帖子差强人意,这种做法应该迅速改正。我在军中辛苦多年,怎么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呢?就是因为“傲”字而使百事无成。所以我对各位兄弟谆谆教导,大家要引以为戒。

近日,九弟妻子的病已经痊愈,不用担心。沅弟在营中要振作精神,不可有丝毫懈怠。至嘱。兄国藩手草。

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

【解读】

人的一生中如果能够做出些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欣慰的。但人不能因此而骄傲,人可以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因为傲气长久会令人盛气凌人,而且还会招来祸患。因此说,骄傲可以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亲戚朋友任何人都可以为你骄傲,但只有自己不能因此而骄傲。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因素可以导致失败,“傲”就是其中之一。骄傲能够使人不知进取,从而懒惰散漫;骄傲还会让人失去方向,很难作出正确判断。即使机遇来临,也会错失机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所以他在信中告诉弟弟:“古人说凶德导致失败的原因不过两条:一是骄傲,二是多言。丹朱没有成为栋梁之才,就是因为他‘傲’,因为他多言。纵观各个朝代的名声显赫的公卿大臣,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条而身败名裂。”因此,曾国藩不仅以此修身,而且告诫弟弟也要力戒这两条。

曾国藩戒傲体现在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譬如:1863年,曾国荃进军雨花台,打了胜仗,立下了战功。但曾国藩却要求弟弟不要去争夺这个功劳。他认为这是在谦虚上下工夫。此外,曾国藩为官也不傲。这也同他的磨炼有关系。道光年间,他在京城做官,因为年轻气盛,自然有些傲气,常与一些有名气的人争斗;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经常指责别人,与人结怨;咸丰五六年,在江西的战场上,他又与地方官员产生了矛盾。咸丰七八年他在家守制,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之所以办事情不顺利,正是因为自己平时有傲气,还常常指责别人。

还有在三十岁以前,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言语中总是带着一股尖刻的味道,让人对他十分不满。虽然他自身有一定才华,但人们都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饭桌上还是在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话语总会让人处于尴尬的局面中。时间长了,他的恶名也逐渐传开。后来,翰林院的同僚都逐渐疏远了他。

曾国藩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开始深深地进行反省,最终悟出了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两个弊端,是历来士卿大夫衰败以及官场上导致灾祸的原因,所以一定要避免这两者的危害。于是他经常自勉。就这样他逐渐改掉了这些毛病,到了晚年,他所达到的“谦”的境界令人十分敬佩。他不仅在官僚之间互相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力也时常谦让。

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对温弟说,他的性格就如同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而且言谈上更加尖刻。曾国藩对他进行了指责,说这种傲气凌人的气势会表现在言语、神色和脸色上,一定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同时他还对温弟经常与人谈笑讥讽,强充老手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要他必须立刻改掉这个毛病。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事业和修身方面,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的法则。

上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