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学求学
1913年，恽代英随父母亲从老河口回到武昌。举目四望，离别4年的武昌既亲切又陌生。这座城市已经改变了模样，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市面萧条，租界林立……他们没有能够再回到老育婴堂街的“毗陵恽寓”，而在涵三宫街1号重新租了房子。
安顿之后，恽爵三四处奔走重新谋职。恽代英一方面帮着父母亲为家庭生活奔忙，另一方面遍访教师、同学，准备继续求学。恽代英在探访母校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时得知，他的恩师李沅衡已经离开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帮助筹办中华大学去了。
恽代英找到李沅衡家，师生阔别数年，再次相见，分外亲切。李沅衡拍着恽代英的肩膀，连声说道：“长高了，变结实了，成了大人了，快说说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恽代英向李沅衡谈了在老河口4年的自学生涯，恽代英说，自己不但没有耽误中学学业，还跟着邮政局局长罗衡甫学了英文，读了许多国外经典著作，开阔了眼界。恽代英也向李沅衡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没能系统地学习中学课程，要是想升学，该怎么办？
李沅衡立即胸有成竹地告诉恽代英：“有个黄陂人叫陈宣恺，去年5月13日捐资筹建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他的儿子陈时也在帮着兴办这所大学。陈时在日本留过学，是一个很有学问和新思想的青年，办学热情很高。中华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不靠洋人和官府，全靠个人力量创办的现代私立大学，分为文科、法科、商科，正在招生。没有读过正规中学的学生可以同等学力考预科，然后再考本科。”
恽代英听了很高兴，回家认真复习，日夜苦读，潜心钻研。1913年夏，恽代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华大学预科班。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旧址
开学的第一天，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黑漆校牌格外醒目。校园里，松柏葱茏，花木扶疏，充满着无限的生机。校门洞开，一群群衣着华丽的学生纷纷走了进去。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看热闹的人，把校门堵得严严实实。恽代英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进了校门。这天他依然身穿灰布长衫，夹在一大群穿着绸料长衫的学生中，十分显眼。学生们好奇地看着土里土气、衣着寒酸的恽代英。
有人不禁问：“这穷小子也配上大学？”
“学弟，你可是有眼不识泰山，他就是入学考试独占鳌头的恽代英。”一个学生说。
“哦！”一群学生们不由惊讶地伸出了舌头。
1914年夏天，在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预科班的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华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都在议论纷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争？一向喜欢阅读中外书刊、思想活跃的恽代英，也经常和同学冼百言、余家菊、黄负生一起聊天谈论。
有的同学认为：“这是以强凌弱，以大压小的战争。”也有的同学认为：“这是德、奥匈想独霸欧洲的野心造成的。”
恽代英广泛吸收各种想法和意见，结合自己多年在中外社会科学论著中学到的知识，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后，形成了他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写出来，发表到刊物上，引起社会注意，供大家探讨。
1914年10月，这篇题为《义务论》的文章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个年仅19岁的大学预科生，在一家全国性的大型杂志上发表了评论国际大事的文章，立刻在中华大学校园引起轰动，师生们争相传阅。
《义务论》一开头，恽代英就权利论和义务论的观点来加以论述。他说：“今之持论者，大别之为二端：宗教道德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不必知其权利，所谓利他派也，亦谓之义务论。法律政治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亦应知其权利，所谓完美之利己派也，亦谓之权利论。”他指出，权利论会侵犯他人利益，容易引起争端；而义务论可以防止野心，促人见义勇为，顺乎人情民心，应该肯定，实当提倡。
恽代英在文章中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为，西方列强是一伙权利论者，他们为了各自利益，打着权利旗号，假借“自卫权”之名，在世界各地争权夺利，行侵略之实。
《义务论》还尖锐地指出，西方所谓的文明，就是“巨大军舰、猛烈炸弹和一切不可防御的战争利器，这些战争利器都是以屠戮人类而著名的”，是“杀戮贫贱者”博取富贵者利益的万恶凶手。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揭露这些所谓的“权利”“文明”，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为掩盖其侵略本质而披上的伪装，这样的文明其实是天下纷争的源头、“罪恶的渊薮”。
恽代英颂扬中国古代圣贤主张的“义务论”，就是以“崇让”“利他”、服务他人、献身社会为核心的东方道德。在恽代英看来，一个“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的大同世界的发达，在于“人类之利他心”，因而他倡言“义务论”，反对“权利论”，希望以此作为天下治平的基础。恽代英向社会发出呼吁：“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吾国人其有意乎！”
大学时的恽代英
中华大学的师生们读了《义务论》后，都不禁为恽代英独树一帜的论点和雄辩的论证所折服，纷纷赞叹说：“文章很有见地，代英真不愧为李老师赞扬的奇男儿。”后来又听说，恽代英这篇不到3000字的文章得到大洋10元的稿费，大家又惊叹不已，因为那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十元。
恽代英的挚友魏以新回忆说，第一次到中华大学中学部时，是这样听人介绍恽代英的：“他是大学预科的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义务论》，商务印书馆给了他10元钱的稿费。”这给魏以新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19岁的恽代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恶性竞争，反对私有制度，表明自己向往大同世界，信仰利他主义，并将终身服务社会的理想。《义务论》后来被南洋出版的《舆论》转载。恽代英在《爱澜阁自叙》中写道，这是自己“最得意之事”，“为投稿之一新纪元”。
1915年5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胁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恽代英和中华大学的学生们，愤怒地涌出学校，到武昌街头散发传单，检查日货，参加示威游行，号召国民抵制日货，恽代英开始投入学生爱国运动。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又进入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学习。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希望能够年年考取第一，这样一方面是为了真正学到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免费读书，使自己在经济上获得独立。
恽代英把中华大学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一一进行比较分析。冼百言、余家菊与他被列为学校的“三鼎甲”。余家菊在平时学习中非常用功、勤奋，并且也很有抱负和思想。冼百言是恽代英的好朋友，为人勤奋、聪明，是个思想活跃、努力向上的好青年。还有一位令恽代英佩服的同学名叫夏长青，他严谨细致，学习踏实，自尊自爱。这几位同学比较有夺冠实力，恽代英分析他们各自优点后，努力从他们身上取长补短，激励督促自己不断进步。
在中华大学，书痴恽代英如鱼得水，他勤学好问，博览群书，研究古今中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这时期，恽代英与好友黄负生、梁绍文、冼百言等创办杂志《道枢》，在《道枢》上发表哲学论文《怀疑论》。《怀疑论》将持怀疑论的人，分为绝对的怀疑派、绝对的独断派和折中派三种类型，分别介绍和分析这三派，指出各有其不足之处。恽代英提出，世界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知的。人们之所以不能全部认识世界或者不能正确认识世界，主要是受到四蔽：习俗之蔽、信仰之蔽、耳目之蔽、感情之蔽，如能克服此四蔽，就会有很大进步。《怀疑论》被《光华学报》转载。
恽代英还在《光华学报》上发表《新无神论》，文章谈到，凡不为吾人所知，不为常理之所得而解释之天下事物，惊以为神。而为吾人之所知，为常理之所得而解释之天下事物，认为无神。人欲全知天下事物，实非绝对不可能之事，学者用其思想研究，可以逐渐为人们所知。原以为有神者，可以变为无神。《新无神论》用现代科学观点，驳斥了世界是神造的谬论，并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这两篇文章表达了恽代英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
恽代英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力图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危亡。但究竟应该怎样开步走呢？他为此冥思苦想、努力探求……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了一场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众多的领域掀起思想解放的浪潮。这场新文化运动，就像黑夜中指引方向的明灯一样，一扫笼罩在中国上空的层层阴霾，使广大进步青年从彷徨苦闷中渐渐地醒悟过来。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敬告青年》：“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新青年》朝气蓬勃的面貌，崇尚民主与科学、催人自觉奋斗的特质，让正在追求真理的恽代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恽代英很快与陈独秀取得了联系，经常给陈独秀和新青年社写信，表达自己敬仰的心情和探索人生真谛的愿望，开始积极地为《新青年》撰写稿件。从此《新青年》成了恽代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探索救国救民新出路的又一理论阵地。
恽代英以救国为己任，以《新青年》《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妇女时报》《光华学报》等报刊为阵地和载体，发表《论信仰》《文明与道德》《论女权》《社会性之修养》等几十篇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和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和封建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
1917年的一天下午，刚刚走出教室的恽代英被教师叫住，告诉他有人想见他，这个人就是校长陈时。
对于这位校长，恽代英心中是相当崇敬的。陈时留学日本时一直研究日本强盛的原因，将贫弱的中国与强盛的日本进行比较，认为日本的强盛，是明治维新重视教育的结果。陈时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人物，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加了辛亥革命。但严峻的中国现实，使陈时清醒地认识到推动革命的力量太微弱了，难以与强大的旧势力相抗衡，国家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所以陈时提出国家要振兴，首要的任务就是办教育，为振兴中华输送优秀的人才。在这种教育救国思想的驱使下，陈时倾家兴学，1912年在武昌创办了中华大学。
恽代英被陈时教育救国的理念深深吸引着。陈时约见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带着疑问的恽代英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看到恽代英，陈时高兴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热情地说：“代英，来，这边坐！”
陈时仔细端详了一下面前的年轻人后，郑重地提出，他决定请恽代英全面负责《光华学报》，做学报的主编。
陈时的这个决定令恽代英颇感意外。《光华学报》是中华大学的学报，在学术界非常有影响力。让自己这名大三学生做学术刊物的主编，这在中国新闻出版界是史无前例的。恽代英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觉得自己不论学识、资历，还是办报经验，都难以胜任，他礼貌地拒绝了。但是陈时非常欣赏恽代英的才华，坚持这个决定，并同意恽代英改革学报的要求。恽代英深受感动，接受了校长的聘请。
恽代英接手《光华学报》后，立即进行改良，辟论丛、学海、思潮、选萃等栏目，宣传新文化、新思潮；针砭时弊，寻求救国救民道路。
1917年3月，恽代英撰写《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大任务》。这篇文章写作背景是当年1月，美国政府向德国宣战。针对是否对德宣战，北洋军阀内总统府与国务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美、日帝国主义争夺对中国控制权的一场角逐。恽代英在文章中力排众议，既不主张对德宣战，也非保持中立，而提出要寻找战争的恶因，以及除掉此种恶因的方法。指出要保持世界永远和平，必须铲除战争的祸根——恶势力。恽代英请陈独秀把《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大任务》一文转交给王正廷、蔡元培，同时投稿于《京报》《时报》。王正廷后来回复恽代英说：“言极制服，但国力不及，容缓图之。”恽代英将文章标题改为《欧战与永远和平》，在《光华学报》刊发，将这期学报寄赠给陈独秀。陈独秀阅读《光华学报》后，称赞杂志“内容可观”，夸奖恽代英是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士。
任职中华大学中学部
1918年，恽代英（右一）和父亲及弟妹合影
1918年夏天，恽代英、冼百言、余家菊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从中华大学毕业了。校长陈时聘恽代英任中学部主任，冼百言、余家菊担任学监。
应聘前夕，校长陈时语重心长地对恽代英说：“代英，你和冼百言、余家菊都是我们中华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在师生中都有很高的威望。你们平日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经常修身反省，严格要求自己，都是治学严谨、力求进步而有才华的好青年。希望你们应聘以后，决不要辜负学校对你们的殷切期望！”
恽代英为人素来重感情，讲操守，觉得自己受过母校5年多的培养，应有所报答。他慨然应聘留校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要拯救国家，必须养成善势力。而善势力的养成，首先在于改变社会风俗，教育则是正风俗的切实工具。因此他怀着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意愿，到中华大学中学部任职，担起了中学部主任（相等于校长）的重任，并任国文、英文课教学。
恽代英应聘时，与校长陈时“约法三章”：
一、中学部独立成为附中，经费自给，不足时由大学部补助，一切支配由附中全面负责。附中收入，不得挪作别用。
二、教职员进退以称职与否决定，校长不得干涉。
三、招生及学生去留以操行学业为标准，任何人不得干预违反规定。
陈时办教育的事业心很强，而恽代英又才学兼备，只要恽代英肯留下任职，把中学部从困难中解救出来，恽代英提出的条件他全都答应。
恽代英被聘为中学部主任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华大学的师生议论纷纷。
“恽代英，年纪轻轻，不过23岁，初出茅庐，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头上还拖着辫子的一位老夫子摇头晃脑地边说边叹气。
旁边一位接受了一些新思想的教师，反驳说：“代英年纪虽轻，但他可是我们中华大学声名远播的优秀青年，发表过《义务论》《怀疑论》等有影响的文章，后生可畏。我看代英能够担此重任。”
魏以新斩钉截铁地说：“中华大学中学部只有代英来领导，才能出现生气，教育改革才能全面铺开，中华大学才能办成武汉地区第一流学校。”
那时湖北的封建势力盘根错节，世风日下，教育界显得死气沉沉，学风极为不振，学校还处于令人窒息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氛围中。教师多半是前清遗留下来的老朽之流和华而不实的东洋留学生。学生多数也是豪门劣绅的子弟和商贾人家的公子。贫苦人家的孩子能上得起学的为数极少，即使上了学往往也被迫中途退学。恽代英在中华大学读书时，针对腐败的学风，在同学中提倡不赌、不嫖、不吸烟、不饮酒、不说谎话、考试时不夹带。后来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又加上了不坐黄包车、不买仇货两项，由“六不”发展到“八不”。在他的鼓吹带动下，中华大学及中学部学生的思想面貌有了一些转变。
中华大学在武汉虽有一定声誉，但以往教育改革举棋不定，恽代英对学校的部分内幕也有所察觉。一旦选择了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这个岗位，恽代英便全力投入，殚精竭虑地思考着学校的教育、学校的发展。他认真细致地制订了中学部的教育实施方案，准备在开学典礼上向全体师生宣布。
上任第一天，恽代英召开全体教师会议。他说：“我们要想养成社会的善势力，教育是惟一切实的工具。我要求你们爱学校如生命，爱学生如兄弟，要求学生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要关心国家大事，鼓励他们投入到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去……”
听了恽代英这一番话，教师们的思想活跃起来，说：“这样下去，中华大学中学部有希望了。我们同人一定要努力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大家都表示要在中华大学中学部大干一场。
1918年8月20日，中华大学中学部开学了。恽代英、冼百言、余家菊等人和教师李沅衡、黄负生、李汉西等都站在讲台上。恽代英穿了一身学生装，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神采奕奕地对数百名学生宣布了他的办学主张。恽代英说：“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和改造社会，而中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出活泼、切实的学生。这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活泼、勇敢、劳动、向上的活动能力；二是纯洁、诚实、精密、谦和、切实的思想作风。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有四个方面：一是国民常识之养成，包括国学、科学及世界常识。二是生活技能之养成，包括手工制造、化学制造及教育工作能力。三是公民资格之养成，公民的知识与道德，社会生活及社会服务之训练。四是升学能力之养成，英文程度提高、各科水平并重，要求提倡课外自由研究，甚至择校辅助。”
会场里鸦雀无声，大家兴奋地看着这位充满自信、充满活力的中学部主任，期望着中学部有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朝气的未来。
恽代英认为要革旧布新，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的学风，必须从师生的思想道德入手。国文课上，他经常用近代中华民族屡遭列强侵略的惨痛历史来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感，如春风化雨般地熏陶、提高学生的道德品性，要求学生关心国事，鼓励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恽代英的影响下，1919年初春，林育南、胡业裕、魏以新等创办了《新声》半月刊，成为武昌第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对每期《新声》稿件，恽代英都倾注心血，认真修改，精心培育这一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花朵。
恽代英希望学生们能学到真正有用、切实为社会服务的知识。他明确提出，选用报刊上某些思想先进、有文采的好文章，铅印出来作为课本。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很少，文字也陈旧生硬，学习起来很乏味，恽代英就下决心选用温德华著的《几何学》，密尔根·盖尔著的《物理学》，素费生·罕得生著的《化学》等英文原版来进行讲授。
虽然恽代英对书非常痴迷，但他并不主张让学生们读死书，学死理。他认为书籍是死物，不能囊括天下所有的活理，如果单纯依靠书籍教学，流弊很多。他对注入式教学深恶痛绝，认为注入式教育，会使孩子们大脑变得僵化机械，逐步失去自由创造的能力，是“戕贼灵性的教育”。恽代英在教授国文、英文时大胆探索，采用启发式教学，上课前先让学生预习，然后开讲，课堂上自始至终贯穿提问，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材施教，使成绩好的学生有所用心，学习较差的学生也能赶得上。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表明采用启发式教学虽然麻烦一些，但于学生益处太多了，比注入式教学效果要强十倍。
虽为一校之长，但恽代英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经常提倡并参与学生的各种演讲会，指导学生们做好充分准备，轮流演讲或辩论。在这种氛围中，中华大学中学部的学生多能言善辩，五四运动中，中华大学上街演说的队伍最多，成为武汉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动者。
恽代英主持中华大学中学部工作后，对校风、学风等方方面面大力整顿、锐意改革、严格办学、悉心教授，不到一年时间中华大学中学部就名震武汉三镇。许多名门权贵人家都愿送子女到中华大学中学部读书。恽代英为了保持名牌中学的声誉，向校内外公布了一条规定：“招收新生必须经过考试，择优录取。”一些落选的纨袴子弟钻门路，想进中学部读书，都被恽代英一一拒绝了。
在菊花盛开、清香四溢的一天清晨，恽代英正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批阅学生的作业。大学部学监李汉西走进恽代英的办公室，递给恽代英一张条子，说：“恽先生，这三名学生是赵均腾先生拜托陈校长的！”
李汉西用眼角瞟了一眼恽代英，看到他没有任何表示，胆子大了一些，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说：“这个是赵师长的侄儿，陈校长吩咐，请先生破例一次！”
恽代英将纸条看了看，思忖着赵均腾是民国的开国元勋，与校长陈时又是世交，如果不答应吧，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答应吧，又与受聘时承诺的“约法三章”相抵触。他思考了一会，说：“请他们三天后来！”
李汉西得意起来，以为事情已经搞定了，满面春风地转过身子去禀告陈时，又转告赵均腾。一石击起千层浪，这一消息，引得教师们议论纷纷。
一些曾碰过恽代英钉子的人，风言风语地说：“唉，只怪我们面子小，赵均腾是开国元勋，又是陈校长的世交，人家面子大！”
恽代英的一些知心朋友也纳闷起来：“代英平时处事公道，一向严肃认真，不徇私情，怎么这回……”
成竹在胸的恽代英对那些同情他又摸不透他意图的同人说：“人们之所以愿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中华大学中学部来，是因为我们学校办学严格、教学认真、成绩优良。但碰到入学考试，又希望从宽，这难道不是矛盾吗？要是可以宽一点，自然就不用严格了，那又何必把子弟送来呢？至于如何处理这三位，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三天后，那三位学生在跟班的簇拥下到了学校。赵均腾的侄儿傲慢地问：“恽先生，我们编在哪一个班？”
一些教师围在窗台、门口看恽代英怎么处置。
恽代英看了看这三位穿着讲究、油头粉面的青年，不觉皱了一下眉头，随即要他们分开坐在桌子后面，不露声色地从抽屉里取出三张试卷，说道：“我定的规矩对任何人也不例外，今天请你们来应试，及格者才能入学。”
那三位学生面面相觑了几分钟，只好硬着头皮答试题。赵均腾的侄儿两眼望着天花板，一道题也答不出来。额头上不断沁出汗水，不时掉过头去望望窗户外看热闹的教师，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
考试完毕，恽代英说：“明天接到通知者，请来上学；未接到通知者，请去报考别的学校。”
当天，恽代英会同有关教师认真批阅考卷。结果，只有一个学生接到了通知，赵均腾的侄儿和另外一个学生因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
那些曾碰过恽代英钉子的教师见此情景，也伸出了拇指说：“这下我们服了，恽代英的确铁面无私！”
赵均腾十分恼怒，骂恽代英不通情理，责怪校长陈时不念乡情。
处在夹缝中的陈时非常气恼，跑到恽代英的办公室，说：“恽先生，难道我连收一个学生的权力也没有了？”
恽代英见是陈时，就据理说：“陈校长，我受聘时与您‘约法三章’，您忘记了吗？您硬要收赵均腾的侄儿，不就违反第三条了吗？”
“哦！”陈时愣了一会儿，口气软了一些，“恽先生，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能破这个例！”恽代英毫不留情地回答。陈时气得拂袖而去。
一些好心的教师怕事情闹僵了，希望恽代英能照顾校长陈时和李汉西的面子，纷纷来劝恽代英。
恽代英大学时的同班同学陈启天首先出面，关切地劝说道：“恽先生，还是给陈校长、李学监一点面子吧！在录取个把学生上，不要过分固执！”
恽代英严肃地回答：“陈先生，我们在中华大学是同学，又一起到中学部教书，你应该了解我。在对待校务公事上，我历来主张‘铁肩臂，铁面孔’。以‘铁肩臂’任事，以‘铁面孔’处事。这次事关陈校长、李学监的节操，我应坚持直情径行，不能忍屈受辱。我更要对国家社会负责。如果因为我拒绝他们这些不正当的要求而不见容，那么，我只能准备辞掉职务了。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争一时之意气，而是为了保品格。为保品格而去，还有再来服务的机会。如果一个人失去品格，那他就失去一切。”
陈启天劝说无效，有人又敦促新来的英文教员涂旃叔出面调解。恽代英平时很尊重涂旃叔，他们之间交谊深厚。涂旃叔找到恽代英后，委婉地说：“你知道外边现在怎样议论你吗？我真为你担心。”
恽代英眨了眨眼睛，微笑着说：“我早听说了。有人在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衣冠不整，行止不庄’。如果我不太讲究仪容，也算是缺点，但他们并没有说我不讲穿戴是表现自己，而是讥讽我‘不徇情面’为的是表现自己。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了。有些朋友喜欢在学生面前做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想叫学生一见他就肃然起敬。我深信‘师道尊严’，这是一面；但还有另一面，‘师不和则道不行’。老是要板起面孔使人‘见面生畏’，我不会做，也不愿做。这难道是我的‘行止不庄’吗？”
涂旃叔见无法说服恽代英，便把话锋一转，用个人的前途利害来进行劝说。恽代英无限感慨地说：“想到个人前途，我是感到栗栗危惧。世道如此，我们的前途实在是布满荆棘。我的宗旨是：毕自己的一生，‘伺候国家，伺候社会’。在今天，为了我们这所学校，为了这些学生，我可以牺牲自己，但品格不能牺牲。我想定了，三个学生里，只能录取合格的那一个，另外两个不能录取。为保学校，保品格，‘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
就这件事，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吾在校中抱三大主义：一、尊重真正公共意见；二、不服从非法权力；三、不挑拨各班间之恶感，或本校与外校之恶感，并力求调和之。”恽代英虽然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校规，但他认为严格管理不是教育目的，而是教育的手段，是为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恽代英这种既严又活的管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中华大学中学部校风大变，为社会所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