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古代

第一章 古代俄罗斯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大量书面文献和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接受基督教以前，东斯拉夫人就有了文字。东斯拉夫文字的缔造者是拜占庭的两位传教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基里尔在9世纪下半叶创造了格拉果尔字母，用以翻译宗教文献。9—10世纪之交，在古希腊语字母的基础上，并保留格拉果尔字母中能够表达斯拉夫语言特点的要素，形成了一种新的字母，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基里尔文字。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促进了文字和书面文化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东方的基督教，也就是东正教，允许用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此举意义重大，有利于民族语言书面语的发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旦文字出现，文学的诞生便指日可待了。

俄罗斯文学发端于11世纪。11—17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称为古代俄罗斯文学（又称中世纪俄罗斯文学）。古代俄罗斯文学成就明显逊色于同期的西欧文学，但作为后续文学发展的基础，其意义不容忽视。正如古代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库斯科夫所说：“不了解古代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我们就不可能了解普希金创作的整个深度、果戈理创作的精神实质、托尔斯泰的道德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内涵、俄国象征主义的特点和未来主义的语言探索。”

古代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教会的需要，基辅罗斯在公元988年接受基督教后，迫切需要将从拜占庭运来的圣经典籍翻译成教会斯拉夫语（或称古斯拉夫语）；二是生活的需要，早期封建国家出现以后，大到国际协议，小到买卖契约、法律文书、财产转让或继承都需要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三是基督教的传播和国家的出现使中世纪的人萌发了民族意识，从而对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确信，了解过去、不忘根本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们一方面从希腊文翻译历史文献，一方面开始编写自己的编年史。

由此可见，古代俄罗斯文学从来源上可以分为翻译文学和原创文学两个类别，从功能上又可以分为教会文学和世俗文学两个范畴。纯文学尚未分化为独立的领域。跟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况相仿，在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总是与历史、哲学、科学和宗教纠缠在一起。有鉴于此，对古代俄罗斯文学的评价不能套用今天的标准。

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体裁有两大类：一类是教会体裁，如使徒行传和布道讲话；另一类是世俗体裁，如军人故事、编年史、旅行记，以及训诫、格言警句等。教会体裁是从拜占庭创立的教会体裁体系中借鉴来的，世俗文学体裁则是在民间口头文学体裁与教会文学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跟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在古代俄罗斯，存在两种语言：一种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本民族的口头语言，一种是既用于教会事务、又用于国家和文化生活重要场合的书面语，即教会斯拉夫语。有意思的是，中世纪的俄罗斯人无论受过教育与否，都懂教会斯拉夫语，这是相互交流的基础。这两种语言后来发生了混合，到18世纪，教会斯拉夫语融入了俄语的高雅语体。了解这一点，对理解俄罗斯文学后来的发展很有助益。

第二节 古代文学进程

古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艺术文学逐渐清晰、逐渐摆脱对教会的依赖这样一个过程，换句话说，经历了一个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而17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诗歌、戏剧和长篇小说的出现可以说是这种世俗化的高度体现。

古代俄罗斯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基辅罗斯时期（11—12世纪初叶）;2）封建割据时期（12世纪中叶—13世纪上半期）;3）蒙古鞑靼统治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13世纪下半期—15世纪）;4）中央集权巩固时期（15世纪末—17世纪）。不同时期各体裁的代表性作品有： 《律法与神恩讲话》、《往年纪事》、《伊戈尔远征记》、《顿河彼岸之战》、《彼得与费弗罗尼娅的故事》和《阿瓦库姆行传》。

《律法与神恩讲话》是11世纪布道散文的杰作，也是俄罗斯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作品，作于1037—1050年间，作者为伊拉里昂神父。此人博学多识，才华过人。

《律法与神恩讲话》构思缜密，结构严谨。第一部分是律法与神恩的比较，是为第二部分所做的有力铺垫。第二部分是讲话的核心部分，是对弗拉基米尔大公以及与伊拉里昂同时代的罗斯统治者及其业绩的礼赞。第三部分是对上帝的祷告。

《律法与神恩讲话》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将罗斯作为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国家来加以颂扬。伊拉里昂认为所有的基督教民族都是平等的，以此思想来对抗拜占庭至上说。《律法与神恩讲话》开宗明义，将犹太教（律法）与基督教（神恩）加以对比，证明神恩优越于律法。律法只在犹太教民中间传播，神恩是所有民族的财富。也就是说，旧约是上帝在西乃山赐给先知摩西的律法，只是对犹太民族生活做出的规约。新约则是基督教信仰，具有世界意义，且每个民族都拥有自由选择神恩的权利。显然，伊拉里昂在与拜占庭分庭抗礼，挑战拜占庭独享神恩的垄断权。

《律法与神恩讲话》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在中世纪流传甚广，对12—15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影响很大，是古代文学“布道讲话”体裁的典范。

《往年纪事》是一部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古代俄罗斯编年史总集，成书于12世纪初。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政论作品，是古代俄罗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往年纪事》的出现是古罗斯历史意识发展的一个鲜明例证。编年史的作者试图廓清年轻的基督教国家在其他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间的地位和作用。《往年纪事》的书名本身已清楚表明作者的宗旨：“这就是往年纪事，罗斯人源自何处，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而罗斯国家又是如何产生的。”

《往年纪事》以年代为序，讲述古代俄罗斯的历史事件（第一个确切年份是公元852年）。编年史中没有统一的情节和人物，时间顺序是基本的联系因素。编年史文本零散，材料芜杂，这决定了该书的题材和体裁特点。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基督教和罗斯受洗、军事征伐与重要战役、抗击波洛维茨人入侵、诸侯分裂割据、外交斡旋、天象变化、建筑活动、基辅—洞窟修道院修行者的生活情况等是作品的主要题材。

编年史作者不光转述事件，他们还关心祖国的命运，捍卫罗斯统一的思想，呼吁诸侯和解，并进行道德说教。作者关于善与恶、基督教价值的议论给编年史涂上一层政论色彩。《往年纪事》反映了人民对罗斯历史的看法，这些看法不总是狭隘的、封建的，因为基辅—洞窟修道院的立场不受王公的制约。

《往年纪事》融会了不同体裁、不同语体的文本，有简略的年记，也有详尽的叙述。这些文本有的是专门为编年史而写的，或是夹杂其间的，如《哲学家讲话》里面就插入了对基督教信仰的陈述。

《往年纪事》是杰出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反映了古代俄罗斯国家的形成，政治和文化的繁荣，乃至封建割据的开始。

《顿河彼岸之战》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文献，讲的是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率领俄罗斯军队在库里科沃战场大胜马麦汗的故事（1380年）。作品的确切写作时间不详，一般认为是14世纪末15世纪初。传统上认为《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是梁赞人索弗尼，此人是位司祭，但学界也有不同意见。

《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以《伊戈尔远征记》为样板，将俄罗斯军队战胜马麦视为大公们同仇敌忾的结果，是对《伊戈尔远征记》作者发出的呼吁的生动回应。

《顿河彼岸之战》用诗体写成。与有关库里科沃大战的编年史述不同，这里没有对事件的连续叙述。作者试图表达胜利的喜悦，“用歌声和狂热的古斯里琴”来颂扬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大公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安德列耶维奇。与此同时，作品中也表现出另一种情绪，即“怜悯”，对阵亡战士的哀悼和同情。俄罗斯妇女为阵亡者哭泣。

有别于《伊戈尔远征记》,《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对草原的胜利，因此，前者中的诸多形象在此又担负起新的任务。例如，在这里，大自然的力量是站在俄罗斯人一边的：“太阳高照”,“为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指明道路”，而马麦的灾难“就像鸟儿的翅膀在乌云下盘飞，乌鸦不停地哀鸣……”《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没能理解或者说是简化了《伊戈尔远征记》中的个别古代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基督教因素明显加强，而语言则带有公文语体的特征。

《顿河彼岸之战》不但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彼得与费弗罗尼娅的故事》成于16世纪中期，作者为作家兼政论家叶尔莫莱—叶拉兹姆。这是古代俄罗斯当之无愧的叙事艺术典范。作品由关于穆罗姆的圣徒彼得和费弗罗尼娅的传说加工而成。该故事流传甚广。

故事的核心是少女费弗罗尼娅与穆罗姆大公彼得的生活和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史书上没有记载。女主人公的形象来源于俄罗斯童话，她是梁赞公国拉斯科沃村一位养蜂人的女儿，以行善积德、聪明机智而远近闻名。故事是这样的：彼得大公被蛇咬伤，多方治疗不见好转，听说民女费弗罗尼娅能治，便派遣仆人来请费弗罗尼娅。费弗罗尼娅一口应允，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伤治好后彼得要娶她为妻。费弗罗尼娅深知，要大公娶一个农民的女儿可没那么容易，毕竟她与大公门不当户不对。果然不出所料，伤好后，大公对自己的承诺只字不提。早有准备的费弗罗尼娅给大公治伤时留了一手。不久大公伤病复发，不得不羞愧地又来找她治伤。费弗罗尼娅便趁机要求彼得先发誓娶她，这才终于迫使大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跟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女主人公一样，费弗罗尼娅敢于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她至死都对丈夫忠贞不渝。费弗罗尼娅是跟丈夫同时死去的，因为没有他她活不下去。死后他们的遗体合葬在同一口棺材里，曾经两次有人企图把他们分开重葬，但都未能得逞。

费弗罗尼娅的聪明不光表现在她的行为上，还表现在她的言谈中。她善于使用谜语般隐晦的语言。成为大公的妻子后，达官显贵们经常恶毒地攻击她，企图把她从城里赶出去，同丈夫分开。但对女主人公来说，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她宁愿放弃一切，只要能跟丈夫在一起。大公放弃王位，同妻子一道离开自己的公国，后经市民们极力劝说和挽留，他们才重新回到穆罗姆。

作者强调，圣洁的人并不在乎权力和财富，他们与贪图权势的显贵们判然有别。

《阿瓦库姆行传》（1672—1675）是使徒行传类作品的代表作。这是大司祭阿瓦库姆·彼得罗夫的忏悔录，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自传体作品。阿瓦库姆从自己的青年时代写起，一直写到55岁。作者借鉴了数百年的使徒行传体裁传统，同时又大胆突破和创新，因为他要讲述的是自己的修行经历。作者以自白的语调，对自己的罪孽做了忏悔。他有崇高的一面，也有卑劣的一面。阿瓦库姆作品中有许多非同寻常之处，如对主人公精神状态的描写，风景描写，以及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就连宗教幻想成分在作者笔下也不乏日常生活气息。在尼康大主教的宗教改革（1653年）之前，阿瓦库姆的生活即充满坎坷，他曾因反对飞扬跋扈的地方政权和在乡村布道而受到迫害。然而对阿瓦库姆最严峻的考验还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这一改革导致了教会的分裂。旧礼仪派的追随者认为大量的新措施不光是对古老东正教礼仪的破坏，而且是对以往生活方式的背弃，是对基督徒王国的进犯。

阿瓦库姆从圣经角度对尼康大加挞伐，愤怒地声讨“尼康改革的异教性质”。但讲到自己的家庭时，阿瓦库姆的笔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以异常温柔的语调谈起自己忠诚的妻子阿娜斯塔西雅·玛尔科芙娜。她赞成他对人生及其苦难的看法。“在怀疑和困惑的时候”，正是玛尔科芙娜给了他有力的支持。

阿瓦库姆的文体鲜明而又富于个性。叙述用第一人称。同时，作者也有意识地使用一些民间俗语。他好像是在自嘲，称自己的笔墨是“不连贯的废话”。他确信“上帝不是要听漂亮的词藻，而是想看到我们的行动”。阿瓦库姆坦诚地与读者交谈，他的每句话都发自内心，感人肺腑。一个17世纪的人的情感世界，在他的笔下得到朴素而自然的表达。阿瓦库姆称他“不愿意用蹩脚的哲学诗句来装饰俄罗斯的自然语言”。

古代俄罗斯文学在17世纪显露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倾向，批判、讽刺和政论因素加强，出现了诗歌、戏剧和长篇小说等新型文学。

西米昂·波洛茨基（1629—1680）是俄罗斯诗歌的缔造者，他创造的诗体是音节诗。所谓音节诗，就是每行有11—13个音节，每两行一押韵。

波洛茨基赋予诗歌作品以巨大的启蒙和教育意义。波洛茨基认为，诗人的崇高志向在于吸引人们的“耳朵和心灵”，诗这种强大武器应该用来传播教育，普及文化，宣传正确的道德观念。他的诗就体现了这样的追求，如《公民》认为每个人，包括统治者，都应遵守法律；《尊严》中说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追求荣誉、仕途、权势，而在于从事喜爱的工作；讽刺诗《商人》历数商人的欺骗、撒谎、发假誓、偷窃、重利盘剥等八大罪状。不过波洛茨基的诗写得过于概括和空泛，缺少有血有肉的具体形象。此外，波洛茨基还认为，音节诗应该成为斯拉夫书面语写作的典范。

西米昂·波洛茨基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文人诗人，也是第一位宫廷诗人。他的诗歌语言是纯书面的，与散文语言大为不同，相当古雅。他为古典主义诗歌开辟了道路。

波洛茨基的名字也与俄罗斯戏剧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他的《关于一个浪子的寓言喜剧》（1673—1678）是当时学校戏剧的开山之作，也是古典主义戏剧的先声。

17世纪的小说力求摆脱事务功能，摆脱与教会礼仪的联系，变成无拘无束的叙事作品。它不但打破或重新诠释了中世纪的规范，还在融合几种传统体裁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颖而复杂的结构。

作于17世纪60年代的《萨瓦·格鲁德钦的故事》讲述不久前的一段往事，富商格鲁德钦—乌索夫一家遭受的不幸。小说糅合了两种体裁模式。一种是“奇迹故事”，讲一个青年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后来又悔过并得到宽恕的宗教传说。“奇迹故事”是中世纪最流行的体裁之一。另一种是“魔幻故事”，小说的很多情节都有魔幻故事的痕迹。

17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弗洛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则是一部骗子小说。弗洛尔·斯科别耶夫是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没落贵族子弟，平日靠替人写状子为生，生活窘迫，总想发财致富改变现状。他用欺骗手段骗取了大家闺秀安努什卡的爱情，与她暗中成婚，并设计迫使安努什卡的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得到大笔财产和领地。

从一定意义上讲，《萨瓦·格鲁德钦的故事》《弗洛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等类似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俄罗斯长篇小说的萌芽。不过这时的长篇小说很快受到古典主义的排挤，长期处于边缘状态，直到18世纪下半期才得到重视。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伊戈尔远征记》是古代俄罗斯的著名史诗和文学杰作之一，自发现以来一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研究它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至今仍存有许多未解之谜。据专家估计，《伊戈尔远征记》大致作于12世纪末，以唯一的手抄本（估计16世纪）形式流传下来，1792年被著名收藏家穆欣—普希金发现，1800年穆欣—普希金在两位手稿专家的协助下将手稿出版，1812年原始抄稿毁于莫斯科大火。

《伊戈尔远征记》的基本情节在史书中有详细记载。1185年春，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戈尔·斯维雅托斯拉维奇举兵征讨波洛维茨人。随伊戈尔出征的还有他的弟弟库尔斯克和特鲁勃切夫斯克大公弗谢沃洛德、伊戈尔的儿子普济维尔大公弗拉基米尔和伊戈尔的侄子雷尔斯克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参加征讨的还有切尔尼戈夫大公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德维奇的卫队。远征以俄罗斯人大败告终，整个军队只有15人生还，所有的大公全部被俘。虽然伊戈尔不久死里逃生，但其失败给罗斯酿成了新的灾难。波洛维茨人乘胜追击，一举扩大战果，烧毁了罗斯的不少城市和村庄。

《伊戈尔远征记》重心不在直接讲述伊戈尔的远征（作者只是笼统地对事件做了些提示），而是重在反映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对远征所做的反响和议论。这说明，《伊戈尔远征记》并非单纯的叙事作品，而是抒情与叙事兼有。

《伊戈尔远征记》的体裁众说纷纭。俄罗斯著名学者利哈乔夫认为，要准确定义《伊戈尔远征记》的体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要求要么把它纳入民间口头文学，要么纳入书面文学，而《伊戈尔远征记》本身兼有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方面因素。

《伊戈尔远征记》是对伊戈尔远征所做的较为抒情同时又具有政论色彩的追忆。在作者看来，伊戈尔远征的失败乃是俄罗斯王公内讧的结果，其罪责不该由伊戈尔一人承担。作者的政治理想是树立基辅大公的权威，认为这样可以巩固罗斯的统一，约束各地大公的肆意妄为。正因如此，作者才把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写成一个英明而威严的统治者并让他占据作品的中心部分。

长诗由开篇、叙事、尾声三个部分组成，结构高度严谨和匀称。其中叙事又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伊戈尔远征的故事，中间穿插一些抒情插笔，外加一个独特的结尾，将伊戈尔兵败后波洛维茨人入侵俄罗斯与斯维雅托斯拉夫胜利进军波洛维茨进行对照；第二部分是核心部分，与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讲斯维雅托斯拉夫的梦，王爷们对梦的解释，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作者关于波洛维茨大公们的插笔；第三部分是叙事的结束部分，讲雅罗斯拉芙娜的哭诉，伊戈尔的逃脱，波洛维茨人的追击，伊戈尔回到基辅。

丰富的象征形象体系是《伊戈尔远征记》的一个突出特点。拟人、比喻、排比等诗歌手法的运用在《伊戈尔远征记》中比比皆是。如将伊戈尔比作光明，将敌人比作乌鸦，战斗比作酒宴；用试图遮蔽四个太阳（即四个大公）的乌云象征波洛维茨军队的行动。自然界与人的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使长诗的色彩异常丰富，这也是其重要特点。在这里，大自然积极地参与到所有事件中来，天和地、动物和植物对伊戈尔所率军队的痛苦和欢乐给予呼应。大自然的凶兆伴随着伊戈尔的出征，它千方百计干扰伊戈尔注定失败的行动：日食，黑暗遮蔽了大公的道路，大雷雨呻吟着发出不祥的预兆，鸟儿的哀啼和野兽的吼叫让人不寒而栗。对伊戈尔怀有敌意的那些力量也没有消停：神话中的妖怪吼叫着向敌国发出伊戈尔前来讨伐的警报，鸟儿在林中警惕着这场灾难，狼、鹰、狐狸、乌云、风一起对抗伊戈尔，但当波洛维茨人打败俄罗斯人时，草又同情地低下了头，树则痛苦地弯下了腰。当伊戈尔逃走时，周围的大自然拼命帮助他，激励他，为他高兴。顿涅茨河用波涛爱抚他，千方百计庇护他；为了让人听见敌人的追赶，喜鹊和乌鸦停止啼叫，啄木鸟为他指路，夜莺用歌声为他报告黎明。雅罗斯拉芙娜向大自然的力量、向风、向太阳和第涅伯河发出祈祷，请求它们拯救她的丈夫。雅罗斯拉芙娜的哭诉是《伊戈尔远征记》中最感人的段落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不光请求拯救她的丈夫，还请求拯救丈夫手下的战士：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什么人都是温暖而美丽的：

神啊，你为什么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里，

你用干渴扭弯了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了他们的箭囊？

这应该说是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最早的源头。

《伊戈尔远征记》是古代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价值，堪与西欧的史诗《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