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进和范进

周进和范进，分明是两个十分相似的人物。他们都是出身贫寒，暮年得第，都是除了八股之外，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他们都是利用八股这块敲门砖敲开了仕途的大门，终于从社会的底层挤进了统治者的行列。一个是久试不第，痛极而疯；一个是一朝得志，喜极而疯。两个同样扭曲的灵魂，两条相似的生活道路。

范进，一个穷读书人，穿得破破烂烂。他为人老实，嘴笨心死，窝囊到了家。平日里动不动就让他那凶眉恶眼的丈人臭骂一顿。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饿急了，连下蛋的母鸡也要抱到集上去卖钱换米。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五十四岁那年，他总算进了学、得了个秀才。紧跟着的乡试，他居然又中了。那长长的、辉煌的报帖分明地在他那比猪圈也强不了多少的草屋里挂了起来：

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

这是真的吗？不是在做梦吧？他实在承受不了这巨大兴奋的突然袭击。几十年的歧视，几十年的压抑，就这样结束了。人人都在向他微笑，人人都在向他致意。他受不了，他受不了这微笑，他疯了！我们目击这一幕人间喜剧，看着他那披头散发、满身泥水、踉跄而去的背影，看着围绕着他的张张笑脸，是为他喜，是为他悲？是为他欢笑，是为他哭泣？是觉得他可笑，还是觉得他可悲？

如果说，我们对范进的喜极而疯还感到有点突然的话，那么，我们对周进的痛极而疯会感到更加自然。

周进出场以前，作者借夏总甲之口，向我们介绍了他的情况。周进已年过花甲，却未曾进过学，还是个童生。多年来，教书开馆，困窘潦倒。夏总甲在谈话中，仿佛漫不经心地带出了一个梅三相：

他家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和咱镇上梅三相一齐中的。

这位新秀才梅三相在后面的周进故事里，是一个颇为要紧的人物，所以作者有意借夏总甲之口，提醒读者，注意他的身份。

周进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夏总甲的亲家申祥甫家。为周进开馆，孩子上学的这几户人家备些酒饭请一请他。“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这是作者第二次请读者注意梅三相的身份，因为下面就要借此做文章。这位儒林新秀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次炫耀于众的机会，“戴着新头巾，老早到了”。而主角周进呢，就在一片汪汪的狗叫声中出场了。我们看一下小说关于周进装束、外貌的描绘，也就不难明白，申家的狗何以要向他示威了：

众人看周进时，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看来，《儒林外史》中的一条狗也是势利的，见着阔人都温顺，见着穷人都狂吠。周进的穿着如此寒酸，但是他终究是大家请来教孩子读书的，所以申祥甫等人还是很客气，一口一个“先生”，大面上还算说得过去。问题就出在局外人——这次宴席的陪客梅玖（即梅三相）身上。

申祥甫将周进“拱进堂屋，梅玖方才慢慢地立起来和他相见”。一个“方才”，一个“慢慢地”，可以想象他的“立起来”已经是十二分的勉强。在谦让座位的时候，梅玖庄严声明：“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但是，他又表示“今日之事不同”，他可以高姿态、发扬风格，让周进坐首席。这位新秀才虽然进学不久，初出茅庐，看来他对“学校规矩”倒也并不陌生。尤其值得自豪的是，这些“学校规矩”，“你众位是不知道”。一张口就是“我们学校”，好一副新秀才的臭架子！是个什么东西！更为可恶的是，他在酒席之上，竟屡次三番，连说带笑，半真半假，把各家宴请的主角、可怜的老童生，狠狠地嘲弄挖苦了一顿。他先是借一个“顾老相公家”听来的笑话，向周进发起进攻：

他便念道：“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

梅玖的话，尖酸刻薄，句句说到周进的痛处。如果说他在别的方面没有多少才能，那么他倒很有些挖苦人的本领。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连个秀才也不是，这无疑是周进灵魂深处最大的痛苦，梅玖看准了这一点，凭借自己新秀才的身份，拼命地在“秀才”二字上做文章。“如此大才”，显然是反话，既然老大年纪，连秀才都不是，还有什么“才”可讲呢。梅玖讲完笑话，又假惺惺地解释这个笑话“不是为周长兄，他说明了是个秀才”。回手一枪，又一次确认周进不是秀才。梅玖在放肆地、满足地哈哈大笑，陶醉在秀才身份所伴随而来的优越感之中。众人也在笑着，唯一笑不起来的是受害者周进。这哪里是来请他吃饭，这哪里是在表示大家对先生的一点儿敬意，这分明是给大家取乐来了！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和痛斥梅玖对先生的侮辱。面对这样放肆的侮辱和嘲弄，周进没有什么表示，没有愤怒、没有抗议，他的眼泪只是往肚子里咽。他只是“不好意思”，只是“脸上羞得红一块，白一块”。多么卑怯的灵魂啊！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人起码的尊严。多年来，埋头在八股文里，埋头在“四书”“五经”的烦琐章句里，消磨在无聊的教书生涯里，他早已变成一个只会做几句八股文的废物了。

几十次的失败，已经差不多彻底摧毁了他的自尊和自信。爬上去的总是极少数，可人人以为那将会是自己，多么愚蠢，又多么悲伤。六十多岁了，难道还可以重来一次吗？他在一个小小的自命不凡的新秀才面前直不起腰杆来。他虽然勉强地坐在首席，但又不得不卑怯地忍受着对方扔过来的一切侮辱和讪笑。他尊重科举制度规定下来的等级名分。“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这种“学校规矩”，申祥甫等人或许不知道，他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童生，难道也会不知道吗？没有戴过新头巾，难道还没有见过新头巾吗？

梅玖以后，吴敬梓又在周进穷极无聊的教书生涯中插进来一个王惠。王惠一出场，势利眼的和尚赶忙过来奉承，并向周进介绍了王惠。王惠到底是举人，见过大场面，比起那初出茅庐的梅玖来，气派又自不同。他不像梅玖那么尖酸刻薄，出口伤人，但他也同样有一种自我吹嘘的习惯。

周进是迂腐一点儿。但是，他有时候也很会凑趣，也会曲意奉迎。他一见王惠，谈不几句，就扯到王惠中举时写的大作上去了：“老先生的珠卷是晚生熟读过的。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就今天的观点去看，这场面确有点可笑：一位六十多岁的“晚生”在恭维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先生”。但就周进自己来说，按照“学校规矩”，正该如此。不谈八股又谈什么呢？周进除了八股又知道什么呢。“尤其精妙”之类的话，虽是献给对方的一束美丽花朵，但细细地品味起来，不也显示着周进那种鉴赏八股的目光吗？

周进的凑趣对于王惠来说，自然是正中下怀。他抓住周进的话题借题发挥，趁机大吹起来。王惠只是一味地自吹，并不伤害听众，这是他比梅玖聪明的地方。“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自然是在故弄玄虚，以造成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至于“贡院里鬼神是有的”那一类无法核实的故事，当然是王惠为了自神其文而杜撰出来的一篇鬼话。

王惠吹完牛，天色已晚，“管家捧上酒饭，鸡、鱼、鸭、肉，堆满春台。王举人也不让周进，自己坐着吃了，收了碗去。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周进也吃了。”吹牛时需要一个懂得八股，懂得“后面两大股文章，尤其精妙”的听客，吃饭时便无须作陪了，还是各自方便吧。不仅如此，王举人第二天一早，“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扬长而去，周进却替举人老爷“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王惠吃的席，和尚不来打扫，而要教书的先生来扫。真是老实人谁都欺负啊。

可怜的是，连这样“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的职业也还保不住。虽说各家的贽见“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但由于“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不知道常来承谢”，便“由着周进辞了来家”。周进万不得已，只为“人生世上，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放弃了一辈子奋斗的目标，改行去给商人记账。

梅玖、王惠、坐馆、失馆、记账，一系列的描述，把周进所生活的那个环境写得十分具体和深刻。作者极少直接描写周进的内心活动，读者却清晰地看到了老童生心理活动的轨迹，看到了生活在周进心上刻下的一道道伤痕，看到了科举制度摧残下一个扭曲变形的灵魂。他长期生活在蔑视和嘲弄的目光之下，长期地过着被侮辱、被压抑、被损害的精神生活，没有自尊，没有自信，没有希望。这个扭曲的灵魂需要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这种苦闷的感情需要一个宣泄的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就是贡院之行。

“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得整整齐齐，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将他灌醒以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姐夫金有余劝一劝他，周进也不管，只管伏在号板上哭。“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来人心里都凄惨起来。”旁人要搀他起来，“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待到几位生意人见义勇为，答应出钱为周进纳监进场，这位胡子花白、年过花甲的老童生竟忘了“学校规矩”，不顾读书人的体面，“扑通”一声，“爬到地下就磕了几个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効”！“变驴变马”，这难道是读书人说的话吗？然而，这确实是周进的肺腑之言。这位科举路上中毒不浅、受害不浅的老童生，是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啊！既能进场一试，周进便又获得了希望，他“再不哭了，同来人说说笑笑回到行里”。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界上的事真是不能看死的。“累年蹭蹬，忽然际会风云：终岁凄凉，竟得高悬月旦。”周进居然“巍然中了”。据说“七篇文字做得花团锦簇一般”。

周进中举以后，作者明显地加快了叙述的速度。中进士、升御史、钦点广东学道，一带而过。尽管这一段叙述得极为简略，但作者仍然腾出少许文字，描写了一下炎凉的世态。周进中了举，“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原来说周进坏话、敲掉了周进饭碗的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蒸熟的米粉制成的有馅的一种食物），亲自上县来贺喜”。

周进平步青云以后，小说的“主角”，在悄悄地向范进身上转移。但是，对周进的描写并未结束。作者借周进去广东主考的机会，引出范进。小说这样写出周进眼中的范进：

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

简直像个叫花子，比当年的周进还要不如。此时此刻，“周学道看着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周进满怀着同情与怜悯，仔细地观察着范进，他显然是从范进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过去。周进把范进的卷子看了三遍，生怕埋没了“真才”。最后终于决定将范进取为第一名。并由此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以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作者在这里，着力刻画了周进推己及人、提携寒素的一片苦心。至于范进是否“英才”，那篇文章是不是“一字一珠”的“天地间之至文”，当又作别论。需知吴敬梓是一个蔑视时文的人。所以，“天地间之至文”，“一字一珠”，连同周进那“花团锦簇一般”的“七篇文字”，都不是什么好话。周进那么肉麻地吹捧范进的文章，适足以表现他那无可救药的迂腐。作者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周进的迂腐，使读者不要因为周进贫苦的过去而沉浸在单纯的同情之中，又在考试期间安排进来一个魏好古。这位魏好古自称“诗词歌赋都会”，要求学道大人出题面试。谁知这一下正好触着忌讳。一向脾气很好、极能忍耐的学道大人这时候竟变得那么蛮横、暴躁。他“变了脸”道：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

这位“奉旨到此衡文”的学道大人好不威风！“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子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真是官升脾气长，今非昔比了。为了维护八股的正统地位，一切诗词歌赋都被打入“杂览”“杂学”之列，都成了“务名而不务实”。魏好古固然也不是什么笃学之士，作者在小说第四回，借和尚的嘴揭了这个“小魏相公”的底：“前日替这里作了一个荐亡的疏，我拿了给人看，说是倒别了三个字。像这都是作孽！”周进对魏好古的痛斥清楚地告诉读者：昔日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如今成了科举制度的积极推行者。

从吴敬梓所塑造的这两个著名的艺术形象中，读者不难注意到《儒林外史》的讽刺中一些根本性的特点。

我们首先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真实的热爱。作者没有因为自己的爱憎、没有因为追求廉价的教化效果而去剪裁生活，去牺牲生活的真实。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大量存在的因果报应、大团圆、巧合过多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牺牲艺术真实为代价，来换取道德教化效果，去迎合社会上那种普遍的惩恶扬善的愿望和心理。这种愿望和心理是那么强烈、那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国民性之中，非有强大的时代风雨，决不能使之动摇。

从吴敬梓对周进和范进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儒林外史》常常对于他所讽辨的人物流露出深深的同情和谅解。这是他与以往的讽刺作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撞号板、满地打滚，跪在地上向商人磕头的周进，发了疯的范进是可笑的。吴敬梓无情地讽刺了他们的迂腐无知，揭示了他们卑微颓丧的内心世界。但是，周进和范进给读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可悲，而不是可笑。他们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主要是同情，而不是厌恶。

吴敬梓之所以对于他所讽刺的对象，时时表现出那么多的同情和谅解，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吴敬梓对社会的深刻认识。他把罪恶与堕落的责任主要地归于社会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灵魂的扭曲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扭曲。思想的病态源自社会的病态。《儒林外史》中大量精彩纷呈的世态描绘，使读者从那种对于人物的爱憎中解脱出来，转向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