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博弈与呵护
小岗人包干到户,开始是对外隐瞒的。但他们一出工,别人就看出来了,都是一家一户干活的。不但不要队长吹哨子,而且披星星,戴月亮,老人孩子都一起下地,很明显是分开单干了。公社书记张明楼开始还有点不相信。为了证实这个消息,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严厉地问:“听说你们小岗子分到户干了?”严俊昌、严宏昌连忙否认:“没有。那是犯法的事情,我们哪敢干?我们跟其他队一样,分到组干的。”张明楼没有问到什么,只好作罢。又过了几天,小岗分田单干的事情再次传到公社。第二天一大早,张明楼背着粪箕,一路拾着粪来到小岗,看了看上工的人,看了看已经长出来的庄稼,通过和一些人交谈,又一次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大声斥责道:“你们胆子太大了。这是要坐牢的!告诉你们,要逮人,肯定是先逮你们两个。你们知道吗,我也会跟着你们倒霉的!”张明楼举了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老县长赵从华、太湖县委原宣传部部长钱让能等一系列例子,语重心长地说:“他们都被打倒了,教训太深刻了!”
“我们不知道你说的那些,只知道小岗太穷,要多收点粮食,社员能吃饱肚子。”严俊昌说。
“我们这样干,每户和生产队都有合同,和分组跟生产队签订合同没有区别。土地还是集体的嘛,多收粮食还是为国家做贡献!”爱思索的严宏昌说。
“狡辩!你们小岗一家收一个金磙子都不遮我们的眼,我们也不稀罕。我们国家宁愿给你们吃喝,也不能让你们单干,回去后必须并起来!”张明楼下了死命令。几天后,公社召开生产队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张明楼在会上再次批评小岗,宣布小岗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律不给。会后,特意把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也知道,你们这样干能多打粮食。但现在中央还没有这个政策,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刻开广播会宣布。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我不能看着你们犯法,带着我也犯法!回去快点并起来,万一上头追查下来,我好做解释。”
严宏昌回到队里,把张书记的意见向群众做了传达。社员的意见很坚决,绝不同意并起来。公社不给牛草,严宏昌和严立学就通过熟人跑到李二庄公社上李队去借;不给化肥,就大积农家肥,挖塘泥解决;不给贷款,自己想办法,找亲戚朋友借。但是不给种子,就没有办法了。当时种子供应有严格的计划,都在公社粮站里。外面市场上也买不到。没有办法,季节不等人,严宏昌只好天天跑公社,找张明楼书记要种子。
回忆这一段历史,陈怀仁说:“4月10日傍晚,陈庭元亲自到小岗发现分田单干后,心里还是很焦虑的。本来,包干到组这件事,也不是很踏实的。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明确反对包产到组,已经在全国引起争议,你现在突然又来一个包干到户,你说他心里能不害怕吗?他不是怕自己被追责,是担心上面追起来,连累得包干到组都不让干了。又过了几天,他带着我又来到梨园公社。我们一到公社院子,就听到张明楼在大声教训一位年轻人:‘你们这捅的是大纰漏!赶快给我并起来!’见陈庭元下车,张明楼对年轻人说:‘你走吧,我要向领导汇报。’年轻人看看陈庭元,无奈地离去。陈庭元问:‘小岗队怎么弄啊?’张明楼说:‘我们正在动员,强制性让他们并起来,分田单干是犯法的!’陈庭元说:‘那我们看看去。’”
陈庭元叫上张明楼,一起驱车到小岗。到了村里,从西头到东头走了一阵子。那么多的老百姓,都在看,说陈书记来了。此时,在公社被张明楼批评的年轻人也到了。陈庭元这才知道,他是小岗队的副队长严宏昌。
“你就是严宏昌啊?要稻种的就是你吗?别的点子不想,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陈庭元询问严宏昌,语气和蔼。
“陈书记,我们队在一起干了近30年,生产从未搞好过,最差的一年午季,每人只吃一斤半小麦,一般的年成也只吃一二百斤粮食,年年吃回销,年年外流。社员都说,如今上面的政策有点松了,我们分到户干,想找个门路,多收点粮食,也减少国家的麻烦。”严宏昌有些激动,一点也不因为面对的是县委书记而怯场。
陈庭元没有说话,严宏昌又说:“我也说实话,我们各家各户年前就分开了,种子、肥料投入,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的,现在要是并起来,投入不一样,工分也不好评啊。”
陈庭元抽着烟,依然没有说话。不一会儿,他把张明楼拽到一边说:“老张啊,乖乖,他们已经分开干了,投入也不一样,到秋后收庄稼,怎么评工分,怎么算账呢?就叫他们干到秋再说吧,反正种的庄稼也跑不到哪里去。”
张明楼愣了一下子,说:“陈书记,你前天可是训我的,现在周围的不少生产队都知道了,说他们搞资本主义。”
“狗日的!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是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犯法的,上面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陈庭元说:“犯法县里给你承担。”
张明楼就讲:“县里承担好,那你写个条子给我。”
陈庭元笑着说:“这种事情只能干,哪能写条子呢?”
张明楼说:“陈书记,那后面你要是调走了,上面追查下来,说我犯法找谁去?我找不到你了。你不写条子,我不敢叫干。”
陈庭元没再说话,因为张明楼说得对啊。以前因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李云河、钱让能这些人都很悲惨,很多干部都知道。事情僵持在这里,陈庭元就回县里了。
若干年以后,儿子陈新兴问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写条子呢?若写了,历史价值也不得了!”他说:“当时的形势下不能写,因为争议太大,还不明朗……但我知道这种办法肯定能干好,支持小岗这么干的决心是坚定的。其实,当时我还有个策略,在没摸清上级领导对包干到户的态度时,有时硬在嘴上,软在心里。表面上讲几句‘不允许到户干’,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情况是有的。”
第二天,陈庭元又叫几个人一起,哪个呢,县委办公室主任田广顺、县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义贵、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一起去作证。这几个人现在都在,我一说,他们都能记得。张明楼这才答应。小岗子包干到户才能往下实施。当然,陈庭元反复交代,这件事情,和马湖经验一样,“不宣传、不制止、不推广”。这样,小岗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总算被保留下来。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张明楼这个人不能贬低人家。他很可爱,是个老党员,对党十分忠诚,对党的政策是坚决执行的,执行力非常强,是一个好干部。要放在历史中看,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把历史简单化。
张明楼答应给小岗稻种后,会计严立学当天就找到他,请他给公社粮站站长吴国宝写了一个条子,同意给小岗队种子。吴国宝曾经在小岗队蹲点,前后3年时间。当时严立学是队长,和吴国宝相处得还好。拿到张明楼的条子,严立学叫上几个劳动力,带上笆斗挑子,到公社粮站,把稻种挑了回来。回忆这一天的事情,严立学激动地说:“天关照我们走分田单干这条路,稻种刚挑回来,天就开始下雨了。小岗这地方缺水,大多数时候是种旱稻。旱稻也要在地里浇水,季节早已到了,地早都整好了,就等种子了。那天的雨不小不大,正适合种旱稻。稻种分给各家各户后,大家都忙着往地里种。有耧子的人家就用耧子耩,没有办法耩的,就撒到地里,再用大扫帚扫平,地是各家各户的,大家各显神通。这一夜,基本上没有睡觉的。到了第二天早上,几百亩地的旱稻全都种上了。”
第二天天刚亮,陈庭元又来到了小岗村。见了严立学,他就问:“稻种给你们了吗?”严立学说:“昨天下午,我们已经挑回来了。”陈庭元舒了一口气,说:“这我就放心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有睡,就怕你们的稻种落实不了。已经是谷雨了,你们还不泡稻种,就来不及了。”严立学说:“我们这里大多是种旱稻,昨天晚上大家都干了一夜,差不多都播下去了。”
陈庭元吃了一惊,说:“这么快?我去看看。”他来到地头,看了几块播下去的旱稻,田平沟直,播撒均匀,不住地称赞道:“好啊!还是包到户的好,这效率,真高!”
根据陈怀仁的工作日记记载,从1979年4月到年底,陈庭元先后10多次前往小岗,观察他们的责任制试行情况,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交谈丰收后的喜悦,制定下一步工作计划。小岗一直作为县委书记陈庭元实行“大包干(到户)”的一枚重要的棋子,在全县大棋盘中谨慎地运行着。在我的采访中,提到陈庭元,“大包干”带头人都是交口称赞,关友江说:“陈庭元是最开明的领导,当时他要是稍微缩缩头,不出来担当,我们也就没有今天了。”严俊昌说:“陈庭元书记真是一个好人,他时常在下面跑。我们队干部不仅要在队里忙,还要下地干活。他下来查看我们家里时,看到家里大人不在,小孩子还饿着肚子,就揭开锅,亲自盛饭给小孩吃,再转到地里告诉我们:你们安心干吧,我已经把孩子喂饱了。那时他给我们一句好话,就让我们踏实。”陈庭元对“大包干”拥护,对大呼隆反对。他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知道农村怎么干才能干好。1956年合作化时期,他担任滁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农民的余粮被征收过多,便在县委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1958年他反对将农民抽去炼钢铁不搞农业生产,因这些言行,被打成了“老右”。陈怀仁说:“20多年下来,政治上的很多事情他个人也没有办法。他在会上讲话,向来都是严肃的。当时讨论搞包产到组,有些常委会在会上说,包到组能干好,只要能干好,就是包到户也没有什么。类似的话,他会上基本不说。但下到群众中间,他的倾向性就很明显了。事实证明,包干到户这株幼苗,小岗人艰难催生后,是陈庭元一直在智慧地呵护着,给它阳光雨露,才让它长成大树的。”
陈怀仁作为当年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所言极是。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是小岗人的创举,小岗人为了这种生产形式不被拍死,进行了不屈的博弈。而帮助他们,呵护他们的,也有许多人,陈庭元应该是最杰出的一个。陈新兴告诉我:“对于支持小岗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父亲,当时你害怕不害怕呢?父亲说,当然很担心。中央的政策还在那里,1979年1月11日下发的中央4号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的社会形势毕竟发生重大变化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正在兴起。我还是相信党中央的。”陈庭元之所以敢呵护“大包干”,是因为他拥有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宏观的发展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