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与自我的深渊
——《孤魂》序
题记：
母亲的太阳照耀不到未来
儿子的血液流不回历史
——《必由之路》
山林里一泓清澈的泉流，七拐八弯，汇进咆哮奔突的江河，会怎样呢？终年在大山里成长的少年，一旦走近光怪陆离的都市，将如何呢？我想田家鹏和许多从乡野走向城市的青年一样，当他从那两座大山夹峙下的山沟沟里走向不夜的都市的时候，还未来得及细想过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然，他写不出《继母》那样单纯透明的牧歌。在这篇乡村淳朴道德和美好人性的赞歌里，年轻的诗人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多么善良、慈爱的母亲。我不知道其中是否也折射出诗人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但不难看出诗人对养育他的乡土有多么深的感情！
这种感情是一种美丽，但也不妨看成一种精神和道德的负担。它从精神遗传上决定了田家鹏永远不可能成为那类准嬉皮士的现代城市作家，但这些有时也限制了作家对自己经验与想象的展望。于是在《继母》中，乡村社会淳朴的感情和精神价值，并不源于两种背景的冲突，而是由于艰难生存条件的映衬；甚至，还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城市风景的欣赏，以为这便是母子两代人所向往的。这种比较幼稚的情感与展望，当然是因为年轻和城市经验的浮浅造成的，但更深的根源仍然在于贫困乡村社会经验的纠缠，它往往转移了我们精神关怀与自我内省的视野，宁愿降低美学和艺术的利益，在社会历史进步和生活现状的改变方面得到补偿，以为投身当代中国的核心课题，推动社会潮流的前进，就是作家的使命。也许田家鹏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因此当他写完《继母》之后，他的热情几乎都在社会性主题方面得以挥发，忙于为“冲浪者”塑像，为“落日”送行，或者渴望“让长江流进脉管”，“获得那个最富诗意的形象/——一只啼破黑夜的/‘雄鸡’”。收在“回答鸽哨”辑中的早期诗作显然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隐义，它写得大气磅礴，而在抒情方式上则不无政治抒情诗的烙印。它们赢来了相当的社会反响，有的还几次获奖并被收入一些诗歌选本。但是我真想说，我更喜欢其中诸如此类的诗句：
我知道有一天 我
会还原成你江心洲上的
一棵小草 开一朵
雪白的圣洁的花
我知道这里有我的偏颇和偏执，或许要引起作者的不悦和某种类型诗歌读者的异议。但是，诗能否为社会现实政治生活做出承诺，它是能直接参与生活的进程还是只能参与精神空间的拓展，衡量诗的尺度是生活的标准还是精神和艺术的丰富性，诗的出发点是从个人经验出发进入能指的象喻范畴，还是从普泛观念出发寻求表象的图解？尽管其中也存在着互相吸引与互相排斥的复杂关系，但是诗显然更是一种自由、高贵的人类精神的象喻。诗人之为诗人，不是因为他有改造世界现实秩序的能耐，而是由于他能够在世俗与平庸中站出自身，面对真实的生存感受，在表象与本真、遮蔽与敞开、物性与人性之间的维度上，拒绝灵与肉的分离，维护生命的本真、庄严和语言的纯洁。他们是一群反抗时间侵蚀的人，他们永远在争辩，和青春、和死亡、和地狱、和语言，并且始终和自己争辩，接受诗歌精神的评判，真正面对世界与自我的深渊，从而获得向上一跃的地基。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看重田家鹏1986年以后创作的那些真正面对个人的内心风暴，表现着人与现代环境的紧张关系，具有自我冲突性质和对话意义的诗作。在这些诗作里，作者已不再为一些新奇的外部物象所动心，也不再为眼前的生活潮流所吸引，他为再也找不到“20年前的小屋”，摸不到记忆的“坛底”而感慨万端：他发现“尘封土埋/使我的坛口长满杂草”，藏在里面童话里的“小主人公死了/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足迹”（《回忆暴风雪》）。童年的大门在他走出之后就砰然关闭了，人被抛到前后茫茫的世界：充满荒诞的“故事”、随时产生的“错觉”、不知道是向前还是朝后、少女说着“清醒的梦话”、艺术家“东奔西走寻找着/从来不知道寻找什么”、不过是“以最美的面容取悦瞎子”（《故事》、《错觉》、《画像》、《独舞》等）。更引人注目的是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他有点像里尔克的“豹”，更像牛汉的“华南虎”（《豹》、《华南虎》），心在荒山野地却身陷囹圄，无数次徒劳的搏斗与挣扎之后只留下“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他是多么眷恋生他养他的乡土啊，他写道：
故乡是最初那一滴淡墨
永远闪射着某种光晕
悠远又神秘
衬着无边山色
然而却又不得不“融入都市纵横的阡陌/……以不存在显示存在”。他想与人群对话，但“话未出口就变成空气”；他想变成一只鸟逃脱，但“还没起飞就折断翅膀”。于是他总觉得自己站在“边缘”，“再跨出半步就是深渊”；“悲风”却还是一阵阵刮过，青春和灵魂的碎屑纷纷扬扬，以至于自我永远处在清醒与茫然之中：
一切悲风都来自嘴里
嘴来自哪里
——《悲风》
一切
原只在心里。心又在哪里？
——《自赏》
田家鹏的这些诗，充满相悖的情境、矛盾的意象、冲突的语言，把它看做荒诞生存处境的映象也无不可。但我更愿意把它们看成一种都市忧郁症的病象记录，或者更准确地说，看成被抛向都市的青年文人的精神映象。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老课题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许多文人和许多作品都产生于城乡冲突的张力结构中。城市，作为现代生活和文化指向的唯一通道，它给人们提供了选择、自由、个性发展、冒险与创造的机会；它的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诱惑，唤醒了人们对于封闭、停滞、贫穷、死气沉沉的乡土社会的意识。但城市又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它无情地把许多自然和美好的东西排除在城墙之外，充当伪善、欺压、功利主义、弱肉强食的温床。一个现代文人，不可能不进入都市，但一个现代文人在精神上又不可能认同都市，这就是都市忧郁症的根源。这种忧郁症对作者是一种精神折磨，对文学却是一种滋养，无论从心理背景，还是题材、主题、意象、性格和语言来看，城乡冲突都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的景观之一。
田家鹏的诗无疑是这一现代文学母题的延续。读着他的诗，我会想到他的前辈老乡何其芳，特别是想到何其芳的《画梦录》：
我是从山之国来的……记得从小起，我的屋前屋后都是山，装饰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狭小，每每相反地想起平沙列万幕，但总想象不出那样的生活该是如何一个旷野，竟愁我的翅膀将永远飞不过那些岭嶂。如今则另是一种寂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颇起哀思于这个比兴，若说是怀乡倒未必，我的思想空灵得并不归落于实地，只是，我真想再看一看我那屋前屋后的山啊，苍苍的树林不啻一个池塘，该照见我的灵魂十分憔悴吧。
同样的从一种寂寞走向另一种寂寞，同样的在故乡的镜子中照出远离后灵魂的憔悴。不过，田家鹏不如青年何其芳超脱，那时的何其芳“思想空灵得并不归于实地”，面对回忆与现实的龃龉，他走入了梦中的天地，“沉默地不休不止地挥动着斧雕琢自己的理想”：他沉醉在人生各种姿态的欣赏里（“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沉醉在语言的颜色、姿势、节奏，以及语言结构抗拒与偏离的效果里。他说过：“我倾向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梦中道路》）
不像青年何其芳有游离的态度去感味，以纯粹艺术家的姿态把忧郁的理想雕琢得精致玲珑，田家鹏深深陷在“母亲的太阳照耀不到未来/儿子的血液流不回历史”的悲哀里，纠缠在有些历史与自我都无法回答的追问里。我毫不怀疑，我们的时代有不少比田家鹏更优秀的诗人，不少技艺上更圆熟、思想上更深刻的诗人，但我相信，很少有像田家鹏这样真诚、无情地面对自我的矛盾与挣扎，真正从个人分裂的内心经验出发，把城乡两种文化的冲突，表现得如此紧张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田家鹏的诗强化和推进了这一历史文学母题的表现。
这种表现基于现代社会破碎、分裂的个人经验的真诚面对与解剖，但又绝非只反映了个人心情，相反，他的不少作品具有生命、存在的思考与展望的性质，因而最终从个人经验的表现变成了人类现代生存境遇的隐喻。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分为上下篇的几百行长诗《必由之路》。在这首可以称得上生命史诗的作品中，诗人向我们展望了生命的偶然和命运的必然。在这里，土地与天空、出生与死亡、情欲与精神，复杂地纠结在一起，已经超越了城乡文化冲突的把握与展望，失落的故乡也上升到了精神家园的形而上的象喻层次。这是世界之夜的图像，是肉身与灵魂正在分离的悲歌。我永远忘不了诗中说话者不时产生的梦魇、幻觉和怪叫，以至于每每翻到此页却不敢重读。诗人后来产生的“野鬼”“孤魂”意念不是突然降临的。
田家鹏的诗歌是面对世界与自我的深渊，以本真敞开黑夜，以黑夜召唤本真的诗歌。我有时不满（更严格地说是害怕）他的真实与严酷，担心他在这里纠缠得太深，甚至希望他学一点青年何其芳的超然和唯美。但这些诗，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作者自己，既是一种显现，又是一种启示：面对现代社会的焦虑、混乱和分裂，灵魂与肉身必须互相寻找才有生命的完整，诗人必须在诗歌本体中才能超越自身。
1993年9月
（田家鹏著《孤魂》，现代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