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儿时在绍兴

绍兴火车站建成通车不久，就遭到了日寇的轰炸。那是1937年秋天，当时我正在绍兴县的第二小学上五年级。东洋鬼子在上海发动8·13战争以后，就西向南京、南向杭州进攻，绍兴危在旦夕。父亲和大哥远在上海谋生，祖母和母亲准备带着我们去乡下逃难。那一天，凄厉的空袭警报声才响过不久，嗡嗡嗡的日本飞机就到了。我和二哥不懂事，就跑到屋外去看，忽然看见东郭门上空那边朝城里飞过来两架日本飞机。飞机飞得很低，机身上涂着太阳旗的双翼飞机中，每架上一前一后有两个飞行员，都戴着有大眼镜的飞行帽，上身露在机身外边，几乎连鼻子和嘴巴也看得清。不一会儿，飞机朝北飞去，轰轰几声，飞机扔炸弹了，然后它大摇大摆地飞走了。我们怎么没有飞机呀？不说高射炮，连步枪也打得下来呀，怎么没人打呢？不是去年全国还掀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吗？飞机呢？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的战争就是这种似乎无人抵抗的轰炸。这永生难忘的一幕是我后来有机会上大学去考航空工程系要搞飞机的思想种子。

1927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我妈妈戴琴声生日的第二天，在山清水秀、鱼米之乡的绍兴城里，一个平凡的家庭里一个平凡的男孩出生了，没有欢呼和喝彩，也没有铺红地毯的路等着他。但绍兴那甘甜肥沃的水土、勤劳朴实的民风，以及加饭酒样醇厚的乡情，滋润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一辈子为自己是一个绍兴人而庆幸和自豪。这个男孩就是我。

我们家住在绍兴东郭门内，当时叫孟家桥13号，新中国成立后，这条东西方向的街道有幸改称鲁迅路了。我家隔壁是姓孟的大户人家，而13号则是一个破败的台门，里边有几套屋子，我们开始住在离台门最远的那一套房子里，有一个很小的天井，天井里有一株石榴树。记得小时候往外走时，在中间屋的走廊里，每次都能闻到住在那里钱家大妈烂屁股的臭味和她的呻吟声。再往外走的弄堂里有两只露天敞开着的粪缸，当然是终年发臭的。后来我们搬到靠近台门一些的那套房子里，那是台门外开小店的陈家住过的屋子，他们在外边又盖了新房，这旧房就租给我们住了。这套房子有一间“客厅”，地上就是压平的泥地，黑漆漆的，夏天铺上席子睡午觉倒是挺凉快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间地板房，是我父亲和三叔这两房儿媳住的，外边一个天井，边上侧屋则是祖父母住的。

绍兴市鲁迅中路孟家桥，孟家桥已经改建

我1927年出生时，父亲屠开沅经亲戚介绍到上海做事去了，按现在的话说，父母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祖父屠大荣（又名平海）是绍兴城里一个小纸店的管账的店员。纸店的纸是用稻草作原料的，是当时绍兴的传统手工业锡箔纸的半成品。父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识得一些字，十几岁时，去一家米店当学徒，后来因能写字打算盘，就当了账房（小店里记账的）。1927年经亲戚介绍去上海，在一个内河轮船公司的船上当职员，那是由上海经苏州河上游方向去苏州无锡的船，后来调到汉口路惠中旅舍去当职员，那个内河轮船公司和惠中旅舍是同一个老板。惠中旅舍是五层楼，有阳台、有电梯的旅馆，客房里都有电风扇和红木家具，当时在上海租界也算中等水平了。职员见到老板都要立正点头问好，管理上是老式的，如父亲管账等就是用毛笔写的。父亲他们十几个职员，就住在一间锅炉房楼上的大房间里，双层床上下铺，蒸汽管道经过这房间，24小时都是嗡嗡响的，夏天当然很热。后来我们在上海有了家之后，父亲仍经常在那里住，因为旅馆日夜两大班，父亲经常有夜班，而且从来没有星期天。

1919年，父亲在绍兴，时年25岁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基远比我大7岁，二哥基道比我大4岁。我5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住家附近的一个私塾去念书，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父亲从小没有更多的书念，到了上海工作后见了些世面，感到在社会上没文化出不了头，所以主张孩子要多念书。祖母担心我太小，对送我去私塾念书很不忍心，说，才摘下奶头的孩子就要去念书，多可怜。到了1933年夏天，我未满6岁时，大哥就让我去考在塔山下的绍兴县立第二小学（简称县二），因为念过私塾，所以进小学时考上了一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哥哥们还为此高兴了一阵子。那时大哥已从县二毕业，考进了稽山中学，二哥则还在县二念书。从东郭门走到塔山下是有一段路的，我就每天背个母亲用布为我缝制的小书包，跟着哥哥们去上学。

在县二念书，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有钱的人家，由佣人提个搪瓷饭盒天天送，我们就在学校吃包饭，八个人一桌，一般都是素菜，最好的是有一碗蒸的鸭蛋，八个人每人一瓢羹，也就没有了。有一次菜实在不够吃，厨师给大家添加了一碟酱油泡的生萝卜丝，其美味我至今还记得。

以祖父母为首的全家福（1931年），后排左起：叔父（仁卿）、父亲（开沅）、姑父；中排左起：大表姐、堂弟（基深/世昌）、婶母、祖母、祖父（大荣）、姑母、母亲（戴琴声）；前排左起：二表姐、二哥（基道）、大哥（基远）、基达

我念小学的县二，就在塔山附近

学校老师中，记得起的有一位姓沈的教务主任，戴眼镜瘦高个，常常主持全校的周会，很和善的。还有一位矮胖的音乐老师，姓陆，很严厉，要大家记住哆、、咪、发的简谱，大家一时记不熟，他就制了几张大卡片，叫学生一个个站起来抽着让你念，大家好怕他。

念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带着我去上海探亲，住在舅父家，我就因此留了一学期，那时似乎无所谓。这是我和母亲第二次去上海了。在我4岁的时候，母亲冲破大家庭的束缚，带着我和二哥去上海，父亲在上海租界外宝山路商务印书馆附近租了一间亭子间，算是在上海建立小家庭了。却不料好日子才过了几个月，上海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在日军于1932年初发动一·二八事件前夕，母亲带着我们匆匆逃离上海返回绍兴。后来那租用的房子毁于战火，买的一些家具都烧光了，父母在上海第一次建家就失败了。当时租界内房租贵，租界外便宜些，却不料碰到了战争。也就是这第一次做上海人，我按上海话叫母亲为姆妈，一直到老，与两个哥哥按绍兴话叫娘不一样。

我们台门外南边平行着有一条小河，东郭门是一个水城门，河流流过城墙后，进城有南北分支，向西继续流的一条就经过我们这里。河不大，但水还可以，反正我们家里除吃的是天落水以外，用的全是那河水，洗菜、洗米、洗衣、洗马桶等，只是马桶在另一台阶洗而已，水仍是那河水。我们没有井水喝，天落水是用半根大竹头挖通作槽，接住屋顶下来的雨水再用竹管引到缸里存起来的，落雨时开始水脏先不接入水缸，落一阵子以后才引水。有时天好久不下雨，水缸里的水用完了，当干旱时河水也不好，就用明矾打一打，使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吃上边清的水。

卖鱼、虾的小船也从那河里进城来，卖者一边划一边叫“鱼呀、虾呀”。鱼、虾就养在小船的舱里，船底有个木塞，拔开，就放活水进来，鱼、虾出不去。看着舱里没有多少鱼、虾在游，但要买时，他用竹篓一兜，真还不少，当然总共也就几斤吧，我们这种小户人家也就买半斤甚至四两虾而已，只是只只都是鲜活的。

绍兴东湖的乌篷船，过去叫踔桨船

那时绍兴交通很多依靠水路，所以小划船、乌篷船常常经过我们那里。我们邻居中就有一个靠划踔（音“淑”）桨船为生的大伯。这种踔桨船恐怕只有绍兴才有，船很小，但有移动的篷，人坐在垫草席的船底里，有一块小横板当桌子，船夫坐在船尾，背靠在后边的木靠背上，用前伸的双脚操纵一支较大的桨，使船前进，手中一支小桨则主要是起把舵作用的。那双脚很灵活，往前蹬时也很有力，而且奇怪的是桨在右边远远地划水，船却能直线前进。不知道这种绝技现在是否已失传。当时，母亲带我们去阜埠、湖塘等地方走亲戚，都是雇踔桨船去的。城里交通则有黄包车，即人力车，那较贵，有一次母亲带我晚上回家坐过一次。有钱人家的少爷则有包车坐，即自己家里的车雇常年的车夫拉，那种车装饰当然不一样，擦得雪亮，后边插一根鸡毛掸，前边脚下有一个用脚踩的响铃；叮当叮当一路响过去，要人让路，还有一条毛毯盖在大腿上挡风，好不威风。

绍兴市鲁迅中路孟家桥河沿，小河依旧

小时候在绍兴最有趣的是清明节去上坟。全家租一条乌篷船到乡下去上坟，那是祖父带着去的。大人带的祭品我们不注意，只是总有些吃的零食带去，一路上好吃，如发芽豆、甘蔗之类。甘蔗是台门外小店里买的，小店的陈大妈给我们刨了皮，再用铡刀切成半寸多长的一小段一小段，用竹篓盛好拎着走。船一路过去，当然一路可看风景，如过东湖，当时好像还有人在叮叮咚咚地开石头；还可看到拉纤的埠船，它比我们摇的船快得多；还有比较高级的明瓦船，甚至还有小火轮。那时河里有养鱼的竹篱笆，水道中间有较矮的齐水面的缺口，我们的船摇过去，犹如给船底挠痒，每次哗哗地从船底挠过，我们小孩便欢呼一次。河的两旁都种了乌桕树，听大人说，它结的乌桕可榨出油来，做蜡烛。反正新鲜事情很多。到了上坟的地方，那叫东堡，我们上了岸，那里有两座山，叫大屠家山、小屠家山，是过去老祖宗买下来的，屠家子孙死了，都可免费葬在这山上，因此我的太爷爷就葬在这里。山上松树很多，山风吹得松树都不停地沙沙作响，城里人也听不到，当然特有意思。到坟上拜过以后，我们就去采映山红，碧绿的山上，东一丛西一丛的映山红，好看极了。这时不仅我们小孩高兴，连祖母、母亲等大人也高兴，难得有机会来啊。

绍兴市八字桥（宋朝建的），景物未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坟以外，还有游夏禹陵，好像也在春季。记得有一次是三叔带我们去的，坐的是埠船，印象里夏禹陵的夏禹菩萨好高大呀。庙前一带全是摊贩卖吃的东西和玩具等，三叔给我们买了一张蝴蝶鸢，我们在回来的船上一路放过来，真是好玩极了。东湖也是三叔带我们去的，记得要坐着船才能玩，船进到里边，峭壁很高，三叔告诉我们，这都是开石板（采石）开的，而且越是往地下开，石板越好，所以底下开得很深。原来这峭壁不是天然的，对大自然的形容词里有“鬼斧神工”，而这里却是人斧神工，千百年间，一锤一锤凿出来的——众志成城的人是很伟大的，这能不能说是绍兴人的象征呢？

那时东郭门内还有很多田，我们台门对面就是一大片田，叫十三亩头。从台门前向南边远远望去，有一座大山，叫香炉峰，那香炉峰我们小孩没有去过，据大人说好高，只有祖父每年要去一次；是拜菩萨还愿时去的。说到没见到过的，还有大蜒蚰螺，那是端午节，一些男人喝了雄黄烧酒以后，脱了衣服醉卧在塔山上，妇女们都不敢看，远远望去好像大蜒蚰螺，据说还是一景呢。

夏天，大哥还带我们到河里去学游泳，他已学会，我和二哥不会，扑通扑通地玩玩水罢了，现在想起来，那河水虽是活水，还是比较脏的，但那时没那么讲究。春天河里蝌蚪很多，抓些来养，则是最简单的玩具了，这黑色的小动物也很有意思，慢慢地会长出脚来。

父亲在上海大码头做事，也算穿长衫的先生了，但不见得每年都能回来探一次亲，但不管回不回来，他每年夏天都要买一些红膏药和“十滴水”托人带回家里，交给祖母和母亲做好事。一盒一百个红油纸的中药黑膏药是贴疮疖的外科药，用火柴烤化，揭开贴在疮疖上，有脓拔毒无脓消肿，还真有些用处。那时绍兴卫生条件差，一到夏天生疮的人较多，邻居们来要，给一两个，贴了就好；“十滴水”则是内科药，一小瓶一小瓶的中药水，治肚子痛、发痧、头晕甚至对牙痛都有用，邻居们来要一两瓶去，可解决大问题。祖母说花些钱，为邻舍隔壁做好事，是积阴德的。我们那时大家好像有小毛病都不大看病的，到县二去上学，要路过福康医院，那洋医院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只记得抗战前有一年绍兴流行霍乱，那时绍兴人叫它瘪螺痧，因全身急性脱水，手指也都瘪了，我堂弟染上了这吓人的病，送进福康医院治了才好的，这时小孩当然不能进去。

说起积德，还有布施讨饭的。我小时候是用铜板和银角子的年代，一块大洋记得可换三百多个铜板，而且兑换比率是逐日浮动的。为了布施上门来的讨饭者，祖母把铜板换成铜钿，一个铜板可换两个铜钿。讨饭的来了，祖母就给他一个铜钿。其实我祖母自己也是节约得一个铜板掰成两半用的，一天好几次用一个铜钿布施讨饭者，也是存心积德了。绍兴的婆婆是出名的，我们家当然是祖母当家，母亲没有发言权，当儿媳妇的，烧饭养孩子吧。

绍兴当时除了有名的绍兴酒以外，有一个占优势的手工业：做锡箔和银锭。银锭是用锡箔纸成形后的最后成品，即用纸做的银元宝吧，较硬的纸糊的，用线串成串后出售；用锡箔纸自己摺，自己家里用，作忌日祭祖先时烧给祖先的阴间通货。锡箔纸由极薄的锡箔和草纸压结而成，锡箔在绍兴叫箔，用锡的合金，用手工一次次锤打成一沓沓多层极薄的金属箔，一毫米厚有几十张。打箔是一种很辛苦的体力活，白天黑夜都可听到沿街的箔师父在作坊里锤打。有时半夜里可听到石板路上一两个人边走边唱绍兴大戏，母亲说这是箔师父做夜工后回家，路上在壮自己的胆。而压结锡箔纸则几乎是绍兴城里家家户户（大户人家除外）的妇女们的家庭副业，当时这叫揹纸。我祖母、母亲、婶母她们家务劳动之外都揹纸——去包工那里领来草纸和箔，先用骨针细心地把箔挑开分成一张一张的，然后用“卧头”把箔揹到草纸上，用力磨压。揹完后，按张数交工，再换一叠来揹。这副业好像工钱并不多，也没有进度要求，倒是利用节约的办法，总可多出几张成品来做赚头。在大家庭里，这种揹纸赚来的钱归自己所有，是公开的私房钱，所以绍兴这副业很普遍。母亲就用这种钱买些鞋料、刨花（刷头发用）之类，还给我们作零花钱，每人两个铜板。在绍兴还有一种家庭副业是拣茶叶，绍兴出绿茶，但茶中混有小树梗，要用手工把它挑去，工钱按挑出来的梗的重量计算，也吸收妇女去拣，但这活要集中做，我们家里没有人去做。

小学生活中，课后活动除跳绳、踢毽子、踢皮球外，还有踩高跷。器具是两根长木棍，中间镶嵌有踩脚的踏挡，两只手持木棍的上头，脚踩在踏挡上，不停地走动以保持平衡，与艺术表演只绑在脚上的那种不一样。年纪大一些后，大家都会踩，一下课，就去抢高跷玩。我离开绍兴后，从未见过这种高跷。60年之后，1996年春节我在深圳民俗文化村中才又见到它，我试着踩一踩，还能保持平衡，现在的小孩从来没有见到过，当然不会了。

小学里，学生还当童子军，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学的绳结方法中的平结和油瓶结。有趣的是组织去远足和露营。我大一些后，曾去过兰亭，那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作“天下第一行书”之地，他喜欢养鹅，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写了一个大“”字（注：实际即“鹅”字）。

我母亲娘家住在覆盖桥侧，她记得小时候看到过隔壁周家台门里来过洋鬼婆，引起了全城的轰动。后来方知周家台门是鲁迅老家，鲁迅兄弟去日本留学，其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曾带着她回过绍兴。在一个小县城里，这当然是大事了。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曾在绍兴中学教过书，但她已无印象了。我的外祖父是做帽子的手工业者，绍兴出名的是羊毛做的毡帽，那是把羊毛放在水里一边煮一边敲打，羊毛就粘在一起成了毡，但外祖父做的是布料缝制的那种帽。外祖母早死了，外祖父认为绍兴的晚娘（后母）厉害，就又当爹又当妈地把母亲和一个舅舅拉扯大。那时女孩小时候都要裹脚，绍兴人说，女儿脚大了会嫁不出去，但裹脚是很痛苦的，实际是很残酷的，母亲小时候裹脚怕痛，老是哭，外祖父后来就让她“解放”了，所以母亲的脚有点变形，小脚趾变过来往下垫了，但脚仍是较大的。母亲幼时不可能上学，她弟弟在私塾里读了几年书，就帮着大他4岁的姐姐自学识些字，所以后来母亲能够看信看书，在那个环境中，这似乎已不容易了，我婶母就不识字，祖母更不识字。当然所谓看书也就是看一些木刻线装的唱本吧。遇到不认识的字，后来就可以问大哥了。念唱本往往是在睡前床上点着煤油灯抱着我低低地有调子地念，七字一句，内容是一些戏文，如《碧玉簪》《三笑姻缘》等，好像白天在祖母面前是不能念的，也没有时间念。

原绍兴县立第二小学现已合并为成章小学

过年是小孩们最高兴的事，家里要包粽子、买年糕。粽子有白米粽、红枣粽、赤豆粽，母亲和婶母把粽子包好了，由三叔在天井里架起一个临时炉灶，用洗干净的洋油箱当锅子，架起来煮。我们平时煮饭是用稻草，烧粽子时间要久，故要用木柴，三叔往往用不知从哪里弄来劈不开的树根来烧，烧得又经久。有时一边下雪一边烧，粽子香气扑鼻，一派过年的景象。粽子烧好了，少不得大家都尝一个。年糕，我们自己不会做，到大街里去买，买时除订一些“福礼”外，还要给我们做一些带有小豆眼睛的小猪、小兔玩儿。吃年糕除正常的烧的、炒的当饭吃以外，还可在稻草余火里煨着，吃煨软的煨年糕。它表面又焦又粘了稻草灰，看起来很脏，所以绍兴人说小孩不洗脚，很脏，形象说像个煨年糕。还有街上卖面粑粑的来了，拿出几块年糕，请他做年糕面粑粑。有时，因为舍不得吃，泡在水里的年糕发臭了，那叫臭年糕，臭年糕最后都是要吃掉的。过年要请“祝福”菩萨，求得一年好运吧。鲁迅小说《祝福》就说过这事儿。“祝福”菩萨是用土纸印的，胖胖的脸上有两大块红胭脂，所以有时给小孩打扮，脸上胭脂擦得过分时，就有人说像个“祝福”菩萨。还要用两根竹签撑在纸里，才能把“祝福”菩萨立起来，这两根竹签叫马张签，染过红颜色，也是专门买来的。每年这时在大街上有一个人一边敲一个唱道情的手鼓，一边反复叫卖：“买我阿寿的马张签，荣华富贵万万年”嘭嘭嘭！大家为讨吉利，就都买他的。这“祝福”菩萨和马张签，请完菩萨就一起烧了，上天去吧，所以每年都要买。请“祝福”菩萨，都必须在晚上请，桌上放的有一只煮熟的鸡、一尾活的鲤鱼，还有年糕做的福礼，当然还有绍兴酒，点一对较大的蜡烛。拜“祝福”菩萨是男人们的事，女的、小孩都不拜，拜完之后，要“散福”，阖家男女老幼都可以吃到一碗鸡汁汤白菜煮年糕，这是我们最开心的事，但多数是我们睡了以后被叫醒后在床上吃的。过年还有压岁钱，到了初一早上，给祖父母、叔父母、母亲都要拜岁，说恭喜发财，他们就给一个小红包，里边装个银角子或镍币，母亲的那个，三十晚上已经用红纸包好压在枕头底下了。我们拿到的压岁钱，实际都是母亲收起来了，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当做自己的，何况银角子或镍币，我们也没有使用过。给邻居、亲戚也要拜岁，但他们没有给过压岁钱。

靠近东郭门头，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土地庙，供的土地菩萨。本来一般说城里城隍庙，城外土地庙，但这座土地庙却在城内。庙的对面有一座永久性戏台，台下只有几根柱子，是空的，台的上面有屋顶，台前有匾额，两旁柱子上有对联。平时那里是冷冷清清的，但记不清什么日子，就有戏看。祖母她们得知要“做戏文”了，早上就与邻居们约好，拿了长凳去土地庙里边占个好位置，庙里地面比外边路上要高。戏文要下午演，但演出前，戏台下老早就很热闹了，人挤在戏台前，路都走不通。好多小商贩摆摊卖吃的：面粑粑、线粉头、毛摘氽氽、油炸豆腐干、茴香豆、甜酒酿、馄饨等各种小吃都有。面粑粑，是把冷麻花（油条）在熬盘上熬扁，然后用一张春卷皮在熬盘上烫热，抹上甜酱，放几颗葱花，把麻花裹入卷制而成。线粉头是碎断的粉丝在汤水里烧出来的，其特点是它的汤水用虾头虾壳熬过的，很有些虾鲜味，虾头虾壳是馆子店里挤虾仁的剩余物资。毛摘氽氽，氽氽在上海叫小圆子，讲究的要搓圆，毛摘即不搓了，而是把湿糯米粉直接摘入滚水里。油炸豆腐干，好像仅绍兴有，不是臭豆腐干，豆腐干在麻油里用慢火煎，然后用竹签穿起抹上甜酱，一边煎一边卖，半里外都可闻到麻油香。茴香豆一个铜板几颗，小贩手一抓，颗数很准确。大家在看戏文的同时，吃些小点心，似乎是一种习惯。后来我到上海在戏院里看戏，戏场中也卖各种小吃。戏台上演的主要是绍兴大戏，的笃班（越剧）好像都在戏馆里演。除了绍兴大戏外，还演木莲戏，可能是七月十五演，是演给菩萨看的，木莲戏也是绍兴大戏，但主要演鬼，是不是由“木莲救母”演化出来的，就弄不清了。我们小孩看木莲戏，又怕又想看，木莲号头嘟嘟嘟嘟吹起来，我们怕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台上活无常、死无常、牛头马面、男吊（吊死鬼）、女吊纷纷上场，最可怕的是女吊，披着头发上场，看不到面孔，到台前一甩头发，现出了可怕的脸。有时那鬼和追捕的无常故意跑到台下人群中来串，更怕人。反正一场戏文下来，祖母她们总有好几天以戏文为话题，难得的享受呀。

1937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得到一家亲戚的鼓励，她们马上要途经宁波从海上坐船到上海租界去，邀母亲同行。抗日战争打起来以后，绍兴和宁波还未沦陷，杭州则已被日军占领，钱塘江大桥已断，母亲担心与父亲隔开后，生活费用无着落，就鼓起勇气，征得祖父、祖母的同意，带我和二哥去上海和父亲一起住。前一年，大哥16岁在念高中一年级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公开招考学徒，父亲看到这个机会难得，就让大哥辍学赴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去工作了，他们父子两个都在上海。现在打仗了，很快会打到绍兴来，到时候奸淫烧杀，还不知道乱得怎么样，母亲带我们经海路去上海租界，一路上还没有日本人，确是最佳选择。这一招，说明母亲是很能干的。

于是我们离开了绍兴，此时，我已满十周岁。

离开绍兴去上海后，我这辈子再没见到过祖父、祖母（我们叫爷爷、娘娘）。他们在绍兴城被日本人占领之后，几年中都先后得病去世了。爷爷去世时，叔父给我们来信说，爷爷生的只是小病（拉肚子），不愿花钱看病吃药，就死了。我们两天前还收到过他的亲笔信。父亲含着泪告诉我们时，我说太奇怪了，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少有的梦，爷爷拿着一个出门的箱篮，到了我家，像往常一样，坐在床沿上和外祖父谈家常，不料他却去世了。我自己至今还感到奇怪，难道亲人间真有一种感应吗？爷爷在世时，经常住在他们纸店里，不常回家。爷爷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一回家，就拿起扫把或鸡毛掸子打扫卫生。他识一些字，会写信、会记账，特别爱惜字纸，家里专门挂有一个竹篓，我们写坏的字都要存起来，不能扔。连路上碰到写过字的纸，他都要拾回存起来，到时一起烧掉。另外，在夏天，蚊子叮他，他只用嘴来吹，不打死它，说，它也是生命。现在想起来，他的这种哲学思想，似儒似佛，很少听到。爷爷去世前，曾给父亲来信，给五个孙子又起了一个名字（我们用基字辈，是族中的辈份定的），给长孙（大哥）起名其昌，取“五世其昌”的意思，五代都兴盛。然后根据过去有位皇帝御玺有“其寿永世同”的赞词，给五个孙子分别起名其昌、寿昌、永昌、世昌、同昌。我们三兄弟后来其实并未用过，但两个仍在绍兴的堂弟都用了。大堂弟基深后来来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参军，就改名为世昌，一直至今。这也是爷爷给我们孙辈留下的祝福吧。

接到爷爷去世的噩耗，父亲不敢请假，母亲代表全家去绍兴奔丧，申请办过江（钱塘江）证，耽误了几天，赶到绍兴，爷爷已经在做头七了。

爷爷、娘娘他们以及我的父母、叔叔、姑姑辈，都有一种说法，即一个人的“福气”是个定数，不能乱花，有的人有福就享，提前花完了，只能早死或晚境凄凉，所以要节福。这种哲学思想可能来自佛教，但却影响我至今。我并不认为人生是前世注定的，但大富大贵享尽人间“福气”而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的人是不多的。

父亲在上海惠中旅舍工作，一辈子都兢兢业业，唯恐惹老板不高兴。也听他谈起某某同事被老板辞退后，找不到工作，全家生活如何惨的情况。抗日战争前，父亲在上海过独身生活时，通过自学，已能写一些小文章，去报上投稿，自己起了笔名叫易佛。大哥到上海后，也跟着起名叫幼佛。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生活在上海租界，但生活越来越困难，上有在绍兴的老父母，下有我们一家的柴米油盐，也就没有当年的闲情逸致了。爷爷死后，父亲自己迫于生计，不能去奔丧，他为此难过了相当一阵子。

（1996年7月17日）